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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版权》
参与著作权法立法之回顾(下)
【作者】 朱兵【作者单位】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原主任}
【分类】 知识产权法【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5【页码】 5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0233    
  
  

(上接本刊第4期第14页)

然而,随着当年(1999年)11月中美两国政府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我国有望尽快加入世贸组织,修改著作权法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议题。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宋木文联合范敬宜、聂大江、郑成思等代表提交了《关于重新启动修改著作权法的议案》,认为“保护成员国的知识产权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著作权法是知识产权法律中的一部重要法律,现行著作权法与世贸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无论在权利内容还是保护措施方面,都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特别是存在双重标准,……这些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不利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更会挫伤国内广大知识分子的创作积极性,影响新闻出版、文学艺术、广播电视、电子软件等事业的发展。”议案请求国务院责成有关办事机构和主管部门对著作权法修正案抓紧研究论证,“适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我委在议案办理意见中明确支持加快修法的建议。当年10月,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专程来我委,就新草拟的修正案草稿征求意见,此草案基本采纳了我委对原草案的审议意见特别是增加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和对第四十三条的修改。宋木文曾在书中回忆说:“时任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副主任朱兵在会前将国务院法制办修改稿送我时附函称,‘此稿将我委上次审议意见基本纳入’,我赞成他的看法。”[1]2000年11月19日,国务院再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提交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进行初审,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石宗源代表国务院向会议作说明,指出:“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著作权保护制度,促进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繁荣,并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对现行著作权法作适当修改,是迫切需要的。”由于新草案对第四十三条进行了修改,为加强委员们对此条的关注,我在给委员会的参阅意见中特别介绍了来龙去脉:“原著作权法第43条规定:‘广播电视、电视台非营业性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此条1990年制定时就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是广播电视机构在播放的已出版的录音录像制品时,是否应经著作权人许可并付费。赞成此条的意见认为,我国广播电视机构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机构,经费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因而是非营利性机构;如果付费,广播电视机构的性质发生改变,而且费用巨大也无法承担。反对意见认为(以谷建芬为代表),此条违背国际公约如《伯尔尼公约》的规定,作者享有作品的播放权,任何情况下都至少不应该损害作者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而且我国电视广播机构特别是电视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收入巨大,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非营利机构。此次草案修改综合了各方面意见,为了进一步与国际公约相衔接,将此条修改为:‘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修改是合适的。此条的制定与修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保障公民权利的认识和深化,反映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深入发展。”委员会在对草案基本内容赞成的情况下开展了审议工作,召开各方参加的座谈会,一些与会者对草案提出了进一步修改要求,有的建议一步修改到位,如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的权利、广播组织的权利、法定赔偿标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定、法律名称等问题等,相关方都提出了不同诉求,争执较大,为平衡协调矛盾,避免影响立法进程,我撰写了《关于此次著作权法修正案的几个主要争议问题》报送委员会参阅:

(一)关于表演者、录音制作者的播放权问题

原稿43条将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并列对待,而修正案45条只规定了向著作权人付酬,有意见认为也应规定后二者的权利。从国际公约、罗马公约的规定看,允许各国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作者的播放权,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广播电视的宣传教育功能仍是一个主要特点,各地广播电视发展也极不平衡。此次修改规定向著作权人付酬已是一个大的突破,如果一下就把我国的保护水平提得很高,恐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目前这种规定初步满足了国际公约的保护水平,以后可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此不断加以修改提高。

(二)关于第44条广播电视机构对其制作节目权利的规定问题

新旧修正案对此条款一直未作修改。有意见认为此条规定与上述规定不平衡,或建议删去此条。从理论上说,此条规定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且有重复规定之嫌。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广播电视部门对43条已基本接受了修改意见,作了让步,如果此次再删去此条,估计相关部门的反弹会很大,而且本委员会上次修改意见中对此也未提出异议。故此次修改不宜对此操之过急,以免引起新的争端。

(三)关于法定赔偿标准的问题

此次修正案50条规定在无法确定被侵权人损失额的情况下,法院可确定赔偿额最高为50万元。有意见认为规定的额度偏低。从了解情况看,国务院是在与最高法院几经协商后确定这个标准的。主要基于各地经济情况不平衡,定得太高难以执行。最高法院在2000年12月19日公布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损失额不能确定的,赔偿额为5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最多不得超过人民币50万元。此规定的另一个问题是突破了既有的民法原则,民法强调按实际损失赔偿,而非法定赔偿。由于著作权侵权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取证困难,这是该规定的主要原因。但如何协调二者关系,仍需考虑。

(四)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问题

此次修正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是一个大的进步,但图书馆方面对此意见较大。现在北图正在搞数字图书馆,面临着侵权的问题。类似的情况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都存在。有意见认为应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加以限制,或在法定许可的规定中增加一款。从了解情况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目前相关的国际条约对此都采取慎重态度,未作明确规定。国务院法制办的意见是将此问题暂时搁置,留待以后修改时再作考虑。如实际中遇见纠纷,具体问题具体处理。

(五)关于该法名称的问题

(编辑注:此问题有关论述见《参与著作权法立法之回顾(上)》,载《中国版权》2019年第4期第10页至第12页)

2001年3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审议意见,对草案给予了积极评价,意见称:“在这次国务院重新提交的修正草案中,本委员会前次审议意见中的绝大多数内容也得到了反映,如‘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名称’‘关于著作权行政执法部门的确认’‘关于广播电视组织播放录音制品’‘关于作品数字化行为的界定’‘关于作品的网络传播’等,总体上修改得比较好,修订内容基本可行。”同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修改建议,如建议将“互联网传播权”改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客体增加“杂技”以突出中国特色等,均被修正案采纳。2001年10月27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高票通过著作权法修正案。这次修改是进一步完善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的重大进展,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达到新的水平,获得了各方一致好评。李鹏委员长在本次常委会结束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本次会议通过了修改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决定,进一步加强了对著作权和商标专用权的管理和保护。加上去年已经修改的专利法,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三部主要法律都已进行了修改,使之更加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我们要继续清理、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建立健全既符合我国实际、又与世贸组织规则相衔接的涉外法律体系。”

这时,有一件事情令我至今难忘。会议结束当天下午五点多,我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范敬宜匆匆叫住我,说“这次修改著作权法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刚才委员长也作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应当发一个评论员文章,你抓紧起草一下,明天一大早塞我办公室门缝里,马上见报”。范敬宜是老报人,儒雅质朴,才华横溢。他从人民日报总编辑岗位上转任委员会负责文化立法的副主任委员,是我的直接领导。他为了扩大人大立法监督工作的影响,首次在人民日报开辟“民主法制建设”专栏,意义深远。每当重要的法律出台,人民日报都发表评论员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受命起草这种文章,没有经验,要的这么快这么急,我就没下班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面,思来想去,文章既要有内容有高度,要充分反映出这次修法的重要意义,又要凝练精要不能太长。好在我立法前后亲身经历和体会深刻,到晚上八点前后起草完了塞进他的办公室门缝里。他次日一早看后很满意,基本上没怎么改,便交给了人民日报,发表后得到了各方好评。文章全文如下。

2001年11月9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会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宣传贯彻著作权法座谈会”,来自中央部门、司法机关、社会团体、作者、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朱开轩主任委员主持会议,许嘉璐副委员长出席并发表讲话。范敬宜、宋木文在会上都作了发言。范敬宜的发言激情洋溢,他说:“2001年10月27日,对于我们所有曾经参与著作权法制定、修改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值得欢欣鼓舞的重大节日。这天下午三点零五分,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无一反对票通过了著作权法修正案。这时,我立刻把视线投向坐在第四排的著名作曲家谷建芬同志,只见她脸上露出欣慰的笑意,我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大家近十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对这次修法的重要意义,他直接引用道:“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的那样,‘《著作权法》从九十年代初的制定到今天的修改,其间正处于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它由一部人们陌生的法律,变成了一部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法律;由一部曾被视为仅为作家艺术家服务的法律,变成了一部为所有公民确认和保障自身权利的法律;由一部封闭的、曾打着鲜明的计划经济烙印的法律,变成了一部开放的、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相适应,同时又逐步与世界规范相衔接的法律。这不仅仅只是一种法律上的变化。正是通过这样的变化,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日新月异和对知识的日益尊重,感受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步伐的坚实有力。这就是历史的进步,这就是改革开放的进步。’”对此他评价说:“这番话确实说得相当深刻。”

三、第二次修改著作权法(以及第三次修改)

2010年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这是著作权法的第二次修改,距上次修改恰好又过去了十年。这次修改只涉及两条,一是上文提及的第四条,二是新增著作权质押条款。实质上,本次修改带有强烈的指向性,针对的就是第四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这一不合理规定。正如上文所说,此条在立法初始就一直争论不休,因与著作权的基本原理和国际公约准则相冲突不断引起诟病,第一次修法时有不少人呼吁修改此条,但终因担心影响其他重要的实质性条款的修改通过,将其与法律名称问题一并搁置起来暂不修改。未料到的是,2007年4月,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三项指控,其中一项就是指控此条规定违背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这是中美知识产权在世贸组织的第一案,引发各方高度关注。2009年3月,世贸组织争端机构会议专家组裁决虽驳回美方其他大多指控,但认定此条与世贸规则不一致,应当予以修改,修改期限为一年,中美双方最后都接受了这一裁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这次裁决,推动了著作权法第二次修改进入了快车道。同年,十一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主任委员白克明的主持下,听取了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关于修法工作及草案起草的汇报,委员会对修改工作表示原则赞同。2010年2月24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代表国务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修改说明,修改内容共三项,一是设立作品登记制度,规定权利人可以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登记机构办理登记作品,以为法院审判、海关确权提供有效证据;二是根据物权法规定,设立著作权质押登记制度,规定以著作权出质的,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三是删除第四条第一款“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理由是对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已有相关法规规定,如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此条规定已无必要。常委会审议时,一些委员认为著作权登记是民事行为,不宜通过法律规定强制进行,且登记机构实行收费制,通过行政管理机关来认定不甚妥当,否则有行政强制收费之嫌,建议深入研究,暂不予规定。[2]对第二项修改即增加著作权质押的规定,因其实践中一直是国家版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规范性做法,将其上升为法律规定并无不妥;审议认为对第四条第一款删除是必要的,因为作品内容与著作权无涉,可由其他相关法律管辖,同时为了进一步明确国家对作品出版、传播的监管职责,加强著作权法与其法治的衔接性,增加第二款:“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修正案最后获得常委会一致通过。此次修正,其核心内容是对第四条的修改,将原法长期引起争议的第一款“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予以删除,将原法第二款“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上升为第一款,正本清源回归了著作权法原意,反映了全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认识的不断深化。第四条第一款从当年的立法一直到这次的删除,足足花去了20年光阴,又重新回到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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