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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特殊侵权行为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 研究
【副标题】 以《侵权责任法》第六章到第十章为中心
【英文标题】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Comparative Fault in Special Tortious Acts
【英文副标题】 Based on Stipulations from Chapter Six to Ten of Tort Liability Law
【作者】 王竹【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
【分类】 侵权法【中文关键词】 受害人过错;特殊侵权行为;危险程度
【英文关键词】 comparative fault;special tortious act; hazard degree
【文章编码】 2095-3275(2012)01-0079-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
【页码】 79
【摘要】

侵权责任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分为受害人责任、过失相抵责任和比较责任三类。《侵权责任法》在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对受害人过错制度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特殊侵权行为部分对受害人过错制度的规定则分为明确规定、适用特别法规定和无特别规定三种情况。《侵权责任法》第六章到第十章的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具有特殊性。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按照危险程度可以分为极端危险责任、极度危险责任和高度危险责任三类,可以准用于醉酒驾驶和环境污染责任。

【英文摘要】

In Tort Liability Law,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omparative faults,namely,contributory negli-gence,comparative negligence and comparative responsibility. Article 26 and 27 of Tort Liability Law are gen-eral rules of comparative fault,but in terms of special tortious act,comparative fault is stipulated in threemodes, namely,specific stipulation,application of special law,and no specific stipulation. Comparative faultstipulated from Chapter Six to Chapter Ten is special in application. In Chapter Nine,ultra-hazardous acts aredivided into extremely hazardous act,excessively hazardous act,and highly hazardous act according to its re-spective hazard degree, and this classification can be applied to cases of 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 and environ-ment pollu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131    
  一、侵权责任法上受害人过错制度的基本理论与立法体例
  (一)侵权责任法上受害人过错制度的基本理论
  受害人过错制度主要是解决损害赔偿责任的有无和责任范围问题{1},因此受害人过错制度本身的体系化主要应该着眼于受害人过错在不同情形下对侵权责任分担制度的影响。笔者认为,应该以法律规范的实际效果作为区分标准,将侵权责任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分为三类{2}:第一类,将受害人的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唯一的、排他的法律上原因的侵权行为形态称为受害人自损形态,其对应的侵权责任形态即加害人责任的免除,称为“受害人责任形态”,规定在《侵权责任法》二十七条[1]。第二类,将因受害人的过错导致的加害人责任减轻的侵权行为形态称为受害人过失形态,其对应的侵权责任形态即减轻加害人的责任,称为“过失相抵责任形态”{3},规定在《侵权责任法》二十六条。第三类,将法定的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中,因双方或者多方过错导致责任分担的侵权责任形态称为“比较责任形态”,其法理与过失相抵责任形态类似,但应直接适用法律规定的比例分担损害{4}。由于《侵权责任法》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实质上“比较责任形态”是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的规定。
  (二)《侵权责任法》上受害人过错制度的立法体例
  在立法体例上,《侵权责任法》延续了《民法通则》采纳的大陆法系20世纪中叶以来借鉴美国法学会《侵权法重述·第二次》的体例发展出的受害人过错制度“总则+特别列举式”立法方式,即在一般侵权行为类型部分对受害人责任形态和过失相抵责任形态进行一般性规定;在特殊侵权行为类型部分,尤其是在无过错责任领域中对受害人过错制度进行特殊规定的方式{5}。具体来说,《侵权责任法》在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对受害人过错制度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而特殊侵权行为部分对受害人过错制度的规定则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是明确进行了规定,即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和第十章“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中分别对受害人过错制度作出了特别规定;第二类是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即第六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通过第四十八条引致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基于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其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各部环境保护特别法;第三类是没有对此受害人过错制度作特别规定,即第四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2]、第五章“产品责任”和第十一章“物件损害责任”。
  (三)本文主要研究范围与展开顺序
  鉴于侵权责任法上受害人过错制度的立法体例,笔者将侵权责任法上特殊侵权行为中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研究的范围主要限定在第六章到第十章,主要考虑是:第一,第五章“产品责任”遗漏的对产品误用的规定,属于产品责任领域的特殊问题,与侵权法上其他领域的受害人过错制度有所不同,笔者将另行撰文说明。第二,第六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受害人过错制度主要是特殊的“比较责任形态”,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笔者此前已经撰文对该条第一款的一般规则进行了详细的解读{6},本文将仅对《侵权责任法》二十七条规定的受害人故意免责事由对《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第二款的影响作出说明。考虑到《侵权责任法》五十一条规定的转让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九十二条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特殊证据规则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上有一定特殊性,本文也将做一并说明。第三,第四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和第十一章“物件损害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没有特殊性,应该适用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一般规定,也无需赘述。
  在展开顺序上,考虑到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需要参照高度危险责任中对危险程度的三个层次划分,下文将先探讨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再探讨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其他章节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章节顺序逐次论述。
  二、第六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
  (一)《侵权责任法》二十七条对《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第二款的影响
  《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第二款在2003年通过时,原条文为:“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2007年该款被修正为:“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即增加了“碰撞机动车”的界定,进一步将这种受害人故意限定为“碰瓷”。对此立法限缩,学者大多持有异议{7},并不得不将第一款第二项中规定的过失解释为过失及故意碰撞之外的故意,因而产生了如何判断“故意碰撞”及其扩张解释的问题{8}。《侵权责任法》二十七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按照该规定,受害人故意是免责事由,这样就出现了《侵权责任法》二十七条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效力冲突问题。这进一步涉及对《侵权责任法》四十八条规定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承担赔偿责任”是否包括免责事由适用的理解问题。笔者认为,“承担赔偿责任”仅仅是指侵权责任构成,而不包括抗辩事由,主要理由是:第一,《侵权责任法》二十七条规定的受害人故意免责事由,作为一般规则属于我国侵权法上的新增规则,特别法非有足够正当的理由,不应与之发生冲突。至于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比较责任制度,正是由于《侵权责任法》没有对比较责任制度作出一般性的规定,因此才继续适用。第二,《侵权责任法》第二章的题目为“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第三章的题目为“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在整个《侵权责任法》对于侵权责任构成制度和抗辩事由制度都有清晰的区分。第三,在引致条款中也区分对侵权责任构成规则的引致和对抗辩事由的引致,前者如《侵权责任法》七条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后者如第六十六条对污染者抗辩事由举证责任的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9}因此第四十八条的引致对象,应该仅限于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侵权责任构成制度。第四,从机动车交通事故中侵权法规则与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规则的协调来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该条规定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故意碰撞机动车”之间,存在所谓的“故意碰撞之外的故意”,不能适用该条第一款导语部分“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规定,将给法律的适用带来不必要的疑难。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二十七条存在效力冲突,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二十七条的规定,建议未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时将该款规定中的“碰撞机动车”字样删除,恢复到该法2003年通过时的原样。
  (二)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以买卖等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草案起草机关特别说明:“转让拼装的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本身即具有违法性,上路行驶又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此,本条……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且没有法定免责事由,并由买卖、赠与等转让人和受让人、赠与人和受赠人承担连带责任。”{10}可见,立法者特别将第五十一条规定为无过错连带责任以加大这种违法行为的责任成本。按照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受害人责任抗辩事由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与有过失制度适用特别法规定的基本规则{11},考虑到起草机关的本意以及驾驶拼装或者报废汽车的高度危险性,笔者认为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转让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情形中,《侵权责任法》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均不适用[3]。
  (三)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时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
  近年来,醉酒驾驶成了社会公害,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将醉酒驾驶机动车入罪,随后《道路交通安全法》再次修改,重点对九十一条醉酒驾驶的行政处罚予以加强。笔者认为,应该在侵权法上加重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将其视为《侵权责任法》六十九条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行为,比照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极度危险责任,仅仅在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情形,才能减轻醉酒驾驶人的责任[4]。
  (四)道路交通事故特殊证据规则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九十二条是对道路交通事故特殊证据规则的规定,该条第一款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对比这两款规定可知,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情形,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二十六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但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二十七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情形,上述规定均不适用。
  三、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
  (一)医疗损害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的一般规则
  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一般规则规定在《侵权责任法》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该项规定的“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相当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三十三条第五项规定的“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但《侵权责任法》六十条第二款是较之“三审稿”新增的规定:“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两个款、项的规定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医疗损害责任领域的受害人过错制度。与其他侵权行为类型的受害人过错制度先规定侵权责任构成,再规定因受害人过错减轻或者免除侵权责任的体例不同,该条文采用了先免除责任再规定“相应的赔偿责任”的体例。第六十条第二款和第二十六条一样,使用了“也”字,这样的用语使得二者尽管“也”字前后规则的相对位置相反,但实质上具有了相同的效果,即过失相抵。这种特殊体例的形成,源于2002年的《民法典(草案)》第八编“侵权责任法”未规定医疗损害责任,2008年底的“二审稿”新增了该章,但未规定免责事由,直到“三审稿”才借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三十三条的规定在第六十条列举了三种免责事由。由于在列举的这三种情形下,完全不考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一概免除其侵权责任一直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三十三条的弊病,因此在《侵权责任法》六十条中,增设了第二款的规定{12}。
  (二)医疗机构过错推定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5]
  《侵权责任法》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应该指出,该条规定名为“推定”,实为“认定”,但三项情形中过错的认定方式及其对应的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规则各有不同。
  该条第一项的实质是对违反各类诊疗规范情形的规定,可以直接认定为有过错,而无需进行推定,相当于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可以适用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受害人过错制度一般规则。
  该条第二项和第三项分别规定的是消极的拒绝提供和积极的修改销毁作为证据的病例资料,在内在精神上与上文提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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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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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三版)[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570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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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竹.论实质意义上侵权法的确定与立法展望[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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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06,605.

{19}王竹.侵权责任分担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08.

{20}王竹.比较法孤例:饲养动物致害的三个无过错责任条款[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 06 -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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