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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论精神损害的可赔偿性
【英文标题】 Discussions on the Probability of Compensation for Spiritual Injury
【作者】 马俊骥【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侵权法【中文关键词】 精神损害;可赔偿性;适用范围;严重
【英文关键词】 mental damage; the probability of compensatio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a serious mental distress
【文章编码】 1672-769X(2019)01-0087-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87
【摘要】

《侵权责任法》第22条对精神损害赔偿规定了两项适用条件:(1)侵害他人人身权益;(2)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限于“侵害他人人身权益”,否定了侵害财产权益所产生之精神损害的可赔偿性,忽视了侵害财产权益情形下所产生之精神损害相对于财产损害的独立性,有必要承认因财产权益之侵害而产生的精神损害具有可获赔偿之可能。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以“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为条件亦存在问题,应当关注保护不同法益类型和区分不同主观因素的需求,以“微小损害不予赔偿”作为限制条件并借鉴“动态的严重性标准”理论,为精神损害提供更完善的救济。

【英文摘要】

The article 22 of Tor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ipulates two applicable conditions for the compensation of mental distress:(1) a tort to a personal right or interest of another person;(2) a serious mental distress on the victim of the tort. Limiting the scope of compensation of mental distress to the situation “a tort to a personal right or interest of another person” negates the probability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mental distress caused by infringement of property right or interest of another person and ignore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mental distress relative to the material damage caused by infringement of property right or interest, 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probability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mental distress caused by infringement of property right or interest of another person.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to require the condition of “a serious mental distres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protecting different types of legal interests and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subjective factors. Taking “Trivial damage is to be disregarded” as the restrictive condition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theory of “dynamic system theory” can provide more perfect relief for mental distres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755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22条[1]对精神损害赔偿规定了两项适用条件:(1)侵害他人人身权益;(2)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颁行前,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并不限于对人身权益之侵害,于侵害财产权益之情形亦有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余地[2]。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说明,《侵权责任法》将侵害财产权益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之外乃是“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经反复研究”而有意为之[3]。至于《侵权责任法》缘何作此规定,相关机构未作专门说明,或是“为了防止精神损害赔偿被滥用”[4]。
  在比较法上,对精神损害[5]予以赔偿是通例,但存在不同的模式:(1)原则保护模式。即不同类型的损害原则上均可获得赔偿[6],不因其为精神损害而作特别的限制规定,至于造成精神损害的原因,既可以是人身权益之侵害亦可为财产权益之侵害。此种模式以法国为代表,《法国民法典》使用概括的“损害”概念涵括了“精神损害”,各种“损害”原则上均可以获得赔偿。由此,“精神损害”具有广泛的可赔偿性,且立法上并未因“精神损害”是由侵害人身权益抑或财产权益而产生作出区别规定[7]。(2)个别保护模式。即精神损害不具有财产损害那样广泛的可赔偿性,立法明确将精神损害赔偿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此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典型的立法表述为精神损害在“法律规定”的情形才能获得赔偿[8]。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通过判例的积累划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在各种具体侵权行为类型基础上所形构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适用范围的有限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9]。即使在这种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受到限制的模式下,除人身权益受侵害所致精神损害可获赔偿外,因财产权益受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在一定情形下仍可获得赔偿[10]。相较而言,《侵权责任法》将财产权益之侵害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外,是否合理不无疑问。另外,根据社会一般观念,在某些情形下,侵害财产权益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具有客观性、真实性,甚至这种精神损害是“严重”的。例如,墓碑寄托着死者亲属对死者的哀思,当已逝亲人的墓碑被他人故意损毁时,死者亲属的精神痛苦不可否认地客观存在[11]。又如,行为人故意损毁受害人刚买的新车,尤其是当着受害人的面实施该行为,受害人亦会感受到精神痛苦[12]。这些社会生活事实,对《侵权责任法》将精神损害赔偿限于侵害人身权益亦提出质疑。如此,《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是否合理以及在民法典分则编纂过程中是否需要对此进行调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以“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作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亦存在诸多疑问。从我国立法过程来看,通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120条[13]最早规定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14],但《民法通则》的该条规定未见精神损害“严重”的要求。以“严重”作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是在后续相关司法解释中所增加的[15],至《侵权责任法》立法时予以保留。至于何为“严重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未作进一步规定,以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过分强调或片面理解精神损害“严重”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裴红霞等诉钱伟明人身损害赔偿案”[16]中,怀孕6个月的裴红霞在散步时被钱伟明驾驶的摩托车碰撞到腹部导致胎儿早产,婴儿因为早产而导致身体免疫能力低下,出生后即住院治疗14天。裴红霞夫妇起诉要求精神损害赔偿1000元,但法院认为“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据此驳回该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侵权行为导致胎儿早产,父母为此必然费心竭力、担惊受怕,其所受精神痛苦不容否认。但是,法院却以“未造成严重后果”为由拒绝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其合理与否值得怀疑。另外,以“严重”作为精神损害可赔偿性之标准,存在如何理解“严重”之内涵的问题。在“郭新东诉杨五成、樊武民、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渭南中心支公司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17]中,一审法院以“原告的受伤虽然造成了一定的精神痛苦,但由于其治疗尚未终结,是否会造成严重后果无法确定”为由,不支持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将“严重”解读为客观的“严重后果”未免过于片面,只考虑客观结果导致受害人无法获得有关法律救济。虽然《侵权责任法》要求“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具有限制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之目的,却未能有效解决精神损害是否“严重”以及如何正确理解“严重”的问题,反而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随意性、不统一等问题。由此,通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精神损害“严重”才予赔偿是否必要、合理,需要重新审视。
  在立法中以精神损害“严重”作为是否给予赔偿的标准,比较法上亦存在不同情况。有的明确规定损害须“严重”,如瑞士[18];有的则没有将“严重”作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条件,如德国[19]。不过,这只是立法条文的差异。事实上,“微小损害不予赔偿”[20]是被普遍遵循的原则[21]。这表明,即使承认精神损害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通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精神损害“严重”才予赔偿亦非必然选择。值得关注的另外一点是,“微小损害不予赔偿”与精神损害“严重”才予赔偿在逻辑上是不同的:在前者,精神损害原则上予以赔偿,例外因损害“微小”而不予赔偿;而在后者,精神损害须“严重”才可获得赔偿。精神损害严重与否是一个区间,处于微小与严重“中间地带”的损害是否能够得到救济,在这两种逻辑下将面临不同的命运。另外,“微小损害不予赔偿”要求精神损害须具有一定的“严重性”,问题是需要达到怎样的严重程度才有必要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通过立法人为划定精神损害“严重”的标准不失为一种方法,不过却难以避免规则僵化所引发的合理性危机。例如,在德国债法现代化改革中曾经试图确立一个“一般性的精神损害严重性标准”,但最终并未被法律委员会接受[22]。对此,我国在编纂民法典分则的过程中应如何应对?
  二、判定精神损害可赔偿性的基本路径
  并非所有损害都能得到法律救济,“损害并不是一个‘物理的’概念,而是‘法律的’概念”[23]。通常所说的损害,有区分为自然意义上的损害和法律意义上的损害之必要。只有法律意义上的损害,方存在可获赔偿的可能。通过考察不同国家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及理论学说,可以总结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通过条件之设定,从所有自然意义上的损害中“甄选”出法律上可获赔偿的精神损害。具体而言,判定一项精神损害是否可以获得赔偿的基本路径如下[24]:
  (1)存在精神“损害”。此“损害”是从自然意义上而言的,其范围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任何给受害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不利益均可纳入该精神“损害”范畴;
  (2)属于“法律相关的损害(Legally relevant damage)”[25]。只有损害与法律相关,才能要求行为人在法律上对此负责。对于自然意义上的损害,法律设置了“过滤机制”。经过法律的“过滤”仍有给予法律救济之必要者,属于“法律相关的损害”。这里,“过滤机制”包括两个方面:
  (a)损害需具有法律相关性,即损害是因为侵害了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产生,使该损害应当纳入法律的考虑范围。《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DCFR)第VI-2:101条对“法律相关的损害”进行了界定,包括三种类型:①该章明确规定的情形之一(one of the following rules of this Chapter so provides);②侵害法律所赋予的其他权利而产生的损失或伤害(the loss or injury results from a violation of right otherwise conferred by the law);③侵犯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产生的损失或伤害(the loss or injury results from a violation of an interest worthy of legal protection)[26]。
  (b)损害需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以致法律应当予以救济。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存在不同层次,严重程度不同将会导致法律救济方式的差异,获得法律救济与获得金钱赔偿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申言之,根据损害的严重程度不同,法律救济包括三种形式:①预防(prevention),此时“法律相关的损害”尚未发生但已经迫近,通过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损害之发生。②金钱赔偿以外的弥补方式(amends),若精神损害可以通过回复原状的方式,如《民法总则》179条所规定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即可提供充分的法律救济,则无须再进行金钱赔偿。③金钱赔偿(compensation),即通过金钱弥补受害人所受之损失。如果损害过于微小,则属维系社会生活正常进行所需要容忍和接受的侵扰,法律并不予以救济。
  (3)经过前面的“过滤”,如果确认有给予赔偿之必要,则对该精神损害进行赔偿。一般而言,赔偿额的大小按照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越高,所获赔偿金额也就越高。
  综上,精神损害可赔偿性之确定,关键在于该精神损害是否为“法律相关的损害”,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精神损害于何种情形具有法律相关性而有获得赔偿之可能;二是,是否应当以损害“严重”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以及“严重”的标准如何确定。
  三、精神损害“具有法律相关性”之探讨
  前已述及,精神损害“具有法律相关性”的核心在于,该损害是因侵害了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产生。问题的关键是,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范围如何确定,因为“利益的性质决定了其被侵害时是否会产生非财产损害”[27]。如果像《侵权责任法》那样将侵害财产权益排除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之外,则侵害财产权益即使客观上存在精神损害也无请求赔偿之可能。另外,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立法以“法律规定”作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并以此为基础对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进行了类型化[28]。《侵权责任法》之前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事实上也采取了这种类型化的方法,至《侵权责任法》则采用了概括条款的形式而未对具体的权益侵害类型加以规定。此种类型化的模式应当放弃还是坚持,也是十分重要而现实的问题。
  (一)不同立法模式下的权益范围[29]
  通过分析不同立法例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比较容易发现如下事实: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权益侵害之类型,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模式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
  1.原则保护模式与权益范围
  在原则保护模式下,精神损害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为可获法律救济之损害,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并不限于法律明确列举的情形,权益侵害之类型化主要是服务于司法实践或由司法实践产生。
  《法国民法典》1382条[30] “只提到了‘损害’和侵权人的损害赔偿义务,没有其他更为精确的规定。立法上的含糊不清总是被法国最高法院理解为反映了立法者允许对各种损害予以赔偿的意图,不管损害的性质是金钱的/非金钱的以及损害的起因是财产损害、人身损害或者侵犯纯粹经济利益”[31]。可见,在法国法上,精神损害具有广泛的可赔偿性,对于引起精神损害的原因也没有限制性规定。不过,立法条文中未作限制性规定,并不意味着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财产权益之侵害没有受到限制。即使在法国,因财产权益受到侵害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亦属于例外情形。对于“妨碍、毁损有形财产损失”,“很难找到一些相关案例来说明这类损害被准予非金钱损失赔偿”,虽然“对于被非法宰杀之动物的所有人因此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判予了损害赔偿,但总体而言,这样的处理方式属于例外情形”[32]。不容否认的是,立法的开放性具有巨大优势,使得“侵害著作权和其他知识产权”“侵犯专利权和商标权”“非法干涉合同或商业”等情形下[33]所造成之精神损害获得赔偿并无法律障碍。由此,法国对财产权益之侵害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并无来自法律之特别限制,所存在的限制取决于是否存在精神损害以及这种精神损害是否有必要给予赔偿的客观事实。
  根据《日本民法典》第710条[34]之规定,“侵害他人身体、自由或名誉”以及“侵害他人财产”的情况下,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从条文表述来看,似乎以具体列举的方式限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但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广泛性在日本却得到普遍承认。“民法第710条作为得以认可抚慰金请求的场合,列举了身体、自由、名誉的侵害和财产权的侵害,但这只是列举了主要的项目,并不意味着限定于这些内容”,“在形式上,不妨把民法第710条看作是对民法第709条的‘损害’中包含着精神损害这一情况的注意(‘注意’一词,在这里是提醒或者强调的意思)性说明。”[35]在承认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之广泛性的前提下,《日本民法典》第710条以具体列举的方式事实上起到权益类型化的作用,且所列举的内容只是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一部分。此外,在将《日本民法典》第710条理解为例示性规定的基础上,日本判例对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益之侵害进行了范围广泛的类型化[36]。除了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广泛性外,《日本民法典》第710条最具特色者在于明确肯认“侵害他人财产”亦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梅谦次郎博士的说明,“之所以不仅对生命、身体、自由、名誉侵害的场合, 而且对侵害了财产权的场合也承认财产以外的损害(抚慰金),就是因为仅仅赔偿金钱上的损害还不足以达到法律上的目的,‘在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评议之后, 认为即使是侵害了财产权的场合有时也是把它加进去为宜, 所以后来把它加进去作了规定’。”[37]至于因侵害财产权益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属于例外情形,日本在立法上没有对此进行特别限制。
  2.个别保护模式与权益范围
  在个别保护模式下,精神损害赔偿仅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才能适用,在制度设计上秉持限制的立场。在德国,“就金钱赔偿而言,《德国民法典》第253条通常排除了非金钱损失,除非法律另有明确规定”[38]。在意大利,“侵权法最初的惩罚性目标借助于《民法典》第2059条规定仍然还发挥着作用,该条规定将真正的精神损害限定于法律规定的情形”[39]。在奥地利,虽然通说认为《奥地利民法典》第1323条和第1324条是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性规定,但是法院认为“只有那些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中才准予金钱损失赔偿”[40]。此种模式下,是否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尚且需要“法律规定”,侵害财产权益是否能够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自亦如此。
  由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当新的权益类型被侵害而有给予精神损害赔偿之必要时,此种模式的弊端就显现出来。因而,采用此种模式的立法,基本上都趋向于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逐渐扩张或者采用其他的变通方式。例如,在德国债法现代化改革中,规定非财产损害赔偿的《德国民法典》原第847条被删除,有关内容被纳入《德国民法典》现第253条,从而使得非财产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由侵权行为法扩大到整个债法领域,在危险责任、合同法中均可适用非财产损害赔偿[41]。在意大利,学者们普遍认为《意大利民法典我不休息我还能学》2059条对于非金钱损失赔偿的限制“过于严苛”,司法实践中法院亦寻求突破法典条文的方法,“生物损害(danno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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