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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英国供述排除规则对我国防范冤假错案之借鉴
【英文标题】 The Value of the British Exclusionary Rules of Confession on Preventing the Miscarriage of Justice in China
【作者】 史立梅【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分类】 诉讼制度
【中文关键词】 虚假供述;错案;供述排除规则;强制排除;裁量排除
【英文关键词】 False Confession;Miscarriage of Justice;Exclusionary Rules of Confession;Compulsory Exclusion;Discretionary Exclusion
【文章编码】 1004-9428(2015)03-0155-1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3
【页码】 155
【摘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英国的数起冤假错案促使立法机关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确立供述排除规则。英国的供述排除规则采取了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法律上的规定加之法院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判例,形成了一套既具有原则性同时又颇具灵活性的证据规则体系,既有效保障了刑事被告人的正当权利,又充分尊重了法官在供述排除与采纳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供述排除范围等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英国的供述排除规则为我国相关问题的解决和完善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思路,对于我国防范冤假错案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英文摘要】

Several wrongful convictions happened in 1970s in the UK,which impelled the Congress to take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miscarriage of justice.The most important measure is to establish the exclusionary rules of confession.The legislation combining compulsory exclusion and discretionary exclusion,together with a series of cases,produced a system of evidence rules full of principle and flexibility.The rules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due process rights of the defendants on one hand and respect the discretionary power of the justice on the other hand.Although the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 obtained evidence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on the scope of exclusion and other aspects.The rules of the UK provide a referenced way to solve China's problems,which is very meaningful to prevent the miscarriage of justice in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2535    
  
  近年来我国频频出现的冤假错案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着刑事司法的权威性。虽然基于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错案的发生不可避免,但无辜者被定罪、被长期剥夺人身自由甚至被剥夺生命,在任何国家都会引起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批评和质疑。因此如何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保证无辜者的清白,是各国刑事立法者和司法者必须着力加以解决的问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刑事司法中也出现过多起冤假错案。错案的层出不穷不断促使立法者和司法部门努力去寻求有效的预防机制和救济机制,前者如确立严格但并不失灵活性的证据规则以确保排除不可靠的证据,后者如建立刑事司法审查委员会对生效裁判进行审查等等。由于因虚假供述而造成被告人被错误定罪是中英两国刑事错案的共通之处,也是英国完善供述排除规则和我国确立口供排除规则的主要动因,本文即重点对两国的供述排除规则进行考察,以发现英国的相关制度对我国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一、中英两国因虚假供述造成错案的状况分析
  一般来说,不可靠的证据是造成刑事错案的主要原因,其中被告人的虚假供述、目击证人的错误证言、不科学的鉴定意见(或称专家证言)都有可能造成被告人被错误定罪。虽然错案形成的原因可能是上述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结果,但基于“任何人都不会主动承认自己有罪,除非他真正犯了罪”这一符合人性的基本判断,在有被告人认罪供述的案件中,裁判者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信心明显会超过没有供述的案件。因此,如果虚假的口供不能被及时阻挡在审判的大门之外,错误的定罪几乎难以避免。考察中英两国的刑事司法历史和现状,因虚假供述导致的错案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一)中国
  中国近年来频频有冤假错案为媒体所曝光,其中既有被告人已经被执行死刑的,也有被告人在监狱中长期服刑的。前者如1984年的河南魏清安案件[1]、1996年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件[2],后者如1986年的辽宁李化伟案件[3]、1994年的湖北佘祥林案件[4]、1997年的赵作海案件[5]、1998年的云南杜培武案件[6]、2003年的浙江张氏叔侄案件[7]等等。这些案件均已经经过审判监督程序改判被告人无罪。考察这些错案发现的过程以及形成的原因,可以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结论:
  

┌─────┬──────┬──────┬──────┬───────────┐
│案件名称 │发案时间及简│判决时间及结│主要证据  │发现错案的时间及途径 │
│     │单案情   │果     │      │           │
├─────┼──────┼──────┼──────┼───────────┤
│魏清安案件│1983年3月涉 │1984年5月以 │被害人指认被│1984年6月犯罪嫌疑人田 │
│     │嫌抢劫、强奸│抢劫、强奸罪│告人有罪供述│玉修落网,主动供述强奸│
│     │被害人刘某 │被判处并核准│      │刘某的事实      │
│     │      │死刑立即执行│      │           │
├─────┼──────┼──────┼──────┼───────────┤
│呼格吉勒图│1996年4月涉 │1996年6月以 │被告人有罪供│2005年10月23日,系列强│
│案件   │嫌在呼市一公│流氓罪、故意│述被告人指缝│奸、抢劫、杀人案的犯罪│
│     │厕内强奸、杀│杀人罪被判处│污垢中采集的│嫌疑人赵志红落网,主动│
│     │害被害人杨某│并核准死刑立│血样    │交代了其1996年在呼和浩│
│     │      │即执行   │      │特赛罕区邻近卷烟厂的公│
│     │      │      │      │厕里犯下的第一起强奸杀│
│     │      │      │      │人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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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化伟案件│1986年10月涉│1990年1月以 │被告人有罪供│2000年7月,犯罪嫌疑人 │
│     │嫌故意杀害已│故意杀人罪被│述被告人母亲│江海落网,主动交代自己│
│     │怀孕六个月的│判处死刑缓期│杨某的证言带│才是14年前杀害邢某的真│
│     │妻子邢某  │两年执行  │血的衬衣  │凶。         │
└─────┴──────┴──────┴──────┴───────────┘

  续表
  

┌─────┬──────┬──────┬──────┬───────────┐
│案件名称 │发案时间及简│判决时间及结│主要证据  │发现错案的时间及途径 │
│     │单案情   │果     │      │           │
├─────┼──────┼──────┼──────┼───────────┤
│佘祥林案件│1994年4月涉 │1998年9月被 │被告人有罪供│2005年3月“亡妻”张某 │
│     │嫌故意杀害妻│以故意杀人罪│述无名女尸 │活着出现       │
│     │子张某   │判处有期徒刑│      │           │
│     │      │15年    │      │           │
├─────┼──────┼──────┼──────┼───────────┤
│赵作海案件│1997年10月涉│2002年12月以│被告人有罪供│2010年4月“死者”赵某 │
│     │嫌故意杀害邻│故意杀人罪被│述无名男尸被│活着回到村里     │
│     │居赵某   │判处死刑缓期│告人妻子的证│           │
│     │      │两年执行  │言     │           │
├─────┼──────┼──────┼──────┼───────────┤
│杜培武案件│1998年4月涉 │1999年11月被│被告人有罪供│2000年6月杨天勇劫车杀 │
│     │嫌故意杀害妻│以故意杀人罪│述     │人团伙的七名犯罪嫌疑人│
│     │子王某湘和另│判处死刑缓期│      │落网,在他们所交待的一│
│     │一被害人王某│两年执行  │      │件件大案中,也包括了在│
│     │波     │      │      │海埂杀害抢劫两名警察即│
│     │      │      │      │王某湘和王某波的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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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叔侄案│2003年5月涉 │2004年10月侄│被告人有罪供│2011年11月公安机关将被│
│件    │嫌强奸被害人│子张辉以强奸│述     │害人王某指甲内提取的DN│
│     │王某并致死 │罪被判处死刑│      │A材料与警方的数据库比 │
│     │      │缓期两年执行│      │对,发现该DNA分型与200│
│     │      │,叔叔张高平│      │5年即被执行死刑的罪犯 │
│     │      │以强奸罪被判│      │勾海峰高度吻合    │
│     │      │处有期徒刑15│      │           │
│     │      │年     │      │           │
└─────┴──────┴──────┴──────┴───────────┘

  以上七个案件仅仅是近年来媒体曝光的部分错案,但是考察这几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具有以下两点相似性:其一,所有案件最终被发现错误均是因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无辜被定罪:七起案件中的五起是因为发现“真凶”(其中四起是“真凶”主动供述犯罪,一起是DNA对比发现真凶),两起是因为“死亡”被害人活着出现;其二,所有案件中的主要定罪证据都是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根据媒体的报道,其中绝大多数有罪供述都是办案机关逼供、诱供、指供所致,有的则是由侦查机关派出的耳目威逼利诱得到的(如张氏叔侄案)。这两点相似性说明我国刑事司法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错案发现机制不健全。虽然以上错案最终都得到纠正,但其发现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事实上,这些案件中的被告人及其亲属在错案被发现之前都经过了极其漫长的申诉过程,但是都未能启动针对案件的复查程序,如果不是因为真凶落网或者被害人“生还”,错案得以纠正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二是法院采纳被告人的虚假供述作为定案根据是造成这些错案产生的根本原因。虽然被告人的虚假供述产生于侦查阶段的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但是警察的错误行为不仅未能在审判阶段得以发现和受到惩处,反而其非法取证的“成果”得到了法院的认可并成为定罪的主要依据。这显然是我国立法和司法中一以贯之的“流水作业”的纵向诉讼构造所造成的结果,这导致法院的裁判往往受侦查取证质量的左右,表明审判欠缺独立性和权威性。因此,欲解决我国刑事司法中频发的错案问题,一方面需要完善错案预防机制,加强侦查程序的正当性建设,建立完善的虚假供述排除规则,保障审判权依法正当、独立行使;另一方面则需要完善错案发现和救济机制,使得被冤枉的无辜者尽早摆脱囹圄,恢复自由和清白。囿于篇幅限制和文章旨趣所在,本文仅就虚假供述排除规则进行论述。
  (二)英国
  英国的刑事司法历史中也存在一系列被告人被无辜定罪甚至被长期羁押的错案,其中最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的案件包括吉尔福德(Guildford)四人组、伯明翰六人组、朱迪思·沃德(Judith Ward)案件、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四人组案件和斯蒂芬·柯左科(Stefan Kiszko)案件。
  吉尔福德四人组案件发生于1974年。1974年10月5日,位于英国吉尔福德镇的两个酒吧发生爆炸,五人被炸身亡,受伤人数多达65人。随后爱尔兰共和军宣布这两场爆炸是针对英国军方而实施的。根据当时刚刚出台的《预防恐怖犯罪法案》,警察迅速逮捕了保罗·黑尔(Paul Hill),吉拉德·科隆(Gerard Conlon),派迪·阿姆斯特朗(Paddy Armstrong)和卡洛·理查德森(Carole Richardson)四名嫌疑人(俗称吉尔福德四人组),在之后的讯问中四人均承认实施了酒吧爆炸案。与此同时,黑尔和阿姆斯特朗还承认实施了另一起发生在伍利奇(Woolwich)地区的爆炸案,黑尔承认自己谋杀了一名英国士兵。虽然四个人在作出有罪供认不久就推翻了自己的供述,而且通过媒体坚称之前的有罪供认是被强迫做出的,而且当时也有证人给出了四人案发时不在场的证词,但四人仍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1977年因涉嫌卷入巴尔科姆(Balcombe)街枪击案[8]而接受审判的四名被告人宣称对吉尔福德镇酒吧爆炸案负责。但这一信息并没有引起注意,吉尔福德四人组仍继续在监狱服刑。直到1989年,吉尔福德四人组的上诉引起了法院对原审案卷材料的复查,通过复查发现警察提供的证据材料经过了大幅度的编辑,一些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被删除,所有证据都是按对控方有利的方式被歪曲。上诉最终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四名被告人在服刑15年之后重获自由。[9]
  伯明翰六人组案件发生在1974年11月,其案情与吉尔福德四人组非常相似。1974年11月21日,伯明翰的两个酒吧发生爆炸案,32人被炸死182人被炸伤。同样,这起爆炸案也被认为是爱尔兰共和军所为。六名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被逮捕,并陆续做出了有罪供述。在其后的审判中,检察官使用了法庭科学专家斯库思(Skuse)提供的法医学报告(称其中的两名被告人可以确认实施了爆炸案)以及四名被告人的书面供述和两名被告人的口头供述以及其他一些旁证,虽然辩护方提供的专家证人否定了斯库思的报告,但法官倾向于相信斯库思的结论。最终六人被陪审团认定谋杀罪名成立,并被判处21年监禁。1976年5月,上诉法院撤销了六名被告人的第一次上诉申请。1988年1月内政大臣道格拉斯将此案再次移交上诉法院进行审查,经过六周的审查,上诉法院认定有罪判决是安全且令人满意的,上诉再一次被撤销。之后的三年里,报纸、电视台以及学者们的著作中不断地提出新的证据证明原来的判决是错误的,与此同时,要求释放六名被告人的游行陆续出现在英格兰、爱尔兰、欧洲甚至美国。1991年六人的第二次上诉被获准,辩护律师提交了警察作伪证和强迫供述的新证据,并成功质疑了六人所做的有罪供述和斯库思提交的报告。1991年5月14日,上诉法院推翻了原来的有罪判决并释放了已经被监禁17年的六名无辜者。[10]
  朱迪思·沃德案件同样也是由于爱尔兰共和军在1973年9月至1974年2月所制造的三起爆炸案引起的。这三起爆炸案分别发生在伦敦的尤思顿(Uston)火车站、M62公路上的公共汽车以及位于白金汉郡的国防学院,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1974年2月14日,朱迪思·沃德在警察调查M62爆炸案时被逮捕并作出了有罪供述。1974年11月4日,她被认定实施了上述三起爆炸案并被定罪。1992年11月上诉法院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撤销了朱迪思·沃德的有罪判决:一是本案的初审法院没有被告知朱迪思·沃德在逮捕之前就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且不具有进行答辩的能力,朱迪思·沃德在被羁押期间曾经自杀过,但法院和其家人均未得到通知;二是朱迪思·沃德在警察讯问期间曾经数次推翻供述,但是警察和检察官只选择提交了其有罪供述部分,隐匿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部分;三是法庭医学专家斯库思提交的鉴定报告不可信,特别是其中关于朱迪思·沃德的手上、包里有硝酸甘油痕迹的报告,实际上接触鞋油就可以形成类似的痕迹。最终,朱迪思·沃德在被监禁18年后重获自由。[11]
  布里奇沃特四人组案件发生于1978年。9月19日,13岁的报童卡尔·布里奇沃特在送报纸的过程中偶然撞见了一起入室盗窃案,并被凶手用枪击中头部而死亡。1978年11月,犯罪嫌疑人莫利(Molly)在距离卡尔被杀地点十里地远的一个农场抢劫时被警察抓获,并且供认他在楼上盗窃时听到楼下开枪。不久,包括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迈克·海奇(Michael Hickey)和文森特·海奇(Vincent Hickey)在内的另外三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但这三个人全部否认实施了犯罪。最终吉姆、迈克和文森特被认定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不少于25年的终身监禁,莫利被认定为过失杀人罪被判处12年监禁。1981年莫利因心脏病死于狱中,但在死前一直坚称他自己是无辜的,有罪供认是警察强迫他做出的。另外三名继续服刑的被告人一直坚持上诉,直到1997年2月,上诉法院才推翻原来的有罪判决,认定原来的审判由于警察伪造证据、引诱莫利做有罪供述而不公正。[12]
  斯蒂芬·柯左科案件发生于1975年。12月5日,约克郡西部一个11岁的女孩儿莱斯利身中12刀并且被性侵,她的尸体被丢弃在一个湖泊里,警察在女孩所穿的内衣上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精液。1975年12月21日,警察逮捕了23岁的地区税务员斯蒂芬·柯左科,经过两天的讯问,斯蒂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之后的审判中他被陪审团认定谋杀了被害人。1978年5月,斯蒂芬提起的上诉被驳回,上诉法院认为没有理由谴责陪审团认定的谋杀事实是不安全的。但是他的母亲没有放弃为儿子洗脱罪名的努力,1992年2月,针对斯蒂芬案的司法审查程序得以进行,通过听取新的证据,上诉法院法官认为由于斯蒂芬患有无精症,他不可能在被害人身上射精也不可能杀害被害人,因此斯蒂芬是无辜的并应被立即释放。但是由于在监狱服刑期间,斯蒂芬顶着性侵并杀死儿童的罪名,多次受到来自其他囚犯的殴打和虐待,患上了严重的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在被释放一年多之后终因心脏病而死亡,他的母亲也因儿子的案件耗尽心力于1994年5月去世。政府承诺赔偿斯蒂芬的50万英镑也因为母子双双去世而未实际支付。2006年11月5日,据称是此案真凶的罗纳德·卡斯特(Ronald Castree)被逮捕,经与被害人内衣上的精液进行DNA对比,罗纳德正是杀死女孩儿的凶手。2007年12月12日,罗纳德被陪审团认定有罪并被法官判处不少于30年的监禁。[13]
  以上几个案件均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还没有规范警察讯问行为的证据法则,也没有DNA鉴定技术,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在陪审团认定犯罪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警察和检察官故意掩盖脱罪证据、罗织有罪证据的情况下,法官和陪审团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量刑,给无辜被告人及其家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痛苦和损失。这些错案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英国刑事司法的逐渐完善,包括国会、内政部等在内的机构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预防错案的产生,同时健全发现错案的机制,比如1984年出台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不仅规定了供述排除规则而且在其执行细则(Code E)中规定了讯问同期录音制度;1995年出台的《刑事上诉法》则对刑事案件的复查机构——复查委员会的设置和地位进行了规定,据此,1997年4月1日刑事案件复查委员会正式成立,成为专门对定罪后案件进行复查的独立机构。这些措施对于错案的预防、发现和救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供述排除规则的确立及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该规则的运用和发展,对于近年来英国刑事错案的大幅度减少功不可没。
  二、英国的供述排除规则
  在刑事诉讼中允许采纳被告人在审前所做的供述是普通法传闻证据规则的一个重要例外,但并非检控方所提交的所有审前供述都是可靠的,为防止不可靠的口供导致陪审团错误定罪,普通法要求被告人供述必须是由其自由、自愿做出的。大法官萨姆纳(Sumner)在1914年的易普拉辛诉国王一案中对口供可采性的论述被视为普通法规则的经典表述:“被告人的供述不得被采纳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除非控诉方能够证明该供述是自愿做出的,即被告人不是基于恐惧(fear of prejudice)、利益期许(hope of advantage)、被执法人员引诱(excited or held out)而供述”。[14]在1964年的卡里斯诉甘恩一案中,大法官帕克又将通过“压迫手段(an oppressive manner)”增加到口供的非自愿性之中,即口供必须是自愿做出的,而不是由于被告人基于“恐惧、利益期许、执法人员引诱或者被压迫”做出的。[15]虽然实践中对于什么是“压迫”一直存有争议,但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仍然采纳了这个词作为口供排除规则最核心的一个关键词。该法在普通法的基础上,通过第76条第1款、第2款和78条第1款对口供排除规则进行了规定。根据上述规定,英国的口供排除规则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针对强迫或非可靠供述的强制排除规则;另一部分则是针对通过不当方式所获供述的裁量排除规则。
  (一)强制排除规则
  《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第1款对被告人口供的采纳规则进行了规定,即:“被告人所做的供述可以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只要该供述与审判中的任何事实具有关联性,同时没有被法院根据本条予以排除”。根据本条规定,被告人的口供只要具有关联性且没有被排除,就可以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使用。那么,法官在何种情况下应当排除口供呢?根据第76条第2款的规定,检察官在提交被告人供述作为指控证据时,辩护方可以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向法庭提出异议:(a)该口供是对被告人进行压迫之后做出的;(b)根据被告人供述当时的环境,对其所说的或者所做的很有可能导致该供述不可靠。一旦辩护方提出以上异议,法官就不应当允许该供述被采纳为指控证据,除非检察官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该供述(无论其是否真实)不是通过以上方式取得的。值得提出的是,根据第76条第3款的规定,在检察官提交被告人供述作为指控证据时,法官也可以主动要求检察官证明该供述不是通过第2款所提到的方式获取的,以作为采纳该证据的条件之一。这种对法官职权作用的认可,是英美两国口供排除规则的一个重要区别。
  第76条第1、2、3款所规定的排除规则之所以被称为强制性规则,是因为在具备法律所规定的排除情形下,法官必须做出排除证据的决定而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但是究竟什么是“压迫”,什么是“供述当时的环境可能导致供述不可靠”,通过以上规定并不能明确地得出答案,这需要结合其他法律规定或者法院的先前判例来加以判断。
  1.通过压迫手段取得的供述
  《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第8款对“压迫”一词进行了界定。根据本款规定,“压迫”包括“酷刑、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使用暴力相威胁(无论是否构成酷刑)”。这显然是对《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的吸收。这一对“压迫”的解释既有其明确性同时也有其模糊性,酷刑和使用暴力相威胁比较容易判断,但是“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其程度如何把握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
  在1987年的国王诉富玲(Fulling)案中,被告人富玲提出其供述是警察通过压迫方式取得的,因为警察在讯问时告诉她她的男朋友在过去的三年里始终与另一个女人保持情人关系,而这个女人现在就关在她隔壁。富玲提出她之所以做出有罪供认是因为这个事情使她非常痛苦以至于她无法忍受继续呆在拘留所里。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法官的支持,富玲在初审中被判有罪并提起上诉。上诉法院在其裁决中提出:应当按照“压迫”的普通词典含义来理解这个词,《牛津英文词典》对“压迫”的解释是:“以一种使之产生负担的、严厉的或者错误的方式行使职权或者权利;不公正地、残忍地对待他人或者下级等等;施以不合理或者不公正的负担”。压迫与警察的不恰当行为并不是一回事,在本案中,警察的行为虽不恰当但并不构成“压迫”。[16]与此案相似,在国王诉埃莫森(Emmerson)一案中,上诉法院也认为警察在讯问时提高嗓音并使用一些脏话以给人一种不耐烦、很生气的印象并不构成“压迫”。[17]上述案件中对警察行为属于“压迫”的否定并不意味着上诉法院不注重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在富玲案中,上诉法院提出第76条第2款(a)和(b)都是排除供述的基础,警察的不适当行为不构成压迫并不等于其所获取的供述可采,辩护方完全可以以76(2)(b)为基础提出异议而不是76(2)(a)。因此,对于辩护律师而言,在申请排除证据时应注意选择适当的法律依据,这决定其申请能否得到法官的支持。
  根据上诉法院的判例,能够构成“压迫”的讯问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严重性,否则不能适用76(2)(a)的规定排除口供。这就在“压迫”与“非压迫”的讯问行为之间划出了一道明显的界限,基于“压迫”而获取的口供无论其是否可靠都必须予以排除;但是如果警察的不当讯问没有达到“压迫”的程度,则只能适用76(2)(b)的“供述当时的环境可能导致供述不可靠”标准。虽然这两种讯问行为都可能导致被告人的非自愿供述,但显然其法律后果并不相同,这体现了立法者对“压迫”行为的绝对否定。
  2.供述当时的环境可能导致供述不可靠
  第76条第2款(b)所规定的证据排除情形将普通法要求的供述“自愿性”标准扩展到“可靠性”标准。根据本款规定,法官在决定是否根据本条款排除供述时必须考虑以下三个因素:第一,该供述是通过某些言行的作用而获得的;第二,该供述形成当时所有的环境;第三,可能导致该供述不可靠。结合判例,具体分析这三个因素的内容如下:
  第一,该供述是通过某些言行的作用而获得的。这里的“言行”(anything said or done)主体首先是指负责讯问的执法人员,即如果讯问者以羁押、追究尚未受到指控的罪行、指控其配偶等相威胁或者以释放、不指控其配偶等相诱惑,无疑将会导致由此获取的供述被排除。但是非讯问者的言行也有可能导致供述被排除,这包括其他任何人,甚至包括被告人自己的言行。在2011年的罗伯特案件中,法院认定被告人的雇主通过告知被告人如果他承认自己盗窃就不再对其进行追究而得到的被告人供述应当被排除。[18]对于被告人自己的言行是否会导致供述被排除,上诉法院的态度经过了一个先否定后肯定的过程。在1988年的戈登伯格案件中,被告人声称他在被羁押期间受到讯问时由于自己毒瘾发作才承认犯罪以求被释放,据此被告人一方提出由此所得的供述是不可靠的应当被排除。上诉法院认为被告人的言行,包括其心理状态,不属于第76条第2款(b)的调整范围故不应被考虑。如果警察明知道被告人吸毒而故意羁押以求得到他的供述,则76(2)(b)应当被适用。[19]但是这一立场很快就被上诉法院自己所否定:在1992年的埃弗(Effik)案件中,上诉法院支持了初审法官做出的排除被告人在毒瘾发作的情况下所做供述的决定[20];在1998年的沃克案件中,上诉法院则接受了被告人在吸食毒品之后做出供述应当成为考察该供述是否可靠的一个相关考虑因素。[21]通过以上判例可以看出,法院在适用76(2)(b)时并不考虑该供述做出时是否有人有错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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