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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司法行为模式论
【副标题】 以行为理论为视角【英文标题】 Study on Pattern of Judicial Behavior
【英文副标题】 A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Theory【作者】 周叶中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行为模式;司法解释;司法审判;司法监督;司法调解
【英文关键词】 behavior patter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judicial trial; judicial supervision; judicial mediation
【文章编码】 2095-3275(2012)01-0001-1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
【页码】 1
【摘要】

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决定行为据以发生的权力在属性上的差别,而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则往往由行为对象所决定。正是司法行为对象的差异性决定了司法行为体系中存在着目的行为、戏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以及交往行为等不同模式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而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又决定了作为司法权构成要件的司法解释权、司法审判权、司法监督权与司法调解权等四项子权力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性。

【英文摘要】

The differences of behavior pattern result i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nature of the power in whichthe behavior is involved,whereas the former is generally determined by the objects of the behavior. It is thedifferences in the objects of judicial behavior that lead to the presence of the modes of objective behavior, dra-ma behavior, normative behavior, communicative behavior as well as their mutual discrepancy in the system of judicial behaviors,and it in return decides the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pattern of the subordinate powers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judicial jurisdiction, judicial supervision,and judicial mediation,which function as the fourcomponents of judicial power.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123    
  
  根据行为理论的基本观点,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决定行为据以发生的权力在属性上的差别[1],而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则往往由行为对象所决定,而非由行为据以发生的权力之属性所决定。正是行为对象的改变,决定了公权行为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使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划分变得似是而非—如果说行政裁决之类的行为在行政权中注入了某些司法性元素的话[2],那么立法听证之类的行为则使立法权平添了些许裁判者的气质[3]。这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权力类型的划分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我们对诸如行政权与司法权之类的权力进行抽象界分的努力很可能一无所获。在其现实性上,由于行为模式直接受制于行为对象,它通常汇聚了有关权力秩序的真实信息,因此,借助行为模式理论,运用反向推论之方法,不仅有利于阐明不同机关各自的事权范围[4],而且也避免了新的事项或者未尽事项出现时找不到处理机关的尴尬。由于行为模式是连接行为对象与行为主体的逻辑中项,因而在现实中,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即行为对象*行为模式-行为主体[5]。正是这种中介能力,成就了行为模式理论之法学方法论价值,并使以行为模式理论为进路,对司法行为展开研究成为可能。
  一、司法目的行为模式—以抽象司法解释为例
  根据哈贝马斯的界定,所谓目的行为是旨在实现一种目的的行为,即有目的地、因果地介入客观世界的行为[6]。这就是说,目的行为是以特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是指行为者为达到其所追求的某种特定目的而采取的行为,它是行为者对其自身行为与外界事物之间的直接反映。在理想状态下,司法行为带有明显的目的行为模式特质,其中以抽象司法解释为甚[7]。
  (一)目的行为模式
  目的行为模式关涉行为者对客观事态施行有目的之干预以及因此所产生的关联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目的行为概念的前提是一个行为者与一个实际存在的事态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个客观世界被确定为事态的总体性,而事态可能是一直存在的,也可能是刚刚出现的,或是通过有目的的干预而带来的。目的行为模式向行为者提供了一种‘认知—意志的情结’,从而使得行动者一方面可以培养起对于实际存在的事态的意见,并通过感知传达出来,另一方面则可以形成一定的意图,以便把理想的事态付诸实现”{1}。因此,目的行为是一种间接沟通—行为者看到的只是自己的目的;不同行为者之间为了追求自身的目的互相施加影响,以期促成对手形成或接受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见或意图{2}。
  在目的行为模式中,倘若行为者的意志仅仅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并基于其对外界环境的认识及其自身的价值判断而为一定的行为,那么该行为所反映的便仅仅是行为者个体对客观事态的认识及因此所衍生的目的,而不受他人的直接约束和限制,这可称之为“纯粹的”目的行为模式。倘若多个主体依据其对客观事态的认识而产生相应的行为,那么该行为就是一种动态的、几何式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这种合力发生于行为者在不进行直接沟通的情况下对外界事态进行的有意干涉过程,故可称之为“聚合的”目的行为模式。
  不论是“纯粹的”目的行为模式,还是“聚合的”目的行为模式,一经作出,便对行为者与行为相对人产生一种类似连带关系的双向拘束力。就前者而言,行为者通常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位阶优势,其行为目的正在于影响相对人的偏好,并因此贯彻其预设意图;行为者只有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行为模式,其意图才可能被相对人所接受,依附于行为之中的目的才可能实现;相对人只有在充分尊重这种纯粹目的的行为条件下,才可能为行为者所认同,并因此收获依附于该目的行为中的“信赖利益”。就后者而言,由于“聚合式”行为本身乃多元行为者合力之产物,行为者在作出行为时所依据的“事态”并非事态本真,而是被行为者不同层面、不同程度进行改造后的事态;这种被改造的“事态”很可能是经他人改动过的“客观事态”,因而也可能成为影响他人偏好或认知的“客观因素”。因此,任何单方行动都将产生连锁反应—导致他人改变其行为,并进而导致整个聚合行为失效,有如量子力学中的“海德堡测不准原理”,即观测者自身的行为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事态变化,并导致事态观察的失败[8]。
  (二)抽象司法解释之目的行为属性
  托克维尔曾说:司法权的第一特征是对案件进行裁判;第二特征是只对个案进行审理,无涉一般原则的宣判;第三特征则在于遵循不告不理之原则{3}。但现代司法权似乎已超越其原初涵义,其中的典型例证即为抽象司法解释权—为满足司法裁判的需要,法院自身依据一定程序制订相应的裁判规则,这些规则有别于传统的司法解释。在我国,后者主要是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对相关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而前者却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颁布的具有规范效力的文件总称。根据《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这些司法解释具有相当于制定法的效力,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可以援引这些文件作为法律依据{4},我们姑且称之为抽象司法解释。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抽象司法解释是一种常态。根据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分歧,则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据此,我国的司法解释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具体应用法律的文件,而在刑事司法领域,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相应文件。
  就其性质而言,抽象司法解释实际上就是一种规范性文件,这种规范以普遍约束力为基本要素,是制定者针对事态进行判断并基于这一判断做出的相应举措。按照哈贝马斯关于目的行为模式要素的分析,这些要素包括:(1)它应当独立于事态,以避免被事态影响而丧失准确判断;(2)它应当服从于一定的预设标准,这一标准即是法律对整个社会事态的要求;(3)它应当有一定的干预力度{5}。而抽象司法解释则满足目的行为模式的一般要求,并因此具备目的行为模式所应有的权威性、正当性与有效性等基本特质—由于抽象司法解释的作出者独立于事态,因此获得了判断的权威性;由于其服从于法律对事态的要求,因而具备了干预的正当性;由于其自身存在一定的干预能力,因而产生了运作的有效性。
  (三)抽象司法解释的目的行为效应
  一般而言,目的行为模式下的行为者除必须对事态进行有效判断外,还必须基于这一判断采取有效举措。因此,特定主体的目的行为是难以预测的—在目的行为影响下的行为相对人,难以对行为主体的行为意图进行有效预测;当目的行为参与者还能直接影响其他参与者时,这种目的行为产生的后果与他人对该行为的反应更难以把握。为此,哈贝马斯为目的行为预设了两个有效性要件:一是行为者有目的地干预客观事态须以明确的“先在规则”为依据;二是行为者对事态的干涉力要足以调控被干预的局势。没有前者,则可能导致恣意妄为;缺乏后者,则可能导致基于目的的调控因缺乏必要的力量而形同虚设。
  在其现实意义上,目的行为模式中的行为者对“先在规则”并无太大的能动空间,但对事态干预的效果却大有可为。通常而言,要对事态进行有效调控,就必须跳出事态本身,身在局中,必为局势所扰。因此,行为者只有将自己设定为“局外人”角色,才能真正对外界事态进行有效判断,并依据这种判断和“先在规则”对局势进行有效干涉或调控。
  西方国家在设立进行抽象司法解释的组织时,往往会充分考虑到“局中之困”。例如根据1984年《量刑改革法案》成立的美国联邦量刑委员会(the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9],其设立意图即在于对量刑规则进一步予以细化,以尽量防止司法专断。这一组织被设定为政治中立组织。通过对量刑这一带有极强伦理色彩的法律问题进行立法,让进行抽象司法解释这样一种目的行为的行为者,脱离他人的目的行为对其施加的影响。虽然进行量刑指南制定的那些委员,也是从事过很长时间审判工作的法官,但当他们进入量刑委员会之后,就须立即停止审判工作,也就由此排除了“局中”其他目的行为的影响。而我国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主要就在于“局中之困”。具体表现在:
  其一,抽象司法解释难以避免局势困扰。撤开抽象司法解释对象之事态,我国抽象司法解释权本身事态就十分复杂,使其难以避免自身局势的困扰,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抽象司法解释权之母概念—司法解释权存在应然与实然间的矛盾。从应然状态来说,司法权是由司法管辖权限和司法裁判权能共同组成的。司法裁判权能是法官公正解决某种纠纷、作出司法裁判必备的权力能力,包括案件受理权、事实认定权、法律解释权、法律适用权、作出裁判权和程序保障权等,而诸多权能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只能同时配置给行使司法权的机关。从实然状态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解释的两个决议在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使用“批复”形式处理下级法院在办理案件中的法律解释问题,这实质上是将司法解释权从下级法院的司法权能中剥离出来了{6}。显然,下级法院更是难以获得这种抽象司法解释权,这无疑侵蚀了下级法院的司法权,造成了应然与实然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抽象司法解释权主体多元化,而主体间的差异自然会导致难以对事态有清晰的认识。我国目前的抽象司法解释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者性质不同,对法律解释领域的理解也不尽一样,这就必然会产生不一致的情况。虽然“两高”经常联合行文,但也无法从根本上弥补理解上的沟壑。再者,实践中还有“两高”与公安、军事部门等具有一定司法行政职能的国家机关联合发布抽象司法解释之情形,这无疑更加剧了解释主体的复杂性、理解的差异性。
  其二,抽象司法解释难以避免角色冲突。以作为抽象司法解释主体之一的最高人民法院为例,它就没有置身于事态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既是抽象司法解释主体,又是审判活动主体,它在进行事态判断时难免发生“角色冲突”,从而影响判断的客观性;而在判断作出之后,它旋即又转变角色杀入局中。由于我国立法一直贯彻“宜粗不宜细”的理念,许多法律条文规定得过于原则、抽象,这不仅给法官适用法律造成困难,而且也为法官留下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为了弥补立法空白,明确法律的基本概念,保障公正审判和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加强抽象司法解释工作显得十分必要{7}。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也是具体案件的审理者,因而在进行抽象司法解释时极有可能掺杂其作为具体案件审理者的倾向,加之最高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又难以控制,这样,抽象司法解释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角色冲突之中。
  其三,抽象司法解释难以避免为即时功利之需而削弱“先在规则”,超越司法权范围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往往倾向于以对法院比较便利的方式作出司法解释;倘若这种便利方式受到法律梗阻,甚至采取更加不受限制的解释方式对法律进行解释,这就必然导致制定法和司法解释之间应有层级关系的严重错位。尽管抽象司法解释是人大通过立法配置的,但抽象司法解释的大量存在,却使“依法审判”变成“依司法解释审判”,并使司法权超越界限,具备了立法活动的实质内容和立法活动的外观结构,而演变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立法行为或准立法行为,这就抢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权{8}。这种现象在凸显抽象司法解释功能的同时,却削弱了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应有的作用。
  二、司法戏剧行为模式—以司法审判为例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解,所谓戏剧行为意指“一种行动者在公众中通过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显露其主观性而造成一种关于他本人形象或印象的行为”[10]。以程序为基本内核的司法过程,带有相当浓厚的戏剧行为色彩,其中的司法审判行为最具典型意义—它具备戏剧行为模式的所有构成要素。
  (一)戏剧行为模式
  与培根的“剧场假相”类似,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是一个舞台,每一个个体都要在观众或对象面前表演自己,背诵着早已准备好的“台词”,让观众去领会他的“潜台词”,故而这也不是一种合理的行为,但是社会却需要这种行为,因为它是人的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培根的“剧场假相”源自对权威和传统的盲目迷信,这种权威和传统正是社会结构稳固的结构性要素之一。对权威和传统的盲目迷信产生一种宗教式的敬畏与谦卑之情,它是非理性的—对于理性的假设虽然是法律对人性的最完美阐释,但最完美的也往往是最难以实现的,在完美的理性光辉之外,我们同样认识到一种茫然、冲动在人类身上的体现。法律的实施借助了这样一种冲动,却最终否定了这样一种冲动。
  戏剧行为模式追寻的是行为的某种表率与象征意义,这是其自身的特性与价值诉求。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人们通常会基于不同的目的来调整自己的行为风格。但对诸如运动员、外科医生等某些特殊角色而言,因其行为的特殊性,戏剧性表演成为其行为目标的基本内核—在戏剧行为模式中,行为者的目标是要让自己的表演和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以实现该行为的表率和象征意义{9}。这意味着,戏剧行为模式攸关行为者的自我表现以及行为者与旁观者的愿望、情感等心理性要素。
  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戏剧行为模式有其特殊意义。这种模式有助于宣示权力行为的正当性。良好的戏剧化的权力行为,能够使参与这一行为中的人群感受到正义的实现;对戏剧行为模式的认知,更是我们解释程序正义理念的关键所在。
  (二)司法审判的戏剧行为属性
  戏剧行为模式是哈贝马斯对交往或者沟通行为所作的一种比喻性分类。在法学界,将审判行为比拟为戏剧过程的学者也不乏其人,比如庞德、伯尔曼等人就曾将法律程序尤其是审判过程比喻为戏剧—假如我们将法庭审理案件看成一场戏剧,或许可以发现,司法审判过程的确包含了某些不可缺少的戏剧性元素。
  其一是冲突。冲突是戏剧的灵魂,也是审判的第一要素—法庭审判以强烈的戏剧冲突,把人物、时间、场景高度集中在有限的“舞台”空间和时间内,使法庭的小天地,尽量容纳下人世间的大天地,将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与利益冲突,经过浓缩,以较短的篇幅,较少的人物,较省的场景,较单纯的事件,艺术地再现于“法庭”之上。
  其二是演员。演员是戏剧的主体,也是审判的主体—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法官、控诉两造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都是法庭的演出者。其中控诉两造与法官都是主角,他们出场的次序、立场与台词等都是预先设定的,他们必须忠诚于被给定的角色,既不得换位,也不得串位。比如法官被给定的角色是一个中立的裁判员,因此,他必须以不偏不倚的态度中立于控诉两造之间;倘若他偏倚于任何一方,都有串位或者越位之嫌疑。
  其三是舞台、戏服和道具。舞台是表演的场所,对于舞台的设置,尤其需要考虑冲突解决的需要。其中,法官位置的设置是一个极其讲究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官应当坐在法庭中间的最高位,以体现法官作为法律代言人的威严所在,并容易掌控法庭全局。同时,相应的戏服和道具也是必需的。在任何司法体制下,控辩审三方的着装与道具都非常讲究。比如英美司法传统中,庭审法官佩戴的银灰色马尾假发、褐色宽大的法袍以及法槌等。我国自2002年以来,在庭审中开始使用法袍和法槌。虽然这一设计带有明显的西化色彩,但与军警式法官制服相比较,法袍仍被认为是一种进步—法官的服饰与道具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而这种象征意义只有在适宜的文化心理中,才可能获得认同。在英美国家,依附于法袍中神圣的象征意义之所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其基督教传统密切相关。在中国的民族心理中,作为司法公正之象征的载体不是上帝或者神,而是被高度戏剧化的“青天”,如“包青天”、“海瑞海青天”等等,这类“青天”式人物形象,配以相应的图案,如戴镶有旭日、星星、月亮的法袍、帽子等。曾有学者比较明清时代法袍、官服这类道具,认为其代表一定的文化象征。如满族入关后,法袍、官服沿袭游猎民族特征,与明朝样式格格不入,由于满汉对峙的加剧,统治者不得不对满族法袍、官服加以改造,配之以汉文化的要素,以示清朝统治的正当性{10}。目前中国法官袍服西方化色彩浓厚,如有可能,可以考虑添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律元素,以使之更加符合民族心理的需要。
  最后,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则是需要得到满足的观众。基于前述关于冲突的认识,我们知道,法官在这个过程中应当表现出不偏不倚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使既是演出者又是观众的当事人得到满足。而对当事人来说,也需要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观众,这就需要法官的引导。同时,法官还应考虑当事人的心理,在有些案件中,当事人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发泄自己怨气的场所,尤其在一些民事案件中更是如此。这时,法官如果能多给一点时间让当事人进行表达,司法的效果或许会更加良好。
  (三)司法审判的戏剧行为效应
  就其传统意义而言,戏剧行为模式构成司法行为的基本内核。尽管随着司法行为对象的多元化,戏剧行为模式的这种核心地位有所弱化,但在具体的司法审判行为中,戏剧行为模式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构成司法审判行为的象征。没有戏剧行为模式,司法审判乃至整个司法都是不可想象的。
  其一,戏剧化的司法审判彰显了司法审判中的核心价值,促进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司法审判的核心价值源自法律本身所具有的仪式性元素,正是这种仪式性元素,构成了法律信仰的基本载体,而这种以仪式为基本载体的法律信仰,显然与法律中的宗教情愫有关。作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元素,宗教在法律传统中曾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16世纪以前,法学只是神学哲学的一个分支或应用,直到19世纪,神学仍被认为是法学的基础{11}。在西方法学发展史上,对法学和法律产生过影响的神学固然有许多流派,但就其渗透效果而言,当数基督教的影响最为深远。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基督教哲学的渗透,才使发轫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法学获得了延绵整个西方法学发展历程的强大生命力—基督教通过对自然法哲学的渗透,成功地让上帝扮演了理性的创造者,并将这种理念灌输到人性之中,从而使上帝成为无处不在的自然法的精神渊源{12},继而成为整个法统的精神渊源。正因如此,“上帝”与西方法律的发展和演变如影相随,以至于法律在哪里出现,就可以在哪里发现上帝的影子,即便是美国1787年宪法亦不例外[11]。
  时至今日,现代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仍保留了诸多宗教元素,诸如法庭中类似于图腾的装饰、披在法官身上的假发与法袍、象征司法既判力的法槌等等都是宗教性元素,而非法律性元素—灰白色的假发、深色的法袍、戴着假发并披着不能显示任何个人形体特征之法袍的法官,以及在昏暗的灯光陪衬下肃穆的气氛,为司法审判披上了一种庄重而神秘的色彩。而严谨甚至有些呆板、苛刻的法律程序和法律推理,则让整个审判过程平添某些宗教仪式般的庄严与神圣气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庞德强调,如同宗教的各种仪式一样,法律的各项仪式乃是被深刻体验到的具有庄严价值之戏剧化因素—对于法律和宗教而言,这种戏剧化因素不仅是其内在价值的表达途径和基本载体,而且也是其为社会所认知、理解与信仰的凭据,因此,倘若剔除这种戏剧化的元素,法律或者宗教的价值都将因为无以存身而意义尽失[12]。
  其二,戏剧化的司法审判体现了程序正义,有利于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审判过程中的戏剧行为模式,意味着在案件审理中,应当使审理的形式、过程乃至法庭布置、法庭礼仪依循一定的标准,使法庭审判过程真正体现一种“看得见的正义”。唯有“看得见的正义”,才能让身临其境的法律程序的参与者,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法庭审判的信任和拥护,也使参与者能心悦诚服地接受。但戏剧行为模式,仍是一种容易被人忽略的行为模式,或者说容易让人因误解其基本意义而产生偏差。在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传统下尤其如此。一方面,法律职业化改革对法庭布置和法官着装的改变,表明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推崇“实质合理性”传统的国家,司法改革正力图摆脱因袭的重负,缓慢迈向“形式主义”法治道路[13]。另一方面,这种“换汤不换药”式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法官“轻程序”的固有观念。一些法官往往不满于司法程序的复杂,认为繁冗的程序既耗费其大量心力,又似乎并非审理案件之必需。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的追求“实质合理性”的思维模式影响的表现。然而殊不知,忽视或不愿正视舍弃审判过程中戏剧行为模式对司法效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曾有一位女士对其离婚判决的产生过程极为不满:20年的婚姻关系,通过历时不到两个小时的法庭审判就宣告终结。这位女士并非不满于判决的结果,而是不满于审理过程的草率。这正好反映出普通民众最基本的公平诉求心理,可以说是“不患寡而患不公”,这个“公”字便体现在程序上。
  其三,戏剧化的司法审判表达了一种教育意义,并且推动法律传统的形成。其实,法律传统的形成正是通过法律文化、法治信仰心理要素的认同构成的,而这种认同又是通过符号和仪式的运作造成的[14]。因此,由实在法律确认下来的司法程序和模式,正是正义的图腾。它饱含对正义的期许,并在不同场景中发挥其作用,使参与者意识到自身的使命、职责,自觉依从法庭程序的要求,并在一个戏剧化的场景中,践行正义对人类行为的要求。因为无论我们是否期望,法律程序本身都有一种教育意义,它对于涵养公民法律理性,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15]。“法院的审判应当帮助人精神净化,而不应在我们的尊严之上再施暴行。它应该把蕴含在法律程序中的价值戏剧化,而不是漫画化。”{13}法律仪式本身需要严格的方式,而不应是专横任意的信手涂鸦。这正是法律信仰的表征,也是法律程序的价值所在。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公民习得了基本的法律素养,对过程之外的公民产生积极影响;这样的法律程序也促进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如此便一步一步地形成法律习惯,进而推动现代法律传统的形成。
  三、司法规范调节行为模式—以司法监督为例
  哈贝马斯认为,规范调节行为“是一种社会集团的成员以共同价值观为取向的行为”;行为者必须“严格遵守那些由个体组织起来的群体所具有的价值期望”[16]。在其理想模式下,司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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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2}{9}{14}{15}{16}{17}{20}{2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化与社会合理化[M].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85 -86,95,90 -94,87,88,88,89,100,100.

{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10—112.

{4}金振豹.论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司法解释权[J].比较法研究,2010,(2):56.

{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化与社会合理化[M].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86、312、83、89.

{6}贺日开.司法解释权能的复位与宪法的实施[J].中国法学,2004,(3):7-8.

{7}杨秀清.论司法解释权与审判权[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6,(4):22 -23.

{8}田芳.法律解释如何统一:关于司法解释权的法律统一解释功能的思考[J].法律科学,2007,(6):5.

{10}巢志雄.司法仪式的结构与功能[J].司法,2003, (3) :95.

{11}[美]庞德.法律与道德[M].陈林林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6.

{12}[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M].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32 -33.

{13}[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59.

{18}杨知文.从判决威权主义到判决理由展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19}[美]戴弗雷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法律思想[EB/OL].褚国建译.http://www.lawtime.cn/info/lunwen/falixue/2006102643315 11.html.

{21}{24}付永军.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评述[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11,10.

{23}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J].外国文学评论,2000,(1) :29.

{25}艾四林.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评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17.

{26}{27}[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60,163.

{2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10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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