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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财产(权)及其交互性对价{1}
【副标题】 马克思和科斯发现了什么【作者】 徐瑄
【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分类】 经济法
【中文关键词】 财产(权);交互关系;市场经济体;制度基础
【文章编码】 1000-5072(2013)01-0001-1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1
【页码】 1
【摘要】 从法经济(哲学)的视角,用辩证逻辑的方法,对马克思和科斯产权理论各自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指出马克思和科斯发现了资源共同体中财产(权)分配具有“交互性”,他们从财产权交互性中分别发现了企业性质、市场性质和国家性质,并提出了公权力限制的正当理由。此外,马克思还揭示了财产(权)交互定律是资源共有前提下的共有产权和个有产权交互条件的辨证机制,提供了“公平框架下特定经济结构中配置产权激励机制”的产权分配的辩证法。马克思因此贡献了一个以创造性产权辨证机制为动力源以永恒创新为目的的创新国家原理、方法和实践的思想体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7650    
  比较科斯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从法哲学、法经济(哲学)视角解读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科斯的产权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对中国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财产权的理解和诠释一直是人类寻找真理的方式。很少有人在马克思那里寻找财产权的正当性。马克思“否定私有财产”的激烈态度被人们误以为是“否定劳动财产权”,而忽视了马克思对财产权理论的贡献。其实,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正是发现了劳动、创造和产权一体性的产权真理。他的全部理论自信建立在他发现了资源对价前提下创造劳动财产权交互性平衡定律。
  本文尝试重新挖掘150年前马克思对产权真理的伟大发现及当代意义。比较科斯与马克思,他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都是财产权及其交互性。马克思把产权真理最小定律作为社会历史运动的“最小公平条件”,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定律和剩余价值定律。用最小公平条件作为“内窥镜”,发现资本家剥削工人、资本主义国家被少数利益集团秘密经营的“奥秘”,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将爆发社会革命;并断言如果西方社会经济体的前提假设能够满足平衡条件,资本主义就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历史证实了马克思伟大发现的真理性。
  本文从分析马克思和科斯发现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开始,分四个部分详细论述马克思的财产(权)及交互条件原理。考虑到在马克思分析框架下,财产(权)机制不过是社会经济体(或社会有机体)的“内在机理”,本文的讨论先从效率最大化的社会经济体启动的源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了追求效率最大化的西方社会经济体。科斯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经济体的企业性质等微观问题,而马克思以财产(权)最小运动定律为逻辑起点,剖析了西方社会经济体的弊端;第二部分,论证马克思不仅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还发现了财产(权)辨证交互条件定律,论证了公平框架下特定经济结构中配置产权的产权辩证法;第三部分论证马克思从财产权起源中发现了国家的本质和国家共同体的性质,提出了国家和个人之间分工合作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第四部分尝试探讨,马克思早于帕累托发现了市场经济体的“帕累托前提”,并以这个资源占有冲突最优化标准作为《资本论》研究的逻辑前提。最后,本文认为,马克思的财产(权)辨证交互原理为中国当下产权改革和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总之,本文的研究结论是,马克思发现了产权真理与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贡献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以社会长久运行、以实现永远创新为目的的创新国家的原理、方法、实践。
  一、产权分析框架:从亚当·斯密的国富原理说起
  一般认为“产权清晰、效用最大化”是“科斯定理”。其实,科斯没有提出明确的产权定理,更没有提出清晰的产权界定标准。他提出了交易费用和边际成本概念,分析了产权和效率之间的各种假设,力图使产权更清晰,并假定,如果产权能够更清晰,应该对效率产生更大影响。其实,“产权清晰、效率最大化”其实不是简单的关于产权和效率的经学命题,而是以产权公平配置为前提、效率最大化为目的的社会经济体构造的原理、方法和实践{2}。因此,讨论马克思和科斯的产权理论,讨论应先从效率最大化的社会经济体启动的源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财产权原理像一部“发动机”,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了当下正在运行的追求效率最大化的西方社会经济体。《国富论》阐述了以产权激励机制为核心、效率最大化为目的的社会经济体的制度设计原理和方法{3}。这个“国富原理”的内在机理揭示的是产权配置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分工使边际成本降低、产权清晰使社会效用趋于最大化。分工合作前提下分权、分责、分利,会使不同社会组织成员形成分工合作、责任明确的利益共同体,个人私利最大化动因在结果上可能导致共同利益最大化{4}。有理由相信,亚当·斯密的“国富秘笈”对马克思很有吸引力{5}。本文认为,正是对“国富秘笈”中各种条件互为前提这个“玄机”的好奇,驱动了马克思个人志趣,致力于“破解人类之谜”。马克思产权真理的发现源于对亚当·斯密国富原理的质疑。在亚当·斯密的论述中,“产权清晰”自然可以形成效率最大化的激励机制。因为财产权法是平等主体平等交换的“平衡机”,它们遵循“你给是为了换取我给、我给是为了换取你做”相互制约的“交互关系”{6}。在交换关系中,权利义务“天然平等”。只要把财产权作为天赋自然权利“宣告为法律”,就能使以财产权激励机制的社会经济体“自然平衡”地运行。亚当·斯密和当时的法律家都相信财产权法作为自然法是天然公平正义的象征。财产权是天赋人权,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而马克思则对此提出质疑。早在对罗马法研究中,马克思就发现了财产权法则其实包含了不公平的要素:“占有”作为事实和“占有权”作为财产权存在正当性问题。财产法按照形式正义的原则确认了“占有事实”为占有(权),“先占先得”的占有制度就必然导致人们强占公共资源。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圈地运动就是资产阶级先占制度导致的后果。马克思发现了亚当·斯密断言财产权法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是一个自然平衡系统、能够自然趋向公平正义是一个谎言。财产权法并不能因为“宣告了”个人劳动价值产权的归属就能够实现“自然正义”。他发现了不同财产权制度对资源财产的“公平分配”才是财产权公平的前提条件,即自然法的实现需要以制定法为前提。进一步,马克思洞悉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按照亚当·斯密的产权理论实践的西方社会经济体遗漏了某种制度基础和前提假设,这才使得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抢占人类共享资源,导致贫富两极分化{7}。在“形式正义”、“法律至上”、“天赋人权”、“自然公正”的口号下,人类真正的不平等根源被掩盖了。马克思开始他庞大的叙述,目的是为了论证他发现的国富原理。
  马克思和科斯分析的对象也都是这个当下还在运行的“西方社会经济体”。科斯断言:“过去,经济理论因未能清楚的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在建立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1]1。这只证明科斯乃至西方知识界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工作的性质。其实,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就发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前提假设存在问题,并致力于解决效率最大化经济理论的制度基础。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马克思和科斯的研究工作具有可比性。他们的研究结论之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首先,他们研究的是同一个“活的社会经济有机体”的制度基础和前提假设。科斯分析的对象是现代企业,而马克思研究的对象(主体)要广泛得多。因为历史方法的引入,马克思不仅研究企业和早期西方社会经济体中企业的各种形态,而且研究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历史形态和当下形态,甚至人类史前各种经济体的形态都是马克思分析的对象。他不仅研究当下,而且深究历史;不仅分析现在,而且考察起源。虽然科斯面对的西方社会经济体和马克思时代的西方社会经济体在运行条件和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但所要解决的问题依旧:如何使产权配置能保证公平前提下的效率最大化?科斯没有用马克思的阶级立场或无产阶级的语言。他的“论企业的性质”其实就是马克思的“论资本(家)的本质”,即在生产组织和生产要素之间,遵循什么产权规律,利润受什么因素影响,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实现资源效用最大化{8}。科斯的企业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交互关系其实就是马克思研究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互关系。马克思的庞大叙述因其选择了无产阶级立场和同情穷人的价值取向,一直没有成为西方知识界的主流话语。在马克思时代,西方知识界在社会经济体中的资产阶级立场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视真理而不见{9}。
  其次,他们都力图清晰地论证影响社会经济体公平运行的产权配置的“交互性”条件。尽管科斯没有提出明确的产权概念,但“从产权条件”开始分析的方法与马克思是一致的{10}。从其论证分析中可以发现,科斯其实发现了企业的产权关系实际上是企业共有产权和雇员个人产权之间的“交互产权”。他力图证明“财产权”在企业中的科学内涵:由企业雇员让渡人权形成的企业所有权是“企业主权”。它是企业资源配置权、决策权、指挥权和雇员人权及财产权集合而成的权利集合。资源配置权、指挥权、决策权的行使对不同类型、不同治理结构的企业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企业是一个雇主和雇员有“交互性关系”的利益共同体{11}。人们之所以参加和成立企业,其实是为了避免或降低个人财产权的法律成本而追求个人财产权最大化(尽管人们可能选择说不)。和马克思发现劳动者的“劳动权”{12}等人权也是个人财产权一样,从科斯论述中可以进一步推论,雇佣者实际上让渡了某种个人自由权给雇主才形成企业主权,因此,科斯论证的企业主权应该是企业全体成员建立在雇员劳动就业权基础上共同享有的共同发展权。企业组织者行使组织生产、指挥生产和决策预测的权力是特权,该特权的行使直接影响企业的效率和利润,不仅决定了企业主的利润,也直接决定了企业雇员对财产权的合理预期。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关系的“交互性”对企业主权提出了限制:除非企业主权行使过程中,进一步产权分配能够满足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交互条件,否则,企业效率会受到影响;企业主权滥用或不正当行使会使企业共损——雇佣者和被雇佣者同时受损,而不能使任何一方长久获利{13}。这里暗含了普通法应该适用更符合企业效率的衡平原则,并遵照价值规律制定平衡的确权原则,保证企业作为盈利性组织的性质。立法平衡应考虑到企业雇员和雇主之间的交互性而尽可能制定平衡的产权配置方案,起码不使任何一方现状变得更糟。
  从企业的性质出发,科斯进一步提出了企业外部行为也具有“交互性”: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是“交互关系”。在《论社会成本问题》中,他进一步从企业与企业之间损害赔偿的相互性,分析了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之间的效率和公平的假设条件。公权力介入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将直接影响市场共同体的效率,影响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比如,“损害赔偿”中的损害其实是交互性损害:任何一方损害都不可能不使对方损害发生。“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2]4。”科斯暗示,法律对损害赔偿的惩罚对象的选择会对市场共同体效率产生影响。选择效率价值或公平价值直接影响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科斯敏锐地发现:法律对公平价值和经济效率的取舍可能产生矛盾,有时,法律为了公平价值牺牲了效率价值。这暗示:公权力介入企业之间私权关系有正当性,即国家立法权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公平和效率价值的选择,会对社会经济体运行速度产生影响。这是从交互性条件出发,把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放在一个国家共同体范围内作利益平衡而进行根本制度安排的思考。由此科斯发现了国家进行根本经济制度设计和选择的“立法权”。这实际上是从西方自由经济体“从看不见的手”中挖掘出了一只“看得见的手”。科斯力图证明国家立法权行使存在正当性问题{14},不同的根本经济制度安排会有不同的国家形态。
  当然,科斯的贡献不止如此。科斯关于企业规模经营的成本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企业主权的产权配置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企业规模扩大的激励目标会使管理成本增加而使盈利能力降低但福利并不减少。这为发展中小企业,以反垄断法规制超大型垄断企业限制竞争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方面,科斯对企业行为的各种假设和分析论证是非常深刻而准确的。这些思想都掩藏在科斯晦涩又费解的两篇文章中。两篇文章的内在逻辑是资源配置权、指挥权、决策权主体扩大和延伸,从分析企业到分析社会、市场、国家,科斯使用的财产(权)交互性分析方法与马克思发现的财产(权)辨证交互定律的产权分析方法是一致的。
  二、财产(权):交互条件定律及对价前提——卡尔·马克思发现了什么?
  通常认为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是当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150年过后,人们发现他给人类贡献的远不止这些。本文认为,马克思其实给人类贡献了资源框架公平前提下产权效率最大化的和谐社会有机体的原理、方法和实践,该和谐社会有机体的“最小运动定律”是“财产(权)”交互条件定律,即资源共有产权和个人劳动产权的辨证交互机制。马克思找到了财产(权)最小运动定律的公平条件,把该条件作为产权分析的辩证法运用到不同的领域,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剩余价值论。甚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以财产(权)辨证产权机制为核心的社会经济体在公平前提下追求效率最大化运动的必然逻辑结果。从法哲学角度看,马克思贡献了“公平框架下特定经济结构中配置产权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原理和构造方法。
  综观马克思的整个叙述,可发现他庞大分析框架下的内在逻辑。本文认为,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分析的逻辑起点是财产(权)定律。这是财产权起源的逻辑条件或逻辑假设:财产权作为自然法则的内在机理是共有资源产权和个人劳动产权之间的交互机制或交换条件,该条件具有“定律”性质,即如果满足某个前提条件,一定会出现某个必然结果。按照自然法理念,财产权公平条件建立在资源共有前提下,其财产权法律机理是这样一个“辨证交互机制”:假定公共资源共同拥有财产权的前提下,个人只能对劳动创造的价值享有独占财产权;只要资源冲突时各方彼此承认这个前提并交互允诺尊重和保护各自劳动财产权,互不侵害,进一步的产权分配不使现状更糟,就一定能够使劳动创造的价值财富不断积累和增加,进而使公共产品不断增长。财产(权)产权机制不断运转,公共自然资源不断被转换为个人创造价值凝结的劳动产品作为社会产品,共有产权随着个人创造性财产权的增加而不断极大增加,人类最终会进入创造性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财产(权)最小运动定律揭示的是财产权起源的逻辑条件。但逻辑和历史是一致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3]122。”马克思发现,财产权起源逻辑条件的不同假设,使法律家有不同的诠释体系。资源假设的前提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相应的国家形态、社会形态就会根本不同。霍布斯等西方法律家们假设财产权起源于私有制,个人财产权起源于人性恶,因此,假设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和竞争是本性,强占人类共享资源就是正当的。在霍布斯等西方法律家那里,财产权就被理解为自私自利的人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排他性权利,是个人对抗他人的绝对独占权。马克思发现了西方法律家缺失了资源所有制的前提。马克思肯定了人类共享资源财产权的假设才是人类愿意服从的对价前提。各国民族文化都承认资源共享,个人仅对劳动价值拥有财产权,因此,马克思相信人类有能力通过财产权法完成从共享产权开始,通过个人劳动财产权保护最终实现共享产权的历史进程。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权是个历史过程。马克思超越了当时的法律家,把财产(权)对价定律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根除了宗教唯心主义。财产权不是上天的恩赐或“天赋”,而是劳动创造的。产权真理就是劳动、创造和财产权一体性的自然事实。财产法不是神法,而是人类社会共同生活条件上升为共同承认的法律,是人类在承认既定事实前提下对共同生产条件和共同生活条件达成共识前提下的产权分配。财产权起源之初国家就允诺承担公平责任。因此,财产权法律神圣是有前提的{15}。如果忽视了这个前提,就会使财产权出现正当性问题。马克思从罗马法研究中发现了财产权机制需要对价前提。他肯定罗马法、财产法或普通法其实一直是致力追求平衡的,但“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么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3]112。马克思承认罗马法是生产和交换一般规律的自然规则,但“生产关系”(也是财产关系)不平衡的分配制度使社会有机体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马克思证明了,正是资源私有制的假设前提才导致了罗马法中财产权不平衡的发展。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分工和社会分工、权力和责任的分配、生产资料占有的前提假设,及整个资本生产关系的结构,都是财产权公平分配的“前提条件”。“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4]177。”这些条件都需要“对价”:相互允诺、交互给付、相互承认、共同磋商。只有解决这些前提条件的公平假设,才能保证财产权分配公平,进而使财产法机制平衡运行。
  马克思没有把发现财产(权)最小运动的平衡定律(平衡条件)本身作为自己对人类的发现,亚当·斯密和那个时代的很多法律思想家都发现了这一点,它是自然法的精髓{16}。马克思超越自然法学家的地方,是从财产(权)最小平衡定律中发现了“对价前提”。马克思发现了,资源合理配置、社会分工和生产分工等前提条件决定了一个社会的个人财产权发展状况和财产法的平衡尺度。进一步,马克思还发现了这些“前提条件”和财产权平衡机制之间也存在“交互性”:分工确定的制度框架的结构和比例之间也有交互作用、互为前提。这就是机制均衡和微观机理均衡之间的匹配“交互关系”:它们之间必须结构合理、比例适当,除非被分工固定在不同结构中的对立的利益阶层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并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否则,就都不能发展;只要让渡并给与补偿,就使能机制向前发展,起码不使现状更糟。“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7}。”这段话不仅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是马克思“在特定生产结构中分析产权交互关系的辨证运动”这个产权辩证法的准确的表述:分析产权变动不能离开特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经济结构甚至政治框架。马克思把运用这个产权辨证方法的成果(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自己对人类的贡献{18}。先分析前提和条件,再分析特定结构下的交互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贯穿始终的分析方式{19}。因为结构前提和交互条件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没有不变的永恒正义的结构和条件,因此,马克思没有贡献给人类财产权公平的绝对标准,而是从特定民族根据特定国家的资源条件和生产方式、民族素质甚至民族智慧水平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出发,指出任何产权条件都是历史的、具体的、不断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变的固定资源条件让法学家可以公平地分配财产权,实现纯粹的公平和正义。正是对财产(权)定律结构前提和平等关系交互性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划清了自己所研究的财产(权)定律与其他思想家的边界。因此,恩格斯才在马克思逝世时称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实际上,这两个理论都是从财产(权)定律的前提条件及交互关系中进一步引申、运用得出来的。“特定结构前提下财产权分配公平机制”、“分工合作前提下财产权公平分配”、“特定制度框架下的产权激励机制”、“共同前提下的交互关系的交互性条件定律”等,都是对“对价前提下财产权平衡定律”的另一种表述或延伸。一定社会财产(权)定律的前提条件及其交互条件构成了一定社会共同体的共同生活的基础。马克思认为,法律是把人类共同生活的“共同条件”上升为普遍性行为规范,而不仅仅是“命令”。财产法的科学性应该表现在尽可能把人类共同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作为共同意志上升为法律,在一个共同体中使财产权具有正当性,也使财产法律具有至上性{20}。财产法实现正义需要满足人类共同体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的共同条件,这是财产权起源的公平前提。缺乏公平前提的财产权分配不仅不能使个人财产权获得社会认可,还会使财产法成为保护先占权人抢占和掠夺人类公共资源的工具,财产权法律也无法成为良法,不具有至上性。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理”是财产(权)定律的逻辑延伸。共产主义假设前提是公共资源共同拥有财产权,个人拥有创造劳动财产权。财产(权)是“共有产权和个人产权”之间的辨证交换机制:个人创造劳动财产权最大化的发展在结果上会促进共有创造性产品产权的极大发展。只要不断兑现共同前提条件及个人产权和共有产权的交互允诺,进一步分配资源产权起码不使现状更糟,就会在结果上使共同体共有产权和个人产权都不断增加,起码不会减少。因此,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共同允诺共同发展的共同体财产(权)辨证交互机制运行的必然逻辑结果,它是一个“共赢机制的共同体”。只要全体社会成员把共同条件上升为法律并服从法律,进一步产权分配监督权力不被滥用并起码不使现状更糟,就能不断地趋向共同体共赢的发展目标。当然,马克思断言,如果不能成立共赢条件,就会出现一个“共损共同体”:如果资源假设前提不公平,进一步产权配置不公平,就会使共同体呈现每况愈下的共损趋势。马克思用它来分析、解读资本主义社会资源共同体的共损性质。掌握立法权的资本家阶级滥用立法权,不承认并保护工人劳动权作为财产权,使资本家和工人都不能长期发展;工人让渡的劳动权不被承认并没能及时获得产权补偿,使资本家和工人成为贫富对立两大阶级。拥有资源配置权的资本家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之间地位的不平等,进一步产权配置时资本家把利润分配给自己。长此以往,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极端对立阶级。这种极端对立的阶级关系最终使资本共同体出现“共损”。除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互承认和分配创造性劳动产权,否则,就都不能获得财产权的承认和解放。只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承认各自创造性劳动财产权,进一步分配产权不使各自财产权状况更遭,就都能获得平衡发展。如果资本家进一步的产权分配继续靠损害工人劳动产权使自己获利,最终会使资本家和工人任何一方都不能生存,进而爆发社会革命。这个时候,只需要一个条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了避免人类共同体每况愈下继续向共损方向发展,矫正立法权被滥用造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困境,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暂时”由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解放。因此,恩格斯把共产主义原理称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4]230。
  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理也可以推导出马克思的个性自由最大化原理。这是马克思从“财产权的本质是自由”出发,进一步论证了自由个性在一个共同体中解放条件的“交互性”:承认个人自由平等的前提下,人与人之间除非不交往、不交换自由,否则,自由交换就是一组相互限制又相互给付的交互关系,除非彼此给付对方自由,否则都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只要能够让渡自由并及时补偿让渡自由达到平衡,就能使双方自由都实现,起码不比现状更糟。共产主义原理也因此成为“个性自由最大化原理”。当然,马克思更强调个性自由解放的“前提条件”,即,使外部各种联合条件能够受个人理性、人类共同理性控制而得到改造。
  共产主义原理、无产阶级解放条件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剩余价值原理乃至自由最大化原理,都是“共同条件前提下交互条件定律”的具体运用。科斯发现了西方社会经济体运行中企业行为存在“交互性”问题。而马克思之前已经从“对价前提下产权交互性定律”出发,揭示了国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家庭共同体、企业共同体内部交互关系及国家与各种共同体之间交互关系的内在规律,总结出了“特定结构下交互条件相互制约关系定律”。正是马克思发现了财产(权)共同体中权利交互性的本质,并把它作为自己全部庞大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才建构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庞大的思想体系。
  “财产(权)”定律在法律上就是“对价前提下财产(权)平衡原理”,它深藏在各民族的法律语言和法律文化中。“对价”原本是契约法上的效力原则。在英美法中的“对价”,在大陆法、特别是法国法中是“约因”,都是强调契约形成之前达成合意的过程。并且,各民族的宗教文化都承认资源共享和尊重劳动、创造和产权的共同价值观。劳动财产权在各民族文化中被普遍承认为是“自然权利”。这构成了财产(权)辨证机制公平的前提。平衡则是自然界乃至社会领域、个人生活领域的“机理”。各国财产法都不过是根据财产形式要件按照占有原则确认了资源和财产权之间的契约。马克思强调国家在财产权契约中的职责,在财产法形式正义原则下发现了实质正义的对价原则: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契约发生之前都有一个对价——相互承认和认可、确定允诺的合意过程。除非事前有某种合意的前提,否则,交易不会发生{21}。除非对交易达成进一步合意和认可,否则,交易不会持续发生。在对共同利益达成合意的前提下,可以建构长期和长久的交易关系。对共同体最大利益达成合意的前提下,可以就自由交换达成共识共建在共同利益前提下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市场。因此,财产(权)定律的对价前提,包含了自由市场起源的共识。它需要共同体共同合意、共同磋商的政治前提。如果说马克思的财产(权)辨证产权交互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法经济(哲学)原理,上升为法哲学方法论,简称为“合意前提下彼此给付的交互性条件原理”,或“共同合意前提下平等磋商的交互条件原理”{22}。马克思用这种“产权辩证法”分析了全部社会历史问题:人类历史起源、商品交换、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甚至婚姻生活等各种类型的共同体中,都遵循共同前提合意下的平等个人交互条件原理。马克思强调“共同前提”的是全民意志,而进一步资源配置的产权分配也需要通过制度博弈、按照多数人同意的原则进行立法选择。因此,需要在政治框架上作制度安排。对西方社会经济体来说,以“对价”作为合意前提进行制度建构,强调的是自由市场竞争机制的制度框架。市场经济体应该有对价的政治前提,为不同生活能力和水平的人们提供平等的基本制度保障。马克思用辩证逻辑的方法揭示了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的关系,并在实践中为落实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制度安排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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