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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法定刑设置不足与完善
【作者】 刘宪权李舒俊【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刑法分则【期刊年份】 2015年
【期号】 9【页码】 5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9489    
  非法行医行为严重破坏医疗管理秩序与公共卫生安全。1997年,刑法将非法行医行为人刑,增设了非法行医罪。刑法创设该罪名的初衷主要是打击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罔顾就诊人生命安危,开设黑心诊所的行为,但是在司法实践具体运用该条文的过程中却出现诸多问题。笔者通过对大量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司法机关对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量刑较为混乱,判刑出现畸轻畸重的不合理现象,这足以说明现行刑法中关于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的法条设置存在一定问题,亟待解决。
  一、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的法定刑设置存在的问题
  根据刑法规定,非法行医行为“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观之,在行医致死这一情节的量刑模式选择上,刑法采用了结果加重犯的立法模式,对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情形进行法定刑升格。不容忽视的是,根据我国现有结果加重犯的刑法相关理论,只有当“加重结果”(超过行为人主观故意范畴的伤害结果)与“加害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时,才能成立该行为的结果加重犯。也即,只有当就诊人的死亡结果确系由于非法行医行为直接导致时,才能认定行为符合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构成要件,对行为人科处十年以上的刑罚。然而,笔者分析发现,司法实践对该结果加重犯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把握非常混乱,常常出现案情相似判决结果却相差甚大的情况。不仅如此,实践中即使出现就诊人死亡的结果,适用该结果加重犯量刑区间的案例却并不多见。司法者往往刻意回避对造成就诊人死亡的行为人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有的司法人员甚至会有意寻找从轻、减轻情节,对原本已经符合结果加重犯的行为人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说明该罪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设置过重,不仅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也与公正量刑的司法准则相背离。
  (一)非法行医行为与就诊人死亡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较为困难
  刑法范畴上的因果关系,是指由危害行为规律性地引起某种危害结果的内在联系。[1]它以哲学上的一种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引起另一种现象的普遍因果关系为基础,是认定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立足于非法行医罪的刑法条文本身,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国的立法例是将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情节规定为非法行医罪的结果加重犯,准确地界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成了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就此而言,一起非法行医案件中,如果行为人的行医行为与就诊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那么对行为人判处十年以上的刑罚就符合法律的规定;如果不能成立因果关系,那么仅能在基本的法定刑内对犯罪人进行量刑。
  对于该因果关系的判断,首先应当明确的是,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原因往往有多个,在所有的原因中,只有当行为人的非法行医行为对就诊人死亡的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时,才能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行为人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在我国结果加重犯理论模式中,加重结果必须与实行行为之间具有相当紧密的联系,也即,要求加害行为对加重结果的出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时,才能成立该罪的结果加重犯。[2]因而,如果就诊人死亡的结果还伴随着行医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或者一定的自然现象,且每种行为或现象对就诊人死亡结果的原因力大小难以判断时,就诊人的死亡结果就不能单纯地归咎于行为人,否则,就难免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只有在非法行医行为对就诊人的死亡起到决定性作用,再伴随着其他行为或者自然现象共同导致了死亡结果的发生,才能够成立非法行医罪的结果加重犯。然而,对这个“决定性作用”的把握,则完全由司法人员结合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判断,无法形成一个固定统一的标准,由此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也在所难免。
  医疗事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行为的出现到结果的发生,往往存在着一定的时间间隔,会产生很多种不同的关系,如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患者与护理人员的关系、医生与护理人员的关系以及医护工作者之间的关系等,而他们之间的任一互动环节都可能导致结果的发生。因此,在出现就诊人死亡结果之前,往往存在着无数个原因,这些原因可能是非法行医行为,可能是他人的一些不当行为,也可能是就诊人自身的原因甚至是一些自然原因,每一个原因都对就诊人的死亡具有各自的原因力,所有原因力的相加共同导致了就诊人的死亡。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下,要求司法人员正确判断出行医行为是否对死亡结果的发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显然具有较大难度。
  (二)“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行为”的法定刑设置过重来自北大法宝
  按照刑法相关规定,对于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最高可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然而笔者通过对313起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案件进行数据统计,发现其中仅仅有83起案件判处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占案件总数的26.52%,而另外227起案件判处了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占案件总数的72.52%,另有3起案件判处了非法行医罪以外的罪名。从这一统计结果不难看出,在司法实践中,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的情形真正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仅仅是少部分,法院在适用该档法定刑的时候较为慎重。同时,笔者梳理了法院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原因,其中有33起案件是因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确,占案件总数的14.47%;有106起案件是因为被告人获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占案件总数的46.49%;有157起案件是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等法定从轻减轻的情节,占案件总数的68.86%;另外还有17起案件并没有写明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原因,占案件总数的7.46%。出现这样的量刑现状,显然与非法行医罪的法定刑设置存在具有一定的关系。
  单个罪名的刑罚配置应当与整个刑罚体系的结构相适应,这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刑罚体系上的具体表现。因此,单个罪名法定刑设置是否合理,不仅要看罪责刑是否相适应,也要看该罪法定刑的设置是否与刑罚体系相契合,这就需要对类似罪名法定刑的设置进行比较。
  首先,与医疗事故罪法定刑相比较。与该罪最为相似的是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医疗事故罪,它是指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与非法行医罪相比较,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取得了医师执业资格,其他各方面的构成要件要素都是相同或相似的,而且医疗事故罪同样包括造成就诊人死亡的情形。但是,在法定刑设置方面,医疗事故罪法定最高刑只有三年有期徒刑,即使出现就诊人死亡的结果也是如此,而非法行医罪中出现了就诊人死亡的结果,有可能被判处最高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其次,与过失致人死亡罪法定刑相比较。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与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性质相类似。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而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最高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有学者认为,对于最后的伤亡结果,非法行医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过失或间接故意,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主观方面是过失,后者的主观罪过显然比前者要轻一些。[3]但笔者认为,非法行医致人死亡,对于死亡结果,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只能是过失,而不可能具有放任就诊人死亡的故意,更不可能具有积极追求就诊人死亡的故意。因此,过失致人死亡与非法行医致人死亡应当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相同罪过下的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却在法定刑的分配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实属不当。
  最后,与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相比较。我国对故意伤害罪的立法模式同样采取了结果加重犯的形式,故意伤害罪的基本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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