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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从惩罚正义到恢复性正义
【副标题】 读《犯罪、羞耻与重整》有感【作者】 何群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分类】 犯罪学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9
【页码】 6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9471    
  近日,阅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布雷思韦特教授的著作《犯罪、羞耻与重整》,感触颇多。本书力图摆脱传统的罪与罚在质与量上的对应关系,认为在对犯罪人进行惩罚时,应当保持尊重与关爱,并以类似宗教的宽恕观念让犯罪人在内心深处得到真正的洗礼和教育,从而让犯罪人真正改过自新而复归社会。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犯罪是一种越轨行为。社会规范的存在,必然会有越轨者,从而犯罪也是一种社会存在。同样,犯罪者亦是社会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犯罪人。因此,按照恢复性司法理论,过于强调犯罪人犯罪行为和行为主体的恶,会让事情变得更为糟糕,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更不利于犯罪人继续回归或融入社会。传统的惩罚方式让矛盾被强化凸显,如此的处理结果,对问题的解决根本毫无益处可言。
  古典学派的绝对报应主义将个体理解为完全理性的个人,将人等质化为抽象个体。因此,每个个体都应当是独立而理性的,自然应当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惩罚的后果。康德对于个体理性人的假设,在后来的时日里一直饱受质疑。毕竟,在现实的生活中,人除了在人格意义上的平等之外,在事实上有着太多的差别和不同。如是,作为惩罚正义的基础,古典的惩罚正义对于抽象理性人的假设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受到质疑。相反地,约翰·布雷思韦特教授所主张的恢复性正义对于人的定位和理解,则与传统的看法有所不同,并将人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群体联系起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现实操作性。[1]
  基于传统惩罚正义理论的刑罚,一直把刑罚解读为一种自然和本质上的恶,是对恶行的自然回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在自然法意义上对正义的解读。因此,惩罚的场所,一般是为了将罪犯进行特殊处理或群体隔离的监狱。不管行刑理论如何发展,监狱如何进行文明化改革,在监狱实施的刑罚都难以走出以惩罚的名义标签化处理的结局。惩罚的过程使得犯罪人日益被监狱文化和监狱场所异化,这与现代刑罚理论所追求的改造犯罪人使其回归社会的刑罚目的相悖,在实践中难免出现南辕北辙的效果。基于彻底反省传统的惩罚正义,恢复性正义乃从更人性和更宽恕的视角,对惩罚作了新的诠释。
  约翰·布雷思韦特教授认为,为了让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尽快恢复到良好状态,惩罚就应该在一个协调的环境中进行,这样才能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亦即,惩罚的目的是为了让一切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惩罚不是惩罚的目的,恢复之前良好的社会关系才是其最主要目的。同时,恢复性司法所提倡的惩罚方式是一种以宽恕和爱为基础的羞耻性惩罚,这与惩罚正义所追求的刑罚应当在质与量上与犯罪保持相对应的关系,而具有较大的差异。而且,恢复性司法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认为家庭是最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机构。
  重整性羞耻是本书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是约翰·布雷思韦特教授一直倡导的惩罚理念。在《犯罪、羞耻与重整》一书中,重整性羞耻提倡一种有利于社会关系恢复的有效方式,亦即透过宽恕的言语、动作或者消除犯罪人之越轨身份的仪式,努力将犯罪人重新整合到守法公民或体面公民的社群中。[2]在恢复性正义看来,惩罚的内容便是这种宽容和尊重状态下的羞耻。在基督教“憎恨犯罪又关爱犯罪人”的传统思维之下,羞耻所针对的是邪恶的行为而非邪恶的人。对犯罪行为的惩罚,不仅不需要以标签化犯罪人为前提,更不需要用特定的场合将犯罪人进行隔离。从社会关系的弥合及良好社会秩序的恢复来看,这种就地处理的方式,
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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