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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试论阐明权
【英文标题】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Right to Make Statement
【作者】 周利民【作者单位】 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分类】 法律经济学【中文关键词】 阐明权;分权;辩论原则
【英文关键词】 Right to Make Statement;Division of Powers;Adversary Doctrine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1)03—087—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3
【页码】 87
【摘要】

法院在听取辩论时,从法律和事实的角度给予当事人订正和补充的机会,促使数人对所争执的事实提出证据,法院的这种权能谓之阐明权。它是为达到民事诉讼目的而限制辩论主义弊病的产物。阐明权的行使,必须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英文摘要】

During the court debate,courts may give the parties to action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correction and supplementation from the angle of law and fact,promote the parties to action present evidence with respect to the facts.Such right of courts is called the right to make statement.It is the result coming from reaching the aim of civil proceedings and limiting the drawbacks of adversary.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to make statement must be controlled within a reasonable scop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500    
  民事诉讼法虽属于公法,但其内容却有私法上的权利。因此随着诉讼的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现代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均贯彻了“分权”的原则,其重要的表现之一便是辩论原则。辩论原则要求当事人自行提出何种诉讼请求及诉讼资料;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法院无权进行认定,即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所需要认定的事实只限于当事人之间争执的事实:认定事实所需的证据资料,也必须是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方法中获得的,不允许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1}(P.72)。
  但是,完全彻底的辩论原则存在着一系列的弊病,主要有以下几点:1.当事人的声明及陈述的意旨模糊不清,并不明确:2.当事人的声明及陈述与其诉讼请求并不相关:3.当事人对其诉讼请求所做声明及陈述并不完整、充足。针对上述缺点,法院便有必要行使诉讼指挥权,以在适当的时候和以适当的方式介入,依职权对辩论主义进行一定的(也往往是必要的)调整。法院的此项权利,便称为阐明权。
  当在听取辩论时,法院从法律和事实的角度向当事人发问并指出其陈述自相矛盾、不完全和不明确的地方,并且给予当事人订正和补充的机会,还对所争执的事实促使当事人提出证据。法院的这种权能被称为阐明权或发问权{1}(P.73),也有学者称为释明权。
  一、阐明权的性质
  对于阐明权的性质,有权利说和义务说之争,以立法例不同而有所不同。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的规定,其为阐明义务,即法院是有义务行使此种阐明的。在日本,则称之为阐明权,但是从日本判例来看,其最高法院持一种类似于义务的观点。日本最高法院认为法院没有行使阐明的结果,会使当事人没能适当地进行诉讼活动时,不行使阐明权就是违反阐明义务。可以说,在日本,阐明权已带有更多的义务的色彩。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明确地规定审判长的阐明权同时也为其阐明义务。对于阐明权的性质,从诉讼民主及保护当事人权利(即真正有效分权)的角度来看,笔者赞同其为义务的观点,但主要考虑的是为了给我国目前广大法律意识较差的公民在涉讼时能有个更公正的结果。从各国立法例来看,笔者更倾向于,如果规定有法律未尽到行使阐明权(或义务)或行使时有不适当的地方,便可以成为上诉的理由的话,则可以认定其为义务的性质;否则,则为权利的性质。
  二、阐明权与辩论主义的关系
  民事诉讼是以在符合程序正义(公正)的前提下,迅速适当、公平合理地保障公民的私权为其宗旨的。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是现代民事诉讼的两大基石,它们既是分权原则的产物,又反过来保护着分权原则。现代民事诉讼便是围绕着这两个原则建立起来的。但是,如果完全实行彻底的辩论主义,在当事人的声明或者陈述有着明显的不明了或不完全的地方,仍依照其声明或者陈述来作为判决的基础。这样,虽然往往可以作出较迅速的裁判,但是常常很明显地存在有违反实体正义的危险,其判决也无法称之为适当或公平合理的判决了,保护私权的民事诉讼的目的了(也违背了其它目的,如解决纠纷、维护私法秩序)。特别是在当事人没有请律师,即本人诉讼时,考虑到我国目前广大公民的文化素质较低,对于法律上的学识经验更少的情况,便经常存在有对其有利的事实而不知主张,或在提出主张及进行证明时很模糊以至无法使法官明白的危险。这样,如果为完全的辩论主义的话,不但可能造成诉讼拖延,也可能造成产生违反民事诉讼目的的裁判。
  针对上述事实,便要求法院在一定限度内行使带有职权主义色彩的阐明权。阐明权是从职权主义发展而来的,但不是说其具有职权主义的性质,而是具有职权进行主义的性质。但无论如何,其均难免限制辩论主义。彻底的当事人主义作为辩论主义的内容时要求严格的当事者责任,其根源在于19世纪市民社会的当事者自我责任的观念。对等的市民在法庭上公平正义地进行辩论或展开攻击防御,应当提出主张而没有提出而招致的败诉是理所当然的,责任全在自己{2}(P.119)。但是正如前文所讲,现在对这一观点进行修正也是应该的和必然的,阐明权便是对在一定程度上对辩论主义的限制和修正。但是法院在行使阐明权的结果总是意味着对一方往往是较弱的当事人的援助,因此过分地行使这种权限不但可以使辩论主义受到重大冲击,而且也可能招致人们对审判公正性的怀疑。爬数据可耻
  不难看出,阐明权是为了达到民事诉讼的目的(或主旨)而限制辩论主义的弊病的产物。从表面上来看是对辩论主义的限制和修正,但在实际中无疑是一条对辩论主义所生之弊病的补救的良途。当然,这一切要求是适当地、适时地行使阐明权,否则是过犹不及,不但达不到上述目的,而且会动摇民事诉讼的基石之一的辩论主义的存在。
  三、阐明权的行使
  行使阐明权首先要确定其内容。阐明权的内容便是法院应向当事人发问(又称为发问权)或晓喻(提醒),使其可以合理适时地提出主张、陈述事实和举出证据,或者是作出其它必要的声明和陈述,在出现当事人的声明和陈述存在有不完全之处时,则应提醒其叙明或进行补充。仅就阐明而言,原仅指本来的声明或陈述不明了而使之明了,但现在扩大到包括说明或陈述有不完全的,也应提醒其补足。一般而言,阐明权行使时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其一是不明了的使其叙明;其二是不适当的使其剔除或进行制止;其三是不完全的使其进行补充。此外,对于比如婚姻等人事诉讼的情况,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的,当然可以行使阐明权。
  对于阐明权的行使方法,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发问、晓喻和过议三种。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则规定有发问和晓喻两种。日本民事诉讼法则只是明确规定了发问(权)(其明确规定了审判长为了明了诉讼关系,可以对当事人就有关事实上及法律上的事项进行发问并促使其证明;陪席审判官也有权这样;当事人也可以对审判长的要求进行必要的发问)。对于与诉讼有关的事实问题,审判长(代表法院)有权进行阐明,进行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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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日)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民事诉讼法(M).白绿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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