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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山东审判)》
司法途径解决农村纠纷问题探析
【副标题】 以农村的民事司法现状为切入点【作者】 周永恒
【作者单位】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司法;农村;民事纠纷;对策【期刊年份】 2008年
【期号】 1【页码】 59
【摘要】

本文以农村的民事司法现状为切入点,通过对农村司法现象进行理性分析、总结,深入探析研究农村地区产生司法困境的原因,并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有效解决农村民事纠纷的司法对策和建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0616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特定的熟人社会里,民事纠纷的有效解决往往是法律、道德、人情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本文中,笔者以农村的民事司法现状为切入点,通过对农村司法现象的分析、总结,阐述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从司法角度对如何有效解决农村民事纠纷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一、现实:农村司法现状的理性描述
  (一)法院司法产品“单一性”与农村司法需求“多样性”的冲突。韦伯基于他对法律将不断形式理性化的推论,曾担心未来的司法会象一台自动售货机,把写好的诉状和诉讼费放进后,就会自动送出判决。[1]而这种担心在审判实践中已成现实。在格式化的法律产品生产过程中,法院严格的依照既定法律法规,按照严格的逻辑规则进行演绎推理,生产出的司法产品即判决书、裁定书,具有一定程度的单一性或者说机械性,导致其应然功能受限。[2]但农村的司法需求具有多样性特点,农村群众一方面需要法院为其解决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纠纷,另一方面也需要法院帮助其缓和与对方当事人的人际关系,维护传统的礼治秩序,并在邻里关系恶化时,出面保护其人身、财产的安全。因此,在现行体制下,“单一性”司法不能有效满足农村群众的诉讼需求。
  (二)司法理念“超前性”与农村司法需求“滞后性”的冲突。司法理念通常是其主体在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中生成的,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相联系的,[3]既不能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也不能远远超过时代的发展。经过长期的审判实践,我们已经确立了司法公正、司法民主、司法效率等符合当代司法规律的现代司法理念。然而,当前,农村社会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群众法治意识不强、传统观念影响根深蒂固的社会,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农村群众的司法理念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对改革中形成的司法理念缺乏必要的了解,对司法公正等理念的认知程度与法官对司法理念的一般理解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正是这种差距为上访、申诉等影响稳定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三)司法制度“程序性”与农村司法需求“轻程序性”的冲突。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实体正义实现有限性这一客观现实,司法越来越重视程序的独立价值。在审判方式改革中也越来越强调程序公正。这种“重程序”的观念在城市市民社会、在中、高级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基本上得到认可。但是,在基层法院审理的农村社会纠纷中,他们大部分人程序意识不强,也不关心程序性权利的具体内容,不懂得通过程序的正当性来实现自己的实体正义。从走进法院大门的那一刻起,他们最大的要求就是法庭尽快给个“说法”,一个符合自己意愿的正义结果,一个既快又好、省时省钱省力的实惠的司法结果。[4]我们经常听到老百姓说“要什么证据,周围人都看见了”、“法院不来调查,案件就判了”等说法。这形象地印证了司法的“程序性”与农村司法需求“轻程序性”之间的冲突。
  (四)司法形象的“严肃性”与群众司法需求“亲民性”的冲突。随着职业化进程的推进,法院越来越强调坐堂问案而不是下乡与群众进行接触、交流,法院、法官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越来越感到神秘、严肃。同时,审判场所环境布置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审判活动的严肃性。但受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农民对司法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不仅希望案件办的公正,而且希望自己在诉讼过程中受到司法机关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农村群众离开他本来熟悉的环境,而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法院,他们迫切地需要法院给他们人性化的服务,使他们体会到人的尊严与存在。综上,笔者认为农村迫切需要“亲民性”的司法,但现代司法却呈现出了一种“严肃性”的特点。
  二、追问:农村地区司法困境的原因分析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一)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忽视使得现代司法与农村群众的观念落差甚大。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传统司法观念在总体精神上表现为国家至上,漠视个人权利;道德至上,法律依附道德。在这种伦理本位、义务本位的社会中,人们多是以社会关系所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规范来界定事物的正义与否。我们在借鉴西方法律思想,建立、完善我国司法制度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忽视了司法视野下“正义观”与传统法律文化理念中“正义观”的区别,忽视了传统“礼法”文化在解决农村纠纷中的特殊作用,由此使得以“自然正义、程序正义”为主的现代司法在农村出现了水土不服现象。在中国,制度设计与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之间差别很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当代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源自西方,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却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有其深厚的根基,绝不是任何一种政治或者社会力量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改变或清除的。[5]
  (二)司法经验困乏使得“制定法”不能很好地融入“民间法”中去。在农村中,以习惯和惯例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法”在较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凝结了农村社会的环境特征、人的自然禀赋和人与人的冲突及其解决信息,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后形成的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定式”。[6]而且,“习惯”却只能是只可身教,不可言传的“地方性知识”,只能被长期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所接受和理解。受法官职业化因素的影响,选拔法官时对学历等因素考虑得比较多,但很少考虑法官是否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生活经验等地方性知识。法官对习惯的不了解或者说不完全了解,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司法经验的困乏,使得法院有些情况下做出的裁判,尽管合乎法律规定,但却不符合农村社会的习惯与习俗,与农村群众对司法的期望价值相差甚大,使得司法裁判不能被农村地区当事人所理解和接受。
  (三)利益衡量能力的欠缺使得法院司法产品不能有效满足群众的司法需求。利益衡量是指法官在阐释法律时,应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的束缚,而探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假设立法者本身对各种利益业已衡量,而加取舍。[7]利益衡量是法律解释的需要,也是司法的需要。但是,现实却是,由于司法人员素质、人情干扰等方面的原因,法官利益衡平能力并不是很强,在面对服务大局与依法办事、尊重风俗习惯与司法统一等需要进行利益衡平的情形时,不能很好的运用自己手中的裁判权进行利益衡平,不能很好地回应农村地区群众的司法需求,做出合法、合情、合理的裁判。
  (四)对程序法治的过分重视使得社会群众通过司法接近社会正义的难度大大增加。现代司法的基本特征就是程序正当,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看得见的方式就是诉讼程序,就是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追求程序的公正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程序越精巧繁琐,人们在诉讼中越需要专业化的法律服务(律师)[8]。现代司法在追求正当程序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有效手段来保障群众的程序性权利,与程序正义相配套的司法救助措施、法律援助措施不完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肖扬院长所说的那样,在广大的农村、偏远的中西部地区,诉讼当事人很多是甚至连字也不认识的农村居民,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这绝对有违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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