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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关于中国民主发展模式的思考
【英文标题】 On the Modes of Democray Development in China
【作者】 张桂琳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分类】 宪法学【中文关键词】 民主 民主化 人民民主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6
【页码】 5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学术界对中国民主发展进行了热烈讨论,形成了以下几种典型的理论模式:选举民主论、精英民主论、多元民主论、协商民主论、自由民主论、混合民主论、增量民主论。这些理论模式对中国的民主发展贡献了极富建设性的观点,但或多或少存在着试图通过单一方式解决全局问题、对中国民主化道路长远发展考虑不够充分的问题。中国民主未来的发展应以完善人民民主为根本目标,坚持共产党领导,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充分结合,通过制度创新的方式丰富民主的实现形式,将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核心工作,推进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由民主的全面融合。

【英文摘要】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democrat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 is discussed ardently and there comesinto being some kinds of typical modes:electoral democracy theory,elite democracy theory,pluralistic democracy theory,negotiatory democracy theory,liberal democracy theory,mixed democracy theory and increment democracy theory.They all are constructive for Chines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but all have common defects that they try to solve synthetical problem by simple means,that they conflict with the Situations of China,and that they did not consider long—term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adequately.The future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needs the aim of perfecting people’s democracy.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 of insisting on the leadership of CCP,the unite of ways of‘from top to bottom’and‘from bottom to top’,the plenty democratical forms created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the improvement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and the fuse and cooperation of electoral democracy,negotiatory democracy and theor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8247    
  
  民主化是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许多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政治发展就是政治民主化。[1]中国自1949年以来,建立了人民民主,特别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民民主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健全和完善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的健全和完善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步骤、什么样的阶段性目标来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民主,一直是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界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学说,本文主要评析几种典型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民主的发展提出一些看法。
  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主发展理论
  中国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方法和步骤推进民主化,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界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
  第一,选举民主论。“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2]选举对于民主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中国学术界所肯认。这显然受到了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一系列有关民主化著作的影响。亨廷顿为保证研究的可行性,直接采用了约瑟夫·熊彼特关于民主的定义,将民主视为被统治者通过竞争性选举挑选政治领袖的程序。[3]虽然亨廷顿和熊彼特都对选举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保留性的解说,但毫无疑问“选举是民主的本质”[4]这类格言已经被广泛接受。在中国出现了简单的“选举民主论”,将选举视为民主最重要的标志和特征,甚至将民主与选举机械地等同,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追求选举范围的扩大和效力的提高,从基层逐步向上实行选举,最终实现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全国性直接选举。“国际学术界研究民主转型的专家学者也普遍把在全国层级上实现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作为民主化的突破或转折点。”[5]国内外学者将选举程度与民主化程度直接挂钩的看法非常普遍。
  但也有学者指出,即便承认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是民主的重要标志,将选举与民主直接等同的看法也是不全面的。亨廷顿本人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当中也指出了选举民主必须以一系列政治价值追求、社会集团的公平竞争、民主制度的稳定性、新闻自由等重要因素联系在一起考虑。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将民主化简单化约为搞选举既不可行也不可欲。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被简单线性思维支配的选举民主论虽然强调了选举这一实现民主的关键形式,但严重忽略了民主化过程的复杂性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第二,精英民主论。持此观点的以胡伟教授为代表,胡伟教授认为,“中国现阶段应当努力开发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选择先共产党内后共产党外、先中央后地方及基层、先精英后大众的体制内渐进发展路线。在现行基本政治制度框架内寻找和培育民主的生长点,首先发展党内民主并从中央做起,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现实的、平缓的、同时也是积极的途径。”[6]这种构想基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两大考虑,一是配合民主制度的公民文化尚未成熟,二是服务于发展经济这一中心任务的政治稳定。显然,无论是判定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成熟,还是判定中产阶级作为民主的基础存在重大弊端,精英民主论不信任西方强调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主,而是选择由精英自上而下地推动民主,由精英民主走向人民民主,其间并不以中产阶级民主为必要条件。[7]
  然而,且不用在学理上争论中产阶级的成熟是否为现代民主的必要条件,单就中国已经如火如荼的基层民主建设的现实就已经打破了精英民主论的构想。毫无疑问,精英民主论对于“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的良苦用心值得赞赏,但因此机械刻板地规定民主化的领域和步骤,显然不符合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也不符合中国民主发展的多样化需求。
  第三,多元民主论。持此观点的以萧功秦教授为代表,萧功秦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尤其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后全能体制”时代,明显地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非政治领域的有限多元化与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以及一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的存在,必然会出现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多元民主模式”。“多元民主模式”需要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政治组织与一定的集团和思想派别相对应并培养共同的政治程序、规则和习惯,以克服潜藏的分利集团化、激进民族主义和弥散型政治腐败造成的巨大威胁,实现政治发展的“软着陆”。[8]因而“多元民主论”内隐藏着“类多党制”的政治诉求,期望通过健康的多党制或准多党制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平稳发展。法宝
  多元民主模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尤其萧功秦教授对中国发展脉络的把握确有独到之处,对中国发展过程中潜伏的问题颇有先见之明。但如何顺应发展的趋势并克服已经逐步暴露的危险,学术界并不完全同意萧功秦教授隐藏的答案,即多党制作为解决中国问题、发展中国民主的唯一途径并未成为共识,更没有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而且,从学理上看,多元民主论只勾连出中国发展的趋势与多党制民主之间的可能性,其间的必要性论证并不充分,可行性路径设计并未提及。
  第四,协商民主论。协商民主论的出现受惠于德国理论家哈贝马斯代表的国外理论家的影响。协商民主理论不严格拘泥于选举,而认为民主的核心是遵照有效的协商程序和规则,形成公共领域,展开有效、充分、广泛的沟通,形成公共意志。协商民主理论预设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协商过程和程序保障多元主体利益表达、协调并最终实现。针对中国的情况,林尚立教授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条件、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基本政治理念,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序选择必须以协商为价值偏好。因此,借助统一战线提供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制度资源在中国发展协商政治,应该成为中国新世纪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与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党的领导体制与执政方式的变革与发展至关重要。”[9]而且,协商民主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可以成为竞争性民主的替代品,并与宪政、法治、自由等多种因素相融合。
  引进协商民主理论,通过协商民主的形式规范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社会民主,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肯定。而且,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协商民主模式隐含的“政治行政化”的咨议型政治决策模式也是可取的,值得重视。但是,以协商民主替代选举民主和自由民主的思路也存在普遍的争议。尤其在学理上和实践中,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自由民主虽有侧重点的区别,但并不冲突,并不构成实质性的竞争关系,相反,它们之间恰恰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
  第五,自由民主论。自由民主论的出现受惠于90年代后哈耶克为代表的保守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自由民主论者通常将民主视为实现和保卫自由的手段,强调民主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强调宪政、法治、有限政府、权力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政治制度要素,提防全能主义的民主,即多数的暴政。自由民主论着力论证了民主与法治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强调民主必须在法治范围内运行才不会蜕变为暴政。自由民主可以视为“选举民主和法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10]
  自由民主论着力于国家制度的宏观架设,将民主化放置在国家制度建设中进行,甚至相对于法治、宪政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对于民主化的发展采取了冷静而审慎的态度,有利于民主的制度化程度与公民参与程度同步协调提高。但自由民主论存在着对于基层民主发展、群众政治参与态度上相对冷漠、技术上相对贫乏的弱点。
  第六,混合民主论。何增科教授意在综合各家之长,构建一个完整而合理的民主模式。混合民主政体的指导理念是“自由社会主义”,倡导自由优先兼顾公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容,且明确针对现实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行制度的主要弊端。在制度建设上,混合民主说兼顾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由民主,建立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以推进选举民主,建立和完善党内民主以实现协商民主,建立和完善以宪政为核心的国家制度以开辟自由民主,将制度建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结合起来,使得新旧体制的更替得以平稳有序地展开。[11]
  混合民主模式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民主目标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值得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混合民主论既兼顾了各种价值目标,又兼顾了各种制度建设的现实可行性。但我们认为,混合民主论仍然没有完全逃脱静态线性思维的误区,分析我们将在后文另述。
  第七,增量民主论。这主要是由俞可平先生提出的。增量民主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强调民主程序;高度重视民间组织和公民自身建设的作用;依法治国、依法治党;充分发挥党组织和政府在民主建设中的作用;建立和完善现代的动态政治稳定机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多样的,如提高行政效率、遏制腐败、维护社会稳定、转变政府职能,但首要目标是发扬民主:“增量政治改革,首先体现为增量民主。”[12]以民主增量贯穿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作为衡量制度建设取得进展的标准和追求,稳步、有效、不可逆转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制度建设。
  增量民主与上述六种理论不同,不再将重点放在目标模式的阐述和可行性路径选择,而是一种动态的、量化的理论模式。增量民主论的重点在于只要民主的增量不断累积,民主化进程就会不断推进;增量性质的规定保证了民主化进程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也就不必过于计较具体目标的实现。这的确有利于转变思维方式,以更为务实的眼光看待中国民主的发展。但增量民主论不能完全替代目标模式的讨论,定性的目标分析以及相关的可行性路径选择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二者之间应该是一种互补关系。
  二、中国民主发展模式研究的不足
  关于中国民主发展模式的讨论十分热烈,各种方案也展现了学术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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