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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
单位犯罪追诉时效设置之研究
【作者】 杜开林徐诚【作者单位】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9【页码】 4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5338    
  
  我国刑法中未对单位犯罪追诉时效的设置进行明确的规制,司法实践中也一直采取司法变通方式确定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但认识上和执法上不统一的现象大量存在。科学设置单位犯罪追诉时效,不仅有利于司法机关集中精力打击现行单位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对犯罪分子自我改造的承认,达致特殊预防与普遍预防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而且对司法机关和单位各方的利益关系影响巨大,是司法机关能否启动司法程序对单位进行处罚的分水岭。而今,修订后刑法施行后所规定的第一个阶段的5年追诉时效期已过,第二个阶段的10年追诉时效期亦即将届满,单位犯罪追诉时效如仍处于“寄居”的不稳定状态,长此以往,显然不利于追诉时效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厘清和设置单位犯罪追诉时效,具有紧迫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单位犯罪立法及追诉时效适用的困境
  单位犯罪作为一种犯罪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开始衍生并逐步蔓延,引起我国立法、司法等国家机关的高度重视。继在海关法中立法机关首次对单位犯罪作出规制后,至刑法修改以前,我国已在12个单行刑法和个别非刑事法律中分别作出有关单位犯罪的规定,单位犯罪的罪名计有70个左右,约占全部罪名的1/3。{1}最高人民法院从1985年至1990年间,先后出台14个涉及对单位犯罪定罪处罚的司法解释。{2}
  1997年刑法修订时,立法机关在理论界对单位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并因之犯罪行为而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尚存有争议的情况下,针对我国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较为严峻的形势,吸收了上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成果,在第三十条规定了单位犯罪的概念,又在第三十一条中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将单位犯罪正式纳入刑法典,单位正式成为我国刑事法律关系中的犯罪主体之一。“在新刑法中单位可以构成的犯罪已多达120余个,涉及近100个条文”。{3}经过近年来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补充,单位犯罪的罪名已达120余个,涉及刑法条文100余条,均占刑法罪名和条文(军人违反职责罪所涉及罪名和条文除外)1/4强。
  一方面是单位犯罪的规制在刑法中如此重要,一方面是与单位犯罪处罚相配套的追诉时效期限刑法又未作规定(刑法只对自然人犯罪依法定最高刑分别规定了5年、10年、15年和20年四个档次的追诉时效),造成对单位犯罪涉案程序的被动。假设一个单位在1997年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犯罪,刑法规定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法定最高刑为5年,此案至2004年案发。依据刑法第八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对该单位主管人员追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不能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单位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但该单位犯罪是否超过追诉时效,刑法没有具体规定,追诉与不追诉均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二、目前关于单位犯罪追诉时效设置的主要观点及评说
  追诉时效制度,指犯罪发生后,经过法定期限不提起公诉或自诉,求刑权即归于消灭的制度。时效制度的核心内容是追诉时效,针对犯罪主体确定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时间范围,进而确定某一犯罪行为经过一定的时限,是否需要对犯罪分子追诉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重要问题。其法律后果是:在有效期限内,司法机关有权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超过这个期限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均不得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毫无疑问,单位作为刑事法律关系中的犯罪主体,司法机关对其所犯罪行进行追诉,亦应受到追诉时效的拘束。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我国追诉时效规定于刑法总则,是以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为基础进行设置的。我们不妨分析比较一下前后两部刑法该法条的历史及文义:1997刑法追诉时效的规定完全照搬了1979年刑法的条文,内容只字未作修改,惟一改变的只是法条的序号由原先的“第七十六条”变为“第八十七条”;1979年刑法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1979年刑法制定时,刑法的调整对象仅为自然人犯罪,因此1979年刑法的追诉时效的设置就当然以自然人的法定刑为出发点和最终的回归。然而1997年刑法制定时,犯罪主体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单位(法人)已经为刑法典所规定,并与自然人相并列成为刑法所规定的两大犯罪主体之一。刑法所调整的对象和打击的任务从过去的纯自然人犯罪扩展到单位犯罪以及单位、自然人共同构成的犯罪。但是很遗憾,1997年刑法的追诉时效设置并未作出相应的调整。
  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与自然人犯罪不完全相同的处罚方式。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由于单位犯罪采用双罚制为主,即对单位犯罪整体采用罚金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下简称单位成员)判处刑罚;少数的单位犯罪依法律的规定采用单罚制的方式进行定罪量刑。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因双罚制的建立使单位整体的刑事责任(代罚制除外)转由罚金刑和对单位成员的量刑而分担,无论是单独的罚金刑,还是单独的单位成员的量刑,都只是单位犯罪整体刑事责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全部。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以自然人犯罪法定最高刑为依据所设置的追诉时效期限显然不能适用于单位犯罪,而单位犯罪追诉时效期限如何确定,刑法又未作出相应规定。然而现实问题不容回避,司法变通措施亦不能满足所有涉单位犯罪追诉的需要,因而有学者指出:“我国刑法典的制度创新与规范变迁,与其中追诉时效制度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同时存在,从而导致追诉时效制度适用困难的增加和逻辑漏洞的增加。例如,单位犯罪之追诉时效期限等问题,将伴随着刑法典实施时间的延长而日渐突出。”{4}
  就单位犯罪追诉时效期限的确定,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单位成员法定刑最高刑说。“单位犯罪的两罚制是一个整体,确定单位犯罪追诉期限的依据应是单位成员的自由刑之最高刑”。{5}“而对法人整体而言,而应当依法人成员所实施的法定最高刑最重的犯罪人的追诉时效来计算法人整体的追诉时效......对法人犯罪的追诉时效的起算应当从法人整体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算......”。{6}
  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便于理解和实际操作,简单易行。但罪刑均衡论告诉我们:罪责大,追诉时效则长;罪责小,则追诉时效短。因此单位犯罪之追诉时效套用单位成员的追诉时效,显有不妥:其一,单位虽与单位成员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二者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主体,法律所规定单位成员的追诉时效,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套用于单位整体;其二,单位犯罪之刑事责任的大小并不总是与单位成员应负的刑事责任相一致。有时单位犯罪的单位成员应负的刑事责任大,而单位整体应负的刑事责任小,有时反之。笼统地将单位犯罪中单位成员应适用的追诉时效适用于单位,势必造成追诉时效的长短与刑事责任大小相脱节;其三,追诉时效的期限设置,是以法定最高刑为不同期限的自由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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