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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论公司法改革中商法思维的引入和运用
【英文标题】 he Introduction of Commercial Law Thinking into Company Law Reform
【作者】 薛波【作者单位】 深圳市罗湖区(委)政府办公室
【分类】 公司法【中文关键词】 公司法改革;商法思维;公司章程
【英文关键词】 Company Law reformCommercial Law thinkingarticles of association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7)01-0071-1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
【页码】 71
【摘要】 当前,在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的背景下,商法思维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极大重视。我国于2013年12月28日完成的公司法改革,仅仅对公司资本缴纳制度进行了宽缓化处理,不具有结构性的突破。公司法再次修改的呼声渐隆。未来公司法改革,该如何引入和运用商法思维,目前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公司担保规范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争点为视角切入,对商法思维的意义、内容体系及关键点等问题进行释疑和厘清,在此基础上就公司法改革中引入商法思维的功效及具体运用问题进行系统的阐释和论述,并对公司法改革引入和运用商法思维的留意点予以探讨,有重要价值。
【英文摘要】 At pres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elevant promotion of the law reform, commercial law thinking attracts great attention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On December 28th, 2013, the reform of the company law only carried out a wide and slow processing of the company's capital payment system, but did not have any structural breakthrough, therefore the public called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company law.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in-depth study of the system about how to introduce and use commercial law thinking into company law reform in the future. The value of this thesis lies on explanation and clarific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contents and key points of commercial law thinking; furthermore it makes explanation and argumentation on the effect and the use of the specific problems of introduction of commercial law thinking into company law on this basis as well as discusses the relevant attentive points from the questioned points in the company guarantee exten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0945    
  
  经过对公司资本制度的大幅度修改之后,我国新《公司法》已于2014年3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1]尽管本次公司资本制度修改在内容上明显体现出由法定资本制向授权资本制转换的痕迹,但新《公司法》实行的仍然是法定资本制,[2]与其配套的规范措施仍然构成公司法体系的支柱和核心。对此,有学者准确地评论到,本次公司资本制度修改仅仅是对资本缴纳制度进行的宽缓化处理,还远远没有达到“改革”的程度。时下,公司法进一步结构性改革的呼声渐隆,[3]如何在未来公司法改革中,将商法思维引入和运用到公司法规范的修订和完善的过程中去,以彰显公司法自身价值目标和体系理性的基本要求,实具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4]笔者试图在廓清商法思维内涵及外延的基础上,就商法思维引入公司法改革的功效及其运用、留意点等问题做一些理论上的探索。
  一、公司法改革为何需要商法思维——一个前提性追问
  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法律,公司法容纳了大量市场和政府职能据以发挥作用的制度措施,因此,公司法的历次修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策背景之中,这似乎是公司法无法摆脱的宿命和路径依赖。然而,作为公司法学研究者,我们又不得不关注公司法自身的价值诉求和制度逻辑。公司法具有超脱于特定政治、社会、经济背景的超稳定结构,这是公司法作为理性法得以发展和完善的保障和源泉。作为融商事组织法和行为法于一体的公司法,其必定在价值目标、规范设计、司法裁判等不同环节隐形地遵循着商法特有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而这些恰是公司法价值目标、制度设计的起点和终点。
  从学界研究的现状来看,部分学者依循法释义学的研究路径,就特定案例、原则和规则等中、微观问题做就事论事的分析,以彰显公司法不同于合同法、物权法等民事部门法的特殊思维方式。这种研究在规范适用层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若从公司法自身理性的角度考量,未免浮游表面、难窥要领。一方面,公司法自身的价值诉求和体系理性需要商法思维的引入和运用;另一方面,学界对商法思维这一关涉到公司法部门法哲学属性的命题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这种需求—供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我国公司立法及司法中诸多疑题难以得到正当化解释,以下就以公司担保规范适用为例以释明。
  公司担保规范适用可谓是我国公司法学研究的“悬案”,学界在最基本问题上至今仍未取得共识。[5]究竟该如何理解《公司法》16条第1款的规范性质、效力范围、公司债权人审查义务之承担与否及标准等问题?依据笔者的观察和总结,目前学界至少存在七种观点:以崔建远、钱玉林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该条款仅仅是规范公司内部决议的程序性法律规范,立法所称的“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指的是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这个“事项”而非指“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6]如果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担保决议违反章程规定,则属于《公司法》22条规定的可撤销的决议,股东可据此申请法院撤销并依第113150条追究董事的责任。[7]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越权担保所签订的担保合同应类推适用《合同法》50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处理,视第三人的主观状态而定,且第三人对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8]而以赵旭东、高圣平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该条款的立法目的就是将公司对外担保的内部决策权限和程序对外公布,法律一经公布即具有公开宣示的效力,任何人不得以不知法律有规定、或宣称对法律有不同的理解而免受其拘束。其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范,担保合同将因公司决议违反章程而无效。[9]即使认定该条为管理性强制性法律规定,违之亦不当然认定担保合同有效。[10]同该种观点相类似的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款有关公司对外投资或者担保限额的规定,在法条中使用了“不得”字样,属于强制性的规定,对公司和担保权人均有约束力。[11]但该观点依据对第16条第1款强制性规定之认识,径直得出违反该条款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无效之结论。梁上上教授则从该条款的立法构造及立法目的出发,指出它属于约束公司对外担保的内部意思形成机制,违反该条款不直接导致公司担保合同无效。但是,由于法律的明文规定,使得该条款具有“溢出”效应。再结合《合同法》50条,公司担保合同的相对人应当对公司章程及其相关决议进行“从宽”的形式审查。[12]罗培新教授通过对近年来公司担保案件的实证数据分析后指出,《公司法》16条第1款应当为赋权性与强制性结合的条款,一旦公司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上升为立法规定,即具有推定公知的对世效力,担保权人必须承担合理的、审慎的审查义务,否则应承担不利之后果。[13]持第六种观点的学者没有纠缠于从《公司法》16条第1款的规范性质为依托进而判断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主张担保合同的效力应依照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原理以及交易情境予以确定。也就是说,越权担保合同性质属于效力待定合同。[14]观点七来自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之规定:“公司担保未履行《公司法》16条规定的内部决议程序,或者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应认定担保合同未生效,由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15]
  学理上的聚讼纷纭、混乱不一,导致各地法院在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效力案件纠纷的裁判时,基于不同的法理逻辑和裁判思路,做出的裁判结果各异。[16]例如,在“冯尚君诉林明龙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中,[17]法院认为,五洲大酒店为林明龙提供担保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违反了《公司法》16条第1款之规定,应当确认为无效。很显然,该种裁判思路将第16条第1款理解为效力性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在“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诉北京大地恒通经贸有限公司、北京天元盛唐投资有限公司、天宝盛世科技有限公司等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中,[18]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法》16条第1款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该条担保合同无效,否则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安全。在第三人为善意的情况下,对违反第16条第1款所为的法律行为的效力应当予以认可。
  上述学界和实务界对公司担保规范意义理解的乱象,根源之一在于,由于民商法学者基于不同的知识基础、思维方法,导致在理解《公司法》16条第1款的规范意义时,出现了巨大的偏差。这种偏差客观又导源于《公司法》和《合同法》两法在保护的法益上存在着巨大癥牾,担保合同当事人双方在本位法选择上的价值冲突。《合同法》重在保护交易相对人之合理信赖利益,进而促进交易、保障交易的顺利完成;而《公司法》重在公司资产之维持,保障公司、股东、管理层、债权人、雇员等多元的利益诉求之实现。由于未能准确运用民商法思维模式和方法,分析《公司法》16条第1款的立法价值导向,最终在规范解读时出现结果多元的解释困境。
  公司担保规范仅仅是我国公司法规范适用中的典型著例之一,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19]当前,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对商法思维的内涵、外延及内容体系等问题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认识,也未就民、商法思维之间的界限和关联问题做深入的研究。在此一逻辑前提下,更遑论从规范目的、体系功能视角,来准确运用商法思维解释商法规范,裁判商事案件纠纷了。而未来我国《公司法》的改革,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恰恰就是诸如上述公司法规范适用中出现的司法难题。要达致这一目的,我国的公司法学研究,必须从宏观层面,就商法思维的内涵外延、体系内容、商法思维和民法思维之间的动态区分等问题有较为清晰的理解和认知,以促进未来公司立法的科学化。
  二、商法思维的内涵、体系及关键点
  根据《汉语大词典》和《辞海》的解释,思维系指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主观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有学者据此认为,思维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20]这是从动、静两种不同的角度对思维的认识。笔者认为,思维的重心应当是动态的思维过程,结果只不过是思维过程的最终目标指向,属当然之理,强调并无实益。所谓商法思维,系指商事法律人在商法知识结构的影响和支撑下,依据现行有效商事法律规范和法律逻辑、以价值取向的思考、合理论证解释适用商事法律的理性思维方法和过程。[21]商法思维可划分为静态和动态两个向度,静态的商法思维多强调商法思维的知识结构,动态的商法思维要义在于思维方法和过程的运用。
  商法思维知识结构主要包括形上和形下两个方面。
  第一,商法思维知识结构的形上层面,即“实质商法”。其是一个由商事习惯、商事观念、商事信念和信仰、商事目的和目标、商事价值、商事理念等诸多方面组成的“资源池和有机体”。有论者认为,所谓“实质商法”只不过是部分理论研究者纯粹的主观价值预判和思维假设,在实践中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实质商法”所揭示的是商法事实、规范等各自存在和运行的“客观规律”和“道理”,是现实中的商事法律及其实践本身所包含并片段地呈现出来的客观属性以及这些属性之间的有机联系,商法学理论研究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将这些属性和联系通过不断的理解、总结、归纳、提炼而使之体系化和条理化。实质商法的内部体系是对商法的本质及其内在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潜存在商法规则、原则等实在法体系之后,是商法得以独立化和部门法化的灵魂和精神皈依,也是商法学研究的根本动力所在。
  第二,商法思维知识结构的形下层面。它指的是商法的概念、各种规则和制度、原则以及依照商法自身的逻辑所形成的内在和谐统一的知识体系框架。商法的概念是认识商法规则和体系之“基石”。商法规范是商法知识结构的基本组成单元,其所特有的“权利—义务—责任”结构是商事思维和商法裁判据以进行的基本思维模型。商法原则是克服商法局限性的重要工具,对各项商事法律制度和全部商法规范起统帅和凝聚作用。商法的知识体系框架是上述三个方面得以有机统一和内在逻辑科学化的关键和支撑。
  商法思维的动态方面由思维方法和运行过程两大部分构成,二者相伴相生,契合于一体。
  方法,是指在给定的条件之下,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的途径、路径、手段、步骤、措施等。[22]可用以发现特定法律制度或法的体系内与具体问题或争议的解决有关的原则和规则的知识的总和,即思维方法。[23]商法思维就是因思维方法的形式而存在的。[24]商法思维过程中商法规范性质和意义的分析,商事裁判思考过程及裁判结论做出,均有赖于思维方法的具体运用。商法思维方法最重要、具体的表现就是商法解释技术和方法(如文义、体系和历史解释方法、漏洞填补、不确定条款的适用等方法)。商法思维围绕思维方法的运用而展开,商法思维方法以商法解释技术和方法为核心,商法解释技术和方法使得“预设的价值、规范在事实的运动场上跑起来,让他们在舞动中获得新生或延续生命”。[25]可以说,没有商法解释技术和方法就没有商法思维。
  法律思维是一种动态的流程模式,而非静态的结构模式。[26]商法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以掌握的商法知识结构为基础材料、运用商事法律思维方法论证和解决案件事实的思维经过。当系争商事案件出现时,选择“从事法律判断及形成终局案件事实之基础的法条”。[27]然后将系争商事事实涵摄(归纳、吸纳)于法条的事实构成之下。然而,无论如何审慎从事法律,“其仍不能对所有—属于该法律规整范围,并且需要规整的—事件提供答案”。[28]换言之,法律必然有“漏洞”,当法条的选择出现立法者由于“制定法律时疏忽未预见、未规定,或规定与否暧昧不明时,需要探求规范旨意”。[29]旨意探寻过程中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其本质也是价值判断的过程,此时,商法的基本原则和商法理念就会无形的具化在这一思维运行链条中。商法思维的动态运行使得思维方法这一抽象的工具之功能和效用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30]
  在上述商法思维二元逻辑结构中,商法思维知识结构是思维过程及方法得以进行的“前见”和“材料”,决定着后者的广度和深度;商法思维的运行过程和方法则使得僵化的思维知识以及其构架起来的体系框架得以动态化,两方面相得益彰、不可或缺。(具体内容及构造见表1和表2)
  表1:内容体系
┌───────┬────────────────────────────┐│商法思维   │商法知识结构商法思维方法商法思维过程          │├───────┼────────────────────────────┤│静态(知识结构│商法理念、观念、信念和信仰、目的和目标、价值等深层次的形││)      │上层面;商法概念、原则、规则制度以及依照这些商法知识建构││       │起来的体系框架等形下层面。               │├───────┼────────────────────────────┤│动态(思维方法│商法思维方法,包括法律关系的找寻、归责原则方法,商法解释││)      │、推理、论证、利益衡量等方法。其中,商法解释方法是思维方││       │法的核心,具体又包括文义、体系、历史、目的、比较、法律漏││       │洞的填补、不确定法律概念及一般条款的补充。[31]     │└───────┴────────────────────────────┘

  续表1
┌───────┬────────────────────────────┐│商法思维   │商法知识结构商法思维方法商法思维过程          │├───────┼────────────────────────────┤│动态(运行过程│商法思维的运行过程。即运用上述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解决系││)      │争案件事实的经过。一般思维模型为:案件事实—法律规范—法││       │律结论。                        │└───────┴────────────────────────────┘

  表2:关系构造
  (图略)
  以上是对商法思维概念和内容体系的提炼和阐释。在商法思维的动、静二元体系结构中,商法思维的重心应当是思维过程的阐明和运用。其中,有以下几个核心要点决定着这一思维模式运用是否精确无误,在此需要进一步深化论述。
  第一,商法理念是商法思维运行的核心精神。商法理念是关于商法的内在本质与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是有关商法在调整商事生活实践中所应达到的终极方式、途径、目标的一种信仰、期待和追求。商法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在商法理念的目标指引之下,以其为精神皈依,运用商事法律规范解决系争案件事实的过程。笔者以为真正能体现商法独特性的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营利为本。营利为本的理念体现了商法独特的价值取向,是商法区别于民法及其他部门法理念的核心标志。(2)商人自治。商法属于私法,无论是从私法发展的历史源流上考察,还是从商法的具体制度、规则进行思考和提炼,自治构成了商法理念的源头活水。在具体的商事活动中,只要不与强制性法律条款相悖,商人就可以依据自身的力量和需要,以约定的条款设定他的法律关系。[32]在个别的商事行为中,即便缺乏对特定事项的明示规定或事先合意,只要存在一般的商事交易惯例,仍应遵从承认。(3)效率优先。与传统民法有别,商法调整的场域、经济关系特点决定了在多维的价值目标追求中,效率被置于优先的位置。[33]具言之,在商主体的成立上,商法通过特定的程序设计,如简化注册登记手续、降低准入门槛等,以保障商主体成立上的简便和迅捷;在商事交易过程中,商法采纳诸如契约定型化、权利证券化、程序简易化、交易电子化、短期诉讼时效等制度措施,促进社会财富最大化、保障效率优先目标之实现。(4)保障安全。逐利的驱动助长了商人的贪婪本性,商事风险随时潜伏在商事交易活动过程中,保障交易安全又成为营利和效率之外商法所追求的另一重要目标。为此,商法创设了强制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信赖、加重责任等一系列措施,来分散交易风险,保障交易安全。
  第二,外观信赖原则是商法思维运行的关键。商法的基本原则是商事主体从事商事活动的根本准则,是商事法律规范意义阐明时商法价值指引的具体化,是商事司法裁判过程中重要的裁判依据。商法思维中无处不渗透着商法基本原则的印记。关于商法的基本原则,法学界目前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34]笔者以为,真正能体现商法特点、构成商法部门化和独立化的原则应当是外观信赖原则。外观信赖不仅体现了商法作为私法区别于同作为私法的民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也是商事特别法中不同的制度、规范得以统一的指导性原则。另外,外观信赖规则还是商事裁判思维的核心法则,其体现了司法裁判中法官利益平衡的偏向点,决定着商事裁判的选择和方向。
  第三,商法规范性质的识别是商法思维运行的基础。我国学界通常将商事法律规范概括的划分为两大类,即商事主体规范和行为规范。[35]主体规范注重规制商事主体的内部构造,塑造标准的商事活动的参与者,行为规范侧重对通过商事交易行为外部形式要件的规定,为商事活动的运行确立公认的格式。[36]正如有学者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商法的行为规范主要规制企业活动中特定人的相互行为,本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以自由和迅速为依归,故大多采用任意性的规定。而商事主体规范的健全与否,间接、直接影响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安全,应以严格和确实为必要,故多采强行性规定。”[37]商法规范的任意性和强制性识别是商法思维在立法和司法中运用的关键。在商事立法过程中,立法者首先根据待设规范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调整对象,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规范的任意性或强制性。但无论哪种规范都是支撑司法自治的。即使是强制性规范,它并不管制人民的私法行为,而毋宁是提供一套自治的游戏规则,仍不涤除私法自治的理念。[38]其最终目的乃是通过减省市场上交易参与者的“信息搜寻成本”或是“确保当事人的权益”,以符合经济效益与公平正义的目标。[39]
  三、商法思维在公司法改革中的功效及具体运用
  在以上行文中,笔者从法律思维视角,运用大量笔墨对商法思维进行了理论描述,但这非本文的核心目的,重要的是该如何在具体的商事部门法中贯彻和运用商法思维。就本文而言:如何在未来公司修法过程中,合理地撷取商法思维知识、运用商法思维方法,通过动态的商事思维过程,制定出理性的、合乎实践需求的商事法律规范。依此,笔者认为,商法思维的功效及具体运用应从以下诸方面阐释。
  (一)重塑公司法的哲学根基
  《公司法》修订秉承怎样的哲学理念,最终决定着公司法的精神气质。我国1993年《公司法》制定之初就肩负着推动国有企业转型、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公司法所潜存的该种目标使得具体条文的设置充斥着浓厚的强制色彩。翻诸整部公司法条文,“不得”、“应当”、“必须”等命令性语句随处可见。(其中,“不得”出现61次,“应当”出现136次,“必须”出现28次。)管制主义的哲学立场昭然若揭,公司法作为私法、自治法的属性难以彰显。经过10多年的公司理论研究及实践发展,2005年《公司法》修订,自由主义的哲学理念开始渗透在修法始终,从公司的设立、运营到清算、解散,立法均赋予了股东和公司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例如,在公司资本制度领域,对资本形成制度进行了有限度的松绑,放宽了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出资方式和缴纳期限的限制,降低了法定资本的最低限额,放松了对股份发行、公司转投资、股权收回和股份回购等内容或程序上的限制等。但是,由于当时公司法修改时间仓促,又难免带有“阶段性、中度修改”的痕迹。“我们既不能以自由主义来刻画这部法典的气质,也不能用实用主义来描绘它的基本立场,公司法的精神气质仍然笼罩在烟雾之中。”[40]这一评述可谓精辟形象。2013年公司资本制度修改肇始于2012年深圳工商局发起的公司登记制度改革。尔后,在2013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关于加快广东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意见》中,明确将深圳和珠海作为统一商事登记改革的试点。[41]2013年10月2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全面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将放宽市场准入、创新政府监管方式、建立高效透明公正的现代企业登记制度,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要求。在这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强力推动之下,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
  通观历次公司法修订,基本都是在经济发展受阻,为拉动内需而由行政权力驱动下的被动式改革。这种为迎合社会政策需求而忽视公司法自身价值诉求和体系理性的修法思维,忽视了公司法制度生长的逻辑与环境约束,造成了公司法规范背后法理思想的缺失和迷离,成为我国公司法现代化进程中挥之不去的阴霾。笔者认为,如果能在我国商法学研究中,深入挖掘商法思维含义、内容、特质,形成共识,并且,在公司法规范适用中,自觉地将商法思维贯穿到公司法文本的理解、解释中去,通过微观商法注释学的研究和推进,逐步形成公司法形而上的理念基础,这种经过长期的学理研究、实践运用的公司法规范适用中特定的思维模型,将会自觉地内化到修订的公司法规范体系。
  (二)强化公司法的体系理性
  任何法律规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整个法律体系的一部分,[42]法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指出此规范和彼规范之间的意义关联。[43]《公司法》作为理性法,其在规范设计上也应当遵循法律体系的基本规律。也即所有的公司法律概念、制度和规范,都应当依据公司法自身的逻辑形成内在价值一致、外在形式结构化的自洽系统。由于我国历次公司法修订都是在行政权力强力介入下的被动性改革,改革者很难领会到,庞杂的公司法规范群体之间的脉络关联,亦难从“体系理性”的高度对公司法规范内容进行通盘的把握。这些我国公司法制定或修改中长期存在的疑题,成为阻碍我国公司法立法“体系化”和“科学化”[44]的因素之一。
  例如,在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立法过程中,由于长期奉行管制主义的哲学立场,资本制度在保障债权人利益方面被置于突出地位。然而,理论研究和实践一再表明,建立在法定资本制基础上的资本三原则在保障债权人利益方面效用甚微。通过2005年、2013年两次公司资本缴纳制度的渐进式改革,我国公司债权人保护的信用基础已经开始从资本向资产转型。[45]新资本制度下,资本三原则尤其是资本维持原则在我国目前公司法制度体系中,有无存在的必要,颇值怀疑。[46]在资本缴纳制度改为完全认缴后,资本维持下的规范体系,在理念选择、规范设计上存在着巨大的龃龉和矛盾,在此以减资规范为例进一步释明:依照公司的净资产从公司流出与否,减资可以区分为形式减资和实质性减资。前者仅仅是减少公司的资本总额,公司的净资产并没有向外流出;后者减少的是公司的实缴资本,即将股东的出资返还给股东以减少公司的责任财产,因此,对债权人利益影响较大。我国减资的程序规范主要集中在《公司法》177条,该条是在借鉴传统大陆法系法定资本制下严格的债权人保障模式基础之上演化而来,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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