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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东方法学》
投资效率与交易安全保障之平衡
【副标题】 论我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作者】 高旭军
【作者单位】 同济大学法学院【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投资效率;交易安全;债权人利益;企业信息公示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
【页码】 46
【摘要】

我国最近进行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极大地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简化了设立程序,从而大大地激励了投资者投资创业积极性,提高了投资效率。但此次改革过分注重鼓励股东的投资积极性,过分强调提高经济效率,却忽视了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忽视了保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性。尽管修改后的规定包含有维护交易安全的条款,但更利于股东逃避出资义务、转嫁经营风险,且无需为此承担责任,即使“企业信息公示义务”等配套改革措施也难以防止这一点。为维持经济效率和安全保障之间的平衡,应该至少追究股东上述行为的刑事责任。建议将《刑法》中的“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扩大适用至所有公司类型。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0305    
  一、引言
  2013年10月25日,国务院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对我国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进行改革。2014年2月7日,国务院正式颁布《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与此相适应,我国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已经对原《公司法》和原《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进行修改,并分别于2013年12月28日和2014年2月19日正式颁布了新《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下文简称《登记条例》)。2014年8月23日,国务院又颁布《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下文简称《公示条例》)。至此,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此次改革在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公司的设立门槛、简化了设立程序。这主要体现为:新《公司法》和《登记条例》不仅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金的要求,将注册资本实缴制和有条件的认缴制改为完全的、无条件的认缴制,而且取消了强制验资制度、将“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等。据此,只要股东设立的企业不属于法律、行政法明确规定的27个特殊行业,即使股东仅仅投入一元人民币,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1]所有这些均大大提高了我国公民的创业积极性,从而也极大地提高了投资效率。这也是此次改革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2]但与此同时出现的问题是:此次改革在提高投资效率过程中,是否忽略了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进而严重影响了市场交易的安全性?这是值得我国学者重视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此次改革没有很好地考虑到投资效率和交易安全保障之间的平衡,我国将不能对交易安全提供到充分的法律保障,我国的投资环境还将进一步恶化;这还意味着在某一具体的破产案件中,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可能得不到充分而有效的保护,股东也可能无需为其投资行为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这样,我国很可能成为投机者和诈骗者的投资乐园。为了防止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我们有必要探究此次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是否过分偏重投资效率,而忽视了交易的安全。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核心概念的定义
  在深入讨论改革措施是否“过分偏重投资效率、忽视交易安全保障”这一问题之前,必须首先界定相关核心概念的内涵。这些概念主要涉及“投资效率”、“交易安全”、“公司债权人”和“过分偏重投资效率、忽视交易安全”的判断标准。
  1.“投资效率”和“交易安全保障”
  本文中的“投资效率”主要是指:新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在鼓励投资者设立公司进行投资方面的激励程度,它既不包括股东进行股份投资所得的股息收益率,也不包括客户将存款存入银行或进行其他性质投资时的投资回报率。本文中的“交易安全保障”则是指:新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在公司债权人利益受损时所能提供保护的程度。
  “投资效率”和“交易安全”是一对难解的矛盾。公司法规则带来的投资效率越高,其附带的交易安全保障性就越低;反之,公司法规则带来的投资效率愈低,其交易安全性便愈高。为提高公司法规则的投资效率,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降低设立公司的门槛、简化公司设立程序,从而方便人们能够通过设立公司进行投资;这时相关规则附带的投资效率就越高。与此相反,为提高交易安全的保障度,我们应该对市场交易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在通常情况下,提高设立公司的门槛和难度,是强化交易安全保障的一种途径。
  2.“公司债权人”
  本文中的“公司债权人”是广义的,它不仅包括给公司提供融资贷款的银行或企业,还包括与公司开展业务但依然没有结清货款的供货商或其他客户。此外,如果公司还没有缴清应交的税款或社保等费用,那么债权人还包括国家税务机关、社保机关,甚至还包括被拖欠工资的公司职工。总之,所有对公司拥有债权的人,不管是公法上的国家机构,还是私法法人,不管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均是本文意义上的公司债权人。
  3.“过分偏重投资效率、忽视交易安全”的判断标准
  为了弄清我国此次改革是否存在没有均衡考虑公司股东及其债权人利益关系的问题,是否过分偏重鼓励投资效率,却没有充分保护市场交易的保障问题,应该首先澄清、确定相应的判断标准,即人们应该依据什么来判定:此次改革是否过分注重保护投资效率,而忽视了交易安全的保障。笔者认为判断标准应该是:股东不仅可以利用他人资本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而且在投资经营失败时,即使公司因为股东没有履行其出资义务而不能清偿债权人的债权,股东也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这一判断标准应该是合理的,因为我国立法者赋予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法人资格,原因之一就是股东应该以其出资额或认缴的股份为限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而在上述情况下,股东则能够拥有公司经营成功带来的利益,却将经营失败的巨大风险全部转嫁到公司债权人身上。这种情形显然与立法者设立法人制度的目的相违背。
  三、投资效率和交易安全保障之间的失衡分析
  我国此次改革是否确实过分注重提高股东进行投资的积极性,而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没有提供充分的保护,从而忽视了交易的安全保障呢?从我国新《公司法》和新《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看,对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而简单的答案,因为其中既有注重投资效率的条款,也有考虑交易安全保障的条款。下文分别就此进行分析论述。
  1.注重交易安全保障的条款
  尽管我国此次改革大大降低了设立公司的门槛,简化了设立程序,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从而也考虑到了交易的安全性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司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注册资本金。新《公司法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采取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是:取消了有关最低注册资本金的要求,降低了设立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就不需要注册资本。恰恰相反,股东设立上述两类公司,必须具备一定数额的最低注册资本金,这是设立公司的一个基本条件。这不仅体现在新《公司法》25条和第81条规定中,而且也体现在第26条和第80条等条款的规定中。根据这些条款,公司章程中必须载明其注册资本的数额,而且这一注册资本金额必须为全体股东所认缴。这表明,尽管新《公司法》没有为各类公司规定一个统一的最低注册资本数额,但是将要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必须为其公司规定一个具体的注册资本数额。与原《公司法》相比,唯一的差异是:原《公司法》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最低注册资本数额,如果股东计划设立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低于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拟设立的公司就无法设立;而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可以根据其资金实力和经营的业务自主决定注册资本数额的高低,并将它规定在公司章程中。从理论上分析,只有股东之间存在着合意,他们既可以在章程中规定,设立中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元人民币,也可以将这一数额定为10亿元人民币或者任何其它金额。
  第二,新《公司法》并没有减轻或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此次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将原先的“有限制的、不完全的认缴资本制”转变为“无限制的、完全的认缴资本制”。但是,它既没有减轻股东的出资义务,更没有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2005年《公司法》26条、第81条、第84条等条款规定了有条件的、不完全的认缴资本制,[3]据此,股东应该在提交设立登记前至少将章程中规定的20%的注册资本额足额交付给公司,余额在公司设立后的两年内交清。此外,该法第59条确认了资本实缴制。即如果设立的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则全部股本必须在提交设立申请前一次性全额缴纳。新的《公司法》23条、第25条、第76条和第81条等条款对上述规定作了修改。根据修改后的《公司法》,设立公司的一项前提条件是: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注册资本得到了全体股东的认缴。这一修改仅仅意味着:除了法定例外情形以外,在公司提交设立申请前,无需缴清全部或者部分出资;相反,他们可以在公司获准注册后约定的某一时间内履行出资义务。另外,根据修改后的《公司法》28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公司法》83条对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义务也有着类似的规定,即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书面认足公司章程规定其认购的股份,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缴纳出资。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发起人不依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应当按照发起人协议承担违约责任。所有这些规定表明,这次修改仅仅赋予了公司股东在出资交付时间期限和额度方面更多的自决权,即股东可以通过章程规定股东缴清全部出资的最长期限、分几次缴清、每次缴纳的额度。但是,章程既不能减轻也不能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即使章程中规定了这种减轻或免除条款,那么它们也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因而相关的条款也是无效的。
  由上可知,尽管我国修改后的《公司法》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也将原先的“有限制的、不完全的认缴资本制”改为“无限制的、完全的认缴资本制”,但是,公司依然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注册资本,股东依然必须在其认缴股份或承诺出资数额的范围内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除了公司股东可以自行决定公司注册资本额的高低、自行决定何时向公司缴付出资以外,这与2005年《公司法》相比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尤其在股东承担的出资责任上更是如此。由此看来,此次改革的天平似乎并没有更加偏向股东,更加偏向投资效率。
  2.不利于交易安全保障的条款
  得出上述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新《公司法》中不仅包括上述维持股东出资责任的条款,它还包含一些对股东十分有益、而对公司债权人十分不利的条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股东可以利用他人资金开展经营活动。根据修改后的《公司法》和《登记条例》的规定,公司股东可以先设立公司,后出资,也即所谓的“零首付设立公司”。这样,股东完全可以利用他人资本开展经营活动。举例来说,如果两位股东约定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一家从事国际贸易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他们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双方各认缴5亿元人民币,其中各方首次应缴纳的股金为50万元,于公司设立后的1年内缴清。余额在公司设立后的10年内缴清,具体缴付时间和每次交付的数额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经营需要决定。”根据修改后的《公司法法小宝》和《登记条例》,我国工商管理部门应该准许上述公司注册。一旦公司获准注册,尽管该公司还没有任何资本,但它已经可以通过向银行贷款或向公司客户赊账等方式来筹措资金,开展经营活动。由于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公司注册资本数额和股东认缴出资的数额,这些均是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的信用基础,也是银行向公司提供贷款或公司客户与其开展业务来往的信用基础。如果银行和其客户轻信章程中载明的这些数据,而没有认真查清该公司两位股东的出资能力,它们完全有可能据此给该公司提供贷款、支付预付款或提供其他资金便利。所以,根据修改后的《公司法》和《登记条例》的规定,股东完全可以首先设立公司,并利用他人的资金来开展经营活动。
  第二,股东可以让公司债权人承担其经营失败的主要风险。再以上述案例来进行分析,从表面上看,两位股东零首付设立公司、开展经营活动,这不会对公司债权人带来多大的风险。因为根据《公司法》3条的规定,公司必须以其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股东必须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而且我国采取的改革措施既没有免除股东的出资责任,也没有减轻股东的出资责任。所以,即使在司破产时,股东依然没有履行出资义务,他们依然必须将其拖欠的股金交付给破产中的公司。我国《破产法》第35条的规定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可见,即使股东在公司获准注册后没有交付任何出资,他们也必须各自向破产管理人交付5亿元的股金,以便清偿公司债权人的债务。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改变股东可以将经营失败的大部分风险转嫁到债权人身上的事实。因为,如果要股东自己承担经营失败的主要风险,离不开一前提条件,即股东必须能够交付其承诺的全部出资。在上述案例中,只有在两位股东具备交付10亿元股金的出资能力时,他们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经营失败的风险;相对而言,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如果该两位股东实际上是一文不名的无产者,在他们各县通过东拼西凑交清了首付出资款50万元后,已经没有任何出资能力,因此完全依靠银行贷款或者客户的款项开展经营活动。如果此公司后来破产,尽管该两位股东依然必须向破产中的公司分别缴付4.98亿元出资;但相对于公司债权人来说,追究上述股东的出资责任,就像是“镜中花、水中月”,中看不中用。因为尽管根据修改后的《公司法》和《破产法》第35条的规定,公司破产管理人可以要求该两位股东交付剩余的股金9.99亿元人民币,但如上所述,该两位股东没有任何资产,即使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他们也无法缴付剩余的股金。在这种情况下,股东自己仅仅承担了少部分经营失败的风险,而债权人却承受了因该公司破产而带来的大部分风险。
  第三,股东不必为此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股东除了可以利用他人资金开展经营活动、将经营失败的风险转嫁给公司债权人以外,还不必为此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以下几方面的因素表明了这一点。
  首先,相关的股东可以重新设立一家新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我国法律规定并不禁止破产公司的股东注册设立新的公司。虽然我国《破产法》第125条对破产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从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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