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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司法解释的错位与回归
【副标题】 以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为切入点【作者】 魏胜强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司法解释;法律解释权;个案解释;统一解释
【英文关键词】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individual interpretation;uniform interpretation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0)03-0056-(0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3
【页码】 56
【摘要】

法官在个案中作出解释是法律解释活动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司法活动复杂性的客观需要,是消除我国司法活动中诸多弊端的有效措施。要保障法官在个案中作出法律解释,就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并为法官独立审判提供良好的环境。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统一解释,是维护我国法制统一的需要,是法官在个案中寻求权威性解释的需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权威的体现。可以考虑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设置大法官会议,按照严格的程序,专职作出统一的法律解释。

【英文摘要】

In China's current leg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power is held by the supreme court, and its activity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 law and leads to the misplacement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Considering this conditions, some scholars put forward that the judge interprets law in individual case and the supreme court works out uni-form interpretation is rational and practicable. Judge's interpretation in individual case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regula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the desirability of the complexity of judicial activity, and the effective measure to elimi-nate the abuse malpractic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individual interpretation, a class of high-calibre judg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a fine environment for independent adjudication should be supplied. The supreme court's uniform interpretation is the requirement to protect the uniform of law, aiming to provide 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 for individual judge,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supreme court. The establishment of Council of Grand Justices who works out uniform inter-pretation exclusively under strict procedures in the supreme court should be consider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289    
  一、我国当前司法解释错位的表现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这些法律的规定告诉我们以下两点:其一,我国法院系统中行使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其它任何法院和法院系统中的任何人员都无权解释法律;其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权仅仅限于对法律、法令的具体应用问题进行解释,也就是说它的解释仅仅限于针对在具体案件中的情况而对法律、法令的含义作出说明。然而这种制度设计却有一定的问题,而且最高人民法院的实际做法也不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的,导致我国当前的司法解释违背了法律的初衷,出现了严重的错位,具体表现为司法解释的“立法化”、“集权化”和“泛滥化”等方面。
  (一)司法解释的“立法化”
  不光是司法解释,我国几乎所有的法律解释都在朝着“立法化”的方向发展,使各个国家机关的法律解释权最终演化为规范性法律的创制权。然而,司法解释的立法化还不能与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省级人民政府等机关的法律解释立法化相提并论。毕竟那些法律解释权主体本身就拥有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法律的创制权,当它们把对法律的解释制作成为一种明细的“实施细则”、“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法律时,这些规范性法律既可以被视为法律解释,也可以被视为法规或者规章。而最高人民法院却没有被赋予制定规范性法律的职权,它除了行使审判权之外,就是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因而当它把自己的法律解释权演变为规范性法律的创制权时,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就显得非常不合适了。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却不断地用类似立法的形式对法律作出解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每当一部与法院的审判活动相关的法律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都会主动地以“实施意见”、“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名目对它作出解释,而且很多解释条文的数量远远大于法律条文的数量本身。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法律条文的含义得到了具体化,更使具体审理案件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从对法律条文的关注转移到对司法解释的关注上。这些司法解释看起来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具体应用”领域作出的解释,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很多解释虽然是对法律的进一步说明,但并没有与具体的案情结合起来,最高人民法院仍然是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解释的,而且这些解释一旦遇到具体的案件事实便会面临着被解释的命运,出现所谓的“解释的解释”。为了进一步确立司法解释在审判中的“法律地位”,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千规定》第4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第14条规定:“司法解释与有关法律规定一并作为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时,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取代了前一规定。其第5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第27条规定:“司法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作为裁判依据的.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最高人民法院的这种规定无疑是在宣告,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应当象对待法律那样对待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其实已经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以法律为基础而进行的部门性立法。
  “当我们用‘立法化’、‘泛立法化’或类似的词语描述司法解释运作的实际状况时,这就意味着司法机关在行使这种由审判权派生的‘适用、解释法律的权力’,进而对法律文本进行阐释、说明甚至上升到创立法律未曾明确的事实范畴和行为规则时,已经超越了司法权本身,具备了立法活动的实质内容和立法活动的外观结构,而演变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立法行为或难立法行为,其权力基础也不再是司法权,而是立法权。”{1}司法解释的立法化是最高司法机关侵犯立法机关的立法权的表现,它制定的抽象性规则中又不可避免地会改变法律的某些意义,在法律之外为公民设置某些权利或者义务,增设或者削减人民法院的某些职权,不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立法性法律解释是它在不受任何外界制约的情况下,在缺乏民主性、科学性的立法程序和没有法律监督的情况下制定的,必然带有维护本部门利益的色彩,其公正性难免会受到质疑。依据这样的司法解释进行审判,又怎么可能作出公正合法的判决呢?
  (二)司法解释的“集权化”
  把司法解释权配置给最高人民法院,带来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系统中的集权。本来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责是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下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案件,在审判过程中不受上级人民法院的干扰,上级人民法院只有在上诉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中,认为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或者审判结果违法,才能动用其职权改变或者撤销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结果。审判权的这种设置方式是为了防止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成为领导关系,避免上级人民法院越权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干预,努力保证各级人民法院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依法独立审判案件。然而当最高人民法院积极主动地行使法律解释权时,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的这种监督关系便演化为领导关系。“由于在作出司法解释时,最高法院过于主动的、扩张的活动方式,将判案法官天然拥有的裁量解释权压缩成狭小的、零碎的状态。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重新配置法律的解释权,以十分明显的方式,改变了上下级法院的关系。这样,下级法院有的不负责任的法官在遇到棘手的案件时顺水推舟地层层上报最高法院,不愿行使解释权;即使有主见的法官面对规模日益扩展的司法解释,可能也搞不准哪些应该自己解释、哪些应该最高法院解释,不敢主动行使解释权。”{2}司法活动中对法律的解释权集中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手中,而真正具体处理案件的下级人民法院及审案法官虽然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却不具有法律解释权。
  司法解释集权化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首先,它干扰了下级人民法院的正常司法活动,妨碍了司法独立的实现。因为下级人民法院及审案法官不得不服从司法解释,而不能有自己的解释和判断,即使是遇到司法解释的模糊之处,或者司法解释有漏洞时,下级人民法院及审案法官也不能“擅自”作出解释,只能向上级请示,上级又向上级请示,最终请示到最高人民法院。于是,几乎所有的案件,特别是疑难案件,都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意思”进行判决的,下级人民法院和审案法官的创造性和独立性便不复存在了,司法独立就成了一句空话。其次,它导致了案件的不公正审理。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中,法官只有把法律与案件事实充分结合起来,用法律衡量具体的案件事实,用具体的案件事实应对法律,实现法律与事实的互动,才能真正建构出针对个案的裁判规范,作出公正的裁决。而当法律解释权集中在最高人民法院手中,下级人民法院和审案法官需要对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向上级人民法院直至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时,对案件的最终裁判权实际上掌握在了仅仅是听取汇报而并没有亲自审理案件的最高人民法院手中,真正审理案件了解案件事实的审案法官却不具有裁判权,出现了“审”与“判”的分离,案件结果的公正性必然要打折扣。最后,它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如果法律解释权不是掌握在最高人民法院手中,而是由具体审理案件的法官掌握,那么当事人不服其判决时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上诉或者申诉,也就有机会使上级人民法院改判。而法律解释权完全垄断在最高人民法院手中,案件通过层层请示之后作出判决,那就意味着无论是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还是它的上级人民法院对于此案所持的裁判意见是一样的。特别是正在审理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下级法院的“请示”而及时地作出“批复”、“复函”,使人很难相信是审判案件的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人们宁愿相信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判决,这无异于“先定后审”,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不过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决定走过场而已。即使当事人上诉或者申诉,所得到的结果跟原审的判决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当事人仅仅是在形式上行使了诉讼权利,实质上他的诉讼权利已经被剥夺了,诉讼法当中规定的二审、再审等维护当事人权利的法定程序形同虚设。
  (三)司法解释的“泛滥化”
  司法解释的“泛滥化”指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不是仅仅对于疑难案件中的法律应用问题进行解释,而是几乎对所有的法律问题都要解释一番,对有些问题的解释几乎达到了令人啼笑的程度。陈兴良教授认为,现在的司法解释有时把法官素质大大低估了,并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说明了这种情况。例如《刑法》第435条(逃离部队罪)规定:“(第一款)违反兵役法规,逃离部队,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款)战时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显然,第一款规定的是非战时逃离部队的行为,第二款规定的是战时逃离部队的行为,这是一个不满十四岁的幼童也会有的逻辑理解。就是这样一个问题,2000年12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军人非战时逃离部队的行为能否定罪处罚问题的批复》做了如下司法解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1999]军法呈字19号《关于军人非战时逃离部队情节严重的,能否适用刑法定罪处罚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军人违反兵役法规,在非战时逃离部队,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四百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此复。”按照这样一个标准,那么每一个刑法条文都需要一个司法解释。这种问答式的司法解释,几乎把我国的法官的理解能力假定为小学生水平,简直令人诧异!{3}事实上,关于这样简单重复法律条文的司法解释有不少。从这一司法解释来看,它反映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太泛滥,对于最起码的常识性问题也要进行解释;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在这里的司法解释等于没有解释,仅仅是重复法律条文的规定。而从这一被解释的法律条文看,真正意义模糊需要被解释的可能是“情节严重”,因为到底什么样的情节才算得上“严重”,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严重”,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法律语言。因而,对这样的司法解释,最终还面临着进一步的解释,必然会出现“解释的解释”。第三,下级司法机关连这样的问题都要请示一下,我们实在不能想象,它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不需要请示就可以自行解决。
  下级人民法院对于如此简单的问题都要请示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固然说明它们具有惰性、懒于思考,动辄依靠上级,但这也跟最高人民法院的纵容有关。最高人民法院连这样可笑的问题也要作一个司法解释,解释得太泛滥,对于什么样的解释请求都不拒绝,好像非常乐于对下级人民法院的“请教”进行“教导”,当然会“鼓励”更多的下级人民法院把更多的简单问题请示到最高人民法院。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培养下级人民法院和法官的惰性和依赖心理,并增加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下级人民法院和审案法官忙于层层向上“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忙于“解答”、“批复”,司法工作的成本增加了,审判效率却大大降低了。而且,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忙于作出泛滥化的司法解释,就难以专心研究作出真正需要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的质量也会下降。
  司法解释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不仅仅表现为司法解释的“立法化”、“集权化”和“泛滥化”,而且在名称、程序、文号编排等许多形式方面也不容乐观。显然,司法解释已经违背了其存在的本义,明显错位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法解释不应当存在,而只是意味着司法解释应当回归其本位,真正成为“具体应用法律、法令”时的解释。司法解释错位的原因很多,但司法解释权配置不合理,导致审案法官无权解释法律,而并不审理案件的最高人民法院却忙于乱解释法律,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我国学者关于司法解释回归的探索好饿但是不想动
  近年来,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我国当前司法解释的错位和法律解释体制的缺陷,并从不同的角度为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完善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有的学者主要针对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进行探讨,有些学者对我国整个法律解释体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目的都是促使司法解释回归其本位。下面我们列举一些人的观点,并作以简单的评论。
  (一)对改进司法解释体制的基本观点或建议
  有人认为:“司法解释就是法官对法律的解释,而不是其它任何机关或个人对法律的解释。”{4}12他对检察机关作为司法解释的一元主体提出了质疑,进而指出,司法解释的主体应该是解释者而不是一个机关或者一个部门。因此,法院不能成为司法解释的主体,法官和审判组织才是司法解释的主体。法官作为法律适用者直接地、真正地在理解和说明法律,毫无疑问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司法解释主体。审判组织是针对案件作出裁判的主体,它是由法官组成的并根据法官个人意见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确定判决结果的,所以法院的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才是司法解释的主体。{5}该作者在另外的文章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指出应当从主体、形式和内容方面对我国的司法解释进行完善。他认为,在主体的完善上,只有法官和审判组织而且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审判组织才有权进行司法解释。在形式完善上,要逐步取消对正在审理的具体案件请示批复的司法解释形式;改革和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的形式并赋予其司法解释的效力;改革“解释”这种司法解释形式,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解释而不带有准立法的色彩。内容完善上也应从改革准立法性的解释和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案例着手。{6}
  有人指出,我国司法解释制度存在的问题是司法解释主体的不合理性、司法解释立法化倾向和司法解释内容存在不合理之处。要解决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中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司法解释主体不合理的问题。司法解释主体不合理表现为行政机关、检察机关都参与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出司法解释,从形式上混淆或掩盖了司法权与检察权的区别,从根本上否定或抹杀了司法解释是针对个案适用法律作出裁决这一实质,即所谓对具体适用法律、法令问题的解释。同时,人们也会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能力表示怀疑。最应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法官在我国现有的司法解释体制下却被排除在外。{7}
  有人认为,刑事司法解释法外“立法”、悖于刑法基本理论、语言模糊不清等现象十分严重。刑事司法解释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合理性原则、明确性原则。{8}
  有人认为,应当限制立法性的法律解释,扩大个案性司法解释,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从个案性司法解释过渡到判例,以此作为全国法制统一的途径。{3}54
  有人指出,法律解释应该是法官应用法律的解释,是法官个人的行为。我国审判领域的法律解释权不应全部由最高人民法院垄断行使,应承认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承认法律解释是法官个人的行为,以适应法律解释的发展趋势。当然承认法官对个案适用法律的解释,并不是否定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权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工作应是进行一般解释和针对某类问题的专门解释,而不是进行个案解释。{9}
  有人对完善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制度提出了以下建议:(1)强化司法解释权的独立行使;(2)提高立法质量,充分发挥立法机关的职能作用;规范司法解释的形式和程序,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司法解释的监督;(3)取消检察解释;(4)司法解释应当针对个案进行解释,体现“司法性”;(5)赋予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10}
  有人认为,要完善司法解释工作,应采取以下措施:司法解释法律化、制度化;司法解释必须公开;司法解释应建立监督机制;明确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试行判例制度。{11}
  有人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需要取消检察解释和行政解释,承认各级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加强对司法解释的监督,完善司法解释的程序。{12}
  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运行的状况明显具有权力本位的特征,即具有强权(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而言)、越权(从最高法院与最高立法机关的职权关系而言)和集权(从最高法院与地方各级法院的职权关系而言)倾向。应当在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司法解释问题,使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能够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具体说来,可以从三方面着手: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奉行权利本位;在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实行权力制约;在权力意志与审判经验之间,注重知识积累。{2}96-102
  有人认为,我国的司法解释属于权力模式,不同于西方的手段模式。我们可以对两种模式进行整合创新,在保留司法解释权力模式的同时,吸收手段模式的基本内核;改造“批复”,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在制度上赋予法官司法解释的权力,同时为判决书的说理性、论证性等技能制定制度上的要求和标准。{13}
  有人认为,在我国现实的情况下,应把司法解释权归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当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相违背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撤销。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需要司法解释的,由所属高级人民法院解释。最高人民法院要及时公布和汇编它和各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对于以后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同类案件都有约束力。{14}有人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我国应当建立一元二级司法解释体制,除最高人民法院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制作在本行政区内普遍适用的司法解释,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司法解释不当的,可以撤销或者作出新的司法解释。{15}
  有人认为,司法解释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力,而是司法权中一项不可或缺的权能。基于误解而形成的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权”缺乏宪法依据,成为我国宪政建设中的制度性障碍。要打破我国宪法实施的怠滞状态,就必须让宪法能够在各种案件中被人民法院适用,就必须让各级法院在具体案件中行使宪法解释的权能,就必须将包括宪法解释在内的司法解释权能复位,回到它应有的位置—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权中,让司法机关行使完整的司法权。对相关制度的调整措施是:让宪法进人已有的诉讼;建立宪事诉讼制度;建立判例制度。{16}
  有人专门研究了我国审判领域的司法解释,认为事实上存在法院规范解释和法官裁量解释两种,前者指依据法律授权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就适用法律普遍存在的问题作出的抽象性、规范性解释,后者指虽然未经法律明文授权但在实践中存在的普通审判人员将一般法律规定和法院规范解释适用于具体案件时所进行的解释。对于中国法律解释的发展与完善,他提出两点:提升判例的地位和作用;司法解释主体应当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二元向一元转变。{17}
  有人认为,我国应将司法解释权归并于审判机关,更多地关注法官审判案件时的“职权解释”以及最高法院公报的案件,并将司法解释的内容界定在立足于法律文本的解释,合理地运用其拾遗补缺的功能完善现行法律。{18}
  (二)对改进整个法律解释体制的基本观点或建议
  有人对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中存在的问题做了梳理,认为它们产生各种问题的原因在于:立法机关对立法解释工作长期疏于职守,“有权不用”;立法机关对司法解释中存在的“越权”现象熟视无睹;有权制定司法解释的机关“重制定,轻清理”;制定司法解释缺少“章法”和监督。据此,他对完善司法解释、强化立法解释提出以下建议:强化立法解释工作,把立法解释工作作为经常性的立法工作常抓不懈;取消司法解释“多元化”格局,实行司法解释的“一元化”制度;制定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应当坚持合法性原则,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强化抽象司法解释,弱化具体司法解释;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都应当正式公布和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建立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制度。{19}
  有人认为,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出发,法律解释应归属于法律适用的阶段,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拥有法律解释权没有法律依据,立法机关拥有法律解释权也不妥。《立法法》的颁行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丧失了法律解释权,更是与法学理论背道而驰。{20}
  有人建议取消立法解释,建构一元多极的司法解释体系,限制行政解释的效力范围。在建构一元多极的司法解释体系中,应当否认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改变一元一级的司法解释体系,让各级法院审判组织、法官能解释法律,让司法解释回归到真正意义上。在限制行政解释的效力范围中,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解释只能局限于行政主体在执行具体法律的过程中作出的解释,一旦涉及到行政诉讼领域,行政主体的解释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而只是一种当事人的解释。司法机关的裁判者应当以通常人的理解来解释法律、法规、规章,无需报请国务院解释。对于基本法律,行政部门更不能通过制定细则条例来垄断解释权,否则行政机关就可能取代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部分职能。{21}
  有人认为,对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进行完善的基本思路是,取消立法解释,将法律解释权归还给司法机关;废除检察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将法律解释权交由法院行使,纯化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将司法解释权由最高司法机关下放给各个法官,实现司法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建立健全司法解释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使司法解释在最大程度上符合法律的精神和人类的理性。{22}161-162
  有人认为,在我国当前体制下,行政解释权有可能演化为一种行政法律割据或行政主管部门法律割据的局面,这种割据不仅表现在行政法规和规章由于制定权和实施解释权的行政独占局面而呈现出的封闭性,而且还表现在法律、地方性法规的“应用”解释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授权也被纳入行政机关的职能范围。司法审判领域的法律解释权垄断问题在根本上应该结合司法审判职能的性质和特点来加以认识。虽然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司法体制和司法职能在社会转型的整体环境中尚需不断变化和调整,我们还难以在一个比较确定的基础上讨论这一问题,但以下几点是值得肯定的:第一,区分司法活动中法律解释的不同层次。最高法院审判解释权的垄断,不应当是把所有的法律解释需要都从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剥离出来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第二,重新厘定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与立法机关立法活动的界限。应该在肯定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意义的前提下,更实际地考虑使它不具有立法性。第三,司法解释应以司法裁判为背景。司法解释只有以司法裁判为背景,与具体案件的裁判过程结合或者联系起来,才能体现其合理性,并显示其正当性或合法性。{23}256-259
  有学者一直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规范性的法律解释权,法官行使个案中的法律解释权。他在早年的一部著作中提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法律解释权都应当取消,只能由法院垄断行使法律解释权。法律解释可以分为规范性的法律解释和针对个案的解释即非规范性的法律解释。他建议对规范性的法律解释权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大法会议,或者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设置一专门机构负责规范性法律解释活动。同时应当明确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审案法官能够自由地理解和解释法律。{24}47-49对我国《立法法》设置“法律解释”一节,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法律解释权,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理论上看,立法机关是向社会输入法律文本,它作出的任何法律文本都具有法律意义,在《立法法》中区分立法和解释,对于法律适用者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从实践上看,立法机关很少行使法律解释权。从法治的要求看,立法机关既制定法律又解释法律,难免任意和专断。因而他建议:首先,取消立法解释制度,使立法机关真正成为向社会输入法律文本、输入法律规则的机构。其次,在最高司法机关设立专门解释机构,并对之作出明确要求,规定只能就人民声请或下级法院等申请解释的问题作出解释。最后,明确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对法律的解释权。{25}在其它的著作和文章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
  (三)对上述观点的综合分析评论
  以上各种观点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法学界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对改进我国司法解释的大致看法。总的来说,更多的人建议取消立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法律解释权,突出了人民法院是司法解释的主体,并强调了法官的法律解释权。还有学者对于判例制度非常向往,希望通过判例而不是规范性的司法解释来改变司法解释的立法化现象。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具有很大的合理之处,值得我们认可并做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我们也认为,其中有些观点虽然不失探讨的意义,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难以成立的。比如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高级人民法院共同行使法律解释权,将使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解释的“立法化”延伸到地方各高级人民法院,不仅难以消除我国当前司法解释的混乱局面,反而会进一步加剧混乱。再如实行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的协调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相互承认对方司法解释的效力,明显有悖于法律原则,违反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各自的职责,而且我国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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