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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
国际背景下的法律信息管理—挑战和机遇
【作者】 郝兰琼【作者单位】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分类】 法律信息
【中文关键词】 法律信息;法律信息制度;法律研究;法律出版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4
【页码】 1
【摘要】

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为促进法律信息的利用和促进法律信息的组织以及其出版创造了许多绝好的机会。随着各种法律问题日益全球化,在法学领域内,大量接触各种电子资源日益受到学者、律师、国际商业实体和其他人的青睐。这些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和维护立法和司法的方法和途径已经对法律信息的有效管理产生了一系列的挑战。本文主要关注中美法律信息体系的发展,首先总结在法律研究方法方面所出现的技术进步,以及有关案例、条例、规章及其他重要资源的电子出版物。其次,文章将分析各种相应的挑战,如法律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一致性以及传播。该分析将包括法律信息在互联网传播的质量以及一系列问题如围绕政府机构以及各商务企业法律信息的电子出版物。最后,本文将以前瞻性的分析入手,总结并分析科学技术能够促进法律信息的管理,并且无论是对普通法系还是民法系均能够加强两国的法律制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158    

一、前言

自从美索不达米亚的作者编著了如下法律图书,如Ur-Nammu(公元前2100),Lipit-Ishtar(公元前1930),Echnunna(公元前1770),Hummurabi(公元前1770 BC),文明国家就试图把“井然有序”强加给今天我们所称的法学学科。继这些早期尝试之后,些雄心壮志者怀着同样的目的紧随其后,制定了有《查士丁尼法典》、《唐律》、《阿尔弗雷德法典》、《大宪章》(1215)和《拿破仑法典》(1804年),这些法律典籍都想把整个国家体系放置于社会可接受的法律规则和惯例之下。虽然潜在的动机有所不同,但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统治者们(宽厚的、专制的或其它)、宗教和军事领导人、政府官员、法官和律师,甚至是些文具销售商(正如本文稍后将会提及的)都曾试图发展法律制度,以其能使其便于理解,便捷,可靠,权威。这种状况似乎令人费解,然而更令人疑惑的是,在21世纪随着互联网和其它科学技术的到来,在法律领域内的知识管理却是日益发展而绝非倒退。实际上,有人可能会提出不同意见:没有“系统的重组,使得整个(法律信息)领域资源丰富和客户满意”,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可能会一团糟,其糟糕程度可能就如同古代编著者在石碑上辛苦撰写文书一样。

二、法律信息背景下的知识管理

在诸多学科领域内对知识管理的多种解释中,最适合研究法律信息定义的是由Mohsen Gerami提出的一个看似简单的定义。Mohsen Gerami认为“知识管理就是使信息快速传达、人们有效掌握的使用过程”。Gerami提出的这一定义,其核心概念在于信息必须容易获得,且其形式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富有成效”。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谬误之一就在于盲目的信守“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箴言。无论是以历史或科学事实,数据、统计、案例等任何形式,信息本身很少具有强大的力量。也只有在特定的背景条件下将信息转化为易于理解,能解决问题和制定决策时信息本身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这也就意味着:没有正确的信息,也不能创造出有用的知识。特别是在法律背景下,推理、分析和基于不准确、不完整或中止不仅仅无用而且可能有害。

法律给知识管理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在法律领域内,从形式、术语以及组织结构上来说,法律是累赘、复杂且缺乏连贯性的。普通法系和民法系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此外,如同JohnMontana所说:在知识管理的时代,法律因“不合时宜”显得尤为突出。法律完全是人造的,它没有任何潜在物理原理或较大的未知领域,也没有失去法律主体,法律的原则、结果以及其文本主体皆是完全可知的。研究某一法律问题的人应该能够快速、轻松且确定无疑的找到问题的答案。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你可以轻松的研究理论天文物理的问题,并确定无疑的推导出一个答案,这些都远比涉及税务规则的一个一般问题简单的多。不像科学或数学,法律是没有绝对的。特别是这些概念如公平、正义、先例和合理性等永远都是敞开讨论、不停地更新。

然而,技术革新已经促进了信息的掌握、管理和储存,在面对知识管理的挑战时,只有鲁莽的人才会放弃寻求法律策略。从最好的模式上来说,法律信息只有管理有方才能便于学者和法律人士轻松查寻,也便于那些想了解法律或寻求法律保护的人。在法律领域内,找到知识管理的策略是可能的,但是尝试者必须了解、法律信息的组织方式。此外,法律制度、文化之间的差异需要制定一些策略,这些策略涉及方方面面且十分灵活。并且没有任何一个策略可以违反全球种种不同的法律界限。本文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中美两国法律信息制度的发展以及两国在知识管理领域内所面临的障碍。该研究主要认定一些特定的挑战,特别是那些被无处不在互联网所产生的挑战,包括真实性、准确性、一致性。最后,本文将以前瞻性的分析入手,总结并分析科学技术的方式能够促进法律信息的管理,并且加强中美两国法律制度。

三、美国法律信息制度的发展

美国的法律制度正如同英国殖民者在各国制定的法律制度一样,遵循着源自中世纪英国的普通法这一传统。普通法源自一些基本的习俗、原则和规则,它有着口口相传的历史传统,往往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并且最终发展到法院书面判决的形式。英国的殖民者以及之后美国的创建者们将英国的普通法融入到美国的法律制度中。而美国的法律制度远远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制度,他们都遵循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民法传统。两种法律制度之问最主要的差别是:民法法系更多的强调书面的法律法规,并且“存在这样一个守则:法律法规适用于每一个法律问题”。在普通法法系下,没有这样的守则存在,并且“许多法律原则都是通过不成文法或普通法形成的”。因此,诸如美国这些国家过分依赖法院的书面判决,这些判决也为法官以后的裁决提供了先例。此外,美国法律体系却没有这样的先例:一个法律适用于每一个法律问题或者说宪法是综合性的基本法律规范。

正如美国宪法所解释,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均享有立法权,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拥有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利”。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下,其法律信息主要由第一手的信息渠道构成,包括成文法、判例、法规以及其它政府机构所颁布的法律文件,也包括总统办公室。这一信息渠道还有第二手的信息来补充,以此来解释、阐明、开发、查询以及更新政府机关的信息。来自一手或二手的信息主要由如下人员采用,比如律师、法官、学者、案件当事人以及普通公民来参考、解释和选择适用的法律。法律推理是法律专业人士的工作重点,它只有在找到、核实、分析相关信息并且有了适当的背景方能进行。鉴于解决法律事务相当紧急,获取可靠并且有效的信息对于美国的案件当事人、律师和法官来说是最为必要的。

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在普通法这一法律体系下,美国法律出版物的重要性和法律信息出版商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在美国殖民地时期以及大革命之后的几年里,成文法的出版、宪法以及案例汇编都是少之又少的,并且也不完备、也不准确。然而,“随着美国西部扩张运动的进行以及美国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其对法院和立法机构的需求日益迫切,并且美国法律文献也有相当比重的增长”。自美国建国伊始,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就出版了法律文献和法院的裁决,但是因为出版并非政府事务,因此可想而知的是法律出版的效率不高,且法律体系的连贯性也很差。由于对准确、及时的信息需求与日俱增,因此,到19世纪初开始,私人法律出版商一统市场的局面开始形成。

在19世纪上半期,虽然一些企业家也对法律出版业务做了初步的调查,但是由于缺乏质量监控以及出版计划不连贯,他们的这些尝试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编辑方面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因此也不能够辅助法官、律师、或诉讼当事人去研究和理解法律。然而随着当地文具商John B. West的到来,美国的法律出版业和法律信息管理得以改变。在他哥哥Horatio的帮助下,John B. West制定并完成了一项计划,该计划“组织、规范并且完善”了联邦和各州的法院判例。除了出版之外,John B. West还就法律概念分类管理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方法。西方法律制度是这样一种结构,即任何情况下都有适合这一结构的情况。这就奠定了法律的基础。John B. West曾经将出版的业务扩展至成文法、法典以及二手的信息资源,并且通过一个组织体系将所有这些资源整合起来,有经验的研究人员能够在美国普通法系的海洋里找到各种必要的信息而自由航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John B.West保证他的出版物中所含的信息都是及时编辑、整理后而发布的。John B. West和他创造的西方出版公司很快就制定了出版的黄金标准,即精确、详尽、通用。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虽然有大量的私人或政府的法律出版企业出现,西方出版公司在出版例如判例法、成文法和宪法以其其它法律信息方面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图书主要服务于联邦和各州的法律制定。20世纪也见证了其它法律研究工具的大量涌现,众多的出版商创造出大量的研究工具以此协助法官和律师建立法律的判例。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除了商业和律师协会法律期刊的发展,差不多每个法学院都出版了法律学术评论。也许是由于普通法系本身固有的特点所决定,随之而来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法官、律师和学者越来越困惑,他们不能确认、也不能解释出版的判例或其它案件中的事实。虽然这近乎极端,例如受人尊敬的证券律师ArnoldS. Jacobs在他的文章中用了4824个脚注,那么传统价值认为几乎所有的美国判例法和法律学术问题中的信息都是权威且可以被验证的。通过法院判决和学术研究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个翔实可靠的基础之上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第一家电子法律信息服务系统(Lexis)的出现,美国的法律出版和法律研究方法进入了网络这一纷乱的时代。电子法律信息服务系统整合了西方出版公司认真编著的诸多案例。这场法律研究方面的革命改变了传统的、繁重的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研究方法,现在的信息组织良好,摘要明了,数据和引用详备,轻轻点击电脑鼠标立刻就能检索到成文法、判例以及关于法律任何方面的问题。虽然John B.West早已于五十年前去世,但西方出版公司在其辞世之后很快就与1975年建立起自己的电子数据库,Westlaw。 Lexis和Westlaw这两家电子资源库在其运行效率和信息覆盖的全面性方面不尽相同,但实际上它们包含的信息都是可靠、及时的。

四、中国法律制度和法律出版的发展

很难用西方的传统词语来解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法律环境以及其相应的法律信息制度。因为直到20世纪初,中国的法律才具有公平和正义的基本原则,并且直到20世纪后半期才中国才拥有了统一的法律信息制度。有些学者可能会认为封建帝制和近代中国的儒家道德治理和宗法统治(主要是依据当地或家庭习俗)已经给我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策略”。其他人可能会认为之后历朝历代整理、修订前朝的刑事规则其实则是传统上的“法典汇编”,甚至对法庭上的争议、辩论等等的零星记录也都是“法庭报道”。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1979年之前中国还没有稳定的法律体制来维护法律尊严。这一法律的空白期导致了滥用职权和官员腐败,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不可避免的顽症。鉴于此,一些历史学家绝望的指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靠“潜规则”而非法律来治理,其中一个潜规则就是政府“有权侵害”而非保护公民。

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国汉学研究泰斗,他精辟的分析了中西法律:法律这一概念是西方文明的一个荣耀,虽然它对中国人的法律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两千多年前这一概念却是被人渺视的。这是因为中国法家的法律概念远远落后于罗马人的法律。而相反,西方的法律则一直被认为体现了上帝和大自然的意愿,法家的法律则仅仅代表统治者的意愿。中国的民法举步维艰,或者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民法,中国的法律很大程度是依然是行政命令和刑事判罚,而这些都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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