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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契约伦理中西境遇与权利差异*
【英文标题】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rcumstances of Contractual Ethic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Rights
【作者】 强昌文【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
【分类】 法律经济学【中文关键词】 契约伦理;传统文化;权利
【英文关键词】 Ethics of Contract;Traditional Culture;Rights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6)06—044—1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6
【页码】 44
【摘要】

契约伦理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伦理类型,但它在中国与西方的境遇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牢

固的血缘家庭关系、整体主义和漠视利益,使契约伦理失去了外部环境、主体性条件和动力机制,而西方传统

文化中的淡薄的血缘家庭关系、个体主义和注重利益,使契约伦理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主体性条件和动力机

制。这些不同,导致了中国权利观念和制度的落后,西方权利观念和制度的发达。

【英文摘要】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rcumstances of

contractual ethic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rights.Following the historical clue,this chapter

exposes the contractual ethics under th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solid family system based on blood relationship,the

integrity,and the ignorance to interests have stripped the contractual ethics of its external

surroundings.subjective conditions and motivation mechanism.while in traditional Western

culture,the loose family system based on blood relationship,the prevalence of individualism,

and the emphasis on interests provide the contractual ethics with preferable external

surroundings,subjective conditions and motivation mechanism.The thesis also briefly compares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onceptions of rights and rights systems in the process of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the marginalization of Chinese contractual ethics and the centralization of Western

contractual ethic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214    
  权利是以伦理为基础的,任何权利的生成都有自己的伦理根基,不同的伦理观和伦理类型使权利的演化
和生成肯定体现为不同的症状。契约伦理作为一种定型伦理是以西方为存在地域的,中国社会的契约伦理只是
存在于民间或私人之间,或者说是一种未定型伦理而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所以,要弄清楚契约伦理中的权利
症状,还得以中西方传统的文化为参照并对中西方有关权利观及其制度作一比较分析后才能有清晰的结论。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契约伦理、权利
  在中国,契约理念缺失,契约现象仅存在于极为有限的私法领域,契约及其理念在公法中是避而不谈的,
其拓展性受到了人为的抑制。综观契约在西方社会的历史脉络,契约的发展史既是一部契约制度史,更是契约
从宗教到社会再到政治,最后又通过具体法律制度回馈到理念层次的进步史。但反观中国,历史和现实都不得
不让人认真思考:为什么在中国没有演绎出契约的理念?契约伦理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权利得不到认真对待?
客观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不支持契约的生长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牢固的血缘家族关系,使契约伦理缺失了外部环境
  在牢固的血缘家族关系之中,亲情成为维系人们生活的纽带,人们形成了一种鄙视契约的心理,身份、地
位、等级、权力和习惯成为人们尊崇和追逐的对象,自然也就没有契约、契约理念,契约伦理生存、发展和成
气候的土壤和环境,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明。
  第一,家族主义与君权至上。中国社会是带着氏族的脐带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国家起源属于亚细亚方式
,家族是它的根基,故伦理思想极为重视调节家族内部关系,可以称之为家族主义伦理{1}(P.37—38)。中
国的国家起源方式是以氏族的血缘家族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根基,国家又不断强化家族,形
成稳固的宗法家长制。家族内部家长制的统治和保持家庭的内聚力,不但是家族兴旺的依据,也是国家统治的
前提。为了维护宗法家长制的重要性,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视调节家族成员关系的家庭伦理,置它高于社会伦
理,在一定意义上,家庭道德规范成为首要伦理原则。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本质的影响,使得中
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和家庭结构呈现出同质的状态,即大家公认的家国同构。中国社会在进入文明社会时,
非但没有清算氏族制,相反保留了氏族制的残余。文明的发展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统治者
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利用宗法血缘的纽带将家和国联结起来。而家庭以至家族就成了联系家和国的中介
。同时,在结构上,家庭成了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庭的放大。在中国古代,家庭是以父家长为核心的。由
于皇族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继统法的存在和在社会组织中的影响,由于宗法观念的内在要求,对家长的
“孝”就成为每一家庭成员的必然义务,同时也构成衡量家庭成员行为善与恶的道德标准。在国家政权结构中
,是以君主为核心的,由中央的三公九卿到地方的州、郡、县长官构成一套严密的社会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
中,对君主的“忠”是每个臣民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衡量个人品质与价值的准则。由于“孝”和“忠”的伦
理道德准则和家国同构的效应,君权至上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和权利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具体表现为
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秦始皇统一全国,在建立统一的地主经济的同时,也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由皇帝总揽大
权的、统一的政权结构。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一切政事由他独揽,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
  第二,等级主义与权利差等。中国传统伦理的主要内容是以血缘、礼教为其基础的。由于血缘关系的天然
属性,加之儒家阴阳学说的加工,从而使人确信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正常的、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而古代的
礼与古代的身份等级秩序是相适应的,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就是定尊卑贵贱,维护纲纪伦常之道。古代的各
种文献都反复强调这一点。《礼记》云:“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
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又说:“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
弟,以和夫妇。”{2}董仲舒亦云,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3}。
礼不但确认、维护社会差异与等级,而且本身也是富于差异性,因人而异的。贵有贵之礼,贱有贱之礼,尊有
尊之礼,卑有卑之礼,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礼仪三百,繁杂万分,不是可以茫然随意运用的。每个人必
须按着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去抉择相当的礼,合乎这个条件的为礼,否则便为非礼。君之所以成其为君,臣之所
以成其为臣,父子、兄弟、夫妇之所以成其为父子、兄弟、夫妇,便是因为君守君之礼,臣守臣之礼,父子、
兄弟、夫妇无不各守其礼,所以才能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这种富于差异
性、等级性的礼,随着伦理化的逐步深入,既强化了法律中固有的等级性,又软化了这种等级性。所谓强化是
指使法律中的等级愈趋扩大和增强,所谓软化是指给愈趋扩大和增强的等级遮上一件伦理面纱{4}(P.149—
150)。传统法律中的“议”、“请”、“减”、“赎”、“官当”、“良贱有别”之类的特权等级制度都是
在汉后法律伦理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果说传统中国的法律中还有平等的话,那只有一种平等,即有等差的平
等,也就是同一等级的平等,不同的等级之间则存在着绝对的不平等。正如著名法史学家张晋藩所言:“中国
古代的传统法律是特权法,是以维护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为特征的。”{5}(P.72)当然世界古代法律都公开确
认人的不平等,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特别长,所以不平等性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最具典型的症状。这
种特权法不仅体现在立法上的等差性,而且司法特权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注重民族、种族、身份、血缘、
财产、家庭、教育、信仰、职业的差别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性必然是一个显著的特点

  第三,德治主义与权利钦定。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国同构和自然经济,造成了传统中国的价值取向主要有崇
古、惟上、忠君、道义。与此紧密联系的是忠君思想弥漫于整个社会。先王观念和祖先崇拜所造成的社会秩序
和心理趋势是后代因循前代,下层服从上层。君主是“表率万般”的,大臣及士大夫是辅佐君主协和天下的。
由天子、大臣到士大夫再到庶民百姓,按照等级身份,构成了一个以强制服从为特征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系
统。在家族关系中,依据血缘亲疏关系,以宗法观念为纽带,构成了一个以情感上的自动服从并以由此获得孝
顺名声为心理满足的宗法系统。在这两个系统中,有着共同的惟上是从、犯上就是作乱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
意识一经形成,又反过来促进官僚政权系统和宗法系统的巩固,并且在情感上自然地将这两个系统融为一体。
惟上是从的情感倾向,使个体在政治上表现为忠君思想。皇帝即国家,忠君就是爱国,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普
遍意识和心理状况。这种惟上是从的态度和忠君思想,一方面稳定了社会秩序,形成了共同心理,充实了民族
文化的内容。但另一方面,它又奴化了人们的思想,消解了人们的求实精神{6}(P.279)。造成惟上是从的
普遍社会心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德治主义传统。德治主义建立在这样一种人性论的基础上,即不论人性善,
还是人性恶,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或社会的道德教化,人人都可以成圣成贤。德治主义强调统治者本身是有德
行的,他们担负着教化民众的重任等。这种道德理想主义驱使着人们对上、对官的盲目崇拜和信任的心理。这
种思想表现在法律上,主要体现为一切都由君主说了算。所以,在传统中国思想家们看来,立法权若不由君主
掌行,那便是乱天下之大道{4}(P.284)。这是“基于中国传统的独裁结构之上的法律观念,其出发点是君
主替天行道这样一种认识。而法律的独裁主义结构又受到儒家思想的伦理独裁主义的强化。”{4}(P.284)
在这样的立法结构中,民众的权利观念和要求很难上升到法律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制订的法律之中没有
一点民众的权利性内容,而是说,法律之中的权利性内容是君主为了自己利益的长远性而钦定在其中的。
  2.整体主义,使契约伦理缺失了主体性条件法宝
  整体主义是一种抑制个人主体意识的文化,在整体主义盛行的社会,独立、自由、平等的主体的缺位,契
约、契约理念和契约伦理的生成、发展和成气候的主体性条件当然也就缺失,具体可以从下面几点来分析。
  第一,整体主义与秩序本位。中国传统社会总体精神是“秩序本位”。这种秩序本位精神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和内在的逻辑要求。由于农耕文化和自然经济,使得生产力水平长期低下,物
质资源相当匮乏,人只有结成群体,社会只有建立起高度集权的体制才能生存。由此决定,这样的状态下,社
会的主导思想为整体主义。中国古代的整体主义精神有着自己的演化过程。从纵向来看,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
历史过程。即神本位——家本位——国本位——国、家本位——国、社本位{7}(P.65—72)。在神本位阶段
,神成为立法、司法活动的主宰,严重地压抑着人的主观能动性,使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性淹没在神圣的
鼓号声中。在家本位阶段,个人的价值被家族首长的特权淫威淹没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
的正常联系被斩断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同样成了虚无茫远的东西。在国本位阶段,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
体为最高目的,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法律和君主的命令,人民承担着繁重的义务,为国家的强盛而尽忠效命
。在国、家本位阶段,个人首先是家族的成员,其次是国家的臣民。个人由过去的分别对家族、对国家尽义务
,变成同时对家和国家尽双重义务。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存在和价值被撇在一边,国家为自身的安全而念念
不忘关照家族,家族为自身的生存而尽力效忠王朝。在国、社本位阶段,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制约着个人的
权利、自由,人民无条件服从国家、社会的利益,自觉奉献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
  从横向来看,集体观念表现在政治领域,是“春秋大一统”的观念;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个人、家庭、国
家不可分割的情感;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在军事领域,表现为“全军为上、
破军次之”的战略思想;在利益领域,表现为顾全大局,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
价值取向{6}(P.268)。在整体主义思想影响下,社会必须以秩序为本位价值,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1
)群体本位。个人不是独立的主体,没有独立的利益与权利,而是依附于某一群体,一切服从群体的安排。(
2)身份本位。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主要依据人的身份,显示极大的不平等性。(3)权力本位。调整社会关
系的主要规范是政治权威推行其意志的工具,而非限制政治权威的工具。(4)义务本位。整个社会的精神和
价值取向是束缚性的、压制性的,分配义务是立法的目的。(5)刑法本位。刑法是法制的主体和基础,刑罚
是法律的主要调整方法。对君主、对国家忠诚和服从,社会就会有秩序;个人、家庭和国家不可分割,就会出
现秩序;追求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就会呈现秩序;牺牲个人、维护整体,从而达到秩序。此类对秩序的顶礼
膜拜,构成了我们民族集体至上的思维趋向和共同心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不过,在一定条件下,在客观上压抑了个人的发展,造成了权利观念的落后,在法律上基本没有形成像样的权
利体系。
  第二,整体主义思想的当代表现与权利关系概述。无论是整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它并不是一种思想派
别或者哲学学说,而是当作一种宽泛的倾向,一种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中国传统社会主
导的思想为整体主义,到了近现代习惯用集体主义代替整体主义,但不否认西方社会也有人持集体主义伦理观
,同时,当代的中国社会,集体主义思想仍居主导地位,尽管实质内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马克思没有用专门的集体主义这一术语表述自己的思想体系,但马克思却有明确的集体主义思想。马克思
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在社会中才能获得存在,“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8}(P.84)第一个明确提出将集体主义原则作为社会主
义社会伦理原则的是斯大林。他开始把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道德规范与西方学者将集体主义看作是一
种组织和社会体系的看法区别开来,指出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伦理原则{9}(P.89)。毛泽东在关于个人利
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的阐述中,也明确提出集体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原则,指出个人利益要服从集
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10}(P.349、P513—514)。邓小平也多次强调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11}(P.175)。今天,集体主义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伦理原则
已被明确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公民道德建设纲要》
,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基本行为准则。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受集体主义思想和伦理观的强大影响,权利观及其在法律上的规定具有以下一
些特点:(1)虽然强调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但义务本位还是非常明显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是指享有的权
利与应尽的义务或应负的责任对等。如果一个人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责任,或反过来,只有义务、责任,没
有权利,显然都是不公正的。但这一统一性的要求或原则,多少受集体主义伦理观的影响,在实际中变了样,
导致权利和义务的不统一、不对等,相当多的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来设定的,表现为义务规定得清清楚楚,权
利规定得很笼统,民众的义务规定得很具体,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规定得很笼统,民众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部
分要么没有规定,要么是空洞的几句话,从而在实际中无法操作。(2)个人权利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由于过
多的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了个人利益,也就忽视了个人的权利。主张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往往被视为极端自私
自利的举动。甚至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大帽子。突出表现,私人的财产权无法和国家、集体的财
产权相提并论。如我国宪法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合乎逻辑地推出私有
财产保护的宪法上的缺失。(这一点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得到了很大的完善。)这种精神在部门法中也比
比皆是。如民法中对隐私权的空位,诉讼法中对沉默权的空位,律师法中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性的规定等
等,都足以说明对个人权利的不够重视。(3)权利体系不健全,特别是体现私人权利的根本大法——民法典
还没有问世。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所以民事上的法律规定很少。改革后,开始重视商品经济,
1987年《民法通则》才开始试行。显然我国私法发展的道路才刚刚起步,私法还不能和公法相平衡发展。又由
于在实际运行中对效率的一味追求,而忽视了对公平的兼顾,两极分化现象严重,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弱
势群体利益难以得到保护,这也使得众多的个人利益的散失和关于个人或私人权利体系存在明显漏洞。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方略,对个人或个体权利的关注和保护已刻不容缓。
  第三,整体主义与公产神圣。在不同的思想影响下,财产及其权利的法律规定和保护显示出不同的症状和
特点。整体主义思想和伦理观主导下的东方[1]对公有财产给予了十分的重视,我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代表。
整体主义思想主导下的法律对财产的保护特点是明显的:(1)公有财产为法律保护的重心。我国封建社会的
伦理以整体主义(群体本位)和社会利益为根本,以统治阶级整体利益为代表的社会权利至上的法律观念为核
心而设定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原则,公有财产的重要性绝对大于个人的私有财产,财产权的核心当然是以公有财
产的法律保护为重点。这种伦理观直到今天仍占有很大的市场,所以,社会主义法律对财产的保护原则一方面
扬弃了资本主义法律的财产保护原则片面性之内涵和意蕴,但另一方面,“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保
护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人或私有财产的保护。(2)不正视利己之心,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中国传统
伦理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是“重义轻利”,或者说是“去利怀义”。所谓“义”,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
益,它是维系封建统治的一种精神支柱。所谓“利”,指个人的私利、私欲,个人的利益。“君子言于义,小
人言于利”成了评判行为善与恶的重要标准。重义轻利必然会导致禁欲主义,否定、抹杀任何个人利益和个人
物质需要,要求个人的利益无条件服从封建统治者的整体利益,直接维护封建统治。重义轻利把道德与个人利
益完全割裂开来,绝对对立起来,把个人利益完全从道德中摈弃,使封建统治成为异己力量扼杀人的利益,所
以说,封建道德礼教是杀人的软刀子。同时遏止了人的积极性,生产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阻碍。至于此,将在
下文中进行更为详细地交代。(3)与道德终极准则发生了背离,不利于人的存在和发展。契约伦理的本质既
要承认利己之心,又要克制纯粹利己,这样才能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集体主义伦理观没有正视利己之心,阻
碍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违背契约伦理的本质和道德准则,以此来衡量和评判人的行为,必然要发生很大的偏差
,所以,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3.漠视利益,使契约伦理缺失了动力机制
  人们趋利的本能是促进合作、签订协议、达成契约的原动力,漠视了利益的追求,就没有契约形成的可能
性,就没有契约理念和契约伦理发展和盛行的动力机制,具体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论证。
  第一,利他主义与义务本位。在西方伦理传统和社会心理中,利即义的观念影响深广和独具特色,而在中
国传统伦理思想和社会心理中,重义轻利、重德轻才是一大特征。说白了就是利他主义、追求崇高和漠视利益
。义利关系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墨家主张利即义、义利双行的思想;法家主张鄙弃礼义、重
视功利的思想;儒家主张义重于利的思想。前两家思想毕竟不占主导地位,不过是历史长河中偶然溅起的几朵
小小的浪花而已。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家是利他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儒家将利他人之
利、利社会之利称之为仁和义。无论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2},还是孟子的“去利怀仁义”
{13}和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4},都是典型的重义轻利以至弃利的思想和命题。这种哎哟不错哦
思想和命题的进一步演化,导致在人际交往中,处处谦卑、温柔敦厚、道貌岸然,就会被捧为君子,反之,心
直口快、主张才能、争取利益等,就会被责为小人。儒家思想和道德观意味追求崇高,而忽视伦理底线。利他
主义和重义轻利的思想与其注重整体利益的思想密不可分,实质是否定、抹杀个人利益和个人的物质需要,要
求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直接维护专制统治。这样义务就成了规范人的行为的出发点或逻
辑起点,在社会利益调整机制中占据最为突出的位置。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义务成为规范的重心,义务本
位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权利感十分欠缺。
  第二,追求和谐与权利隐含。对利益的漠视、对义的关注,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又一个价值追求即和
谐。中国传统伦理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注重和谐。看中和谐,坚持中道,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
的精神{6}(P.351)。“闭门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2}的和谐、安定、平静、秩序的社
会成为人们憧憬的模型。几千年来,和谐大同的世界虽未实现,但一直是古典中国文明所努力讴歌和追求的对
象。确实,对一个道德社会来说它的魅力是无穷的。所以,自西周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一部又一部的
著作和法典,都在为和谐大同世界而精心构作{4}(P.320)。西周末年的史伯和春秋末年的晏婴,是中国最
早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他们从五味到音乐再到君臣关系,来阐述平衡和和谐的思想。孔子是和谐大
同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用“持中”的办法来规定和谐的界限,并作为达到与保持和谐的手段。在他看来,无过
无不及,凡事叩其两端而取中,便是“和”的保证与实现。而中又是以礼为原则的。从总体上看,先秦儒家的
和谐理论是以中庸观为理论基础,以礼为标准,以中和为范畴,以对统一体的保持和对竞争机制的抑制为特征
的。秦汉以后,儒家这种和谐的思想完全符合封建统治的要求和伦理感情的需要,所以,一直绵延下来。和谐
大同的思想,作为东方文明的精髓,作为中国传统伦理的构成部分,对于我们民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刻的
。例如,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整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
和扩张、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等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追求和谐大同,说到底是一种否定斗争、排
斥竞争的简单协同的道德。因而它又具有明显的弊端。它造成了个人创造性的萎缩,抑制了竞争性观念和道德
的生长,成为维护等级秩序的工具。所以对于和谐价值的追求,很难引导出有关个人权利的观念和制度体系。
这表现在平常人们争执和纠纷之中,调停或调解者往往是对争执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一个碗敲不响,两个
碗敲叮当”,而不究竟谁是正当的,谁是非正当的。这表现在法律制度上,无讼成了传统中国法律的价值取向
。“一切调解与调判的目的不是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而是为了平息特定的争讼,达到和谐(无讼),所以
,对于生活在中国传统中的人们,法律是容易理解的,而法即权利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4}(P.343)
  第三,平均平等与权利意识匮乏。平均平等是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平均平等是传统中国社会思想
基本特点之一。平均平等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上的彼此一样。平均即是平等,平等必
须也表现为平均,亦即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上的平均一致。这不仅是思想家们倡导的思想,[2]
封建帝王也常常实行平均的措施。[3]平均平等的思想在农民头脑中也是根深蒂固,这突出体现在历次农民起
义大都以如“太平”、“平均”、“均贫富”和“均田”等平均平等为号召。这种平均平等的思想一直延续到
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严格说来,中国历史上从未真正出现过平均平等的社会。封建统治者实行的均田、均
税等措施,旨在缓和阶级矛盾,而非为了实现天下一家、人人平等的社会。思想家们的主张不过是从长治久安
的远大眼光出发,反对剥削过分。农民起义则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统治经济力量的强大,而无从真正实现平均
平等的思想。毫无疑问,中国伦理中的平均平等思想,是小农经济的产物。但这种思想主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
,均调社会财富,损有余补不足,这对于减轻剥削、防止兼并,维护广大民众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和稳定社会秩
序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平均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绝对平均主义,因而不可能实现,并具有严重的
弊端。它反对不同的人或集团利用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开拓进取,不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先人一步过
上好日子,以绝对的平等为衡量标准,但付出了牺牲效率和社会的进步的惨重代价,整个社会只有静态的平衡
,而无动态的竞争,这与道德终极准则和伦理目的有相当大的出入。由于对绝对平等的注重,而忽视了形式上
的平等,忽视了利己之心,那么以利己为原动力的权利意识必然十分匮乏,更谈不上形式、机会、自由、效率
等方面所引导出的权利性的观念和制度体系。
  二、西方传统文化与契约伦理、权利
  在西方,契约文化可追溯到古希腊文明的世俗源头和基督教的宗教源头,在其发展史上经历了古罗马、中
世纪、近代和现代若干个不同的阶段;作为一种法律理念,契约不仅存在于私法之中,而且融入到公法之中。
但为什么在西方契约伦理能够处于主导地位?它对权利的生成和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呢?
  1.血缘家庭关系被较早地打破,为契约伦理的形成提供了外部环境
  血缘家族关系的打破,个人代替家庭而成为各种交往活动的单位,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契约、契约
理念和契约伦理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外部环境,对权利的生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地域主义与民权至上。西方以雅典为代表的国家起源方式,恰恰与中国相反。雅典打破氏族血缘家
庭关系,以居住的地区和财产划分阶级而形成国家,家族相对来说远没有中国那样重要,与之相应的伦理可以
称为地域主义伦理。古希腊的社会结构中,自由民个人和城邦群体的关系远高于家族内部成员的关系。这种伦
理思想的核心和主要道德目的都是调节自由民个人和城邦群体关系,调节家庭成员内部关系的目的则处于非常
次要的地位。近代资产阶级更把家庭建筑在资本和发财方面,家庭成员之间是一种简单的金钱关系。因此,伦
理思想方面家庭伦理也居于很次要的地位。由于经济结构及由此决定的人际关系,资产阶级伦理道德主要是调
节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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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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