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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
【副标题】 “能与不能”、“当或不当”之论争【作者】 郜占川
【作者单位】 甘肃政法学院【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民意;刑事司法;权力;司法公正【文章编码】 1007-788X(2011)04-0151-06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4【页码】 151
【摘要】

民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大众诉求。随着民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民意越来越多地以“民愤”或“民怜”(亦称“民情”)的形式介入司法活动,这在一些影响性刑事案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的“舆论杀人”、“媒介审判”只是一种表象。“民意”对于司法审判的影响是间接的,只有为权力因素所吸收的民意方可影响刑事司法活动。当前应协调司法与民意的紧张关系,努力形成司法正确引导民意,民意支持司法的和谐互动关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6035    
  一、刑事司法领域中的民意界定
  日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药家鑫一案[1]时,向现场500名旁听人员发放问卷征求量刑意见的做法一经报道,旋即引发了公众的激烈争论,而且是质疑、批评的声音盖过了肯定之词。批评者无不认为西安中院参考民意审判的做法于法无据,甚至是渎职的表现。大约是从2008年的许霆案开始,中国的互联网似乎常态化地将刑事案件推到“民意”的风口浪尖,一些重大案件在网络的发酵下相继升级为社会“公共事件”,从上海杨佳案(“一人杀六警察”)到哈尔滨“六警察打死一青年”案,从广州许霆案到湖北邓玉娇案,一件件刑事个案在网民的激情介入下,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也上演了一幕幕民意与司法博弈的悲喜剧。药家鑫案引发的质疑也使笔者萌生一个疑问:民意究竟能否影响司法以及应否影响司法?
  何谓民意(Public Opinion)?简单地讲,就是人民群众共同的、普遍的思想或意愿。在立法阶段吸纳、反映民意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础所在,立法权是代表、汇集和反映民意的国家权力,追求民意是立法根本的价值取向。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更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但是,在司法领域特别是刑事司法过程中,又该如何正确对待民意呢?当前,网络舆论作为传媒阵地上一股新兴的力量,逐渐展示出其巨大威力,其影响力的触角已伸向社会各个角落,不可避免的也涉足刑事司法活动领域并对此产生影响。特别是随着微博等新兴媒介的兴起,网民可以更加便捷和畅快地对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社会事务发表意见、表达愿望、开展批评甚至作出判断。由此,民意与司法的关系问题引起理论与实务界的空前重视[2]。事实上,民意影响司法古已有之,只不过在法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加之现代传媒载体作用的充分发挥,民意影响司法更具可能性和普遍性。如早些时间发生的“张金柱案”、“刘涌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典型案件无不与民意有关。笔者曾尝试对刑事司法领域中的民意作进一步的解释:公众在对因为某种原因受到社会各界格外关注的刑事案件认知、判断的基础上,根据法律正义的外在社会价值形成的带有普遍倾向和较多道德成分的观点或意见{1}。笔者以为,即便民意介入刑事司法不再是个案,但较之我国社会转型期刑事案件高发案率的司法实践,“受到社会各界格外关注”的案件必然是一小部分,而且这一小部分案件必然因为案件自身或案外的某种原因“成名”。“某种原因”可能是当事人身份特殊,如张金柱案中被告人系公安机关领导,邓玉娇案中受害人系国家公职人员且案件发生在娱乐场所;可能是司法机关对案件实体或程序的裁决明显失当引发公众质疑,如刘涌组织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但有多名法学专家出具“免死专家意见”,邱兴华案中司法机关驳回被告人要求精神病鉴定的申请;还可能是案情离奇或独特,如佘祥林案中“被害人复活”、许霆案中ATM机意外吐钞等等,不一而足。学界习惯将此类案件称为“影响性诉讼”,言下之意是此类案件在推动法治进程、检讨司法运作现状、强化公众法制意识等方面的显性和隐性价值远远超出案件本身[3]。
  二、能与不能:乱花渐欲迷人眼
  应该说,民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大众诉求。随着民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民意越来越多地以“民愤”或“民怜”(亦称“民情”)的形式介人司法活动,这在一些影响性刑事案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于是,在一幕幕民意与司法博弈的悲喜剧背后,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当然不排除有法学专家学者)认为民意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些个案的公正判决,并进而得出司法应吸纳合理民意的结论;同时,亦有为数不少的民众(貌似以理性的学者居多)指责民意不应干涉司法,并将之归纳为可怕的“民意审判”或“媒介审判”现象,认为民意具有易变性、非理性,应予一概排除。民意究竟能否干预司法?笔者以案例予以说明。
  案例1:张金柱交通肇事案:1997年8月24日晚9时40分,河南省郑州市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原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张金柱酒后驾车时将苏东海、苏磊父子撞翻,并把苏东海和两辆自行车拖挂在车下狂奔1500米,造成年仅11岁的苏磊当场死亡,苏东海身受重伤。事故发生后,河南《大河报》及时报道了此事,随后,此案迅速被全国关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张金柱案”。案发后5个月,张金柱因犯故意伤害罪和交通肇事罪,被判死刑[4]。
  该案尚未进入司法程序便受到了社会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案发第二天即1997年8月25日,当地《大河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惊人血案,之后又做了连续报道。报道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和新闻媒体连锁反应。《郑州晚报》、郑州电台、郑州电视台均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中央级新闻媒体新华社关于张金柱案的电讯发出后,全国大多数日报、晚报都登载了关于本案的消息。各大报纸沸沸扬扬的宣传造成不杀张金柱不足以平民愤的高压态势。10月13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8·24”血案的重大新闻,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对张金柱的民愤自此达到沸点,并引起中央、国务院对该案的重视。中纪委、公安部派出调查组赴郑州进行调查{2}。
  从法律上讲,这个判决是有疑问的。首先,争议在于能否构成故意伤害罪,这是本案的关键,若只构成交通肇事罪,最高只能判15年。其次,即使单独构成故意伤害罪(理由是张逃跑过程中致使受害人继续遭到伤害),也只能是间接故意而不是直接故意。显然,张与受害人素不相识,无怨无仇,无伤人动机,张只是想逃跑,即使能证明张放任受害人受到伤害,法律上亦属于间接故意。间接故意致人重伤却判处加害人死刑过为严重。
  公众甚至有些专家也认为是舆论或曰民愤判处张金柱死刑,就连张金柱本人也称自己是“栽在了记者手里”。但是笔者以为,公众愤怒未必引发相应的司法宣判。所谓的“舆论杀人”、“媒介审判”只是一种表象。在美国辛普森案件中,传媒造的舆论声势不可谓不大,民意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美国人认为他有罪。即使陪审团听审时处在封闭状态,但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他们不可能不受新闻界的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他们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他们听到的是双方的辩论,而不是单方面的命令。因此,尽管外界有关辛普森有罪的呼声很高,陪审团最终认定的结果仍是无罪。但在张案中,却反映出我国司法独立的不彻底性,非但法官不独立,就连法院也不独立。庞大的行政权力干涉司法是制度和历史造成的,而当行政权力借民意之名干涉司法时,则是师出有名、责无旁贷了。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本案的判决逻辑:记者煽情—激起众怒—领导批示—行政权力介入—影响法官—判处死刑。
  案例2:许霆ATM机恶意取款案:2006年4月21日,许霆与郭安山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分别取款17.5和1.8万元。事发后,郭主动自首被判一年徒刑;许霆潜逃一年落网,2007年12月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重审;3月31日,广州中院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0000元,继续追缴赃款173826元。4月9日,许霆提起上诉。5月22日,终审维持原判[5]。
  许霆案一审判决后,媒体的广泛报道,互联网的传播,网友的参与,大众的广泛参与讨论,引发了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对许霆案件判决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质疑与肯定交织的“全民大讨论”。可以说达到了民众对个案关注的顶峰。“全民大讨论”的个案自然会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尽管法院高层领导人的看法不代表法院的观点,但不见得对案件的审判不产生影响。上下级法院之间虽有法律规定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现实中下级法院就疑难案件审判向上级法院请示确是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并且,该案处在特殊时期(全国“两会”期间),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个“满意的答复”可能弥足重要。因此,重审法院以“案发具有一定偶然性”、“主观恶性尚不是很大”为由改判。可以说,如此判决在向决策层交待的同时也迎合了民意。
  新型传媒的兴起,使得民众知悉案件诉讼进程特别是评判司法活动更为便捷。因此,笔者有意选取了一个发生在网络尚不发达时期的案例(即案例1),旨在说明民意与司法博弈抑或互动并不是网络时代特有的现象。从上述两个典型案例可知,民愤或民怜因素并不能直接触及参加庭审的法官,客观的讲,合议庭成员未必会通过各种媒体考察公众对即将开庭的案件持何种态度,主流民意是什么。从逻辑上讲,无论民意多么强烈,法官们都可以依据法律和良知冷静的作出自己的判决,除非民意演变成法院周边的游行示威或以其他方式直接向法官施加强制性的压力。原因很简单,民众并不是法官的上司,疏导民意特别是民愤也不是法官的职责。但是,法院的不独立势必难以抵御强大的行政力量(系广义的行政)的干预,当下,在法院的人事、财政都受制于一个统一的权力体系的状况下,司法受到权力的干预乃至操纵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
  “民意”对司法审判产生影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产生影响的途径。即使在前述“影响性”案件中,也没有公众到法院门口示威游行,或威胁法官必须作出合乎公众意愿的裁判。“民意”之所以能产生影响力,完全取决于当下封闭的权力体系的内部运作。如果权力上层惘顾“民意”,那么“民意”将毫无作为。可见,“民意”所影响的并不是法院的审判,而是权力上层。或者说,“民意”是先影响权力,给权力上层造成合法性焦虑,由此启动权力上层对权力下层进行操控的程序,再由权力下层干预法院的判决。“民意”对于法院审判的影响实际上是间接的。一言以蔽之,只有为权力因素所吸收的民意方可影响刑事司法活动。
  三、当或不当:司法改革进程中的“阵痛”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一)基于司法公正标准的讨论
  司法公正是司法确定的最高也是最基本的目标和理想,民意的最终指向无疑也是实现司法公正。而评判司法公正的标准不外乎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两种。法律标准是指司法裁判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违法的裁判一定是司法不公正的裁判。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以裁判适用的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类规范,由此派生出实体法律标准与程序法律标准两个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可分,具有各自独立判断价值尺度的标准。适用实体法律是否公正,必须并只能根据裁判结果作出判断,人民法院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幅度内作出的裁判也就是公正的。适用程序法律是否公正,则只能以适用程序法是否严格和正当作为标准,根据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方式作出判断。只要没有违反程序法,而且程序正当,就是司法公正。社会标准则是指公众、舆论对司法裁判的态度是赞同还是反对。在社会群体对人民法院司法公正进行的评议中,往往采用的是这一标准。但作为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客观的,反映了社会舆论对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它是确定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主观的,作为思想意识各异的个人,以其个人的价值观念、法律意识等形成自己的感受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裁判的评价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作为司法公正评价的社会标准其实质和要害恰恰表现在这种不确定性上。
  关于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在审判实践中孰轻孰重的争论自然引出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问题。法律效果,是指通过运用法律或者审判活动,使法律(包括程序法和实体法)得到严格遵守和执行,从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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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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