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中国法律年鉴》
案例选编
【分类】 法律信息【期刊年份】 2012年
【期号】 1【页码】 98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4331    
  郝卫东盗窃案
  公诉机关:陕西省府谷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郝卫东,男,18岁,住陕西省府谷县府谷镇阴塔村。因本案于2008年5月29日被逮捕。
  陕西省府谷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郝卫东犯盗窃罪,向陕西省府谷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2008年4月28日上午11时许,被告人郝卫东到其叔辈爷爷被害人郝喜厚位于府谷镇阴塔村的家院内,见郝喜厚家中无人,想到债主逼债缠身,便产生盗窃还债之念。郝卫东随后在院内找了一根钢筋棍,将窗户玻璃打碎进入室内,又在室内找了把菜刀,将郝喜厚家写字台的抽屉撬坏,盗走写字台抽屉内放的现金53 000元。郝卫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盗窃罪,提请依法予以惩处。
  被告人郝卫东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郝卫东的辩护人认为应当对郝卫东的盗窃行为判处缓刑,其辩护理由为:首先,郝卫东是被害人郝喜厚的亲侄孙,而且两人在2007年签订过遗赠协议书,可视为近亲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条第四项之规定,可以盗窃近亲属财物对郝卫东减轻处罚;其次,郝卫东案发时刚刚成年,无前科,归案后有悔罪表现,且当庭认罪;此外,赃款全部追回,未给失主造成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表示不希望追究郝卫东的刑事责任。综上,建议对郝卫东判处缓刑。
  陕西省府谷县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人郝卫东系被害人郝喜厚亲侄孙。2008年4月28 日上午11时许,郝卫东到府谷镇阴塔村郝喜厚家院内,见院中无人,想到债主逼债,便产生盗窃还债之念。郝卫东随后在院内找了一根钢筋棍,将窗户玻璃打碎进入室内,又在室内找了把菜刀,将郝喜厚家写字台的抽屉撬坏,盗走该抽屉内放的现金53 000元,然后将其中49 000元存入银行,剩余4000元还债。当日下午,郝卫东被公安人员抓获。破案后,存入银行的赃款49 000元全部追回退还失主,剩余4000元由郝卫东父亲郝建国代其赔偿给失主。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1.被告人郝卫东的供述,证实其将被害人郝喜厚家窗户玻璃打碎进入室内盗窃钱财的犯罪事实。
  2.被害人郝喜厚的陈述,证实其家中被盗的事实及报案的情况。
  3.现场勘查笔录及提取物证登记表,证实失窃现场的情况及作案工具的提取情况。现场提取钢筋棍一根,经被告人郝卫东当庭辨认确认系其作案时所用工具。
  4.中国银行存折、存款回单,证实被告人郝卫东盗窃被害人郝喜厚家53 000元人民币后,用盗来的钱给郝小勇卡上存了4000元人民币,将剩下的49 000元人民币存入以自己的名字开户的卡上的事实。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本案盗窃数额巨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规定应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本案发生在亲友之间、被告人郝卫东刚满十八周岁、且被害人强烈要求免除被告人的处罚,考虑到这些特殊情况应如何对被告人量刑。
  陕西省府谷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人郝卫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本案盗窃数额巨大,按照刑法规定应在十年以上量刑。但是在对郝卫东量刑时有以下几点酌定从轻情节考虑:1.被告人确系被害人郝喜厚的亲侄孙,从小与被害人生活在一起,双方关系密切,感情较好。双方关系虽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八十二条所规定的“近亲属”,但属于五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属亲属关系。其盗窃自己亲属财物之行为有别于其他盗窃行为,在量刑时也应该区别对待。2.被告人所盗窃的赃款在案发当天仅隔数小时后即被追回,未给被害人造成任何经济损失。3.被害人强烈要求法庭对被告人免除处罚,案发后,郝喜厚先后到公、检、法部门反映,要求免除被告人的处罚,称如果因其报案导致被告人受到刑罚处罚,两家的关系难以处理好,且村里人也认为他得理不饶人。4.郝卫东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系初犯。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据此,陕西省府谷县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08年9月25日判决如下:
  被告人郝卫东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0 000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郝卫东没有上诉,公诉机关也没有抗诉。因系法定刑以下判刑案件,经逐级层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同意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虽然盗窃数额特别巨大,但是发生在有共同生活背景的紧密亲属关系之间,被害人郝喜厚表示谅解且不希望追究被告人郝卫东刑事责任,所盗窃财物于案发后随即追回,并未造成被害人实际损失,被告人犯罪时刚刚成年,犯罪主观恶性不深,犯罪实际造成的危害范围和程度有限,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情形。原判对郝卫东在法定刑以下判处的刑罚量刑仍属过重。
  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百七十条的规定,于2009年11月20日裁定如下:
  1.不核准陕西省府谷县人民法院(2008)府刑初字第103号对被告人郝卫东以盗窃罪,在法定刑以下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 000元的刑事判决。
  2.撤销陕西省府谷县人民法院(2008)府刑初字第103号对被告人郝卫东以盗窃罪,在法定刑以下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 000元的刑事判决。
  3.发回陕西省府谷县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陕西省府谷县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认为:
  被告人郝卫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惩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条第(四)项的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其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迫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一般盗窃案件有所区别。本案中,被告人与被害人郝喜厚虽不是法定的近亲属,但被告人系被害人的亲侄孙,属五代以内旁系血亲,且被告人从小就和被害人一起生活,二人亲情深厚,在被告人犯罪后,被害人多次向法庭要求对被告人从宽处理。被告人归案后认罪态度好,悔罪表现明显,且所盗款项大部分被及时追问,不足部分也由其亲属退赔给了失主。综合考虑本案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及其悔罪表现,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应属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情形,故可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
  据此,陕西省府谷县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0年1月14日判决如下:
  被告人郝卫东犯盗窃罪,免予刑事处罚。
  宣判后,被告人郝卫东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也未提出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崔勇、仇国宾、张志国盗窃案
  公诉机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崔勇,男,31岁,无业,暂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秦南镇,因本案于2009年12月4日被逮捕。
  被告人:仇国宾,男,24岁,农民,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义丰镇,因本案于2009年12月4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志国,男,33岁,农民,暂住江苏省常州市,因本案于2009年12月4日被逮捕。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崔勇、仇国宾、张志国犯盗窃罪,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仇国宾在罗长影陪同下,持本人身份证到银行办理了和银行POS机捆绑的e时代卡,后该卡交由被告人崔勇保管。崔勇经罗长影介绍,将该卡出租给被害人牟驰敏使用。牟驰敏在银行ATM机上使用该卡时,因操作不慎被吞卡,牟驰敏即请罗长影联系崔勇、仇国宾到银行帮助领卡。崔勇经与仇国宾、被告人张志国商议,由仇国宾到银行办理该卡挂失并补办新卡,而后通过取款及转账,将牟驰敏存储于该卡内的人民币298 742.09元侵吞,三被告人将该款瓜分。崔勇伙同仇国宾、张志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构成盗窃罪,请依法追究一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本案系共同犯罪,适用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其中崔勇、仇国宾系主犯,适用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张志国系从犯,适用刑法第二十七条,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崔勇、仇国宾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
  被告人张志国辩称:本人一直认为涉案银行卡中的钱款是被告人仇国宾本人的,巨从未和崔勇一起劝说仇国宾将卡中余款转给崔勇。至于崔勇分给本人的钱款,部分是崔勇归还的欠款,部分是本人向崔勇的借款。故本人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三名被告人的辩护人辩称:盗窃行为是将他人控制、占有的财物窃为己有。涉案银行卡是被告人仇国宾以其身份证实名办理的,三被告人取走的钱款存储于涉案银行卡中,为仇国宾所占有。被害人牟驰敏因操作不慎致卡被吞而要求仇国宾到银行领卡,故被害人与仇国宾之间形成民事上的委托与被委托关系,在此过程中仇国宾负有保管新卡的义务,此时涉案银行卡及卡内存款均在仇国宾实际控制之下。故三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转移占有”的特征;三被告人挂失、补卡等行为是在被害人的要求及委托下公然办理的,手续合法,且被害人在卡被吞且无法联系三被告人时,已明知卡内钱款可能被三被告人取走,故三被告人挂失、补卡、取款等行为,因实际已被被害人觉察而不具备秘密窃取性质。综上,三名辩护人均认为本案不构成盗窃罪。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9年4月,被告人仇国宾委托被告人崔勇在沪帮其办一张可以透支的银行贷记卡,并将身份证等证件交给崔勇。同年5月,崔勇通知仇国宾来沪,在罗长影陪同下,以仇国宾的名义办理了卡号6222021001015592865和银行POS机捆绑的e时代卡。该卡由崔勇保管。6月上旬,崔勇通过罗长影将该卡出租给被害人牟驰敏使用。6月下旬,牟驰敏在银行ATM机上使用该卡时,因操作不慎被吞卡。牟驰敏即通过罗长影请求崔勇、仇国宾帮助领卡。崔勇得知后,即与仇国宾、被告人张志国商议,由仇国宾到银行挂失并趁机侵吞卡内钱款,张志国、仇国宾均表示同意。
  同年6月底,被害人牟驰敏与罗长影因联系不到被告人崔勇、仇国宾,驱车到崔勇、仇国宾的老家寻找二人未果,便要求仇国宾的亲属转告仇国宾卡内的钱款是牟驰敏做生意赚的,动了要犯法。当晚,仇国宾的女友陈亚打电话告知仇国宾涉案卡内有人民币300 000元左右,牟驰敏已来老家找仇国宾,要求他不要动用卡内钱款。仇国宾接电话时,崔勇、张志国均在场。
  同年7月2日,被告人崔勇、仇国宾、张志国到上海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长中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延长支行),由仇国宾出面办理涉案银行卡的挂失、补卡手续。因补卡7天后才能领取新卡,三被告人于当天离沪返回苏州,其间三被告人的所有花费均由张志国承担。7月9日,三被告人再次来到工行延长支行,由仇国宾出面办理领卡手续,新卡卡号为6222021001032908011,内存人民币298 742. 09元。随后,三被告人到上海市延长中路790号工商银行延长新村支行提取现金人民币68 700元,仇国宾、张志国各分得人民币10 000元,余款由崔勇占有。同时,崔勇当场为 自己办理 了卡号为6222021001026089901的e时代卡1张。三被告人又赶至上海市南京西路377号工商银行人民广场支行,在崔勇、张志国的劝说下,仇国宾将卡内余额人民币230 000元转存至崔勇新卡内。后三人逃离上海,崔勇又分给仇国宾、张志国人民币各10 000元,并将人民币50 000元转存至张志国前妻周莉的银行账户内。
  被告人仇国宾于2009年10月28日主动到原籍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被告人张志国于2009年11月4日在江苏省常州市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被告人崔勇在被强制戒毒期间,于2009年11月5日被公安机关通过网上比对信息查获归案。
  案发后,被告人崔勇的家属退缴人民币10 000元,被告人仇国宾退缴用赃款购买的戒指1枚,被告人张志国的前妻周莉退缴人民币35 000元。
  上述事实,有被害人牟驰敏的陈述,证人罗长影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人陈亚、周莉的证言,涉案e时代卡的交易明细及商户存根、挂失、申请、取现、转存的相关书证,上海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清单,公安机关关于被告人崔勇、仇国宾、张志国到案情况的说明等书证及三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崔勇、仇国宾、张志国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还是侵占罪。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一、被告人崔勇、仇国宾、张志国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根据被告人崔勇、仇国宾、张志国的当庭供述、被害人牟驰敏的陈述以及证人罗长影、陈亚的证言,可以认定三被告人均明知仇国宾名下的涉案银行卡内的钱款不属仇国宾所有,而是牟驰敏存储的个人财产。当涉案银行卡被吞、牟驰敏要求仇国宾帮助领取银行卡时,三被告人不是协助取回涉案银行卡并交还牟驰敏,而是积极实施挂失、补卡、取款、转账等行为,将卡内钱款瓜分,明显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二、被告人崔勇、仇国宾、张志国的行为具有秘密窃取的性质
  根据本案事实,被告人崔勇、仇国宾与被害人牟驰敏之间存在以POS机和e时代卡为标的物的特殊租赁关系,即与POS机捆绑的涉案e时代卡属仇国宾名下,而出租给牟驰敏使用。牟驰敏因操作失误致卡被吞,故请求崔勇、仇国宾帮助取卡。此后,当牟驰敏通过罗长影仍无法联系崔勇、仇国宾时,牟驰敏已预感卡内钱款可能会被崔勇、仇国宾取走,且在经查询确认卡内钱款已被转移时,牟驰敏当即断定系崔勇、仇国宾等人所为。据此,三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三被告人挂失、补卡、取款等行为,因实际已被被害人觉察而不具备秘密窃取性质。法院认为,上述情节不影响三被告人行为的秘密窃取本质。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用自认为不被财物所有者或保管者当场发觉的手段,违背财物所有者或保管者的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占有的行为。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具有主观性、相对性、当场性的特征。主观性是指行为人主观上自认为盗窃行为不会被发觉,至于实际上是否被发觉,不影响“秘密窃取”的成立;相对性是指行为人自认为盗窃行为不会被财物的所有者或保管者发觉,至于是否会被第三者发觉,不影响“秘密窃取”的成立;当场性是指行为人自认为在实施盗窃行为当时不会被发觉,至于事后是否被发觉,不影响“秘密窃取”的成立。本案中,三被告人虽然是公然实施挂失、补卡、取款、转账等行为,但被害人并没有当场发觉,更无法阻止三被告人的行为。被害人虽然对三被告人可能侵犯其财产存在怀疑和猜测,并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察觉了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但这与被害人当场发觉犯罪行为具有本质区别。因此,三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秘密窃取”的特征。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三、被告人崔勇、仇国宾、张志国的行为符合盗窃罪“转移占有”的法律特征
  本案中,被害人牟驰敏从被告人仇国宾处租用与POS机捆绑的涉案e时代卡后,更改了密码,通过持有涉案银行卡并掌握密码,形成对卡内钱款的实际占有和控制。此后,虽然因操作失误致使涉案银行卡被吞,但被害人基于对密码的掌握,依旧保持对卡内钱款的实际控制。卡被吞后,牟驰敏通过罗长影请求被告人崔勇、仇国宾帮忙取卡,该请求内容明确限于取卡,而不涉及对卡内钱款的委托保管。在此期间,牟驰敏曾明确要求仇国宾的女友转告仇国宾不能动用卡内钱款,仇国宾的女友也将牟驰敏的要求如实转告仇国宾。因此,可以认定,牟驰敏从未作出委托被告人保管卡内钱款的意思表示,三被告人对此亦明知。三被告人的辩护人关于被害人请求仇国宾到银行领卡,双方之间即形成民事上的委托关系,涉案银行卡及卡内存款因此而为仇国宾实际控制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如前所述,涉案银行卡被吞后,被害人牟驰敏虽然失去了对卡的实际控制,但基于掌握密码,并未丧失对卡内钱款的占有和控制。被告人崔勇、仇国宾、张志国如果仅仅协助被害人取回涉案银行卡,不可能控制卡内钱款。三被告人是通过积极地实施挂失、补办新卡、转账等行为,实现了对涉案银行卡内钱款的控制和占有。上述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转移占有”的法律特征。三被告,人的辩护人关于涉案银行卡内钱款为仇国宾占有、控制,三被告人的行为不具有“转移占有”性质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人崔勇、仇国宾、张志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应予刑事处罚。公诉机关指控崔勇、仇国宾、张志国犯盗窃罪的罪名成立。三被告人共同故意实施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系共同犯罪,应共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其中,崔勇、仇国宾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之规定,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张志国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应当减轻处罚,张志国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经查,张志国在到案后首次接受提审时即承认其知道涉案银行卡内钱款的性质,供称其参与犯罪是因崔勇曾承诺事成后分其三分之一的钱,崔勇、仇国宾多次供称张志国曾劝说仇国宾将卡中余款转给崔勇,张志国关于其所分钱款是崔勇还的欠款和其向崔勇的借款的辩解,不仅未得到崔勇的印证,其本人亦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张志国的相关辩解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仇国宾系自首,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可以减轻处罚。崔勇、仇国宾认罪态度较好,且在庭审中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酌情从轻处罚。三被告人犯罪所得,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应予追缴,发还被害人。
  据此,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0年7月12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崔勇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 000元。
  二、被告人仇国宾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三、被告人张志国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
  四、违法所得依法追缴,发还被害人。
  张志国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其并不明知涉案银行卡内钱款并非原审被告人仇国宾本人所有,其未与原审被告人崔勇等人共谋实施盗窃,且在本案中所起作用较小,要求对其从轻处罚。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根据本案事实,原审被告人崔勇、仇国宾及上诉人张志国在得知被害人牟驰敏请求帮助领回涉案银行卡后,即商议通过挂失、补领新卡等手段侵吞被害人存储在涉案银行卡内的钱款。嗣后,当牟驰敏通过仇国宾女友转告仇国宾不要动卡内钱款时,崔勇、仇国宾及张志国三人均在场,故张志国上诉称其不知道卡内钱款并非仇国宾所有、未与崔勇、仇国宾共谋窃取钱款,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10年9月7日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黄瑶受贿案
  被告人黄瑶,男,1948年4月14日出生,布依族,大学文化,原系贵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曾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2010年3月11日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被告人黄瑶受贿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2月22日立案侦查,2010年5月10日侦查终结。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案件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移交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告知了黄瑶有权委托辩护人等诉讼权利,依法讯问了黄瑶,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其间,退回补充侦查二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二次各十五日。2010年11月5日,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黄瑶的犯罪事实如下:
  1993年9月至2009年春节,被告人黄瑶在担任中共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西南州)委书记,中共贵州省委常委、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职务升迁、案件审理、调整土地规划、银行贷款、生产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9544153. 3元。
  一、1993年9月至2006年10月,被告人黄瑶先后利用担任中共贵州省黔西南州委书记、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黔西南州兴义烟厂原副厂长马达祥晋升厂长和黔西南州烟草专卖局党委书记以及为马达祥之女工作调动提供了帮助。为此,黄瑶先后7次收受马达祥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27万元。
  二、2001年10月至2008年,被告人黄瑶先后利用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接受贵阳市众厦房屋开发公司总经理肖建生的请托,为该公司缓交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与他人房屋产权纠纷案件启动再审程序,以及为肖建生增补为第九届贵州省政协委员提供了帮助。为此,黄瑶先后四次收受肖建生给予的美元6000元、欧元1000元,并以比市场价低680200元的价格,向肖建生所在公司购买了贵阳市众厦大楼两套房屋,由肖建生代为支付了两套房屋购房契税人民币29457. 6元,以上钱款折合人民币共计768933. 3元。
  三、2003年至2007年,被告人黄瑶先后利用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接受贵州省富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宗强的请托,为该公司在贵阳市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并为该公司开发的贵阳市杨柳湾小区项目提高容积率提供了帮助。为此,黄瑶先后4次收受宗强给予的人民币20万元、美元1万元,并接受宗强为其在贵阳市南明区西湖路76号的房屋提供价值人民币203576元的无偿装修,以上钱款折合人民币共计486341元。
  四、2005年,被告人黄瑶利用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重庆市宝丰煤炭石油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波的请托,为周波在六盘水市水城县经营的川威煤矿得到当地政府支持提供了帮助。为此,黄瑶先后8次收受周波给予的人民币11万元、美元5000元,以上钱款折合人民币共计149866元。
  五、2004年初,被告人黄瑶利用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职务上的便利,与其特定关系人李季秋(另案处理)共谋,接受李季秋代为转达的贵州省晴隆县晴兴富丽发达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丽公司)股东饶进等人的请托,在得知帮助饶进等人的案件胜诉后李季秋能够获得饶进等人在富丽公司一半股份的情况下,为饶进等人在法院审理的股份纠纷上诉案件提供了帮助。为此,饶进等人根据与李季秋事前约定,以分股份转让款为由,先后3次送给李季秋钱款共计人民币245万元。李季秋将饶进等人送钱的情况告诉了黄瑶。
  六、2006年11月,被告人黄瑶先后利用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接受贵州省农业厅副厅长熊文中的请托,为推荐熊文中接任贵州省农业厅厅长提供了帮助。为此,黄瑶收受熊文中给予的美元5000元,折合人民币39263元。
  七、2006年9月至2007年6月,被告人黄瑶先后利用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深圳市华动飞天网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松的请托,为刘晓松之姐从贵州省财经学院到贵州省兴义市支教,为刘晓松在贵州省开办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提供了帮助。为此,黄瑶收受刘晓松给予的招商银行卡一张,卡内存有人民币20万元。
  八、2007年4月,被告人黄瑶利用担任贵州省政协主席职务上的便利,接受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政府驻昆明办事处原主任张永铭的请托,为普安县小岔沟煤矿取得新设矿申报资格提供了帮助。为此,黄瑶先后2次收受张永铭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26万元。
  九、2005年9月至2006年4月,被告人黄瑶利用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职务上的便利,接受贵阳市永茂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谢永茂的请托,促使贵阳市人民政府将贵阳市南湖公园北岸尖山西侧绿化用地调整为居住及相应配套建设用地。贵阳市永茂房地产开发公司取得该地块使用权后,谢永茂将该块土地中的3. 37亩土地使用权无偿送予黄瑶。2007年11月1日,黄瑶与贵阳市众厦房屋开发公司总经理肖建生在该土地上合伙修建两栋别墅。经鉴定,该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为人民币510.85万元。2008年3月,黄瑶为掩盖无偿收受土地使用权的事实,指使肖建生以贵阳市众厦房屋开发公司的名义,与贵阳市永茂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虚假的土地转让协议,并以土地转让金的名义支付给贵阳市永茂房地产开发公司人民币748750元。黄瑶收受谢永茂给予的3. 37亩土地使用权,折合人民币共计4359750元。
  十、2006年至2008年,被告人黄瑶先后利用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接受个体建筑承包商聂军的请托,为开阳县煤炭交易市场变更土地规划和聂军等人投资开发乌当区乐湾二期保隆居项目提供了帮助。为此,聂军送给黄瑶次子黄立(另案处理)人民币30万元,黄瑶得知后予以认可。
  十一、2007年10月至2008年底,被告人黄瑶利用担任贵州省政协主席职务上的便利,接受贵州省全林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全林的请托,为该公司非法占用土地行为得以从轻处罚和陈全林等人投资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了帮助。为此,黄瑶先后2次收受陈全林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0万元。
  十二、2008年下半年,被告人黄瑶利用担任贵州省政协主席职务上的便利,接受贵州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新华的请托,为解决该公司与铜仁市人民政府土地补偿纠纷提供了帮助,促使铜仁市人民政府与该公司签订了补偿4000万元的协议。为此,黄瑶先后2次收受李新华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4万元。
  十三、2006年至2007年,被告人黄瑶先后利用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贵州鑫新工农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沈鑫当选为第十届贵州省政协委员提供了帮助。为此,黄瑶收受沈鑫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十四、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被告人黄瑶利用担任贵州省政协主席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北京贵州企业商会副秘书长聂燕等人请托,为聂燕等人在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购买100箱茅台酒和在遵义市开办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了帮助。为此,黄瑶收受聂燕给予的人民币2万元。
  2010年11月2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法庭审理认为:
  被告人黄瑶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9544153. 3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黄瑶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黄瑶在被有关部门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末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2010年12月9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黄瑶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依法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黄瑶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报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复核。法庭认为:
  被告人黄瑶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9544153. 3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黄瑶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黄瑶在被有关部门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黄瑶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2011年1月5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二百零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核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成刑初字410号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黄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 齐涛)宋勇受贿案
  被告人宋勇,男,1955年1月12日出生,汉族,硕十研究生学历,原系辽宁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中共辽宁省盘锦市市委副书记、辽宁省朝阳市市长、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2010年3月3日,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被告人宋勇受贿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2月22日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2010年6月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移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告知了宋勇有权委托辩护人等诉讼权利,讯问了宋勇,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其间,因案情重大、复杂,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各半个月,并退回补充侦查两次。2010年12月1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宋勇的犯罪事实如下:
  2000年至2009年间,被告人宋勇利用先后担任中共辽宁省盘锦市市委副书记、辽宁省朝阳市市长、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便利,或者利用其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形成的便利条件,在职务晋升、企业贷款、工程承揽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通过其妻崔云虹(另案处理)先后93次非法收受丁立行等23人给予的人民币431万元、美元72. 1万元、欧元15万元、澳元1万元、英镑0.5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10225403. 7元。
  一、2000年至2002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盘锦市市委副书记,主管干部工作的职务便利,接受中共辽宁省盘锦市市委原副秘书长丁立行的请托,为丁立行担任盘锦市财政局局长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3次收受丁立行给予的人民币9万元。
  二、2001年至2009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盘锦立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庆祥的请托,通过辽宁华锦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冯恩良职务上的行为,为盘锦立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揽辽宁华锦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46万吨乙烯改扩建工程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6次单独或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孙庆祥给予的美元20万元。
  三、2002年10月至2009年3月,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辽宁省朝阳市市长、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盘锦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孙跃武(另案处理)的请托,为其公司在朝阳市北大街改造工程的承揽、拆迁和解决土地出让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17次单独或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孙跃武给予的人民币155万元、美元9. 5万元、澳元1万元、欧元1. 5万元。
  四、2003年至2009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朝阳市喀左县原县长李军担任喀左县县委书记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8次单独或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李军给予的人民币13万元、美元0. 5万元。
  五、2003年至2008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辽宁省朝阳市市长、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朝阳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宏伟(另案处理)的请托,为其公司在贷款、招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宋勇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刘宏伟给予的美元5万元。
  六、2003年至2008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市原市委书记王兴国的请托,为其担任朝阳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市委常委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8次单独或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王兴国给予的人民币12万元、美元2万元。
  七、2004年至2008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朝阳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宋久林(另案处理)担任朝阳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市委常委,凌源市委书记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5次收受宋久林给予的人民币90万元、美元2万元。
  八、2004年至2006年12月,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朝阳市人民政府原秘书长王汝江的请托,为其担任朝阳市政协副主席提供帮助。为此,宋勇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王汝江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九、2004年至2007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副书记姚惠钧的请托,为其职务安排问题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5次收受姚惠钧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美元1万元。
  十、2004年至2007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朝阳市建平县原副县长张义林担任建平县县长、双塔区代理书记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2次收受张义林给予的美元2万元。
  十一、2004年3月至2008年6月,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朝阳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李玉亭担任朝阳市交通局局长提供帮助。为此,宋勇收受李玉亭给予的存有人民币10万元的银行卡一张。
  十二、2004年至2007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朝阳天马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占奎的请托,为其连任辽宁省政协委员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2次收受高占奎给予的美元2. 5万元。
  十三、2004年至2007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朝阳金达钼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春雷的请托,为其公司在新厂选址的事项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3次单独或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赵春雷给予的美元6万元。
  十四、2005年至2007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中共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原区委书记李振清的请托,为其担任朝阳市委秘书长提供帮助。为此,宋勇收受李振清给予的美元2万元。
  十五、2005年至2009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朝阳市富祥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北票市浩翔铁矿实际控制人何继祥(另案处理)的请托,为富祥药业有限公司获得贷款、浩翔铁矿取得采矿经营权及筹建选矿厂等事项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4次单独或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何继祥给予的人民币80万元。
  十六、2005年至2008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中国工商银行朝阳市分行原行长冯国平(另案处理)的请托,为其担任朝阳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5次单独或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冯国平给予的人民币9万元、美元0. 7万元。
  十七、2005年至2008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市四官营子镇原镇党委书记王莉馨担任朝阳市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2次单独或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王莉馨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美元2万元。
  十八、2005年至2009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朝阳屹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辽宁鑫枫羊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侯文的请托,为朝阳屹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朝阳市电大南侧建设用地开发权及辽宁鑫枫羊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取得贷款等事项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10次收受侯文给予的美元11万元、英镑0. 5万元。
  十九、2006年至2007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原县委副书记王成君(另案处理)的请托,为其担任朝阳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工委书记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2次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王成君给予的人民币2万元、美元2万元。
  二十、2006年8月至2008年12月,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朝阳市兰凌水泥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建平的请托,为其担任朝阳市工商联副主席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2次单独或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余建平给予的美元0. 7万元。
  二十一、2006年11月至2007年12月,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原区委书记李德让的请托,为其担任朝阳市公安局局长提供帮助。为此,宋勇先后3次单独或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李德让给予的人民币20万元、美元2. 2万元。
  二十二、2008年1月,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辽宁省人大代表的职务便利,接受盘锦市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曲宝学的请托,承诺为曲宝学竞选全国人大代表提供帮助。为此,宋勇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曲宝学给予的美元1万元。
  二十三、2009年,被告人宋勇利用担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便利,接受盘锦市文化局副局长曹路的请托,在其竞争盘锦市文化局局长提供帮助。为此,宋勇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曹路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案发后,被告人宋勇退缴了全部赃款;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不掌握的受贿人民币705. 6万元的犯罪事实;揭发了他人非法收受人民币100万元的事实,对查处该起案件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1年1月1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法庭审理认为:
  被告人宋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还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崔云虹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以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宋勇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宋勇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到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不掌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退缴全部赃款;且检举他人违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处发挥了作用,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2011年1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一项、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宋勇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在案扣押的人民币2540989. 5元、美元102万元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宋勇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件报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件进行了复核,法庭认为:
  被告人宋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还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崔云虹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以惩处。宋勇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到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不掌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退缴全部赃款;且检举他人违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处发挥了作用,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被告人宋勇犯罪的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其所作定罪之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2011年3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二百零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核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刑初第21号以被告人宋勇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 王进科)
  李堂堂受贿案
  被告人李堂堂,男,1954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陕西省宝鸡市人,原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曾任陕西省宝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咸阳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咸阳市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2010年2月25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逮捕。
  被告人李堂堂受贿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2月22日立案侦查,2010年7月8日侦查终结。2010年7月12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移送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审查起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受理案件后,在法定期限内告知了李堂堂有权委托辩护人等诉讼权利,讯问了李堂堂,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因案情重大、复杂,二次退回补充侦查,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各十五日 。 2010年12月11日,该案再次移送审查起诉。2011年1月20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依法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李堂堂的犯罪事实如下:
  1998年至2009年,被告人李堂堂在担任中共陕西省宝鸡市委副书记,宝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咸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咸阳市委副书记、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兼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领一导小组副组长,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陕西宝鸡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和等14人的请托,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用地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王宝和等14人所送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7689975. 9元。
  一、1998年至2006年,被告人李堂堂利用担任中共宝鸡市委副书记,宝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咸阳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咸阳市委副书记、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职务便利,接受陕西宝鸡专用汽车厂(后变更为陕西宝鸡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和的请托,为该企业获得宝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扩建用地、联系销售运钞车、申请获得政府产业技术改造和发展资金贷款贴息提供了帮助。为此,1999年至2009年,李堂堂先后13次收受王宝和所送的人民币80万元、美元2万元、欧元1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1054021元。
  二、1998年至2005年,被告人李堂堂利用担任中共陕西省宝鸡市委副书记、宝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时任宝鸡市无线电三厂(后变更为宝鸡秦渭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秀莲的请托,为该企业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获得宝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扩建用地等事项提供了帮助。为此,1998年至2008年,李堂堂先后11次收受杨秀莲所送的人民币20万元、美元2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365536元。
  三、1999年至2002年,被告人李堂堂利用担任中共陕西省咸阳市委副书记、咸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陕西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邢雅江的请托,为该公司在咸阳市投资开发建设“咸阳国际贸易中心”项目、协调征地以及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等事项提供了帮助。为此,2001年至2002年,李堂堂先后6次收受邢雅江所送的人民币51万元、美元5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923840元。
  四、2000年至2006年,被告人李堂堂利用担任中共陕西省咸阳市委副书记、书记,咸阳市人民政府市长,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玉科的请托,为该公司在咸阳市礼泉县投资成立通达果汁礼泉有限公司以及免受因污染问题停产的行政处罚等事项提供了帮助。为此,2002年至2007年,李堂堂先后12次收受杨玉科所送的人民币61万元、美元4万元、价值人民币7万元的购物卡,折合人民币共计1004696元。
  五、2000年至2006年,被告人李堂堂利用担任中共陕西省咸阳市委副书记,咸阳市人民政府市长,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陕西神果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普成的请托,为该公司申请上市、申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参股经营项目提供了帮助。为此,2000年至2007年,李堂堂先后7次收受张普成所送的人民币13万元、美元1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212768元。
  六、2001年4月至2002年6月,被告人李堂堂利用担任中共陕西省咸阳市委书记、咸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宝鸡市佳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绪钢的请托,为该公司在咸阳市投资开发建设“清渭楼综合市场”项目立项、审批、商业门面房销售等事项提供帮助。为此,1999年至2002年,李堂堂先后8次收受李绪钢所送的人民币165. 2万元、美元2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1817536元。
  七、2001年至2005年,被告人李堂堂利用担任中共陕西省咸阳市委书记、咸阳市人民政府市长、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陕西咸阳玻璃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史庚仁的请托,为该公司向咸阳市建委和渭南市的相关工程单位销售玻璃钢管材等事项上提供了帮助。为此,2002年至2005年,李堂堂先后3次收受史庚仁所送的人民币共计10万元。
  八、2003年,被告人李堂堂利用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兼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陕西新桃花源旅游经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景民的请托,为该公司获得312国道咸阳至永寿一级公路经营收费权提供了帮助。为此,2003年至2006年,李堂堂先后4次收受陈景民所送的人民币10万元、美元2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263504元。
  九、2003年11月至2004年3月,被告人李堂堂利用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兼省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楼忠福的请托,为该公司控股的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与陕西省路桥工程总公司合资改制过程中的债转股、工人安置等事项提供了帮助。为此,2003年至2006年,李堂堂先后3次收受楼忠福所送的人民币102万元、美元1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1100561元。
  十、2004年至2005年,被告人李堂堂利用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兼省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陕西东岭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黑记的请托,为该公司在解决控股略阳钢铁厂过程中职工安置、债务清偿等事项提供了帮助。为此,2004年至2005年,李堂堂先后5次收受李黑记所送的人民币21万元。
  十一、2004年5月至2006年12月,被告人李堂堂利用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兼省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副省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香港万裕(集团)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袁汉源的请托,为该公司协调相关部门加快审批并购改制陕西省印刷厂方案、暂缓收回该公司逾期未开工建设的土地等事项提供帮助。为此,2004年至2007年,李堂堂先后6次收受袁汉源所送的人民币17万元、美元8000元、港币5000元及价值人民币1万元的购物卡,折合人民币共计247513. 9元。
  十二、2005年上半年,被告人李堂堂利用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陕西秦阿房宫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雷应魁的请托,为该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陕西分行申请银行贷款提供帮助。为此,2005年至2008年,李堂堂先后3次收受雷应魁给予的人民币共计5万元。
  十三、2006年至2008年,被告人李堂堂先后利用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陕西华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东贾少驰的请托,为该公司承包黄陵煤矸石热电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承揽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办公场所土建工程,以及为贾少驰的表妹安排工作提供帮助。2009年初,李堂堂得知有关机关对其进行调查,即安排贾少驰、赵晓军等人为其活动以逃避查处。为此,贾少驰先后2次共出资人民币30万元,事后李堂堂表示认可。
  十四、2007年上半年,李堂堂利用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延安北方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訾进烨的请托,承诺为訾进烨的女友在西安市高校安排工作提供帮助。为此,李堂堂收受訾进烨所送的人民币4万元。
  2011年3月29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法庭审理认为:
  被告人李堂堂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7689975. 9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
  2011年4月8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李堂堂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追缴其受贿所得赃款共计折合人民币7689975. 9元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李堂堂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提出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 王滨)许宗衡受贿案
  被告人许宗衡,男, 1955年7月出生,汉族,湖南湘潭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原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市长,曾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常务副市长。2010年8月12日,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被告人许宗衡受贿一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8月3日立案侦查。2011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案经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交由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于2011年3月21日告知了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等讼诉权利,在法定期限内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2011年4月2日,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许宗衡的犯罪事实如下:
  2001年至2009年上半年,被告人许宗衡利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深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联泰集团总经理黄振达等9人给予的港币2720. 8万元、美元64万元、英镑3万元、人民币48万元、价值人民币68万元的第29届奥运会马术比赛项目纪念金盘一个,共计折合人民币33184890元。
  一、2006年至2007年,被告人许宗衡利用担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的职务便利,为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开发的深圳湾填海区“九号地块”、变更土地规划,联泰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迁入深圳等事项提供帮助。为此,许宗衡先后3次非法收受联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振达给予的港币1500万元,折合人民币15218300元。
  二、2002年至2009年,被告人许宗衡利用担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深圳市顺嘉高新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朱重顺家庭户籍迁移、子女入学、公司产品推广、承接工程等提供帮助。为此,许宗衡先后12次非法收受朱重顺给予的港币590万元、美元3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5545914元。
  三、2001年至2008年,被告人许宗衡利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长,深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深圳市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庄楚雄子女入学、土地纠纷提供帮助,先后7次非法收受庄楚雄给予的港币130万元、美元30万元和英镑3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3861040元。
  四、2003年至2009年,被告人许宗衡利用担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医药物流建设用地提供帮助。为此,许宗衡先后12次收受该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思民给予的美元29万元、价值人民币68万元的第29届奥运马术项目纪念金盘一个,折合人民币共计2922537元。
  五、2004年至2008年,被告人许宗衡利用担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大百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建设用地调整规划、参与深圳市福田区岗厦河园片区旧城改造项目提供帮助。为此,许宗衡先后2次非法收受大百汇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温纯青给予的港币200万元、美元2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2257618元。
  六、2004年至2009年,被告人许宗衡利用担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原深圳市龙岗区区委书记余伟良(另案处理)职务升迁提供帮助。为此,许宗衡先后6次非法收受余伟良给予的港币120万元,折合人民币1172912元。
  七、2002年至2009年,许宗衡利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长,深圳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深圳市索立特磨料磨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购买厂房用地提供帮助、承诺为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世军儿子的就业事宜提供帮助。为此,许宗衡光后8次非法收受刘世军给予的港币94. 8万元、人民币20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1080867元。
  八、2001年至2009年,许宗衡利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长,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深圳市龙岗区原政协主席陈胜兴职务晋升提供帮助。为此,许宗衡先后9次非法收受陈胜兴给予的港币66万元、人民币8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727438元。
  九、2003年至2007年,许宗衡利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长,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重大项目办公室副主任陈昭武进入招商局集团工作提供帮助。为此,许宗衡先后4次非法收受陈昭武给予的港币20万元、人民币20万元,折合人民币398264元。
  案发后,被告人许宗衡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不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2011年4月21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法庭审理认为:
  被告人许宗衡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许宗衡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许宗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许宗衡在案发后主动交代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2011年5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许宗衡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依法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许宗衡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件报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件进行了复核,法庭认为:
  被告人许宗衡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许宗衡在案发后主动交代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2011年6月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二百零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核准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郑刑一初字第48号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许宗衡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 张军)张春江受贿案
  被告人张春江,男,1958年7月6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原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曾任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2010年9月7日,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被告人张春江受贿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8月31日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2010年11月17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将案件移交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告知了张春江有权委托辩护人等诉讼权利,讯问了张春江,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其间,两次退回补充侦查。2011年4月5目,案件再次移送审查起诉。因案情重大、复杂,两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各半个月。2011年5月13日,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张春江的犯罪事实如下: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1994年至2009年,被告人张春江担任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党组书记兼副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承揽业务、追要欠款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北京依镝电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香港力晋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世存,北京阳光加信广告公司董事长杨蕊宁及其丈夫张锐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463144. 62元。
  一、1994年至2009年,被告人张春江利用担任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党组书记兼副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北京依镝电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香港力晋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世存的请托,为宋世存承揽辽宁省邮电器材公司,手机供货业务和为宋世存向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的供货商UT斯达康通讯有限公司追要83. 95万美元欠款提供帮助,并为宋世存在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的传输线缆保险业务、五家酒店出售业务、IT外包业务和四川移动通信公司办公大楼装修承揽业务中开展有偿中介活动提供帮助。为此,2003年春节至2009年11月,张春江先后5次收受宋世存给予的人民币32万元、美元20万元和价值人民币2836624.62元的别墅一套(含装修和家电),共计折合人民币4759144. 62元。
  1. 2003年春节前,被告人张春江收受宋世存给予的人民币20万元。
  2. 2004年,被告人张春江收受宋世存为其购买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丽水佳园小区的A20号别墅,井由宋世存进行装修和购置家电,共计价值人民币3325074元。其中,张春江支付购房款人民币488449.38元,实际收受宋世存贿赂价值人民币2836624. 62元。2006年初,因有关部门调查张春江的房产问题,张春江为掩饰犯罪,于2006年6月将别墅退还宋世存。
  3. 2006年4月,被告人张春江通过其妻姬蓉在美国收受宋世存以转账方式给予的美元20万元。
  4. 2007年9月,被告人张春江收受宋世存给予的人民币2万元。
  5. 2009年11月初,被告人张春江收受宋世存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二、2004年3月,被告人张春江利用担任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北京阳光加信广告公司董事长杨蕊宁及其丈夫张锐的请托,为北京阳光加信广告公司成为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的品牌宣传代理商提供帮助,使北京阳光加信广告公司在其后三年时间从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获取人民币2. 5亿余元的广告费,为此,2007年2月至2009年1月,张春江先后3次收受张锐、杨蕊宁夫妇给予的人民币250万元和价值人民币20. 4万元的丰田佳美轿车一辆,共计折合人民币270. 4万元。
  1. 2007年2月,被告人张春江收受张锐给予的价值人民币20. 4万元的丰田佳美轿车一辆。
  2. 2008年10月,被告人张春江收受张锐给予的人民币50万元。
  3. 2009年1月,被告人张春江收受张锐、杨蕊宁夫妇给予的人民币200万元。
  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2011年7月12日,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法庭审理认为:
  被告人张春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沧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春江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张春江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在庭审中认罪态度较好,案发后赃款赃物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2011年7月22日,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张春江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扣押在案的受贿款物人民币5664824. 62元、美元20万元、丰田佳美牌轿车一辆依法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张春江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
  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件报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件进行了复核,法庭认为:
  被告人张春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先后利用担任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网通公司总经理、中国移动公司党组书记兼副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张春江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在庭审中认罪态度较好,案发后赃款赃物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2011年8月22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二百零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核准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沧刑初字第68号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张春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扣押在案的受贿款物人民币5664824.62元、美元20万元、丰田桂美牌轿车一辆依法上缴国库的刑事判决。(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 王进科)冯宏亮受贿、滥用职权案
  被告人冯宏亮,男,197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原系浙江省瑞安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医生。2011年3月4日,因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逮捕。
  被告人冯宏亮受贿、滥用职权案,由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2月17日立案侦查。2011年5月3日侦查终结,同日移送审查起诉。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在法定期限内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等诉讼权利,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2011年5月27日,瑞安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瑞安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冯宏亮的犯罪事实如下:
  2007年11月至2008年4月,被告人冯宏亮在担任瑞安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医生期间,利用其对戒毒人员就诊治疗、开具药方、健康检查等职务便利,通过违规提供药物加速心跳以及调换体检血样等方式,使戒毒人员健康体检不合格,帮助因吸毒被劳教人员翁者平、郑林杰(均另案处理)、余建平、伍丹、林孝文逃避执行劳教或强制治疗。余建平、翁者平、郑林杰、伍丹等人被劳教所或温州市戒毒康复中心拒收,而逃避了被执行劳动教养或强制治疗,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间,上述五名劳教人员或其亲友为请冯宏亮帮忙,送给被告人冯宏亮现金共计18. 2万元人民币,被告人均予以收受。
  一、2007年11月,郑林杰因复吸毒品被决定劳动教养,关押在瑞安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为逃避被执行劳动教养和强制治疗,郑林杰请被告人冯宏亮帮忙,井让其妹妹分别于2007年12月12日和12月20日代为汇款给冯宏亮共计5万元。冯宏亮收受后遂在郑林杰被投送浙江省十里坪劳教所执行劳动教养、温州戒毒康复中心强制治疗前,提供药物给郑林杰服用,使郑林杰因心动过速等疾病被劳教所拒收退回,并被采取所外执行措施,后转入温州市戒毒康复中心强制治疗。
  二、2007年11月,余建平因复吸毒品被决定劳动教养,关押在瑞安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为逃避被执行劳动教养,余建平让其朋友余晓光(另案处理)找被告人冯宏亮帮忙。余晓光分别于2007年12月14日和2008年1月25日汇款给冯宏亮共计5万元。冯宏亮:收受后遂在余建平被投送浙江省十里坪劳教所、温州戒毒康复中心前,提供药物给其服用。余建平因心动过速等疾病被劳教所拒收退回,并被采取所外执行措施,后转入温州市戒毒康复中心强制治疗。在余建平被劳教所拒收退回瑞安市戒毒所期间,余晓光曾到被告人冯宏亮家的个体诊所送给冯宏亮现金2000元,冯宏亮予以收受。
  三、2007年12月,吸毒劳动教养人员翁者平被投送浙江省十里坪劳教所时因高血压病被拒收,退回瑞安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为逃避将其送至温州市戒毒康复中心强制治疗,翁者平遂请被告人冯宏亮帮忙,并让他人于2008年1月7日代为汇款2万元给冯宏亮。冯宏亮收受后遂将翁者平送检的体检血液样本进行更换,使翁者平因检出高血压、痛风、肾功能不全等病。因病情较重,被温州市戒毒康复中心拒收退回而释放。
  四、2007年12月,林孝文因复吸毒品被决定劳动教养,关押在瑞安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为逃避被执行劳动教养,林孝文的朋友林光成找到被告人冯宏亮帮忙,并送给被告人冯宏亮现金3万元。冯宏亮收受后遂在林孝文被投送劳教所时,提供药物给林孝文服用,但林孝文未被劳教所退回,被执行劳动教养。后因事情未办成,被告人冯宏亮退还林光成2万元。
  五、2008年4月,伍丹因复吸毒品被决定劳动教养:,关押在瑞安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为使伍丹逃避被执行劳动教养和强制治疗,伍丹的父亲伍洪永(另案处理)找到被告人冯宏亮帮忙,并送给冯宏亮5万元现金。冯宏亮收受后遂在伍丹被投送浙江省十里坪劳教所、温州戒毒康复中心时提供药物给伍丹服用,使伍丹因心动过速等疾病被劳教所拒收退回,并被采取所外执行措施,又因同样疾病被温州市戒毒康复中心拒收。
  2011年7月11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
  法庭审理认为:被告人冯宏亮系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强制隔离戒毒所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冯宏亮又违法使用药物,使吸毒被劳教人员逃避劳教或强制治疗,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又触犯刑律,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冯宏亮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冯宏亮的家属退出部分赃款,可对冯宏亮酌情从轻处罚。
  2011年7月11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冯宏亮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万元。
  二、被告人冯宏亮退出的赃款人民币10万元,予以没收;被告人冯宏亮的非法所得人民币8. 2万元,予以追缴。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冯宏亮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将案件报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法庭认为:
  上诉人冯宏亮作为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强制隔离戒毒所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冯宏亮又违法使用药物,使吸毒被劳教人员逃避劳教或强制治疗,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又构成滥用职权罪。对冯宏亮应予数罪并罚。冯宏亮的家属退出部分赃款,可对冯宏亮酌情从轻处罚。冯宏亮作为公安机关下属的强制隔离戒毒所负责戒毒学员康复治疗的医务人员,有保证学员按常规身体状态送交劳教所、温州市康复中心体检并接受劳动教养处罚的监管职责,系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冯宏亮及辩护人关于应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意见与法不符,不予采纳。冯宏亮先收受学员家属的贿赂后滥用监管职责致使五名学员逃避劳教处罚的行为同时符合受贿罪及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应认定为两罪,冯宏亮及辩护人关于应认定为一罪的意见与法不符,不予采纳。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冯宏亮立案侦查后,冯宏亮供述了部分犯罪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之规定,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故冯宏亮上诉及辩护人辩称有自首情节的意见与法不符,不予采纳。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冯宏亮及辩护人要求改判的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2011年9月1口,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一百八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 石秀琴)
  董杰、陈珠非法经营案
  被告人董杰,男,197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经营者。2007年12月8日,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2008年1月15口,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2008年3月7日被取保候审。2009年4月7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同年10月7日决定对其继续取保候审。2010年11月27日经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其执行逮捕。
  被告人陈珠,女,197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经营者。2007年12月8日,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取保候审。2008年12月29日,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2009年6月29日决定对其继续取保候审。2010年12月27日经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
  被告人董杰、陈珠非法经营案,由南京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于2007年11月27日立案侦查,2008年5月5日侦查终结。同日,南京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将案件移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在法定期限内告知董杰、陈珠有权委托辩护人等诉讼权利,依法讯问了董杰、陈珠,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因案情重大复杂,案件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各半个月,二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008年11月19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对董杰、陈珠以非法经营罪,依法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董杰、陈珠的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董杰、陈珠在玩网络游戏过程中,了解到利用非法外挂程序可以替游戏玩家代练升级并可从中牟利,遂购买了数十台电脑,申请了QQ号、银行账号、客服电话和电信宽带,向他人购买外挂经营代练升级。2006年9月至2007年春节,董杰、陈珠雇用人员在其居住的南京市江宁区麒麟镇绿色家园30幢2号,通过使用向他人购得的名为“小金鱼”的外挂,帮助热血传奇游戏玩家升级并牟利。2007年3月,董杰、陈珠又通过互联网向他人购得名为“冰点传奇”的外挂程序,以“土人部落工作室”的名义,雇用员工在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的热血传奇游戏中以每周80元、每月300元的价格帮助玩家使用“冰点管家”外挂程序代练升级,先后替一万多个热血传奇游戏账户代练升级。自2007年3月至2007年12月7日,董杰、陈珠接受来自全国各地游戏玩家汇人的资金共计人民币1989308. 6元。
  因被告人董杰、陈珠所使用的“冰点传奇”外挂程序绕过了正常的游戏客服端与服务器端之间的通讯协议,使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计算机系统中的客户认证功能丧失,从而干扰了热血传奇游戏的正常运行。同时,又因破坏了网络游戏规则的均衡和公平,引起了众多游戏玩家的不满和投诉,严重影响了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秩序。
  2008年12月26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法庭审理认为:
  被告人董杰、陈珠以牟取利益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也未获得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许可和授权,将明知是破坏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互联网游戏作品技术保护措施并修改他人游戏作品数据的非法互联网出版物“外挂软件”使用到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游戏程序上,进行有偿代练经营活动,牟取了巨额非法利益,侵害了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属于出版非法互联网出版物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成非法经营罪。
  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是经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许可的经营游戏作品互联网出版业务的公司,其所经营的热血传奇游戏是经过中国国家版权局合法登记的游戏软件,受国家著作权法的保护,而本案中二被告人购买、使用的“冰点传奇”外挂程序软件在出版程序上没有经过主管部门的审批,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内容上也破坏了热血传奇游戏的使用用户在服务器上的内容,不仅违反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而且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被《出版管理条例》《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所禁止,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一条所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本案中二被告人购买了电脑,聘用了工作人员,先后替一万多名不特定人使用非法外挂程序进行代练,并收取费用,客观上是对该非法外挂程序的发行、传播,属于出版非法互联网出版物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一条的规定,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杰、陈珠犯非法经营罪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董杰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陈珠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2010年12月9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董杰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160万元。
  被告人陈珠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人民币140万元。
  二、作案工具、非法所得予以没收。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董杰、陈珠提出上诉。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法庭审理认为:
  上诉人董杰、陈珠违反法律规定,未经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许可和授权,非法将外挂软件使用到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游戏程序上,进行有偿性代练,牟取了巨额非法利益,其行为侵害了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属于出版非法互联网出版物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成非法经营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在共同犯罪中,董杰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陈珠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准确,对二上诉人主刑量刑适当,应予维持;但罚金刑量刑不当,应予改判。
  2011年5月10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维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对上诉人董杰、陈珠定罪及量刑主刑部分,即被告人董杰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被告人陈珠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作案工具、非法所得予以没收。
  二、撤销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对原审被告人董杰、陈珠的量刑附加刑部分,即被告人董杰判处罚金人民币160万元;被告人陈珠判处罚金人民币140万元。
  三、上诉人董杰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30万元;上诉人陈珠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 赵迅)莫君飞诉李考兴离婚纠纷案
  原告:莫君飞,女,汉族,31岁,住广东省怀集县汶朗镇汶朗居委会。
  被告:李考兴,男,汉族,34岁,住广东省怀集县怀城镇城南河南居委会。
  原告莫君飞因与被告李考兴发生离婚纠纷,向广东省怀集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莫君飞诉称:原告与被告李考兴于2002年上半年经人介绍相识,2003年3月双方登记结婚,同年10月21日生育一子李序宇。由于婚前双方缺乏了解,草率结合,婚后双方性格完全不合,被告性格自私、多疑,把妻子当作个人财产。原告作为一名教师,见到同学、同事或学生家长时,难免要互谈几句,但被告对原告的正常交往均干涉限制,对原告恶言相向,甚至侮辱原告人格。平时,原、被告之间很少谈心,原告得病,被告也漠不关心,双方根本无法建立应有的夫妻感情。2007年暑假,原告为了家庭生活及缓解夫妻矛盾,向被告提出外出做家教,遭到被告的反对,并经原告母亲出面制止原告外出,声称“如果要外出家教,必须先办离婚手续”等等。由于原、被告夫妻感情不断恶化,双方曾于2010年5月协议离婚,但因财产等问题协商未果。2010年7月,被告为在离婚时霸占夫妻共有财产,骗取原告将(2006)第0036号土地使用证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全部变更给被告。2010年8月初,被告将原告赶出家门,并将家里的门锁全部换掉,原告被迫在外租房与儿子共同生活。原、被告的夫妻感情彻底破裂,无和好可能,原告坚决要求离婚。原、被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有坐落在怀城镇育秀居委会的宅基地[(2006)第0036号土地使用证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价值15万元及电器、家具等,应依法分割处理。为此,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2.儿子李序宇由原告抚养,抚养费用由原、被告共同承担;3.依法平分夫妻共同财产(价值约15万元);4.本案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李考兴辩称:原告莫君飞与被告经人介绍相识后,经一年的自由恋爱,双方对对方的性格已完全了解,应有牢固的婚前基础。婚后,双方生育有儿子李序宇,被告通过人事关系两次为原告调动工作。在2009年12月原告因病住院15天,被告每天陪护至原告康复,可见夫妻感情深厚、牢固。原、被告还有和好可能,被告坚决不同意离婚,请求法官多做原告的思想工作,使原告放弃离婚念头,挽救原、被告的婚姻关系。
  广东省怀集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莫君飞与被告李考兴于2002年上半年经人介绍相识,2003年3月双方登记结婚,同年10月21日生育一子李序宇。婚后,原、被告的夫妻感情较好。2007年暑假,李考兴阻止莫君飞外出做家教,双方发生言语争执。之后,夫妻关系时好时坏。2010年5月,莫君飞草拟离婚协议一份交给李考兴。李考兴答应如果儿子由其抚养和夫妻存续期间购买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为女方,价值20万元)归男方所有的,愿意去办离婚手续。同年7月,原、被告双方到土地管理部门将原登记在莫君飞名下的(2006)第0036号《土地使用证》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全部变更到李考兴名下。但是,李考兴反悔,不同意离婚。同年8月初,莫君飞搬离家中在外租屋居住,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准许离婚,并分割共同财产。
  经广东省怀集县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因原告莫君飞要求离婚,被告李考兴则不同意离婚,调解未果。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原告莫君飞与被告李考兴草拟的离婚协议是否生效,变更后的财产是否仍是夫妻共同财产。
  广东省怀集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原告莫君飞与被告李考兴经人介绍相识并恋爱,双方经一段时间相互了解并自愿登记结婚,双方具有较好的感情基础。婚后,原、被告在生活和工作上能相互扶持,双方建立有一定的夫妻感情;原、被告生育的儿子尚年幼,从双方诉讼中反映的情况,现儿子极需父母的爱护,双方离婚,对儿子会造成伤害,因此,莫君飞主张离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双方当事人是否达成离婚协议问题。离婚协议是解除夫妻双方人身关系的协议,该协议是一种要式协议,必须经双方当事人签名确认才能生效,即双方在协议上签名画押是其成立的前提条件。否则,即使有证人在场见证,证明双方达成离婚合意,但由于一方没有在离婚协议上签名确认,在法律上该离婚协议是不能成立的。原告莫君飞于2010年5月草拟离婚协议一份交给被告李考兴,虽然李考兴口头答应离婚,且双方履行了共同财产分割的部分,可以认定双方对离婚达成了合意,但是由于李考兴并没有在协议上签名导致离婚协议欠缺合同成立的要件,且事后李考兴反悔不愿离婚,因此不能根据仅有一方签名的离婚协议判决双方离婚。
  对于双方当事人在离婚前作出的财产处理问题。本案离婚协议是属于婚内离婚协议,所谓婚内离婚协议,是指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解除婚姻关系为基本目的,并就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达成的协议。婚内离婚协议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前提,一方或者双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可能在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方面作出有条件的让步。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的情况下,该协议没有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其中关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的约定,不能当然作为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原告莫君飞与被告李考兴在协议离婚过程中经双方协商对财产分割进行处理,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但由于李考兴并未在离婚协议上签名,达不到离婚协议的成立要件,因此,该婚内离婚协议无效,即按该协议所进行的履行行为也可视为无效。虽然(2006)第0036号《土地使用证》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变更在李考兴名下,但该土地使用权还是莫君飞和李考兴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与原来登记在莫君飞名下的性质是一样的。
  综上,只要双方珍惜已建立的夫妻感情,慎重对待婚姻家庭问题,做到互相尊重、互相关心,夫妻是有和好可能的。据此,广东省怀集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于2010年12月2日判决:
  驳回原告莫君飞的离婚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0元,由原告莫君飞负担。
  一审判决后,原告莫君飞与被告李考兴均没有提起上诉,判决已经生效。浙江省德清县上武汽车修理厂诉董艳峰损害赔偿纠纷案
  原告:浙江省德清县上武汽车修理厂,住所地:德清县武康镇。
  被告:董艳峰,男,47岁,汉族。住山东省鱼台县唐马乡。
  原告浙江省德清县上武汽车修理厂(以下简称上武汽修厂)因与被告董艳峰发生损害赔偿纠纷,向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上武汽修厂诉称:2009年3月13日,被告董艳峰的雇员魏玉峰驾驶被告所有的欧曼重型半挂牵引车(车牌号为鲁H73508)及牵引红旗重型普通半挂车(车牌号为鲁H—D555挂),行驶至杭宁高速公路58KM+600M处时(湖州市吴兴区青山地带),因严重超载导致该车轮胎发生故障,为此魏玉峰向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中队湖州支队第二大队求助,原告接到该大队的指令,派原告雇员梅建武、沈英浩前往事故地抢修,在拆卸汽车外挡轮胎时,内挡轮胎内胎发生爆破,造成梅建武死亡的重大事故。后经有关部门鉴定,系被告汽车由于长时间超载,轮胎轮辋不合格,不能承受轮胎内的气压而爆炸,事故发生后,原告已对死者梅建武家属给予足额补偿。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赔偿原告359 56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上武汽修厂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1.驾驶员简要信息,证明被告董艳峰雇佣驾驶员身份情况。
  2.机动车行驶证,证明被告董艳峰所有车辆信息。
  3.尸体检验报告及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梅建武死亡原因及梅建武死亡的事实。
  4.赔偿协议,证明原告上武汽修厂对其雇员梅建武进行了赔偿,赔偿金额为39万元。
  5.身份信息情况,证明梅建武父母的情况以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依据。
  6.调查结论,证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及被告董艳峰车辆超载的事实。
  7.鉴定报告,被告董艳峰车辆自身存在多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被告车辆轮胎气压过高导致爆炸,鉴定结论也予以证明,被告对梅建武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8.鉴定费发票,证明为鉴定事故轮胎所支付的鉴定费用。
  被告董艳峰答辩称:1.本案应为承揽合同纠纷,原告上武汽修厂提起诉讼的事实基础是承揽合同关系,原告雇员的死亡是承揽合同关系下一个不幸的结果。2.原告存在过错。梅建武在没有经专业培训的情况下从事汽车维修业务,系无证上岗,原告亦没有提供与梅建武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保险费用的证明,也未为其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不能证明梅建武系原告雇员,因此原告无诉讼主体资格;被告的驾驶员曾告知梅建武轮胎卡槽处有裂痕,梅建武在没有放气减压的情况下对该车辆进行操作,严重违反操作规则,存在过错。3.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失的,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就本案而言,被告亦不存在定作、指示、选任方面的过失;梅建武在没有具备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将末减压放气的事故轮胎拆卸下来,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根本原因,非被告原因引起,故被告不应承担责任。4.车辆超载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从交警队的询问笔录上看,轮胎是在梅建武用千斤顶将轮胎顶起后发生爆炸的,已顶离地面的轮胎不再承受车载重量,故与该车的超载没有任何关系。5.原告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已将赔偿款支付给梅建武家属,原告仅提供了赔偿协议,但未提供梅建武家属收到该赔偿款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了赔偿义务。6.原告的赔偿计算依据混乱。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董艳峰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上武汽修厂另一名雇员沈英浩的询问笔录,证明实施救助是因接到求救电话,说明双方是修理合同关系;证明被告董艳峰的驾驶员已告知原告方的维修人员钢圈裂了需要更换轮胎,被告方已经尽了故障告知义务;当时原告的修理人员已经用千斤顶将车顶起来,证明是否超载与事故的发生已经没有关系;原告方的施救人员在未放气减压的情况下卸下轮胎的螺丝,导致事故发生,原告方人员存在明显过错。
  2.德清县社会保险部门证明书,证明梅建武无社会保险记录,不确定梅建武确为原告公司员工。
  3.收款收据,证明发生事故后车辆停靠在原告上武汽修厂的停车场。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9年3月13日被告董艳峰的欧曼重型半挂牵引车(车牌号H73508)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故障,原告上武汽修厂接到交警队指令遂派其雇员梅建武、沈英浩前去修理,在修理过程中轮胎发生爆炸,导致原告雇员梅建武死亡。事后,原告与死者梅建武的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询问笔录认定,梅建武未对故障轮胎进行放气减压,致使轮胎爆炸,直接导致梅建武死亡。后经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为车辆使用维护不当、严重超载、轮胎气压过高以及维修操作不当是造成轮胎爆炸的主要原因。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的案由是承揽合同纠纷还是雇员损害赔偿纠纷;二、如何认定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事故中的过错责任。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承揽合同纠纷作为合同纠纷的一种,主要追究当事人的违约责任,而雇员受害赔偿追偿纠纷属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主要追究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两者各自隶属不同的责任性质。原告上武汽修厂员工为被告董艳峰车辆更换轮胎系修理合同法律关系,属于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原告员工在修理过程中意外死亡,原告向其家属赔偿,属雇员受害赔偿性质,现向被告追偿,系雇员受害损害赔偿纠纷,隶属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不能以提起诉讼的前提是承揽合同,便认定该案为承揽合同纠纷。故本案案由为雇员受害赔偿追偿纠纷,被告认定本案案由应为承揽合同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原被告在事故中过错责任的认定,法院认为,首先,本案中轮胎爆炸与车辆超载无因果关系,车辆装载的货物重量经车辆的轮胎传至地面,当千斤顶在地上将轮胎顶离地面时,该轮胎所承受的重量已经由千斤顶负载传至地面,已顶离地面的轮胎不再承受车载重量,因此,原告上武汽修厂员工在为已顶离地面的轮胎拧松固定螺母时发生的轮胎爆炸致死,与被告董艳峰车辆装载的重量无因果关系。其次,更换受损车辆轮胎,只有先行对受损轮胎放气减压,才能拆卸轮胎并进行更换,上武汽修厂员工在明知轮胎损伤的情况下,未先行对轮胎放气减压,即拧松轮胎固定螺母进行拆卸,当最后一颗轮胎固定螺母被拧松时,受内侧轮胎内高气压的挤压,易破碎的轮胎钢圈不能承受其压力,遂发生轮胎爆炸。原告方员工未先行对受损轮胎放气减压即拆卸,是发生轮胎爆炸的原因,其行为显属违反操作程序,具有过错。董艳峰雇佣的驾驶员,对内侧轮胎钢圈破碎发生轮胎爆炸没有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董艳峰无定作、指示或选任的过失,车辆是否超载与本案的轮胎爆炸不具有关联性,上武汽修厂以车辆超载、董艳峰所雇驾驶员有过错为由,要求董艳峰赔偿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09年12月25日判决:
  驳回原告上武汽修厂的诉讼请求。
  上武汽修厂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因而无法作出正确的判决。一审法院在认定涉案事故发生原因时是根据浙江省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的鉴定报告,该鉴定报告对事故因果的分析相当明确,涉案车辆使用不当是前因亦是主要原因,同时该车辆有多项性能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这些都是涉案事故发生的原因。该鉴定报告的结论是轮胎爆破原因是因为标的物车辆使用维护不当。而一审法院却将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套在上诉人身上,错误的判决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主要责任;即使退一步讲,如果错误的认定上诉人为主要责任,那么被上诉人董艳峰仍需要承担本案的次要责任并赔偿损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因被上诉人车辆本身存在轮胎爆炸的隐患,且该爆炸风险经鉴定其主要原因在被上诉人一方,是上诉人雇员作业以外的原因发生的事故,造成上诉人雇员的死亡,被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上武汽修厂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董艳峰答辩称:上诉人上武汽修厂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是没有依据的,涉案事故发生原因的认定是严格按照鉴定报告作出的,双方对于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及合法性都没有异议,根据该鉴定报告分析可知本次事故是维修工操作不当造成,鉴定报告已经明确如果处置得当就可以避免人身伤亡事故,而本案恰恰是因为受害人没有上岗证,在操作时间没有按照操作规范操作才导致事故的发生。被上诉人的驾驶员已经将危险的情况告知受害人,并巨在换轮胎之前用千斤顶把车辆顶离地面,此时气压的影响、车辆是否超载与事故的发生不具有关联性。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其在本次事故中不存在过错。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武汽修厂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上武汽修厂、被上诉人董艳峰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上诉人上武汽修厂指派雇员梅建武、沈英浩前往高速公路对被上诉人董艳峰的车辆进行维修,在修理过程中因轮胎爆炸致梅建武死亡。现上武汽修厂向董艳峰追偿,应以确定雇员所受的人身损害是否因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为基础,因此需对涉案事故的原因进行认定。对于涉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根据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报告,“维修操作不当造成人身伤亡是后果亦是关键因素”。同时,在本案中,董艳峰所雇佣的驾驶员魏玉峰在发现车辆故障后向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部门求助,上武汽修厂雇员梅建武、沈英浩在修理时已明确轮胎损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董艳峰所雇佣的驾驶员魏玉峰已经尽到了妥善处理事故车辆、及时联系公安交警大队维修以及告知轮胎损伤的义务,不存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上的过失。上武汽修厂主张轮胎爆炸系因涉案车辆使用不当且存在多处不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标准导致,对此,法院认为,涉案车辆发生故障后,董艳峰雇佣的驾驶员魏玉峰停车寻求帮助,并采取适当措施予以预防,而上武汽修厂派员前往修理也是为了解决车辆故障,在其修理过程中,应查清原因,查勘故障状况,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修理过程中发生意外。现事故的发生与处置不当直接关联,与车辆受损原因无关。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车辆是否超载与本案轮胎的爆炸不具有直接关联性,并无不当。对上武汽修厂的上诉主张,不予采信。
  据此,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0年3月25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范茂生等诉淮安电信分公司淮阴区电信局、淮安市淮阴区公路管理站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原告:范茂生,男,59岁,汉族,农民,住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袁集乡农科村。
  原告:纪美华,女,58岁,汉族,农民,住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袁集乡农科村。
  原告:何素改,女,26岁,汉族,农民,住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袁集乡农科村。
  原告:范轩齐,男,1岁,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袁集乡农科村。
  被告:淮安电信分公司淮阴区电信局袁集乡电信分局,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袁集乡。
  被告:淮安电信分公司淮阴区电信局,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长江西路。
  法定代表人:朱宁华,该局局长。
  被告:淮安市淮阴区公路管理站,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长江西路。
  法定代表人:王宝春,该站站长。
  原告范茂生、纪美华、何素改、范轩齐因与被告淮安电信分公司淮阴区电信局袁集乡电信分局(以下简称袁集乡电信分局)、被告淮安电信分公司淮阴区电信局(以下简称电信局)、被告淮安市淮阴区公路管理站(以下简称公路站)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向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原告诉称:原告范茂生、纪美华是死者范玉金的父母,原告何素改是死者范玉金之妻,原告范轩齐是死者范玉金之子。2007年12月16日,范玉金驾驶苏H73717号二轮摩托车沿林蒋路由东向西行驶至林蒋路2KM+500M处,撞上了路中的电线杆,致范玉金死亡。造成范玉金死亡的主要责任在被告电信局和公路站,故要求两被告赔偿范轩齐的生活费41520. 60元、胎儿的生活费43 128元、死亡赔偿金327 560元、精神抚慰金50 000元以及丧葬费11 874元计474 092. 6元的70%即331 864. 8元。
  被告电信局辩称:范玉金不是撞在电线杆上死亡的,而是因醉酒驾车死亡。所谓被撞的电线杆,是在15年前按标准于路边埋设的。2004年道路扩建后致电杆相对位移于路基之内,电信局并没有收到要求电杆迁移的通知,如果有关部门及时通知电信局,电信局一定会按相关通知进行整改。范玉金应在此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电信局无责任,应驳回原告对电信局的诉讼请求。
  被告公路站辩称:(1)电杆的所有人是被告电信局,公路站不应是被告。2004年,淮阴区政府改扩建道路,将原为7米宽的路面.扩建成9米宽。(2)电杆是在10多年前埋设的,历史形成的早已架设的电杆不是公路站的管理范围,公路站在公路管理上不存在瑕疵。何况我国《公路法》是从1998年1月1日起施行的,故涉案电杆的管理不适用《公路法》的规定。(3)该起事故是由范玉金酒后驾车造成的,应当由范玉金承担全部责任,法院应驳回原告对公路站的诉讼请求。
  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4年3月中共淮安市淮阴区委下发淮委(2004) 103号文件,要求对全区范围内道路进行拓宽,县道的路面宽度不少于9米,路基宽度不少于12米,县道由区交通局组织实施,路基拓宽范围内的供电、邮电、广电杆线迁移分别由供电、电信、广电部门负责。为此,淮阴区人民政府还召开区长办公会议并形成纪要,被告电信局和被告公路站的有关人员参加了该会议。林蒋路路面的拓宽,导致电杆位于路面仅35厘米的路基上,且路面与路基基本一平。2007年12月16日20时20分许,范玉金洒后驾驶苏H73717号二轮摩托车沿林蒋路由东向西行驶至林蒋路2KM+500米时,车辆驶入道路北侧,撞上路边电杆,造成范玉金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路人报警后,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交巡警大队赶到现场,经现场勘查,范玉金确为撞到电杆而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另查明,电杆的产权单位为被告电信局,该路段的管理单位是被告公路站,该路段属县道,路面宽为9米。范玉金生前是从事建筑装潢业的,可按城镇居民收入标准计算相关赔偿费用。2007年度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 378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4792元。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交巡警大队证明、法院调取的交通事故现场图、交通事故认定书、询问笔录、现场照片、淮委(2004) 103号淮阴区委文件1份和淮政(14) 71号区长办公会议纪要、法院收集的现场照片和现场勘验笔录、淮安市地方税务局在范玉金死亡前的现金完税证明、基金专用收据、统一发票及证人证言等予以证实。
  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根据有关规定,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禁止设置电杆及其他有碍通行的设施。公路因社会发展需求拓宽后相对位移于路面的电杆必须及时移开。被告电信局作为涉案电杆的产权单位,知道也应该知道涉案电杆位于公路用地范围内,存在安全隐患,本应及时迁移,但电信局并未迁移,应承担未尽管理和注意义务而产生的相应赔偿责任。对于电信局关于15年前埋设电杆符合标准而公路拓宽电杆发生相对位移后未接到移杆通知、其已经依法对涉案电杆加以管理维护的辩解,法院认为,拓宽道路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的要求,公路管理等部门为了公路的通畅固然应当通知,但反观本案,电信局对此已然知晓,即使不知也不能就此推脱责任,因为物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必须也应当关注、察知自身所有或管理之物的相对变化状况以及对他人权利的影响,并对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其自身是否及如何遵循部门法律法规规章对电杆进行管理维护,而不能对外部权利人形成有效抗辩,故对该抗辩不予采纳。电信局的其他抗辩已为事实所否定,故亦不予采纳。被告公路站虽然作为涉案路段的管理单位,负有管理和保护公路畅通的责任,但公路站对电信局没有管理的权能,各自的管理规范亦多有冲突,此种情形下,二被告特别是电杆所有人电信局无论如何当以民众权利的有效维护作为首要考虑去积极解决权利冲突的问题。况且,2004年淮阴区委区政府召开公路建设有关会议确定拓宽该公路并明确各自的责任,而电信局明知却怠于履行义务,故其未及时迁移电杆而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公路站虽未再行通知也可不再承担。范玉金酒后驾车,直接导致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对此应承担主要责任。四原告所主张的因范玉金死亡而造成的各项损失中,范轩齐生活费41 520. 6元、死亡赔偿金281 680元、丧葬费11 874元,计380 954. 6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认可,但应按过错责任原则由电信局适当赔偿。因原告何素改腹中的胎儿尚未出生,其生活费亦尚未发生,对此诉讼请求暂不支持,可待胎儿出生后另行主张。
  据此,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于2008年6月20日作出判决:
  原告范茂生、纪美华、何素改、范轩齐的损失380 954. 6元,由被告电信局赔偿40 %,计152881. 84元,并由电信局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两项合计162 881.84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驳回四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原告及被告电信局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四原告认为:一审查明事实清楚,但判令上诉人电信局承担40%的赔偿责任和赔偿10 000元精神抚慰金数额偏低,请求二审改判电信局承担50%的赔偿责任和40 000元的精神抚慰金。另外,被上诉人公路站怠于履行义务,亦应承担赔偿责任。
  上诉人电信局上诉认为:一审判决电信局承担责任的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受害人酒后驾车造成死亡,与电杆位置之间无因果关系;淮阴区委、区政府文件因与电信法律法规相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受害人是农民,仅是农闲时出外做点零工,无单位和从业资格证书,一审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公路站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本案中,上诉人范茂生、纪美华、何素改、范轩齐的亲属范玉金晚上醉酒后驾车,车辆驶入道路北侧,撞上路边电杆,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范玉金本人未能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是造成此事故的直接和主要原因,对损害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根据有关规定,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禁止设置电杆及其他类似设施。上诉人电信局作为涉案电杆的产权单位,在区委、区政府召开公路建设的有关会议上,确定将12米路基范围的供电、邮电、广电杆线由供电、邮电、广电部门各自负责迁移,该责任界分符合谁所有、谁管理、谁收益、谁负责的精神,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和公平的法律原则,故而不论与其管理规范是否矛盾,均能够作为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且在公路通车后,电信局明知该涉案电杆位于公路用地范围内,应及时迁移而末迁移存在危害人民利益的安全隐患,却怠于履行义务,这无疑也是造成范玉金死亡的原因,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原审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确定双方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四上诉人一审中举出范玉金死亡前的淮安市地方税务局的现金完税证明1份、基金专用收据1份、统一发票1份,并申请两名证人出庭作证,旨在证明范玉金生前是从事建筑装潢业,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对上述证据,电信局虽有异议,但末提供证据予以否定,故原审对四上诉人主张的应按城镇居民计算相关赔偿费用的请求予以支持,不违背法律的精神。因四上诉人的亲属即本案死者范玉金应对本案承担主要民事责任,原审酌情判决电信局赔偿10 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亦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公路站承担本案的损害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08年9月8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上海全能科贸有限公司诉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案
  原告:上海全能科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法定代表人:魏玮,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住所地:上海市巨鹿路。
  法定代表人:吕国强,该局局长。
  第三人: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制造局路。
  法定代表人:葛永乐,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上海全能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能科贸公司)不服被告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市知产局)作出的沪知局处字[2008]第22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动力公司)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原告全能科贸公司诉称:原告从未生产制造、经营销售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名称为“空调器用节能雾化装置”(专利号为ZL200510029351. 6)无标产品,被告市知产局所作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与事实不符。原告根据案外人宁波荣盛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公司)的许可,实施其“空调节能雾化器”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为ZL200720106248. 1)和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为ZL200730110936.0),经营“空调节能雾化器”产品,应受法律保护。原告所使用的技术基于公知技术并有所创新,生产的产品先于第三人的产品,且在结构、名称、商标等均与第三人的专利或产品不同。原告认为,被告所作出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执法程序不合法,故请求撤销市知产局于2009年6月19日作出的沪知局处字[2008]第22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
  原告全能科贸公司提供以下三组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
  1.“空调节能雾化器”产品工作原理,该证据用以说明原告的空调节能雾化器的工作原理,与第三人佳动力公司发明专利相同的都是公知的,不相同的都是原告方的创意。2.专利号为ZL200520044748. 8的雾化冷却式空调器用雾化装置的控制电路装置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3.专利号为ZL200520040406.9的喷水冷却分体式空调器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4.专利申请号为200510029351. 6的空调器用节能雾化装置发明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证据2—4证明上述专利申请有违法之处。5.上海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验报告,该证据证明第三人的产品是家用空调,规格为JDL-35GW,该产品与原告经营的产品无关。6.专利号为ZL200720106248. 1的“空调节能雾化器”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7.专利号为ZL200730110936.0的“空调节能雾化器”外观设计专利证书;8.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检验报告;9.专利收费收据;10.商标注册申请书、合同书、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11.“立能”商标申请注册的受理通知书;12. 2007年度宁波市工业新产品计划项目申报表、2007年宁波市第一批工业新产品试产计划项目汇总表;13.专利代理人名片复印件;14.案外人荣盛公司无刷直流电动机、空调雾化器企业标准及技术服务协议备案材料;15.荣盛公司与原告签订的知识产权转让委托合同、荣盛公司的授权委托书;16.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在浙江省知识产权局的备案材料;17.空调节能雾化器RSW5000A进厂检验指导书、检验和试验规定、不合格品的控制办法、检验要求(定期检查);18. 2007年以来原告和荣盛公司各类参展活动的材料、荣誉证书;19.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项目挂牌转让服务协议及挂牌费发票;20.与原告所作公证相关的公证受理告知等材料;21.原告为举证所购雾化器实物及发票。证据6—21用以证明原告经营的产品出自荣盛公司的专利授权等,来源合法。
  第二组证据为23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具体如下:
  1.专利号为ZL96213165. 2的电动喷雾器;2.专利号为200420011322. 8的高效轻便农用喷雾器;3.专利号为ZL200420015841.1的一种弥雾机喷头;4.专利号为ZL95228127. 9的一种微功率电动喷雾器;5.专利号为ZL94242515. 4的一种新型电动喷雾器;6.专利号为ZL03219104. 9的弥雾机喷头;7.专利号为ZL91230083. 3的空调喷水节能器;8.专利号为ZL98243731. 5的空调冷凝水雾化器;9.专利号为ZL02261354. 4的空调冷凝器喷雾冷却节能器;10.专利号为ZL200420011257. 9的空调滴水雾化器;11.专利号为ZL97242917. 4的空调滴水雾化器;12.专利号为ZL03245955. 6的空调冷凝水雾化器;13.专利号为ZL01213934. 3的分体空调冷凝水喷雾器;14.专利号为ZL01130815. X的用于空调器的冷凝水的处理装置;15.专利号为ZL93226666. 5的空气调节和增湿的弥雾装置;16.专利号为ZL97240570. 4的空调器冷凝水处理装置;17.专利号为Z1200420036205.7的空调节能提效装置;18.专利号为ZL200410055494. X的夏季空调节能降耗冷凝水处理装置;19.专利号为ZL91225068.2的便携式电动喷雾器;20.专利号为ZL93204108. 6的便携式电动喷雾器;21.专利号为ZL93228585. 6的离心式喷雾器;22.专利号为ZL99254762. 8的冷凝水集流雾化器;23.专利号为ZL200520030649.4的利用空调冷凝水的空调室外机。上述证据用以证明雾化器早已有之,为公知技术,原告全能科贸公司产品是依据公知技术生产的。
  第三组证据:
  1.“空调节能雾化器”与产品“空调器用节能雾化装置”比对意见;2.“立能”商标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3.“立能”商标申请注册的受理通知书;4.商标注册申请书;5.“空调节能雾化器”实用新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6.“空调节能雾化器”外观设计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7.宁波润泽电器有限公司关于“立能”商标的授权委托书;8.案外人荣盛公司关于“立能”商标的授权委托书;9.知识产权转让委托合同;10.原告全能科贸公司申请保全网页证据所得的公证书。上述证据用以证明涉嫌侵权产品取得外观设计专利的实施许可、商标使用许可等事实。
  被告市知产局辩称:被告作出沪知局处字[2008]第22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该决定。
  被告市知产局提交了以下证据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被告市知产局的职权依据:沪府办发[2000] 64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知识产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用以证明其负有依法处理上海市专利纠纷的职责。
  二、关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执法程序的证据:
  1.第三人佳动力公司的专利侵权调处请求书,用以证明第三人于2008年9月17日向被告市知产局提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
  2.沪知局处字[2008]第22002号、第22003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受理通知书、沪知局处字[2008]第 22004号答辩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原告全能科贸公司的答辩书、沪知局处字[2008]第22005号、第22006号口头审理通知书及口头审理回执、沪知局处字[2008]第22007号、第22008号口头审理通知书及口头审理回执、被告市知产局2008年11月12日的口头审理笔录、沪知局处字[2008]第22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和国内邮政回执,以上证据用以证明被告在收到第三人佳动力公司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后,经过了立案受理、当事人答辩、召开口头审理会、作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向当事人送达决定书等程序,执法程序合法。
  三、关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证据:
  1.专利号为ZL200510029351. 6的《发明专利证书》和专利年费收据、发明专利说明书、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以上证据用以证明第三人佳动力公司是专利号为ZL200510029351.6的发明专利的独占被许可人,该专利真实有效以及该专利的保护范围;
  2.“空调节能雾化器RSW5000A”的雾化器实物、原告全能科贸公司空调节能雾化器的产品说明书、发票号码为04401068的上海市商业统一发票、原告的营业执照,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原告制造销售的“空调节能雾化器RSW5000A”的雾化器全面覆盖了专利号为ZL200510029351.6的发明专利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
  3.名称为“空调节能雾化器”(专利号为ZL200720106248. 1)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和名称为“空调节能雾化器”(专利号为ZL200730110936. 0)外观设计专利公告文件、44份专利说明书摘录、2007年宁波市第一批工业新产品试产计划项目汇总表、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检验报告、案外人荣盛公司关于无刷直流电动机、空调雾化器技术服务协议的企业标准备案、专利号为ZL01256349.8和专利号为ZL200410066600. 4的专利公告文件。以上证据用以证明作为被请求人的原告全能科贸公司所递交的证据不能构成现有技术抗辩,也不能以在后申请的专利权抗辩。
  四、关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五十七条第一款。
  第三人佳动力公司与被告市知产局的意见一致,未提交证据。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专利权人葛永乐、李建军、王泰胜于2005年9月2日提出名称为“空调器用节能雾化装置”的发明专利申请,于2007年11月7日得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号为ZL200510029351. 6,现为有效专利。
  “空调器用节能雾化装置”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书载明如下独立权利要求:1.一种分体式空调器用节能雾化装置,该分体式空调器由室内机和室外机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装置加装于空调器的室外机,该雾化装置产生的雾化液体,喷洒到冷凝器表面,以形成蒸发冷却,从而降低冷凝器的冷凝温度,该雾化装置是由微型电机和安装在电机主轴上的雾化盘组成,所述雾化盘为圆盘状,所述雾化盘的雾化表面设有致密的放射状或螺旋状排列的凹凸槽或凸点。
  2007年11月18日,上述专利权人就涉案发明专利与第三人佳动力公司签订了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第三人佳动力公司为该发明专利权的独占被许可人,该合同于2008年8月18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2008年7月21日,第三人佳动力公司向原告全能科贸公司购买了名称为“空调节能雾化器”的产品,原告开具了发票。该产品及包装上均标有“上海全能科贸有限公司”字样,型号为RSW5000A。该产品的组成部分包括:一个安装架和与安装架固紧的支架,支架的一端连接一个微电机,微电机的转动轴上连接一个雾化盘,在微电机和雾化盘之间设有一个进水管和出水管,出水管与雾化盘内腔相对应,雾化盘为圆盘状,雾化盘的表面设有致密的放射状的凹凸槽。该产品使用说明书描述可以用于分体式空调,并且是安装于空调器室外机上的雾化节能装置,产生的雾化液体喷洒到冷凝器表面,以形成风冷和雾化冷却的混合式冷却,从而降低冷凝器的冷凝温度和冷凝压力。
  2007年2月2日,案外人荣盛公司申请了名称为“空调节能雾化器”的实用新型专利,并于2008年1月2日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号为Z1.200720106248. 1。 2007年2月1日,该公司又申请了名称为“空调节能雾化器”的外观设计专利,并于2008年1月16日获得授权,专利号为ZL200730110936.0。
  2008年9月17日,被告市知产局收到佳动力公司的专利侵权调处请求。第三人佳动力公司在请求中认为,原告全能科贸公司未经专利权人许可,擅自制造和销售一种“空调节能雾化器”产品(型号为RSW5000A),侵犯了作为独占被许可人佳动力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市知产局责令全能科贸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停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并对佳动力公司的经济损失及支付的律师费用等合理费用的赔偿事宜进行调解。市知产局于2008年9月22日予以受理,并于当日向全能科贸公司发出答辩通知书。全能科贸公司于2008年9月26日收到答辩通知书后,于同年10月3日提交了答辩书。当日,市知产局向佳动力公司和全能科贸公司分别发出了口头审理通知书。2008年11月12日,市知产局进行了口头审理.佳动力公司和全能科贸公司均派员参加审理。2009年6月19日,市知产局作出沪知局处字[2008]第22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认定全能科贸公司制造、销售的“空调节能雾化器”产品(以下简称涉嫌侵权产品),全面覆盖了“空调器用节能雾化装置”(专利号为ZL200510029351.6)发明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侵犯了该发明专利权的独占被许可人佳动力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全能科贸公司立即停止对名称为“空调器用节能雾化装置”(专利号为Z1200510029351. 6)发明专利权的侵害。该决定书已向双方当事人送达。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被诉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认定原告全能科贸公司制造、销售涉嫌侵权产品侵犯第三人佳动力公司的合法权益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一、第三人佳动力公司是涉案发明专利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2007年11月18日,第三人通过与“空调器用节能雾化装置”(专利号为ZL200510029351. 6)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所签订的独占实施许可合同,成为该发明专利权的独占被许可人,享有对该发明专利的相应权益。
  二、涉嫌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相同。经将涉嫌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必要技术特征进行对比,两者属于相同的技术主题,即,均涉及一种分体式空调器用节能雾化装置,该分体式空调器由室内机和室外机组成;雾化装置均加装于空调机的室外机,雾化装置产生的雾化液体均是喷洒到冷凝器的表面,形成蒸发冷却从而降低冷凝器的冷凝温度;雾化装置均由一个微型电机和安装在电机主轴上的雾化盘组成;雾化盘均为圆盘状,涉嫌侵权产品的雾化盘表面设有致密的放射状凹凸槽,涉案发明专利的雾化盘表面设有致密的放射状或螺旋状排列的凹凸槽或凸点。综上,涉嫌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与涉案发明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相同,涉嫌侵权产品落入涉案发明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三、原告全能科贸公司的现有技术抗辩不成立。原告为证明涉嫌侵权产品是依据现有技术生产的,在专利行政程序中递交了44份专利文件资料,在本案行政诉讼中提供了23份专利文件资料。在专利行政程序中递交的44份专利文件资料里,有42份是关于使用在农业喷洒领域的技术,而非加装于分体式空调器的室外机的雾化装置的技术;其余两份专利号分别为ZL01256349. 8和Z1200410066600.4的专利文件,虽与空调技术有关,但均未涉及到雾化装置的结构。因此,原告在专利行政程序中递交的相关证据材料,不能支持其现有技术抗辩。
  原告全能科贸公司在本案行政诉讼提供的23份专利文件资料中,有2份文件资料,即原告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8、 23,其所涉及的实用新型专利的公开日晚于涉案专利申请日;有9份文件资料,即原告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6和证据19—21,其所涉及的是农业喷洒领域的技术;其余12份文件资料,即原告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7—17和证据22,涉及空调器技术。经分析比对,证据7—10、 13、 16、 17、22,未公开雾化盘的结构和雾化盘有电机带动的技术特征;证据11、 12公开的雾化技术与原告涉嫌侵权产品的雾化盘的结构特征不同;证据14未公开冷凝水进行雾化和降低冷凝器温度的技术方案;证据15涉及的技术主题不同,解决的是对空气的调节和增湿的问题,采用的是与原告涉嫌侵权产品不同的技术方案。综上,原告所提供的23份专利文件资料均不能证明涉嫌侵权产品所使用的技术属于现有技术。因此,原告的现有技术抗辩不成立。
  综上所述,被告市知产局认为原告全能科贸公司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销售涉嫌侵权产品的行为,侵犯了第三人佳动力公司的合法权益,责令原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应予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诉讼理由不能成立。
  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专利法(2000年8月25日修正)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09年12月24日判决:
  维持被告市知产局2009年6月19日作出的沪知局处字[2008]第22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全能科贸公司负担。
  全能科贸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其生产制造、经营销售的“空调节能雾化器”已取得两项专利,属合法生产的产品,第三人佳动力公司认为其侵权,则可能涉及其专利废止,故应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案件;其产品与第三人的“空调器用节能雾化装置”不是同一产品,而是采用了更高级的电机,且两者产品均系利用现有技术制造的,故其对第三人不构成侵权,请求二审改判撤销被诉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市知产局辩称:第三人佳动力公司的涉案发明专利是现行有效的,上诉人全能科贸公司涉嫌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全面覆盖了涉案发明专利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且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产品系依据现有技术生产的,故其构成侵权,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第三人佳动力公司述称:上诉人全能科贸公司的产品对其发明专利构成侵权,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2000年8月25日修正的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三人佳动力公司通过与专利权人签订独占实施许可合同而成为涉案发明专利权的独占被许可人,享有相应权益。因此,第三人认为上诉人全能科贸公司制造、销售涉嫌侵权产品侵犯其受保护的相应权益而申请被上诉人市知产局作出责令停止侵权决定,并对赔偿事宜进行调解。被上诉人受理该申请后进行口头审理,听取了第三人和上诉人的陈述、申辩后,在双方就有关赔偿事宜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具有相应的职权依据,执法程序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本案可能涉及其专利的废止而应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理的主张,系对上述法律规定和被上诉人所作处理事项的错误理解,明显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因此,本案涉嫌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是否全面覆盖了涉案发明专利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决定了上诉人全能科贸公司是否构成对第三人佳动力公司专利权的侵犯。上诉人主张其产品亦取得了专利权故不构成侵权,因佳动力公司的涉案发明专利的申请日先于全能科贸公司所主张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根据专利法规定的先申请原则,应当依据申请在先的第三人的专利权保护范围,审查上诉人的涉嫌侵权产品是否构成侵权。上诉人所主张的申请日在后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与上诉人生产、销售的涉嫌侵权产品是否构成对涉案发明专利的侵犯无关。所以,上诉人的这一主张不能成立。
  经庭审查明,涉案专利发明的权利要求是:“1.一种分体式空调器用节能雾化装置,该分体式空调器由室内机和室外机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装置加装于空调器的室外机,该雾化装置产生的雾化液体,喷洒到冷凝器表面,以形成蒸发冷却,从而降低冷凝器的冷凝温度,该雾化装置是由微型电机和安装在电机主轴上的雾化盘组成,所述雾化盘为圆盘状,所述雾化盘的雾化表面设有致密的放射状或螺旋状排列的凹凸槽或凸点”。根据上诉人全能科贸公司的涉嫌侵权产品实物及说明书可以看出,涉嫌侵权产品涉及一种分体式空调器用节能雾化装置,该分体式空调器由室内机和室外机组成;雾化装置加装于空调器的室外机,雾化装置产生的雾化液体喷洒到冷凝器的表面,形成蒸发冷却从而降低冷凝器的冷凝温度;雾化装置由一个微型电机和安装在电机主轴上的雾化盘组成;雾化盘为圆盘状,表面设有致密的放射状凹凸槽。可见,被诉处理决定认定涉嫌侵权产品已全面覆盖了涉案专利发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故上诉人对第三人佳动力公司构成侵权,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其产品与第三人产品名称不同且技术更高级故不构成侵权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上诉人全能科贸公司在行政处理程序和原审诉讼程序中均主张第三人佳动力公司的涉案发明专利系根据“现有技术”而取得的、上诉人的产品也是根据“现有技术”生产的,以此作为其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上诉人在行政处理程序和原审诉讼程序中分别提供了44份和23份专利说明书或摘录,用以证明其主张。通过对说明书的分析即可看出,这些专利或涉及农业喷洒领域,与涉案发明专利及涉嫌侵权产品不属同一技术领域,上诉人也未证明该技术可直接用于分体式空调器的室外机;或虽涉及空调器技术,但有的公开日晚于涉案发明专利申请日,有的未公开雾化盘的结构,有的结构工作原理与涉案发明专利及涉嫌侵权产品不同。对此,全能科贸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提出的“现有技术”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全能科贸公司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销售的涉嫌侵权产品落入了第三人佳动力公司享有的涉案发明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构成侵权。被上诉人市知产局根据第三人的申请,经审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后,在双方当事人就有关赔偿事宜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作出被诉处理决定,责令上诉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合法。原审判决维持该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全能科贸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10年3月21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全能科贸公司负担。张建中诉杨照春股权确认纠纷案
  原告:张建中,男,44岁,住上海市静安区泰兴路。
  被告:杨照春,男,45岁,住安徽省郎溪县新发镇。
  原告张建中因与被告杨照春发生股权确认纠纷,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张建中诉称:南京绿洲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原为国有独资公司,于2007年3月改制为民营股份制公司。2007年3月14日,原告和被告杨照春签订合伙出资协议约定:1.被告出资人民币(下同)877. 501万元,原告出资360. 499万元,共同持有绿洲公司61. 75%的股权;2.被告持有43. 77%股权,原告持有17. 98%股权;3.原告的股权由被告代为持有、行使。后原告按协议将投资款如数支付给被告,并由被告以出资形式缴纳给绿洲公司,被告出具确认书予以确认。2007年3月28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代为持股从2007年3月28日至2010年3月27日;代为持股期限届满后30日内,被告应根据协议将原告之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若无法办理登记手续,被告应以市价收购上述股份。2008年11月25日,被告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09年2月底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截止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仍未依法办理前述股权变更登记事宜。为此,原告请求判令确认原告为绿洲公司之股东,持股比例为17. 98%并履行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或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前述股权等值之金额(暂计)400万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原告张建中提交了如下证据:
  1.合作出资协议、补充协议,证明原告张建中、被告杨照春合作投资绿洲公司并由被告持有股权的事实。
  2.确认书、验资报告,证明被告杨照春收到原告张建中360. 499万元,被告也将全部出资缴入绿洲公司。
  3.信函、承诺书,证明被告杨照春承诺于2009年2月底前将股权变更至原告张建中名下。
  4.付款、电汇凭证,证明原告张建中将350万元出资付给上海亚帆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又将款转入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5.确认书8份,证明绿洲公司八位股东同意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张建中名下。
  被告杨照春辩称:原告张建中仅向被告支付200万元,另160余万元未实际出资,应予扣除。原告要求确认绿洲公司股权并变更登记违反法律规定和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被告愿意按市场价值偿还原告出资款。
  被告杨照春提交了如下证据:函件,用以证明绿洲公司三名股东拒绝原告张建中为绿洲公司股东。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依法组织了质证。
  被告杨照春对原告张建中的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证据5无法确认,认为仅收到原告出资200万元。原告对被告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法院认为,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的事实存在关联,予以确认。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7年3月14日,原告张建中、被告杨照春签订合作出资协议约定,原、被告共同出资1238万元,以被告名义受让绿洲公司61. 75%股权,其中被告出资877. 501万元,占43. 77%;原告出资360. 499万元,占17. 98%。原告同意所有出资(或股权)登记在被告名下,股东权利由被告代为行使。原告应于2007年3月15日前将出资款360. 499万元汇入被告指定账户。
  2007年3月28日,原告张建中、被告杨照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确认原告已经按约向被告支付360.499万元,实际持有绿洲公司17. 98%的股权;双方同意代为持股的期限为三年,自2007年3月28日至2010年3月27日止;代为持股期限届满后30日1内,被告应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的名下,相应手续依法办理;若因绿洲公司其他股东提出异议或其他事由导致变更登记无法完成,则被告应以市价受让原告的股权或将代为持有的原告股权转让于第三方并将转让款返还于原告;前述“市价”系指双方依据市场情况就原告的股权协商确定的价格或经会计师事务所等具有评估资质的机构对原告股权依法进行评估的价格。合作出资协议、补充协议还对其他条款作了约定。
  2007年3月15日、16日,原告张建中将350万元出资款付给上海亚帆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于次日又将款转入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2007年4月15日,被告杨照春出具确认书,确认收到原告张建中的360. 499万元出资款。
  2007年3月23日,江苏纵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称,绿洲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2005万元,全体股东于2007年3月21日前一次缴足,其中被告杨照春委托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向绿洲公司开设的临时存款账户缴存 1238万元。
  2008年11月25日,被告杨照春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09年2月底前将原告张建中实际持有绿洲公司17. 98%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
  2009年5月15日,绿洲公司核准登记,绿洲公司股东为被告杨照春、马卫忠、曹兆军(原为陈立春,后经工商变更登记)等十四位自然人和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张建中要求确认绿洲公司股权并变更登记的主张应否支持。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原告张建中、被告杨照春之间的合作出资协议、补充协议和被告出具的确认书、承诺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因此,原、被告的合作出资协议、补充协议等合法有效。根据原、被告的约定,被告代为原告持有绿洲公司股权的期限至2009年2月底,现已逾代为持有的期限,原告有权依约主张自己的权利,故应确认争议股权为原告所有。
  本案中,争议股权虽应为原告张建中所有,但原告并不当然成为绿洲公司的股东,被告杨照春在代为持股期限届满后,为原告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形同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因此,被告为原告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应当由绿洲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表示同意。
  审理中,法院在绿洲公司张贴通知,并向绿洲公司部分股东发出通知,说明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如绿洲公司股东对原告张建中、被告杨照春之间的股权变更登记有异议,应按规定收购争议的股权,并于2009年12月31日前回复。嗣后,马卫忠等八位股东(过半数)同意股权变更登记。因此,张建中、杨照春之间股权变更登记的条件已经成就,原告要求被告履行相应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符合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关于被告杨照春否认收到原告张建中160余万元出资一节,原告有银行转账凭证和被告出具的确认书确认,被告并无证据佐证,应确认被告收到原告全部出资款。因此,被告的辩称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于2010年1月18日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杨照春持有的绿洲公司股权中17.98%(价值人民币360. 499万元)为原告张建中所有。
  二、被告杨照春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工商管理部门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张建中的名下。
  一审判决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胡田云诉汤锦勤、王剑峰所有权确认纠纷案
  原告:胡田云,女,39岁,汉族,住兰溪市云山街道莲花区福兴村。
  被告:汤锦勤,男,44岁,汉族,住兰溪市云山街道莲花区福兴村。
  被告:王剑峰,女,40岁,汉族,住兰溪市云山街道莲花区后畈村。
  原告胡田云因与被告汤锦勤、王剑峰发生所有权确认纠纷,向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胡田云诉称:被告王剑峰系被告汤锦勤的前妻,二人于2000年1月份离婚,双方对位于兰溪市黄龙洞曹家路13号房屋及子女抚养约定如下:房屋两间三层,第一、三层归汤锦勤所有,第二层归王剑峰所有。婚生子汤弘波由汤锦勤抚养。如折迁赔偿,王剑峰分割三分之一。原告离异后与汤锦勤于2004年3月26日登记结婚。2006年7月份,曹家路13号房屋因道路拓宽改造被拆除,共计获得各类补偿款270 000余元,按照离婚协议,王剑峰从兰溪市拆迁办领走拆迁补偿费90 000元,其余由汤锦勤领取。后原告与汤锦勤共同出资建造位于兰溪市云山街道莲花区福兴村27幢1#房屋一幢,并与汤锦勤、汤弘波及原告儿子一起居住在该房屋中。2009年10月份左右,王剑峰以原告建造房屋属汤弘波与汤锦勤共有为由,要求村委会进行调解,分割属于汤弘波个人所有的房产。原告此时得知汤锦勤与王剑峰已就新建房产进行了协议分割。因原告认为协议损害了其权益,调解未能成功。2010年6月份,汤锦勤儿子汤弘波起诉,要求法院确认兰溪市云山街道莲花区福兴村27幢1#的房屋三至四层归汤弘波所有。原告认为,汤锦勤与王剑峰的房产已被政府拆迁掉且王剑峰的补偿款也已经领走,无权对属于原告与汤锦勤共有的兰溪市云山街道莲花区福兴村27幢1#房屋进行处分。请求法院确认汤锦勤与王剑峰于2006年7月8日签订的关于房屋拆迁补偿和房产分割协议中的第三条条款无效。
  原告胡田云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胡田云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身份。
  2.结婚证,证明原告胡田云和被告汤锦勤于2004年登记结婚。
  3.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各一份,证明被告王剑峰与被告汤锦勤2000年离婚及双方离婚时关于房屋分割、子女抚养的约定。
  4.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证明兰溪市曹家路13号房屋已被拆迁及所得补偿款280 498元。
  5.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王剑峰与被告汤锦勤关于新建房屋分割的约定。
  被告汤锦勤辩称,汤锦勤与被告王剑峰于2000年离婚,当时双方约定二间三层房屋中的第二层归王剑峰。汤锦勤与原告胡田云于 2004年结婚。房屋被拆迁前汤锦勤与王剑峰在村里签订了协议,约定新建房屋的第一、二层归汤锦勤所有,第三层以上归儿子汤弘波所有。因怕被责怪汤锦勤未将协议事项告知胡田云。汤锦勤领到的补偿款180 000元,其中20 000多元用于归还老房子遗留债务,其余均用于造房,新房子造价约300 000元。
  被告王剑峰辩称,按照离婚协议,对被拆迁房屋.原告胡田云没有所有权份额。按照离婚时王剑峰与被告汤锦勤口头约定,因儿子汤弘波由汤锦勤抚养,被拆迁房屋第一、三层归汤锦勤,其中一层是归儿子所有。第二层归王剑峰所有。房屋拆迁补偿款中儿子也有一份,二间三层的老房子是与别人拼起来造的,确实借了一笔钱。在2006年房屋列入拆迁后,王剑峰要求把儿子份额单独列出,否则由其自己建造房屋,汤锦勤不同意。双方后在村委会盖章见证下签订了一份拆迁安置权益分配协议。
  兰溪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汤锦勤、王剑峰原为夫妻,原坐落在兰溪市曹家路13号房屋共二间三层房屋系其二人的共同财产。2000年1月双方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儿子汤弘波由汤锦勤负责抚养。共同财产房屋二间,第二层归王剑峰所有,第一层、第三层归汤锦勤所有。楼梯间双方使用。房屋如拆迁,经济补偿费分三分之一给王剑峰。2004年3月,汤锦勤与原告胡田云登记结婚。2006年7月,因曹家路拓宽需拆迁坐落在兰溪市曹家路13号房屋共二间三层房屋。当地村委会安排地基建造新房,王剑峰要求参与建房,汤锦勤不同意共建。双方经过协商,二人于2006年7月8日,在当地村委会见证下签订协议。第三条关于住房分割约定:如安排地基新建住房由汤锦勤造(此房不能低于三层),建成后的住房不准出售、抵押和转让。一至二层归汤锦勤所有,二层以上归汤弘波所有。楼梯间供双方共同使用。如汤锦勤百年后汤锦勤的一至二层归合法继承人汤弘波所有。2006年7月21日,兰溪市建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与汤锦勤签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按双方约定,王剑峰领取房屋拆迁补偿款90 000元。汤锦勤在村安排的土地上建造现位于兰溪市莲花新区福兴村27幢1#房屋一幢。2010年6月份,汤锦勤儿子汤弘波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兰溪市云山街道莲花区福兴村27幢1#的房屋三至四层归其所有。
  兰溪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原坐落在兰溪市曹家路13号房屋共二间三层是被告汤锦勤、王剑峰共同财产。房屋拆迁后所得的补偿金及由村安排地基新建住房是物的形态转变。汤锦勤、王剑峰有权对自己所有的财产享有处分权,所签订的协议是汤锦勤与王剑峰真实意思表示。讼争房虽系原告胡田云与汤锦勤婚后建造,但胡田云未能提供建造房屋的出资证据,认为汤锦勤与王剑峰所签协议侵犯其合法权益,证据不足
  据此,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一条、第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五十八条之规定,于2010年10月27日判决:
  驳回原告胡田云的诉讼请求。
  胡田云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一、被拆迁的曹家路13号二间三层房层中仅有第二层2间和第三层1间属被上诉人汤锦勤与王剑峰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余属汤锦勤的婚前财产,两人在离婚时一并予以分割,已有利于王剑峰。二、王剑峰已如数领到属于自己份额的拆迁房屋补偿款和地基复建费合计90 000元,无权对上诉人与汤锦勤共建的新房提出任何要求。三、汤锦勤与王剑峰达成的拆迁安置协议系王剑峰一手炮制、借用村干部参与迫使汤锦勤签字,完全剥夺了上诉人合法的房产权益,是违法的、无效的。四、原房屋和拆迁后新建房屋是两个不同组合的房屋所有权,原房屋按离婚协议属汤锦勤与王剑峰的共同财产,但该房屋拆迁后的新建房屋属于上诉人与汤锦勤的夫妻共同财产。五、上诉人在二审中将提供建设新房的出资证据,总共支出款项达人民币322 351元。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上诉人胡田云在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
  1.何林书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拆迁前房屋中的三间系何林书于1996年3月以38 000元价格出让给被上诉人汤锦勤与王剑峰。
  2.借贷凭证、借条、付款收据等共计14份,共同证明上诉人胡田云与被上诉人汤锦勤建新房投入人民币322 351元,其中上诉人投入104 797元。
  3.门牌证一份,证明上诉人胡田云与被上诉人汤锦勤共建新房的坐落位置。
  被上诉人汤锦勤在答辩中提出:被拆迁的曹家路13号二间三层房屋中仅有第二层2间和第三层1间属汤锦勤与被上诉人王剑峰的夫妻共同财产,第一层2间与第三层1间系其与母亲共建的,在与王剑峰离婚分割时,未征得母亲同意。
  被上诉人王剑峰在答辩中提出:因其对于老房子有三分之一份额,根据拆迁政策,有权重新获得地基建房。按照与被上诉人汤锦勤有关拆迁安置的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并未参与到建房,但是汤锦勤与上诉人胡田云的建房行为涉及到了其土地使用权。王剑峰与汤锦勤签订有关拆迁安置的协议完全是处于维护双方共同婚生子的利益。
  被上诉人王剑峰在二审中提交了被上诉人汤锦勤哥哥汤建华书面证明一份,证明被拆迁房屋属于汤锦勤与王剑峰所有,与母亲童秀莲无关。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兰溪市黄龙洞村曹家路13号二间三层房屋的权属;二、拆迁安置权益的归属与分配;三、上诉人胡田云可否依据房屋建造行为主张房屋所有权。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
  上诉人胡田云提供的证据1与被上诉人王剑峰提供的证据均涉及被拆迁房屋的权属问题,涉及到的案外利害关系人为被上诉人汤锦勤的母亲童秀莲,与作为上诉人的胡田云无关,且童秀莲对汤锦勤与王剑峰于1999年达成的离婚协议中对被拆迁房屋的权属分配至今未提出异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亦由汤锦勤出面签订并履行完毕,因此在本案中应以离婚协议作为认定被拆迁房屋权属的依据,可认定坐落于兰溪市黄龙洞村曹家路13号二间三层房屋属王剑峰与汤锦勤两人共有。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根据不动产所有权的固有法律属性和房屋拆迁安置过程中普遍性的政策规定,安置权益属房屋所有权的综合性权能,一般包括被拆房屋补偿款、搬迁费用、新建房屋补贴、新建房屋土地使用权等在内。因被上诉人汤锦勤与王剑峰于1999年达成的离婚协议约定,坐落于兰溪市黄龙洞村曹家路13号二间三层房屋属两人共有,故源自该房屋所有权的拆迁安置权益属于汤锦勤与王剑峰共有,其两人有权就安置权益的具体落实和分配进行协商确定。分析有关安置权益分配协议的签订过程,王剑峰起先虽主张独立享有安置权益特别是新建房屋土地使用权,但在共同将安置后新建房屋作出了维护共同婚生子汤弘波利益的处分后,其同意由汤锦勤单独享有新建房屋土地使用权,安置权益中的其他部分则以三分之一为基本原则予以享有。故汤锦勤与王剑峰达成的有关安置权益分配的协议总体利益平衡,不存在显失公平之处。
  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
  因由被上诉人汤锦勤独自享有新建房屋土地使用权,即被上诉人王剑峰退出新房建设,上诉人胡田云作为汤锦勤的现任妻子,必然参与其中,但因胡田云与汤锦勤对拆迁安置各项补偿款160 000余元被投入安置房建造的事实无异议,结合黄龙洞村村书记和村主任在一审法院调查笔录中对安置房每平方米造价的陈述,安置房建造无需显著追加投入,且决定安置房权属的关键因素在于土地使用权而非建造成本,追加投入之一半亦属汤锦勤有权处分,故胡田云对本案诉争房屋虽有一定贡献,但据此不足以作为其享有房屋所有权份额的依据,且该贡献与其享有的居住使用权益基本相当。故汤锦勤与王剑峰达成的有关安置权益分配的协议并未损害胡田云的合法权益。
  综上,对于被上诉人汤锦勤与王剑峰于2006年7月8日达成的有关拆迁安置权益分配协议中的第三款,上诉人胡田云主张无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据此,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1年1月13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诉江苏佳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原告:李淑君,女,37岁,江苏佳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
  原告:吴湘,男,48岁,江苏佳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原告:孙杰,男,47岁,江苏佳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原告:王国兴,男,54岁,江苏佳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住江苏省常州市县北新村。
  被告:江苏佳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幸福南路。
  法定代表人:施允生,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因与被告江苏佳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德公司)发生股东知情权纠纷,向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诉称:四人为被告佳德公司合法股东。因佳德公司在经营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却拖欠大量债务,四人作为股东对佳德公司情况无法知悉,故依法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了解公司的实际情况,但佳德公司对此非法阻挠,严重侵犯了四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四人对佳德公司依法行使知情权,查阅、复制佳德公司的会计账簿、议事录、契约书、通信、纳税申报书等(含会计原始凭证、传票、电传、书信、电话记录、电文等)所有公司资料。
  被告佳德公司辩称:佳德公司从未不同意四原告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但鉴于四原告具有不正当目的,请求驳回其要求查阅、复制佳德公司会计账簿的诉讼请求。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佳德公司是成立于2003年10月15日的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04年8月7日,该公司的股东持股情况为:施允生460万元、王国兴250万元、张育林160万元、孙杰65万元、吴湘65万元。2007年9月7日,张育林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李淑君。
  2009年4月8口,四原告向被告佳德公司递交申请书,称:“申请人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作为江苏佳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对公司经营现状一无所知。公司经营至今没有发过一次红利,并对外拖欠大量债务,使四申请人的股东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四申请人为了解公司实际情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依法行使股东对公司的知情权。现四申请人准备于2009年4月23日前,在公司住所地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查阅或复制公司的所有资料(含公司所有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契约、通信、传票、通知等),特对公司提出书面申请。望公司准备好所有资料,以书面形式答复四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江苏联创伟业律师事务所方昉律师。申请人:王国兴、孙杰、吴湘、张育林(代)”。
  2009年4月20日,被告佳德公司函复四原告:“本公司已于2009年4月8日收到……《申请书》以及《授权委托书》。对于《申请书》以及《授权委托书》中所述事项,因涉及较多法律问题,我公司已授权委托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王凡律师、万巍律师,代表我公司依法予以处理。请你直接与王凡、万巍律师联系。”
  被告佳德公司复函之前,2009年4月14日,四原告诉至法院,并提出上述诉求。同日,法院受理该案。2009年4月27日,法院向佳德公司送达应诉材料。
  另查明:被告佳德公司和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厦公司)于2005年5月26日签订《宿迁市“颐景华庭”住宅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广厦公司派驻管理工程的项目经理为张育林。2009年2月18日,广厦公司以佳德公司拖欠其19 954940.05元工程款为由,向宿迁仲裁委员会提请裁决。
  本案一审争议的争议焦点是:一、四原告行使知情权的范围是否有法律依据;二、四原告要求查阅、复制公司会计账簿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因此,除会计账簿及用于制作会计账簿的相关原始凭证之外,四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对超出范围的部分不予审理。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该条规定明确股东对公司会计账簿行使知情权的范围仅为查阅,且不能有不正当目的。但被告佳德公司原股东张育林现为“颐景华庭”工程承包人广厦公司派驻管理工程的项目经理,因佳德公司和广厦公司之间涉及巨额工程款的仲裁案件未决,与佳德公司之间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申请书和四原告的民事起诉状及授权委托书上均有张育林签字,四原告对此不能做出合理解释,证明张育林与本案知情权纠纷的发动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也证明四原告在诉讼前后与张育林之间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其提起知情权诉讼程序不能排除受人利用,为公司的重大利害关系人刺探公司秘密,进而图谋自己或第三人的不正当利益的重大嫌疑。
  固然股东调查公司的财务状况是其正当权利,然而一方面从被告佳德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来看,四原告声称“对公司经营现状一无所知”显然不属实;另一方面,即便四原告查阅会计账簿具有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的正当目的,但同时四原告的查阅很可能具有放任损害公司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而目前止在审理的佳德公司的仲裁案件,标的额巨大,对比四股东的知情权,在二者发生冲突时,两者相害取其轻,应优先保护公司的权益。四原告可以在仲裁案件结案后或者在证明已经排除查阅会计账簿与张育林的关联性之后,再行主张自己对会计账簿的知情权。
  此外,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还规定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的前置程序,即股东必须有证据证明公司在其提出书面请求并说明目的后,公司明确拒绝其查询会计账簿,或在法定的期间内(15日)未予答复,方能提起知情权诉讼。具体到本案而言,四原告在2009年4月8日递交公司的《申请书》中称“四申请人准备于2009年4月23日前”至公司行使知情权,但2009年4月14日四原告即至法院起诉,期间仅六天时间,因此,四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前置要件。
  综上所述,四原告要求行使知情权不仅超出法定范围,且其关于查阅会计账簿的起诉违反法定前置程序,同时被告佳德公司有合理根据表明四原告行使该权利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故对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二十八条、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于2009年7月28日判决:
  驳回原告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由四原告负担。
  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四上诉人依法查阅或复制被上诉人佳德公司的所有资料(含公司所有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契约、通信、传票、通知等)。其主要理由是:
  第一,一审判决认定四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超出法律规定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没有明确“相关原始凭证”的具体内容。2.会计账簿必须全面、真实、客观、合法,才能真实反映公司资产经营状况。股东行使知情权不是只知道一个数额,而是要知道这些数额的真实性。因此上诉人请求查阅公司的全部资料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
  第二,一审判决认定四上诉人提起知情权诉讼具有不正当目的及可能存在放任损害公司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无合法合理根据。1.被上诉人佳德公司对外拖欠巨额债务,房产销售巨额资金不知去向,从未分过红利,股东会和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等等,上诉人对此存在怀疑并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目的完全正当。2.一审判决仅通过张育林在申请书及授权委托书上签名、而张育林是广厦公司项目经理、广厦公司和佳德公司正在进行关于工程款的仲裁,就认定四上诉人具有不正当目的或可能具有放任损害公司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只是法官的主观臆想,不能成为剥夺股东最基本权利的理由。3.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说明,因李淑君不能及时赶回南京,故临时紧急委托张育林代其签署相关文件,对张育林签名一事做出了充分合理的解释。李淑君虽委托他人签字,但行使知情权的主体只能是其个人。且张育林只是受李淑君一人委托,并不是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一审也没有证据证明四上诉人和张育林有紧密联系。4.广厦公司和佳德公司目前虽是利益冲突方,但不存在竞争关系。工程款是依据工程承包合同和工程资料,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审计决算的,四上诉人行使知情权而需要查阅的公司资料即使泄露出去也不可能使得施工方因此多获取利益。5.一审判决认定四上诉人可以在仲裁案件结案后或者在证明已经排除查阅会计账簿与张育林的关联性之后再行主张自己对会计账簿的知情权。但仲裁案件结案是不确定的概念,一审判决也没有明确指出与张育林关联性指的是什么。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排除以上关联性违反了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和张育林有关联性且会损害公司利益。6.一审判决通过工商登记资料认定上诉人对公司经营状况知悉,从而成为剥夺上诉人知情权的理由之一。但工商登记资料是公司对社会公众应尽的披露义务,不能以此认定股东知悉公司的经营状况。
  第三,一审法院把诉讼前置程序和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内部程序混为一谈。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是股东在公司内部行使知情权要经过的程序和期限。“十五天”是规定公司对股东应当履行答复义务的期限。被上诉人佳德公司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之日已经超过十五天没有做出任何答复,依照一审法院的说法,是否要上诉人撤诉再行起诉。如是诉讼前置程序,则在立案阶段应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在审判阶段也应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而不是作出实体审理并作出实体判决。
  被上诉人佳德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理由是:
  第一,关于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一审判决认定正确。本案中,不论四上诉人申请书所要求查阅、复制的内容还是民事起诉状所诉请查阅、复制的内容和范围均不符合法律规定。1.申请书及诉状中均有张育林签名,而张育林早.已不是公司股东,无权行使知情权。2.根据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复制的资料包括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但是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可以复制会计账簿及相关原始凭证,也未规定可以查阅并复制“契约、通信、传票、通知”以及“议事录、契约书、通信、纳税申报书”等公司“所有资料”。3.四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声称要查阅、复制的是“会计原始凭证”,而不是所谓其他凭证。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除会计账簿及用于制作会计账簿的相关原始凭证之外,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正确。4.被上诉人佳德公司已全面履行配合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法定义务,向四上诉人提交了公司重大经营事项有关的必要资料,足以说明佳德公司自成立至今有关经营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
  第二,一审判决认定四上诉人行使知情权具有不正当目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四上诉人行使知情权无正当理由,被上诉人佳德公司在经营中遇到的银行拍卖土地、房产被保全等问题均是四上诉人配合张育林不正当目的而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后果。2.张育林与广厦公司具有一致的利益关系,与佳德公司具有对立的利益关系。张育林在四上诉人的申请书及诉状中提出“查阅并复制佳德公司所有资料”的要求显然是为广厦公司服务,意在收集对佳德公司不利的证据。四上诉人在明知的情况下仍配合井放任张育林签字、起诉,目的明显不正当。3.四上诉人对诉状中出现张育林签名的解释缺乏事实依据。知情权诉讼具有特定身份性,任何人均不得代替股东行使这一权利。4.仲裁案中,张育林方面罔顾事实,提出了超额的诉讼主张。为证明其合法性,便穷尽一切方式收集有力证据。5.佳德公司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四上诉人具有不正当目的,则举证责任已转移至四上诉人。若四上诉人不能举证排除其查阅会计账簿与张育林的关联性,只要仲裁案件未结案,其就不能查阅公司会计账簿。6.佳德公司已向四上诉人提交了公司全部工商设立、变更、年检登记文件及审计报告,全面履行了配合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法定义务。
  第三,关于诉讼前置程序。1.佳德公司不存在“拒绝提供查阅”的情形,在一审中还向四上诉人提供了公司经营过程中形成的重要资料。因此,四上诉人无权依据公司法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2.四上诉人在申请书中将2009年4月23日设定为佳德公司承诺的最后期限,而其起诉时尚处于其设定的承诺期限内,佳德公司4月17日还向四上诉人发出通知书,特别提示了有关事项。据此,四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相关主张不具备法定成立要件,一审判决将其驳回并无不当。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四上诉人提起知情权诉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前置条件;二、四上诉人要求行使知情权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三、四上诉人主张行使知情权的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关于四上诉人起诉要求行使知情权是否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前置条件。股东知情权是指法律赋予股东通过查阅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等有关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相关资料,实现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监督公司高管人员活动的权利。股东知情权分为查阅权、检查人选任请求权和质询权。本案中,四上诉人诉请的性质为查阅权。
  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股东提起账簿查阅权诉讼的前置条件是股东向公司提出了查阅的书面请求且公司拒绝提供查阅。这一前置条件设定的目的在于既保障股东在其查阅权受侵犯时有相应的救济途径,也防止股东滥用诉权,维护公司正常的经营。本案中,四上诉人于2009年4月8日向佳德公司提出要求查阅或复制公司的所有资料(含公司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契约、通信、传票、通知等)以了解公司实际财务状况的书面请求,虽然4月14日四上诉人至一审法院起诉时佳德公司尚未作出书面回复,但佳德公司在4月20日的复函中并未对四上诉人的申请事项予以准许,且在庭审答辩中亦明确表明拒绝四上诉人查阅、复制申请书及诉状中所列明的各项资料。至此,四上诉人有理由认为其查阅权受到侵犯进而寻求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此时不宜再以四上诉人起诉时十五天答复期未满而裁定驳回其起诉,而应对本案做出实体处理,以免增加当事人不必要的讼累。
  关于四上诉人要求行使知情权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由于股东的知情权涉及到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也应适当照顾公司的利益,使双方利益衡平,故知情权的行使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并受有一定的限制。本案中,四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佳德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其行使知情权的目的是了解公司实际经营现状,显属其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享有的知情权。佳德公司以四上诉人具有不正当目的为由拒绝其查阅,则应对四上诉人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并可能损害其合法利益承担举证责任。
  被上诉人佳德公司认为四上诉人查阅会计账簿的目的是为了收集并向广厦公司提供工程款纠纷仲裁一案中对佳德公司不利的证据,损害佳德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其主要证据是四上诉人提交的申请书、诉状及授权委托书中均有张育林代李淑君签名,而张育林的身份系广厦公司派驻佳德公司工程的项目经理,且直接参与了广厦公司与佳德公司的仲裁一案。佳德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四上诉人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具有不正当的目的,且可能损害佳德公司合法利益。理由如下:1.因李淑君的股份系受让自张育林,故其临时委托张育林代为签名也在情理之中。其后李淑君本人在诉状及授权委托书上亲自签名,表明提起知情权诉讼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张育林之前受李淑君委托在诉状及授权委托书中代为签名,其法律效力及法律后果应由李淑君承担,张育林本身不是本案主张行使知情权的主体,并非如佳德公司所主张的系代替李淑君行使知情权。最终能够实际行使知情权的也只能是佳德公司股东李淑君,而非张育林。2.四上诉人合计持有佳德公司54%的股权,其与佳德公司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佳德公司如在与广厦公司仲裁一案中失利,客观上将对四上诉人的股东收益权造成不利影响。且提起本案诉讼的系上诉人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四名股东,而非李淑君一名股东,佳德公司仅以张育林代李淑君签名,而认为四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在于为其利益冲突方广厦公司收集仲裁一案的不利证据,显然依据不足。3.佳德公司主张四上诉人在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后可能会为广厦公司收集到直接导致佳德公司在仲裁一案中多支付工程款的相关证据,但未明确证据的具体指向。法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公司拒绝查阅权所保护的是公司的合法利益,而不是一切利益。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案件当事人理应对法庭或仲裁庭如实陈述,并按法庭或仲裁庭要求提供自己掌握的真实证据,以拒不出示不利于己的证据为手段而获得不当利益为法律所禁止。如佳德公司持有在仲裁一案中应当提供而未提供相关证据,则不能认定股东查阅公司账簿可能损害其合法利益。综上,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固有的、法定的基础性权利,无合理根据证明股东具有不正当目的,则不应限制其行使。佳德公司拒绝四上诉人对公司会计账簿行使查阅权的理由和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关于四上诉人主张行使知情权的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上诉人请求查阅、复制被上诉人佳德公司的会计账簿、议事录、契约书、通信、纳税申报书等(含会计原始凭证、传票、电传、书信、电话记录、电文等)所有公司资料。被上诉人佳德公司辩称其已向四上诉人提交了自公司成立起的全部工商设立、变更、年检登记文件及审计报告等资料,履行了配合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法定义务。对此,法院认为,股东知情权是股东享有对公司经营管理等重要情况或信息真实了解和掌握的权利,是股东依法行使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基础性权利。从立法价值取向上看,其关键在于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账簿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的重要内容。股东对公司经营状况的知悉,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通过查阅公司账簿了解公司财务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九条规定:“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第十四条规定:“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办理本法第十条所列的各项经济业务事务,必须填制或者取得原始凭证并及时送交会计机构。……记账凭证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会计账簿登记,必须以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因此,公司的具体经营活动只有通过查阅原始凭证才能知晓,不查阅原始凭证,中小股东可能无法准确了解公司真正的经营状况。根据会计准则,相关契约等有关资料也是编制记账凭证的依据,应当作为原始凭证的附件入账备查。据此,四上诉人查阅权行使的范围应当包括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对于四上诉人要求查阅其他公司资料的诉请,因超出了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查阅范围,不予支持。关于查阅时间和地点,公司法赋予股东知情权的目的和价值在于保障股东权利的充分行使,但这一权利的行使也应在权利平衡的机制下进行,即对于经营效率、经营秩序等公司权益未形成不利影响。因此,四上诉人查阅的应当是和其欲知情的事项相互关联的材料,而并非对公司财务的全面审计,故查阅应当在公司正常的业务时间内且不超过10个工作日,查阅的方便地点应在佳德公司。
  关于四上诉人要求复制被上诉人佳德公司会计账簿及其他公司资料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公司法赋予了股东获知公司运营状况、经营信息的权利,但同时也规定了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将股东有权复制的文件限定于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第二款仅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财务会计账簿,但并未规定可以复制,而佳德公司章程亦无相关规定,因此四上诉人要求复制佳德公司会计账簿及其他公司资料的诉讼请求既无法律上的规定,又超出了公司章程的约定,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四上诉人行使股东知情权具有不正当目的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依法应予纠正。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于2010年1月6日判决:
  一、撤销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09)宿城民二初字第00448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佳德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提供自公司成立以来的公司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上诉人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查阅。上述材料由四上诉人在佳德公司正常营业时间内查阅,查阅时间不得超过十个工作日;
  三、驳回上诉人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合计120元,由被上诉人佳德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夏浩鹏等人诉上海市闸北区精文城市家园小区
  业主委员会业主知情权纠纷案
  原告:夏浩鹏,男,39岁,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虬江路。
  原告:杨建平,男,56岁,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虬江路。
  原告:杨荣华,男,50岁,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虬江路。
  原告:罗光亚,男,60岁,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虬江路。
  原告:周修安,男,63岁,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虬江路。
  被告:上海市闸北区精文城市家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住所地:上海市闸北区虬江路。
  负责人:姜宏章,该业主委员会主任。
  原告夏浩鹏、杨建平、杨荣华、罗光亚、周修安因与被告上海市闸北区精文城市家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精文业委会)发生业主知情权纠纷,向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夏浩鹏、杨建平、杨荣华、罗光亚、周修安诉称:五名原告系上海市闸北区精文城市家园小区业主,被告精文业委会系该小区业主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原告享有要求公布、查阅业委会决定及会议记录、维修基金使用情况的权利。被告应每月与开户银行核对维修基金账目,每半年向业主公布一次,但被告至今未按规定公布2007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小区维修基金和公共收益的有关账目情况,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原告现对已公布账目中的停车费、广告费及清洗玻璃、景观灯改造及业委会值班津贴19 023元有异议,被告应提供相关凭证以供原告核对。维修基金开户银行曾给被告实物回扣,被告在账目中未予公开。此外,被告选聘的上海精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文物业)超资质接盘,为此原告向有关部门反映,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闸北区房地局)在《信访答复》中称“我局曾就物业超资质接盘的问题与业委会进行沟通,业委会还专门提交报告,说明情况”,但该报告未向业主公开。原告请求判令:1.精文业委会公布2009年7月14日闸北区房地局在《信访答复》中所提及的“为此业委会还专门提交报告”之“报告”以及“与精文城市家园业委会进行沟通”的全部情况和同意“续聘”精文物业的全部会议记录;2.精文业委会公布关于讨论精文物业超资质接盘的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及会议记录;3.精文业委会公布自2007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按每半年一次的小区维修资金和公共收益账目情况(公共收益账目具体指机动车停车费、广告费收支情况),并要求将上述账目张贴在小区及每个门牌号幢前面;4.精文业委会提供上述账目的费用清单、发票原件和按户分摊费用清单以供原告进行核对和查询,原告享有复印权(复印费由原告承担);5.精文业委会向原告出示《物业服务合同》之附件,原告对该合同附件享有复印权(复印费由原告承担);6.精文业委会向原告出示维修资金的会计账目,原告对该账目享有复印权(复印费由原告承担);7.精文业委会向原告出示《物业服务合同》中提及的物业公司各项工作报告,原告享有复印权(复印费由原告承担)。
  原告夏浩鹏、杨建平、杨荣华、罗光亚、周修安提交以下证据:
  1.公共收益、维修资金收入财务管理账目公布明细表以及广告展示箱、蒸汽房、灯箱的照片,旨在证明被告精文业委会公布的账目存在收支不清、部分收益未入账以及被告擅自动用公共收益资金的情况。
  2. 2009年9月16日业主委员会公告、2009年7月14日闸北区房地局的《信访答复》、 2008年6月10日被告精文业委会与精文物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及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业主公约,旨在证明被告隐瞒精文物业超资质的情况,擅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侵犯业主权益。
  3.小区灯具、玻璃墙窗的照片,旨在证明小区擦玻璃、安装灯具工程未经公示、表决。
  4.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2009年9月7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以及精文物业资质证书,旨在证明精文物业并非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约定的物业公司。
  5. 2009年11月19日小区部分业主签名的《关于精文城市家园业委会侵犯业主知情权的经过》,旨在证明被告精文业委会多次侵犯业主知情权、监督权。
  6. 2009年9月16日闸房管答字(2009)第36号回复,旨在证明前期物业管理合同未经备案。
  7.维修资金业主年度结存单,旨在证明维修基金开户银行定期向小区业主寄送年度结存单。
  被告精文业委会辩称:1.闸北区房地局在《信访答复》中所提及的“为此业委会还专门提交报告”、“与精文城市家园业委会进行沟通”的事实并不存在。为此,精文业委会向闸北区房地局投诉,芷江西房地办已对此做出书面澄清,所以被告无法提供五原告要求的上述材料。有关“续聘”精文物业的全部会议记录已提交法庭;2.精文物业是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期物业,选聘是按程序选举产生。签约时,精文业委会并不知道精文物业超资质,也未就此进行过专门讨论,无法提供讨论精文物业超资质接盘的相关决定及会议记录;3.精文业委会成立于2007年12月,自2008年始小区公共收益账目已按每半年一次在小区及每个门牌号幢张贴公布,即使账目形式上存在缺陷,并不影响其真实性。关于小区的维修基金,由于至今尚未动用,故无相关账目可供公布,且开户银行上海银行闸北支行定期向小区业主寄发业主年度结存单,故不同意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4.已公布的收益账目中涉及到业委会开支(办公费、会议费、电话费、培训费、值班津贴)的清单及发票虽在精文业委会处,但精文业委会担心原告可能做出断章取义的行为,经讨论决定不向原告提供。其他清单及发票均由精文物业保管,被告无法提供,且精文业委会认为该部分的知情权不包括在法定范围之内;5. 2008年6月精文业委会与精文物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之《补充协议书》已提交法庭;6.上海市闸北区精文城市家园小区的维修基金未曾使用,无会计账目可供提供,不同意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7.精文物业从未向精文业委会提供过书面的工作报告,双方仅是口头上的沟通,无法提供原告要求的相关材料。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精文业委会还认为:原告曾向被告提出查阅相关资料的要求,精文业委会为此请示芷江西房地办,房地办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认为个人无权查阅,故精文业委会拒绝了原告的查阅请求。有关物权法司法解释实施后,原告未再与精文业委会进行沟通即提起诉讼。现精文业委会愿意按法律规定接受业主的查询,但原告的知情权仅限于司法解释规定的五项内容。此外,由于原告采取暴力手段阻碍被告的正常工作,限制业委会委员的人身自由,应芷江西房地办的要求被告已停止工作,新一届的业委会选举工作正在筹备中。
  被告精文业委会提交以下证据:
  1. 2009年9月18日被告精文业委会针对《信访答复》的投诉、2009年11月30日芷江西房地办的回复,旨在证明闸北区房地局在《信访答复》中所提及的“为此业委会还专门提交报告”、“与精文城市家园业委会进行沟通”的事实并不存在。
  2. 2008年6月10日被告精文业委会与精文物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补充协议书》及“续聘”的会议记录、续聘物业的公告、几点说明、结果公告、选票样张,旨在证明精文物业是按程序选举产生。
  3.公共收益账目明细表,旨在证明被告精文业委会已每半年一次在小区公布公共收益账目。
  4. 2009年2月14日《关于城上城小区续订物业服务合同的情况汇报》以及2009年4月5日、9月16日两次业委会公告,旨在证明被告精文业委会已就续聘物业及维修基金等问题做出说明。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夏浩鹏、杨建平、杨荣华、罗光亚、周修安系上海市闸北区精文城市家园小区业主。
  2007年12月6日,上海市闸北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向上海市闸北区精文城市家园小区业主大会、被告精文业委会颁发了《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备案证》,其中明确业委会负责人为姜宏章、许富琪、王耀宗。
  2008年6月10日,被告精文业委会与精文物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委托精文物业对小区实施物业服务与管理。合同期3年,自2008年6月10 日至2011年6月9日止。之后,精文业委会与精文物业又就小区内公益收入的分配签订了《补充协议书》。
  2008年4月5日、7月18日,精文物业对小区2005年8月至2007年12月、2008年上半年的公共收益账目制表并在小区公布。上述账目中显示1—23号业主外墙玻璃清洗费为人民币4. 9万元。
  2009年1月、7月,被告精文业委会与精文物业共同对小区2008年下半年及2009年上半年的公共收益账目进行公布。上述账目中显示清洗玻璃费用共计10万元(第一次4. 9万元、第二次5. 1万元);2007年11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办公费、会议费、业委会值班津贴支出19 023元;划入小区维修基金账户10万元;2009年上半年南区景观灯改造费用 35 050元以及办公费、电话费、会议费、培训费、业委会值班津贴支出7505. 7元。
  2009年7月14日,闸北区房地局就原告周修安的信访做出《信访答复》,称:“精文物业以三级资质承接精文城市家园超出了其资质的承接范围。我局曾就精文物业超资质接盘的问题与业委会进行沟通,业委会表示小区刚完成物业选聘,重新选聘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不利于小区建设,且大多数业主也认可精文物业的管理水平,为此业委会还专门提交报告,说明情况。我局对精文物业保留处罚的权力。”
  由于被告精文业委会认为上述《信访答复》的内容与实际不符,遂向闸北区房地局提出投诉。2009年11月30日,芷江西房地办做出书面答复如下:一、关于“我局曾就精文物业超资质接盘的问题与业委会进行沟通”的提法,是指业委会与房办或我局各部门之间的各种形式的联系、咨询等,并非拘泥于专门派人当面沟通。二、关于“业委会专门提交报告”的提法,实际是我局根据贵委2008年9月2日针对有关投诉答复的一份材料,即“关于城上城有关情况的汇报”的部分摘录引用,而非“专门报告”。三、关于选聘物业,我局认定物业超资质接盘,保留对物业处罚权力,并末认定业委会责任,相反,肯定续聘是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的,是走过程序的。
  2008年,被告精文业委会与上海银行闸北支行就小区维修基金签订存款合同,将维修基金存入该行。诉讼中,法院与该行取得联系,该行向法院表示:精文城市家园小区维修基金至今未有支出,维修基金的利息系由电脑操作平摊至每户业主名下,银行按期向每户业主寄发维修基金年度结存单。不存在银行给精文业委会回扣一事。
  诉讼中,法院与精文物业取得联系,精文物业表示其确未向被告精文业委会提交过书面的工作报告,双方均是口头沟通。小区清洗玻璃、景观灯改造、广告费及停车费的费用清单和发票均由其负责保管,如法院认为应向原告夏浩鹏、杨建平、杨荣华、罗光亚、周修安提供,其愿意配合被告予以提供。由于小区公共收益尚未进入维修基金账户,故无按户分摊费用清单。
  鉴于被告精文业委会当庭提交了原告夏浩鹏、杨建平、杨荣华、罗光亚、周修安要求的部分材料,原告自愿撤回第一、第二、第五、第七项诉讼请求。
  以上事实,有原告夏浩鹏、杨建平、杨荣华、罗光亚、周修安提供的公共收益账目明细表、《信访答复》、业委会公告、《物业服务合同》、维修资金业主年度结存单、被告精文业委会提供的对“信访答复”的投诉、芷江西房地办的回复、《关于城上城小区续订物业服务合同的情况汇报》、《物业服务合同》、《补充协议书》、公共收益账目明细表、“续聘”的会议记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业主有权请求公布、查阅资料和情况的范围以及业委会应当如何公布上述资料和情况。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业主有权请求公布、查阅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业委会的决定及会议记录、物业服务合同、共有部分的收益情况以及其他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根据《上海市商品住宅维修基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维修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业委会应将物业管理区域内收取的停车费、广告费等经营性收益及时存入维修基金账户。业委会每月应与开户银行核对维修基金账目,并按每半年一次向业主公布以下情况:维修基金交纳、使用和结存的金额;发生物业维修、更新的项目和费用及按户分摊情况;业委会活动经费在维修基金中列支的项目和费用及按户分摊情况;维修基金使用和管理的其他有关情况。维修基金公示的目的在于能充分反映出资金的使用情况和业主分摊情况,以便于业主及时进行监督。基于以上规定,被告精文业委会虽已公布四次公共收益账目,但不完整,维修基金的结存及按户分摊情况亦未能在其中全面体现。原告夏浩鹏、杨建平、杨荣华、罗光亚、周修安认为已公布的维修基金、公共收益账目不符合规定的理由成立,被告应按照《维修基金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重新公布维修基金账目,以提高维修基金的透明度。至于上述账目在何处公布的问题,法院认为在该小区的公告栏内张贴既能够起到公示的作用又较为便利,原告要求精文业委会将所有账目张贴于各个门牌号码前的要求,不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亦有违经济原则,法院难以支持。
  关于原告夏浩鹏、杨建平、杨荣华、罗光亚、周修安第四项诉讼请求,根据《维修基金管理办法》中有关核对账目的规定,业主对公布的维修基金账目情况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业委会和物业公司提供有关的费用清单、发票原件和按户分摊费用清单进行核对。本案中,原告对于被告已公布账目中的停车费、广告费及清洗玻璃、景观灯改造、业委会值班津贴(19023元)的收支情况有异议,被告精文业委会有义务提供相应的发票、清单等以便原告进行查阅、核对及复印。如需精文物业协助的,被告应督促其予以配合。
  关于原告夏浩鹏、杨建平、杨荣华、罗光亚、周修安第六项诉讼请求,鉴于原告上述权利的行使已足以保障原告对维修基金管理和使用的知情权,原告再行要求被告提供维修资金的会计账目缺乏法律依据,亦超出了业主知情权的合理范围,法院难以支持。
  原告夏浩鹏、杨建平、杨荣华、罗光亚、周修安在诉讼中自愿撤回部分诉请,并无不妥,可予准许。
  据此,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1日判决:
  一、被告精文业委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重新公布2007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的维修资金和公共收益账目(按每半年一次),并将上述账目张贴于小区公告栏内;
  二、被告精文业委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周修安、夏浩鹏、杨建平、杨荣华、罗光亚出示上述账目中的停车费、广告费及清洗玻璃,景观灯改造、业委会值班津贴(19 023元)的费用清单、发票原件和按户分摊费用清单(原告如需复印的,被告应予提供,复印费由原告自行承担);
  三、原告周修安、夏浩鹏、杨建平、杨荣华、.罗光亚其余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周益民诉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原告:周益民,男,45岁,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
  被告: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住所地:上海市广东路。
  法定代表人:蔡敏勇,该交易所总裁。
  被告: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山路。
  法定代表人:隋运生,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周益民因与被告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被告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信托公司)发生股权转让纠纷,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周益民诉称:被告华融信托公司系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数据公司”)股东。2009年8月28日,根据华融信托公司的委托,被告联交所发布了将华融信托公司持有的银联数据公司2.43%股权挂牌转让的信息公告。该公告确定了转让标的的相关情况,挂牌期满口至2009年9月25日止,公告还确定了交易方式等信息内容。为此,原告在2009年9月25日递交了挂牌资料,并支付保证金,联交所也确认了原告的意向受让人资格。但此前华融信托公司通过联交所于2009年9月22 日在其网站重新发布了该项目的挂牌信息,将原来的挂牌期满日期延长到2009年10月23日,并对交易方式作了变更。原告随后对此提出异议,但联交所拒绝受理,并于2009年12月11日组织项目竞价,最终由案外人以最高价竞得上述股权。原告认为,两被告变更挂牌信息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应为无效,竞价结果也归于无效。请求判令确认两被告于2009年9月22日变更银联数据公司2.43%股权挂牌转让信息公告的行为无效,以联交所2009年8月28日发布的挂牌信息为依据。
  原告周益民提供以下证据:
  1.《信息公告》1份,用以证明涉案挂牌期满日为2009年9月25日;
  2.《产权交易业务申报回执》、《意向受让方资格确认意见书》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周益民有权参与竞价;
  3.收据1份,用以证明原告周益民缴纳了相关费用;
  4.《申请书》1份,用以证明原告周益民提出了异议。
  被告联交所辩称:1.涉案信息重新发布的公告始于2009年9月22日,同月25日原告周益民举牌,故原告是在重新发布公告期间内提出的举牌申请。但其举牌时未提出异议,并同意按出让文件规定的程序履行,承诺同意出让文件上各条款要求。2.原告于2009年12月11日提交异议申请书,并非原告所称的12月8日。原告提出异议后,联交所与原告代理人交涉过,经代理人同意再次竞价并参与报价。3.交易程序合法正当,整个过程经过公证处公证。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联交所提供以下证据:
  1.《关于修改挂牌申请书披露部分信息的说明》、2009年8月31日《中国证券报》及2009年9月22日《上海证券报》产权信息联合发布公告版面摘选、《法律意见书》;
  2.《举牌申请书》、《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2. 43%股权(450万股)出让文件》(以下简称《出让文件》)、《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2.43%股权(450万股)转让项目(Q309SH1014022)保密承诺函》(以下简称《保密承诺函》)、《上海市产权交易受让委托合同》、《竞价文件交接单》、《授权委托书》、《受让确认书》、《竞价邀请函》、《竞买文件有效性审核表》、《受让人确认书》;
  3.《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发布活动管理规则》、《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上海市产权转让竞价交易活动管理规则》;
  4. 2009年9月26日《中国证券报》产权信息联合发布公告版面摘选、联交所网站公布涉案股权挂牌信息摘录、《关于产权转让信息发布合作协议》。
  证据1、 2、 3、 4均用以证明交易程序合法有效。
  被告华融信托公司同意被告联交所的陈述。此外,华融信托公司认为变更信息属于“特殊原因”,目的是为了公允、理性竞价,故将多次竞价改为一次报价,此变更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所有文件均经过公证,故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华融信托公司提供以下证据:
  1.《关于协助准备银联数据员工信托股权转让材料.的函》;
  2.《上海市产权交易出让委托合同》;
  3.《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受理通知书》。
  证据1、 2、 3均用以证明涉案产权交易程序合法有效。
  案件审理中,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至上海市产权交易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产管办)了解涉案产权转让过程中信息变更应适用的规则。据产管办相关人员介绍,产权转让适用的通用规则是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信息变更适用国资发产权[2009] 120号《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以下简称《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及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36号《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员工信托持股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作为产权转让批准机构,有权决定是否属于“特殊原因”确需变更信息公告内容。另外,在信息变更之前,尚无公司参与竞拍。关于“信息发布渠道”,在规定的6家省级以上金融类报刊或网站上发布均符合要求,而且交易方式的变更无法在报刊上反映出来,具体交易方式是在网站上发布的,联交所的操作符合相关规定。根据产管办的《竞价项目情况汇报》反映,交易当日整体正常,未收到竞拍人的异议。另外,联交所主要是组织产权交易及审查交易主体资格的合法性、程序、条件。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情况制作《调查笔录》1份。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依法组织了质证。被告联交所对原告周益民提供的证据除《异议申请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申请书无公章且日期与实际不符外,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提供的公告系第一次信息公告而非重新发布的公告。庭审中,原告确认《异议申请书》递交日期为2009年12月11日。联交所对被告华融信托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被告华融信托公司对原告周益民提供的证据除《异议申请书》未收到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信息公告》只能证明信息变更合法并已进行公告。2009年9月22日信息变更,原告代理机构上海泰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地公司)于同月25日举牌,说明原告已了解变更信息事宜。保证金的缴纳也证明原告认可交易。《受理通知书》不能证明原告事后了解信息变更内容。华融信托公司对被告联交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原告周益民对被告联交所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1.联交所提供的证据1不能证明重新公告合法进行,联交所未在原来信息发布渠道变更信息,重新公告不属于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特殊原因”。2.联交所提供的证据2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有权在首次公告期满日前任何一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64331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