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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版权》
有关中国著作权法制定的回顾
【作者】 沈仁干【分类】 著作权法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0240    
  
  

1990年9月7日9时10分,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以102票赞成、10票反对或弃权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经过两代人(周建人同志等老一辈是第一代,我们这些在红旗下长大的人是第二代)的勢力,人民共和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权法,我们,特别是文化人,有理由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这一“里程碑式的大事件”感到欢欣鼓舞。作为著作权法起草工作的参与者之一,提笔回顾当年,虽然是一桩苦差事,但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出》制定的简单经过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制定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950-1957年为第一阶段,1979-1990年为第二阶段。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维护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国民党政府的宪法、“六法”及其一切法律(当然包括1928年的著作权法)均被废除,而代之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法律法规。革命胜利初期人民政府在集中力量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时候,并未忘记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积极落实《共同纲领》关于“人民有言论、思想、出版一自由”和国家“奖励科学的发现与发明,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的规定,并着手制定保护作者正当权益的法律文件。新中国与著作权(版权)保护有关的第一项法令是1950年公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出版业应尊重著作权及出版权,不得有翻版、抄袭、篡改等行为……在版权页上对于出版、再版的时间、印数、著者、译者的姓名及译本的原书名称等应做真实的记载。在再版时,应尽可能与作者联系进行必要的修订。”关于支付作者稿酬的办法与标准,《决议》写道:“稿酬办法应兼顾著作家、读者及出版家三方面利益的原则下与著作家协商决定。尊重著作家的权益,原则上不应采取卖绝著作权的办法。”计算稿酬标准,“原则上应根据著作物的性质、质量、字数及印数”。1953年,国家出版总署又公布了《关于纠正任意翻印图书现象的规定》,其中指出:“一切机关团体不得擅自翻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图片,以尊重版权。”

除出版法规中明确规定保护著作权外,国家出版总署根据政务院(即现在的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示,1951年4月成立了由周建人领导的《著作权出版权暂行条例》起草委员会,其成员有周建人、华应申、周天行、傅彬然、张静卢、孙伏园、章锡琛七位同志。该委员会借鉴原苏联1928年著作权法,结合我国当时公私出版机构并存,侵犯作者权益在出版界比较严重的情况,先起草了《保障出版物著作权暂行规定》。1954年,出版总署合并到文化部,此项工作由文化部出版局继续进行。为此,文化部出版局成立了由王仿子、倪子明、朱希、王次青、欧建新同志组成的起草外组。在广泛征求著作界、文艺界、出版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后,1957年11月,文化部出版局向国务院法制局报送了《保障出版物著作权暂行规定(草案)》,请求审查。该《暂行规定》十分明确提出:“为保障出版物著作权人的著作权,特制订本规定”,而对于受保护的著作,则仅限于“一、文字著作及口头著作;二、文字翻译;三、乐谱、艺术图画、科学图画及地图”。保护期则为作者终身及其死后20年。由于整风反右运动的开展,刚刚起步的著作权立法,便在反对“知识私有”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呼喊声中停止了。

二十一年后的1978年11月至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大批的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在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繁荣创作、促进四化建设的号召下,满怀激情,重返文学创作、科学研究、艺术表演岗位,一批批优秀文艺作品和科研成果争相问世,打破了“十年内乱”造成的“一花独放”、“万马齐喑”的局面,迎来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和科学事业的春天。与此同时,随着民主法治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不仅国内学术活动空前活跃,文化园地面目一新,我国与国外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也逐渐增多,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与其他从事文学创作、科学研究、艺术表演的文化人,以及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科学界相继提出制订法律,以保护知识分子进行创造性劳动及其劳动成果,调动广大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中外科学文化交流。

在1979年6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著名作家陈登科同志提出:“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必须用法律形式予以保障,作者应该拥有对作品的著作权和版权。”小说家姚雪垠同志则提出要改革专业作家制度,“杜绝那种写与不写一个样,写好写坏一个样,甚至不写作品的人比勤奋写作的人更舒服的不合理现象。”在同期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文学家罗大冈同志提出:“科学界目前剽窃盛行,一是剽窃洋人的,二是剽窃本国他人的,这个风气对学术发展很不利。我写过关于巴黎公社和国际歌的书,后来发现有人整段整段抄我的。我提出质疑,有人还说这是光荣的事情,知识不是个人的财产。这个问题,应当有法律的规定。”著名学者戴安邦同志明确提出:“我们首先要在国内建立起版权制度,制定版权法。”著名画家张乐平同志等则要求:“制订出版法,保障作者合法权益。”在这种形势下,中止了二十多年的著作权立法工作又重新提出来了。

著作权立法的具体起因是中美建交以来,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率中国代表团访美期间,由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同志和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先生签订了《中美高能物理协议》,协议中提到了互相保护版权的问题。同年3月,中美双方开始商谈贸易协定,美方再次提出版权保护问题,要求在我方版权法公布之前,双方按世界版权公约的规定保护对方的版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国家出版局1979年4月向国务院呈送报告,要求“建立版权机构,制定版权法”。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耿飙同志转请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同志批示。耀邦同志批示:“同意报告,请你们尽快着手,组织班子,草拟版权法。”国家出版局立即组织班子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在陈瀚伯、许力以同志的领导下,开始起草版权法。起草班子首先由沈昌文同志负责,因沈先生不愿离开出版社到机关工作,随后便由精通英文和熟习国际事务的汪衡同志负责,并正式定名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版权研究小组,本人有幸成为这个小组中的一员,从此“误入版权阵地”。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研究小组于同年12月提出了一个草案,把出版法和版权法合二为一,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法》,第一部分是出版条款(钟颖科同志执笔),第二部分是版权条款(本人执笔)。这个草案于1979年12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出版法与版权法合在一起不妥,最好还是分别立法。1980年7月国家出版局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草案)》,并在北京组织了讨论。1982年,国家出版局合并到文化部,同年春夏,文化部将版权法草案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保护暂行条例》,并于同年7月印发全国征求意见,为正式起草版权法打下了基础。1983年4月,文化部出版局召集专家会议,把《暂行条例》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保护试行条例》,于1983年7月上报国务院,在国务院法制局同志的帮助下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同年10月,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同志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进行讨论,大家当时认为这个《试行条例》已经有了立法的基础,稍加修改即可作为版权法草案上报。由于版权管理机构未能解决,版权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受到了影响。在版权法一时很难出台的情况下,乱编乱印图书等侵犯作者与出版者权益的行为相当普遍。文化部决定,先制订《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该条例于1984年6月印发全国新闻出版单位,内部执行。1985年7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局的首要任务是具体组织起草版权法。1986年5月,版权法草案正式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法制局与国家版权局联合到各地多次征求意见,并在北京召开二十多次专题讨论会。1987年夏天国家版权局还在青岛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版权工作会议。但1987年下半年,有几个部委提出意见,认为应暂缓制订版权法。理由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比较穷,制订版权法后,就要向外国人支付作品使用费,要支付宝贵的外汇,而且估算了一个比较吓人的数字,认为国家财政承受不了。这个问题提出后,制订著作权法到底利弊如何,一时难住了不少负责同志。

为了解除部分同志认为著作权立法会影响引进外国作品的顾虑,国务院法制局请有关部委的同志一起反复进行了论证,得出结论是制定著作权法并不等于马上参加国际版权公约,即使参加,我们每年为使用外国作品支付的版税,并不像某些人讲的那么吓人,是国家财力可以承受得起的。通过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大家认识到:著作权立法不是没有必要,而是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步伐。取得共同认识后,工作进展顺利。1988年11月国家版权局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加快版权法起草工作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以国家版权局副局长刘果同志为组长、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谢怀栻同志为顾问的版权法起草小组,小组的其他成员来自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国家科委、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文化部、广电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国家版权局等单位共计15人,其中包括我国著名的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教授。这个小组负责修改国家版权局起草的版权法草案。该小组和国务院法制局孙琬钟、黄曙海、贾明如、李健等同志反复讨论,将版权法草案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于1989年12月14日由李鹏总理提请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七届人大常委会在其第十一、十二、十四、十五次会议上都进行了讨论。在王汉斌同志的主持下,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工作委员会的顾昂然、胡康生、何山、王胜明等同志,和国务院法制局、国家版权局的同志反复磋商,多次修改,著作权法草案终于在1990年9月7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同日,杨尚昆主席发布第3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著作权法》,并宣布该法将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经过十一个春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著作权法终于问世了。

二、著作权法起草过程中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同志在审议著作权法草案时曾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所有法律草案中,著作权法是最复杂的一个法,调整的关系最广,审议时间最长。”谨防骗子

著作权法涉及到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只调整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的利益关系。每个自然人都可以成为作者,每个自然人又都是作品的使用者。在二者之间,还必须有传播者。传播者除传播作品外,还附加有创造性劳动。还有利用他人作品进行演绎创作的问题。立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复杂,不同人有不同的利益,起草过程中出现一些分歧与争议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的记忆中,著作权法的每一条规定几乎都是经过争论才确定下来的,其中争议较大的是以下十个问题。

(一)关于法的名称

保护作者权益的立法,法律名称是采用“版权法”还是用“著作权法”,可以说在我国已经争论上百年了。禁止翻版这一原始版权概念尽管在我国出现较早,但最早使用“版权”这一术语是在清朝。从我本人收集到的资料看,学术界最早使用版权这个术语的可能是蔡元培先4, 1902年3月9日,蔡先生写过一篇《日人盟我版权》的文章。严复先生1903年4月使用了“版权”一词。见诸官方正式文件是1903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同年与日本签订的《中日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也使用了“版权”一词。1910年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最先在法律中使用“著作权”一词。此后,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法律中,一直称“著作权法”。据说著作权与版权这两个词都译自日文。在法的起草过程中,一些同志主张用版权,一些同志主张用著作权。主张用版权的同志认为著作权是日本人对德文、法文中“作者权”一词的错译。版权即使理解为出版权,也是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权利,何况版权包含的内容早已延伸到表演、广播、录制等权利;版权是国际通用语,如《世界版权公约》就采用版权一词。著作权常被人们理解为“著书立说”的权利,使用著作权容易混淆宪法赋予公民的创作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与民法赋予作者因创作作品而产生的民事权利。主张用著作权的同志认为用著作权一词可以把作者与著作联系起来;版权容易使部分人理解为出版者的权利。从清朝到民国时期,我国历史上有过三部著作权法,台湾现在还用著作权法,用著作权一词有利于海峡两岸沟通。在法的起草过程中,从1979年到1988年都使用版权,1988年以后使用著作权。著作权法对此争议做出的结论体现在第51条:“本法所称的著作权与版权系同义语。”这一规定解决了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统一了国人的认识——不论是版权还是著作权,都是指作者因创作作品而依法对作品享有的各种权利。

(二)著作权法与出版法的关系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至十五次会议期间审议著作权法草案时,许多老同志觉得,著作权法给作者权利太多。作者有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还有权不准别人修改。那将来秀才造反怎么办?1989年春夏之交,出现那么多反动的大字报和传单难道还要给著作权保护吗?不行!这些同志的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从他们的政治斗争经验来讲,舆论工具非常重要,必须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否则就会出问题,这是历史经验。但是,舆论工具怎么控制,是不是由著作权法律来解决?当时国家版权局、国务院法制局一些同志的意见很明确:著作权法只解决一个问题,即因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而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特别是由传播作品产生的利益关系。其他问题,由其他法律解决。记得我当时是这样向人大常委们做解释的: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立法很多,各种不同的法调整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这就好比“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有些同志表示理解,但也有不少同志不同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提法,仍然担心给作者权利太多会造成失控,故提出应当先制订出版法和新闻法,后通过著作权法。先解决允许出版什么、不许出版什么的政治标准问题,然后再讲作者应该享有什么权利。这种意见很强烈。当然也有许多同志认为没有必要等新闻出版法制订后再制订著作权法。首先,宪法已经规定公民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次,1955年11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系处理违法图书杂志的决定》,规定了内容反动或违反法律的作品,将禁止出版,并要追究作者与出版者的法律责任。再其次,政府新闻出版部门有各种条例,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出版,什么样的作品不能出版已有具体规定。应当说,对作品内容的检查,完全有法可依,不必等新闻出版法出台后再制订著作权法。我国过去对禁止传播反动淫秽及有其他违法内容的作品的行政法规比较健全,而如何保障作者权益不受侵犯的法规却少而无力,因此当务之急是制订法律加强对作者权益的保护。最后,争议的双方达成协议,产生了著作权法第4条:“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三)法人与非法人单位的主体资格

法人可不可以成为作者,非法人单位可不可以成为著作权人,是著作权法起草过程中又一个争论相当激烈的问题。主张法人不能成为作者的同志认为:创作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脑力劳动过程,是一种思维活动,一种生理现象,只有自然人才具备这种生理机能。法人没有生理机能,不具备思维能力,也就无法进行创作活动,所以不能成为作者。主张法人可以成为作者的同志认为:作品是作者思想的表现形式,法人有意志,组成法人的自然人根据法人意志创作的作品,并不表现自然人而表现法人的意志,而且法人对其作品承担责任,因此,法人可以成为作者。著作权法第11条体现了上述两种意见的调和。该条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视为作者。”“视为”二字用词十分准确,法人本来不是作者,但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可以推定它为作者。

著作权法第9条和第11条都提到了“非法人单位”视为作者或可以成为著作权人。1987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权利主体为公民(自然人)和法人,为什么著作权法中出现了第三主体——非法人单位?这是从作品创作的实际情况出发所做的特殊安排,也是从有利于调动集体创作的积极性考虑的。例如一个大学的教研室,集体编写一本教材,根据谁创作谁享有著作权和文责自负的原则,就不应当由该大学(法人)而应当由具体组织创作作品的教研室——非法人单位享有权利和承担责任。如果组成法人的各个小单位组织创作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法人享有,该单位的创作者就没有创作积极性,而在我国此种由非法人单位组织集体创作作品的事实大量存在,制订著作权法的人,不得不承认和接受这个事实。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赞成出现“第三主体”,他们认为“第三主体”的不稳定性,使其享受权利容易而承担责任有时相当困难。

(四)计算机软件和民间文学是否作为保护客体

计算机软件中的文档部分,作为一般文字作品或图表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没有什么争论。而把程序纳入著作权保护,就有不同意见了。一些同志认为保护计算机程序,确切地说是保护思想方法,是保护某种技术。对于技术产品也给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五十年的保护期,不利于新技术传播,阻碍科技的利用与发展。他们主张单独立法保护计算机软件,而当时国外单独立法保护计算机程序的,只有韩国和巴西。另有一些同志主张用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他们认为,计算机程序是用数字形式来表现的作品,保护软件主要是反对他人复制,而且当时已有三十多个国家将计算机程序列入著作权保护客体,用著作权法和国际条约来解决问题。我们是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把软件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之内,还是承认它与传统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区别,照顾其作为技术产品的特殊性,实行单独立法,不论在起草小组内部还是在被征求意见的公众中,两种意见几乎势均力敌。经过反复讨论,计算机软件进入了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之列,但又在该法第53条规定:“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就是说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可以不适用著作权法的某些规定,而要针对这种作品的特殊之点,专门制定特殊的保护条例(国务院于1991年6月4日公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如同计算机软件是否作为著作权法保护客体一样,民间文学是否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争论也十分激烈。不同意用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的同志认为:一、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属于国家的公共财富,应当鼓励作家去挖掘、整理,推陈出新,以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限制作家去利用民间文学。二、民间文学是由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本地杜区中世世代代创作、保存和发展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或地区特色的作品,无法确定这些作品的作者,也就很难确定它的著作权归属。同意用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的同志认为:一、民间文学是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能让外国人无偿使用,更不能让外国人歪曲这些作品,损害本民族的形象。二、民间文学的作者不明,其著作权可以归国家所有,由国家规定民间文学的利用办法。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订的著作权法蓝本——突尼斯著作权法就将民间文学列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态度相当坚决,他们甚至提出保不保护民间文学是执不执行国家民族政策的问题(因为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都有比较丰富的民间文学)。著作权法关于民间文学的保护,基本上采取了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亦法,该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很遗憾,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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