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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论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相互关系和互补共进
【作者】 郑旭江杨兴培【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犯罪学;刑法学;相互关系;互补共进;刑事政策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3
【页码】 19
【摘要】

犯罪学和刑法学都是以犯罪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犯罪学关注的是犯罪人,刑法学关注的是犯罪人的行为。两者是“父子关系”还是“兄弟关系”或是“陌路人”?在中国社会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由于对犯罪的关注过多和过重地集中在通过刑法进行严惩和打压,但是我国社会目前阶段的犯罪依然处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生状态”。因此,如何认识犯罪的生存和产生的原因,如何实现对犯罪的全面预防和遏制,如何扭转重严惩轻预防的刑事政策,其更大社会责任的观念提升将历史地降临在犯罪学身上。犯罪学和刑法学如何实现相互联动和互补共进,将是犯罪学和刑法学的共同任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6544    
  
  犯罪学和刑法学都是以犯罪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两者的关系在本质上应当是一个防与治的关系。然而在中国的刑事法学领域,依然有一个十分显见且已为人见怪而不怪的奇特现象,那就是对犯罪规制和制裁的刑法学备受各方关注,成为一门显学。而对犯罪生存原因的认识和对犯罪预防的犯罪学成了依附于刑法学的一个分支,不过是一门隐学。不可否认,当今中国仍处在一个犯罪的高发期。由于没有繁荣和有效的犯罪学研究,由于对犯罪没有一个整体深刻的认识,以致整个社会政治评估中至今仍没有建立起一个对犯罪情势清晰有效的制度检疫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和犯罪预防机制,以致于即使是对犯罪进行专门的规制和制裁进行研究的刑法学也是疲于奔命而不堪重负,这是中国刑事法理论研究和刑事司法实践的一个硬伤。
  对历史的重温可以寻找到解读现实的依赖路径,他山之石亦可以发现攻玉的价值,现实不同学科之间蕴含的真理可以相互借鉴。下面三事权且作成为本文的引子。
  其一:春秋时名医扁鹊有弟兄三人,齐桓公曾问扁鹊:“你们兄弟三人,谁的医术最高?”扁鹊答曰“大哥最高,二哥次之。”齐桓公又问“那为何你的名声在外,而你大哥二哥默默无闻。”扁鹊回答到:“大哥治病重在预防,人将得病就能发现,随后进行调理不致得病,从而治病于无形,故人所不知。二哥治病贵在于早,人有小恙即能对症下药不致恶化,从而治愈于微恙之时,故人所以为其不能。而我则专治人病于膏肓之间,人皆以为我最能。而我以为如天下医术皆如大哥,则天下无病,更无需扁鹊而矣。”齐桓公听后感慨而言:“治病如治天下,至于无形胜于有形。”
  其二:在中国历代帝王行列中,明太祖朱元璋素以治吏严肃、惩腐酷厉著称。然而朱元璋整治官场,严肃吏治,惩治腐败,其用心不谓不良苦,决心不谓不坚决,措施不谓不周密,手段不谓不果断,刑罚不谓不严酷,但却未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贪墨现象的滋生与蔓延。有明一代正是我国历史上贪污腐败极为严重的一个时期,贪官污吏依然贪墨故我,前仆后继。面对此情此景,洪武18年(1386年)朱元璋不禁感慨道:“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良,任用既久,俱系奸贪。”以致发出绝世之悲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其三:作为我国党和政府喉舌的人民日报2013年专门发表《病人为何越治越多》的文章,指出:“当今社会医学技术越来越进步,医生队伍越来越庞大,而病人却越来越多,这是医生的悲哀,也是医学的失败,值得认真反思。因此与其在下游打捞落水者,不如到上游筑牢堤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作为医生,不能坐着等人得病,以治病多者而洋洋自得,而应防患于未然,避免更多人“落水”。{3}
  客观世界是一个具有普遍联系的共同体,天下很多事可以说存在着情理相同之处。治罪如治病,应当防患于未然;治病如治国,应当无形胜有形;治国如烹鲜,应当认识犯罪原因从而进行釜底抽薪。因此在中国如何理顺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相互关系并促进两者的和谐共存和共同发展,改变中国社会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对犯罪的关注过多和过重地集中在通过刑法进行严惩和打压的刑事政策,应当是当前刑事法学领域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犯罪学和刑法学应该是包容且又独立的关系
  犯罪学一般被认为是一门专门研究犯罪原因、犯罪现象和犯罪预防的社会科学,而刑法学则是一门专门研究什么是犯罪与怎样惩罚犯罪的学科,两者因皆以“犯罪”作为研究对象而被相提并论或相互衔接。在中国,由于刑法学经常在社会舞台中保持较高的曝光率和参与度,也由于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当前中国社会对刑事案件的广泛报道、社会成员对刑事犯罪的高度关注和刑法学工作者对刑事法治的努力推动和长久参与,刑法学作为社会科学中一门“显学”的地位日益明显,而同样研究犯罪的犯罪学则由于不受社会关注相对成了“隐学”。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犯罪学和刑法学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相互关系?两者是“父子关系”还是“兄弟关系”抑或是“陌路人”?在当今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犯罪学到底要担负起怎样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这是犯罪学学科和犯罪学学者必须要加以阐述和澄清的命题。
  (一)从学科体系的角度而言,犯罪学应该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的包容学科
  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学术发展的路径,对犯罪学的学科认识会有所区别,但不会改变犯罪学在刑事法学中的重要性。
  首先,在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犯罪学往往被视为刑事法律科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在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之前,严刑酷法、罪名擅断的封建专制的刑事制度统治着当时的广大人民。而“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启蒙思想和口号的提出不仅促进了民主政体的建立、冲击了封建贵族特权,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刑事司法领域。贝卡利亚、边沁、托马索·那塔雷等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对犯罪、刑罚、犯罪人以及死刑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论述,还通过严密的人文说理和知识逻辑推衍总结了犯罪的基本原因、惩治犯罪的方法和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方法。以近现代刑法学和犯罪学最著名的开山鼻祖贝卡利亚为例,其具有突出贡献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刑事科学的两大领域:一是刑法学方面,解释了犯罪、刑罚的定义和提出了如何认定犯罪和怎样惩罚犯罪的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二是犯罪学方面,解释了犯罪的基本成因和提出了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的基本刑事政策。由于贝氏的刑法思想以当时先进的人文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原理为指导,其极具前瞻性的视角超越了同时代的现实法律,因此其学说体系不仅是近代刑法学的先驱,而且也是当代犯罪学的滥觞。刑法学关注的主要是犯罪人的行为,而犯罪学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人,是一门关于研究人和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因此,犯罪学的视野更为广阔。大陆法系也有学者认为,贝氏的学说体系在包含众多思想的同时特别重视人本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刑法原理和刑事政策的研究,而龙勃罗梭建立在实证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对犯罪人的分类和犯罪行为的分析不过开创了比较完整的犯罪研究学术体系,从这一意义上说才被认为是犯罪学的创始人。{4}学术的争论也许永无止境,但学术发展的道路却有迹可循。由于早期的犯罪学思想和理论的提出者本身也是刑法学学者,所以,犯罪学作为刑事法律科学的组成部分也是路径依赖的自然体现。
  其次,在英美法系特别是在美国等北美国家,由于早期的社会学家广泛参与法律和犯罪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并取得累累硕果。因此,犯罪学在这些国家一开始就被视为社会学而非法学的一个学术分支。以美国为例,20世纪的美国社会在取得空前的资本主义建设成功和法制建设成就的同时,这个多民族融合形成的国家也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异并出现了严重的犯罪问题。因此无论是理论社会学还是应用社会学,都对犯罪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由于关注现实社会的犯罪学研究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社会学家,与西欧诸国犯罪学界由法学家、精神病学家、生物学家等为主要人员的结构截然不同。如以默顿为代表的社会解体理论是早期美国犯罪学社会学派的代表理论,以肖(O·R·Shaw)和马凯(H·D·Mckay)为代表的文化传播理论依赖于他们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以萨瑟兰(Edwin H·Sutherland)和格雷萨(Daniel Glaser)为代表的差异结交论和差异同化论的提出都源于作者本身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的双重身份。{5}因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犯罪学更多地被赋予社会学的色彩。
  最后,从历史的发展途径来看,犯罪学无论归于刑法学还是社会学的范畴,其本身并非只是刑法学的附庸或者下级分支学科。相反,随着越来越多研究犯罪问题的学科的发展,当代犯罪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博采众长、视野广阔、方法众多的综合性学科。这是因为犯罪学的学科有着天然的扩张本性,早期的传统犯罪学以思辨研究和理性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强调对犯罪研究的正义价值。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学科的演进,在研究犯罪这一社会现象和如何处置犯罪的法律问题的过程中,当代犯罪学与信息学、统计学、心理学、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地理学等众多学科相结合,充分运用了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从而将犯罪学推向了综合性学科的高度。从具体的学科的整合来看,犯罪学与心理学结合产生了犯罪心理学,与生物学结合产生了犯罪生物学,与生理学、解剖学结合产生了犯罪人类学,与地理学结合产生了犯罪地理学,犯罪学就像数学、哲学等基础学科一样不断地将触角伸向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从研究内容来看,广义的犯罪学包括与犯罪相关的规范性问题和非规范性问题,前者包括了犯罪构成学说、刑事政策学说、刑事处罚学说、犯罪侦查学说、刑事诉讼学说和监狱法学,构成了一个基础性的、专门性的研究犯罪的学科。后者包括了犯罪原因论、犯罪现象论、犯罪预防论、犯罪结构学说、犯罪统计学说、犯罪人待遇学说和被害人学说等综合性的广泛领域。
  (二)从学科定位的角度,犯罪学应该是一门研究犯罪人的事实学科
  遍观西方犯罪学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似乎每一个学科领域都可以出现一个犯罪学理论,形成一个犯罪学流派。源于其关照现实、反思现状的学科秉性,犯罪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变化多端的方法运用、仁者见仁的学术流派中形成了上述综合性学科的现状。在百花齐放的同时,也让人产生目不暇接和无所适从之感。然而若要真正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犯罪学应当有自身明确的研究范畴、清晰的学科性质、完整的概念定义和系统的结构体系。
  首先,犯罪学是一门研究人的特别是犯罪人的社会学科。以研究范畴而言,犯罪学与其他学科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有所差别。研究对象是基于固定的研究范畴而衍生的下一级研究目标,而研究对象经归纳总结后也会形成上一级的研究范畴。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站在批判封建专制刑事法律制度基础上的刑事古典学派一直关注的是犯罪行为。当犯罪学理论中的实证犯罪学派或者刑法学者眼中的刑法实证主义流派将目光投向犯罪人之后,犯罪学才正式出现。无论是以贝氏的《论犯罪与刑罚》、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还是加罗法洛的《犯罪学》,作为犯罪学学科的建立标志,他们的著作中都涉及了对犯罪人的关注和专门研究。
  其次,犯罪学在中国属于一门具有固定体系的研究犯罪的理论学科。从犯罪学的基本理论来看,无论是传统学者的研究思路,还是教科书上的体系编排,我国的犯罪学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范式。以序论、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为代表的框架正是建立在对犯罪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单个犯罪人的犯罪情形汇总形成了犯罪现象,犯罪人所具有的自身因素、其所面对的环境因素和对其发生影响作用的社会因素构成了犯罪原因,以犯罪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预防措施构成了犯罪对策。虽然犯罪学学界认为已经形成的研究范式需要作出改变,以便应对日益发生发展变化的社会对犯罪学的需求,但是在犯罪学总体处于弱势的中国社会,我们在学习西方“百家争鸣”的犯罪学流派的同时,夯实现有的理论体系固然重要,而不断开拓犯罪学的研究视野显得更为重要。
  最后,犯罪学也是一门专门研究犯罪人的事实学科。如果说科学就是对客观世界具有规律的内容进行不断地探索和解释,那么犯罪学一直是走在通向刑事科学的道路上而孜孜不倦。虽然刑法学也研究有关犯罪的问题,但是刑法学对刑法规范的依赖以及规范背后的不同文化背景都清楚地表明了刑法学研究的犯罪仅仅是在规范范围内的犯罪问题。尽管刑法学也可以引进实证研究方法加强研究的客观性、实在性,但是对犯罪现象更全面、整体的探讨,对刑法之外其他违法现象、越轨现象的研究和应当采取的对策都需要犯罪学来承担。犯罪学就像为社会病症把脉确证的“病理学”,更需要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客观地、实证地、中立地研究犯罪现象,从而是一个区别于规范学科的事实学科。
  (三)从学科界限的角度而言,犯罪学应该是一门具有独立性的刑事性社会法学
  犯罪学可以与众多的社会学科相融合从而形成新的边缘性学科,但是当我们把犯罪学和刑法学的关系置于整个法学体系的范畴来思考,犯罪学就应该是一门具有独立性的刑事性社会法学学科。
  首先,犯罪学和刑法学具有不同的犯罪概念。美国的犯罪学学者昆尼和威尔德曼曾指出:“人们是基于不同的目的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况来使用各种各样的犯罪概念的。”{6}犯罪学和刑法学正是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设定了不同的犯罪概念。“犯罪学问题的范围比正式的刑罚的犯罪行为概念更广泛,它包括预备犯罪的状况和有偏差的行为”。{7}因此在主客体二元认识论下,作为人们认识的对象,犯罪的内涵在不同人眼中具有不同的含义。“通奸和浪费”是道德尺度下的犯罪;“对神的违逆”是宗教范畴中的犯罪;“犯罪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这是迪尔凯姆视野下社会学中的犯罪;“犯罪是对刑法的违反”,这是法刑法学规范意义上的犯罪。从语源学角度而言,不同于汉语中犯罪学和刑法学对“犯罪”一词的共同使用,犯罪学(Criminology)这个词源于拉丁语“crimen”和希腊语“logos”,是一个综合性的术语,用来指一个广泛的知识领域和多样化的知识体系。{8}而Criminal law则表示刑事法律,即规范意义上的刑法学。犯罪概念的不同内涵预示着“犯罪”外延上的差异。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9}这意味着一个客观存在若不是主体的对象,不与主体发生关系,那对人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换言之,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危害行为是一个客观存在,只有与主体的认识相联系,才可以成为这一主体的认识对象,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红楼梦虽只有一部,但“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0}同样地,主体在使用“犯罪”这个经抽象和归纳的概念时都表达了自身对事物的认识和评价,但却不代表其指称的对象就具有外延上的同一性。
  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和社会科学专业化的今天,描述事实和评价事实的概念不可能被一个领域或学科所垄断。随着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出现,不同学科和领域使用相同的词语表达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主体通过相同词语但不同意义的概念来表达不同的价值评价也是社会科学描述、解释和引领社会发展的必要学术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事实和价值之间,不同学科以何种标准来认识和评判事实从而形成价值判断就是学科之间的界限所在。顾名思义,犯罪学是站在事实的犯罪上研究犯罪的成因的社会科学,其犯罪一词所表征的外延不局限于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犯罪;而刑法学则是在法定的规范中研究犯罪和刑罚的社会科学,是专门研究受到刑法规范的制约的犯罪事实,从而可以得出出入犯罪的结论并加以依法处置。正如刑法格言所说的,“没有犯罪就没有刑法;但没有刑法也就没有犯罪”,前者的犯罪是犯罪学意义上的社会上的犯罪事实;后者的犯罪则是指被刑法所评价和否定的犯罪事实。
  其次,犯罪学和刑法学具有不同的研究内容。刑法学是研究犯罪与刑罚的学科,犯罪论和刑罚论是刑法理论的两大基石。从法律规定而言,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应受刑罚处罚本身即是犯罪概念的重要特征。从刑法学和其他二级法律学科的差异来看,刑罚更是刑法学理论的核心和实质,决定和制约着刑法学研究犯罪的基本问题。{11}从刑法学理论而言,犯罪、刑罚和彼此关系的研究是刑法学的核心。{12}为了能法定、有序并合理地适用刑罚,刑法理论在关注犯罪概念之后必须研究法定的犯罪和法定的刑罚之间的关系,以达到罪责刑相一致的效果。可见,在刑法学当中,犯罪是为了刑罚而加以研究的,而犯罪学本质上是对犯罪现象的分析和对犯罪原因的探索,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犯罪预防策略与措施的研究。我们固然可以认为犯罪学的学术视野中包含刑罚的描述和探讨,也可以将刑法学中的刑罚视为犯罪特殊预防的具体举措,但是从刑事立法的过程来看,立法者首先认识到违法行为需要被科处刑罚,该行为才成为犯罪。刑法学是在法律的背景和范围内,为了刑罚的运用而研究犯罪,与犯罪学对作为社会现象的犯罪的整体和全面的研究有所区别。{13}
  最后,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研究径路不同。作为一门综合学科,犯罪学可以采取一切能够说明犯罪现象和能控制犯罪态势的方法,它既可以采取社会学的实地调查,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数据统计,以及哲学、心理学、生物学和统计学等各个学科的方法;而刑法学作为一门专门的规范科学,它为了避免盲目,也需要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的基本认识和研究成果,但它绝不能背离法律规范本身去直接采取犯罪学的研究方法得出学术和具体定罪量刑上的结论。失去刑法学理论的刑事法律规范是一纸苍白的空文,但脱离刑事法律规范的刑法学则是无根的浮萍。
  二、“重刑轻罪”并导致学科发展不均衡的原因和解决路径
  在中国的刑事法学领域,刑法学与犯罪学是作为两个虽有一定联系却又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由于受长期的“重刑轻罪”观念的影响,刑法学和犯罪学也染上了“马太效应”的色彩,这种现象已经到了必须要加以纠正的时候了。
  (一)传统刑文化的昌盛和对法文化的继承是“重刑轻罪”现象的历史原因
  在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中,刑文化一直是一股绵延不绝、不曾断绝的文化力量,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统治方式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在子产“铸刑书”开始的二千五百多年法制史中,我们既能看到焚书坑儒、因言(文)获罪的思想控制,法繁于秋荼又网密于凝脂的法网罗织,也能看到“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积于市”、{14}“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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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王顺安:《论犯罪学的学科建设与教学科研改革》,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2]王燕飞:《犯罪学的定义及规律性认识》,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1期。

[3]白建军:《死刑适用实证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4]姚建龙:《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的融合:少年司法研究30年》,载《社会研究》2008年第12期。

[5]王牧:《根基性的错误:对犯罪学理论前提的质疑》,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

[6]刘广三:《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

[7]王牧:《学科建设与犯罪学的完善》,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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