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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与法律》
网络交易平台商标间接侵权责任探讨
【作者】 杜颖【作者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
【分类】 侵权法【中文关键词】 网络交易平台;间接侵权;直接侵权
【文章编码】 1003-9945(2013)06-0054-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6
【页码】 54
【摘要】

近年来,电子商务飞速发展,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也对传统商标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一直以来,中国司法实践倾向于给网络交易平台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而对其施加较轻的义务。因立法缺乏直接可适用的明确规定,在裁判商标间接侵权案件时,法院往往会参考著作权法律制度中的避风港原则和“通知-删除”规则,判决书中援据的法律却五花八门。商标权与著作权不同,商标侵权案件的处理不能完全描画著作权案件的裁判思路。另一方面,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的责任区分需要通过具体行为判定,网络交易平台应该承担的义务也要根据技术水平、交易方式等具体情节来确定。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0568    
  
  探讨网络商标间接侵权{1}问题,必须从电子商务的发展开始。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99年到2002年是萌芽阶段,网民少,网商更少,以8848为代表的一批企业折戟沉沙。2003年到2007年是兴起阶段,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开始盈利,当当、易趣等一批电子商务企业快速崛起,网商从2004年的400万发展到2007年底的3,550万。2008年以后电子商务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阿里巴巴、网盛上市,苏宁、国美等传统零售商纷纷跟进,红孩子、京东商城等更是引爆了整个B2C市场。[1]2012年11月11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其双十一促销的支付宝总销售额191亿,同比增长260%。[2]
  2012年11月26,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Data Center of the China Internet)联合业界各方在北京发布了《Forecast 2013:中国电子商务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据《蓝皮书》的统计数据,2012中国大陆人均网购金额为6,010人民币,较2011年增长36.5%;2012年网购总金额为12,741亿人民币,较2011年增长49.2%。该报告预测,2013年传统零售业将会出现零增长。[3]这一连串的数字都不容置疑地在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迅猛,消费大众正在摆脱传统的购物消费模式,转向线上消费或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消费方式。传统法律制度体系的设计建构是以实体营销为基础的,当商品脱离实体店,主要在网络上进行流通时,商标权人的权利如何保护?一旦发生商标侵权,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逐渐进入了法律的视野。这里,笔者主要以司法发展、立法回应和主要问题探讨为分析路径,梳理中国司法实践和立法对相关问题的回答,整理出目前中国立法和司法就网络交易平台间接侵权问题的政策取向。
  一、司法发展
  关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商标侵权责任问题,可以说,中国司法实践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早在2005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做出过判决,认为从事实和法律依据两个角度来看,网络交易平台都无法对网络交易中的售假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法院指出,作为网络交易平台服务提供商的被告方在易趣网站上设立了知识产权权利人举报系统,故其为制止网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尽到了谨慎义务。又由于网上用户及每日登录的商品数量非常多,故对于作为网络交易平台服务提供商的被告方而言,如果要求其对登录易趣网上的每件商品是否涉嫌侵权均进行事前审查或者监督并不现实,且即使被告方尽到了事前审查义务或者监督义务,其也不能完全保证网下交易商品的安全性与合法性,故被告方没有控制在交易平台以外实现交易商品的义务与能力。{2}无独有偶,2006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对针对淘宝网站的一起案件做出了内容相似的判决。法院认为,由于网络延伸空间的全球性,网络服务商不可能对网络商店所售商品商标的合法性进行当面审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网络服务商对每一个网络商店销售的每一种商品的商标合法性负责,超出了其能力范围。{3}其后的各级法院判决基本上都持同一观点,商标权人针对淘宝等网络交易平台的权利主张都被法院驳回。
  但如果说先前的判决主要是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注意义务角度做出的,则后来的判决大多还从间接侵权构成中的主观过错要件以及类推适用著作权间接侵权中的避风港原则分析责任承担。例如,“宝健(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诉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中,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就明确指出,被告构成商标侵权的条件是网店经营者实施了侵犯原告商标权的行为,且被告明知网店经营者实施了该商标侵权行为但仍为其提供销售信息平台等便利条件。{4}在“衣念(上海)时装贸易有限公司诉顾某等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中,法院指出,“本院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在接到被侵权人的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中,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告淘宝公司知道被告顾某的侵权行为,原告针对被告顾某销售涉案商品的行为向被告淘宝公司进行了一次投诉,被告淘宝公司收到原告的侵权投诉后,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了初步审查,根据原告的要求暂时保留了涉嫌侵权的商品信息链接,并提供了被告顾某的身份信息。待原告提起诉讼后,被告淘宝公司即删除了相应的商品信息链接……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淘宝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尽到其应负的合理注意义务。”{5}从上述司法判决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关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商标间接侵权责任问题,中国司法实践最初侧重分析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审查、监督义务,想通过替代侵权概念解决问题,而后来的判决更倾向于重点分析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主观状态和“通知-删除”规则,倚重的是帮助侵权概念。替代侵权与帮助侵权的构成要件不同,因此,在知识产权侵权具体案件中,被告的行为最终是否构成间接侵权,除了分析其是否符合替代侵权构成要件外,还可以分析其是否符合帮助侵权构成要件。从中国法院的判决来看,法院多以共同侵权中的帮助侵权判决,但说理中却往往分析间接侵权人对于直接侵权人所具有的监督、管理权限或对直接侵权人行为的审查义务。{6}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在案件审理与判决过程中,法院已经意识到替代侵权的适用问题,但只是在寻找立法依据以及说理方面还能力不足,因为中国立法{7}和很多学者主张狭义的替代责任的概念,认为替代责任主要是雇主对雇员行为应该承担的责任,不能无限制地扩大替代责任的范畴。[4]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帮助侵权,正如下文所述,中国著作权法律制度和侵权法律规定相对规范完善,法院判决时,若从帮助侵权角度分析,则更有经验,更容易找到直接适用和类推适用的法律依据。
  二、立法规定
  由于目前没有直接明确规范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商标间接侵权责任的法律规范,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法院援引的法律依据也五花八门。
  早期关于网络平台服务商责任的判断,权利人和法院通常援引的条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关于共同侵权的第130条的规定、{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48条的规定{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0条第2项的规定。《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0条第2项解释的是2001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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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商标法》”)第52条的第5项的规定,即“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情形,其中第2项即为“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10}
  在“鲁道夫·达斯勒体育用品波马股份公司诉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纠纷案”中,法院依据的就是《民法通则》第130条《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0条第2项的规定。{11}在“宝健(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诉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中,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即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0条第2项的规定判断淘宝网站的责任承担问题。{12}
  这几个条款的规定,在当时无明确条款可依据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后来,随着著作权间接侵权问题有关规定的出台,法院在商标间接侵权案件中开始转向参考著作权法律的有关规定。2006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8号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该条例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立法经验,规定了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条款,主要是避风港原则和红旗标准。该条例在第14条、第22条、第23条,明确了避风港原则的适用条件。
  紧随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在第3条明确规定了网络著作权侵权的帮助侵权责任,同时在第8条明确了帮助侵权过错要件的判断标准。这个解释于2013年1月1日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废止,该规定在第7条规定了帮助和教唆侵权的一般构成与“通知-删除”规则;在第8条规定了过错认定标准,在第11条规定了直接获得经济利益要件如何认定。这些规定都为网络商标间接侵权案件的处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
  事实上,在网络商标间接侵权的案件中,法官多是参照著作权法律的避风港原则,依据“通知-删除”规则对商标案件做出处理。但在判决文书中,因多数判决不认定网络服务提供商的间接侵权责任成立,因此判决书中只是分析网络服务提供商是否在被通知后及时采取了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并不援引著作权法律的具体规定。在上文所述的衣念针对淘宝的诸多个诉讼中,法院都是先详细分析淘宝是否在收到侵权行为存在的通知后及时采取了删除等必要措施,然后再判断淘宝的责任承担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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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电子商务: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J].求是,2013,(11):16.爱法律,有未来

[2]李云.天猫淘宝“双十一”交易额191亿,同比增260%[EB/OL].(2012-11-12)[2013-09-17]. http://business.sohu. com/20121112/n357319391.shtml.

[3]宁萌. DCCI蓝皮书:2013年电商趋势的9点预判[EB/ OL].(2012-11-26)[2013-09-17]. http://www.techweb.com. cn/internet/2012-11-26/1258178.shtml.

[4]张民安.替代责任的比较研究[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5):51.

[5]张新宝,任鸿雁.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解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17-25.

[6]杨明.“间接侵权”辨:从“百度、雅虎案”说开去[C]//张平(主编).网络法律评论(第四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7.

[7]张玉敏,邓宏光.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三论[J].学术论坛,2006,(1):142.

[8]魏征.我国不应该有专利间接侵权理论应用的空间[J].中国专利与商标,2008,(1):37-39.

[9]刘家瑞,论中国版权间接责任制度——兼论网络服务商责任制度[J].电子知识产权,2004,(11):28.

[10] Mark A. Lemley, R. Anthony Reese. Reducing Digital Copyright Infringement Without Restricting Innovation[J]. Stanford Law Review,2004,56(6):1347.

[11]周友军.交往安全义务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9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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