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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论我国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构建及完善
【作者】 许中缘崔雪炜【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法学院中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诉讼法学
【中文关键词】 医疗纠纷;调解机制;仲裁调解;法院调解;医疗保险制度
【文章编码】 1008-7966(2016)05-0075-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5
【页码】 75
【摘要】

现有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弊端决定了构建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必要性,调解机制适应医患纠纷的特殊性,因而必须建立专业化、行业化的第三方人民调解机制。从我国各地区的实践看,应尽快制定《医疗纠纷处理条例》,明确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法律性质;明确相关概念的区分,实现与《侵权责任法》的对接;由政府提供财政保障,保障调解的中立性;将医疗纠纷调解以主动介入和被动介入方式作为诉讼前置程序;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相结合的双层次保险制度;实现调解机制与其他部门的有效衔接,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保障。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6621    
  一、构建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必要性
  (一)现有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弊端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解决医患纠纷的现有途径有:自行协商和解、卫生行政部门主导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然而,基于医疗纠纷的特殊性,上述途径都无法彻底解决医疗纠纷。
  1.和解的弊端。医患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医疗纠纷途径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第一,和解缺乏规范的程序保障,难以实现纠纷解决的公平性。一方面,医疗机构在掌握医学专业知识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在和解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有侵犯患方权利之嫌;另一方面,患方利用医疗机构不愿通过诉讼解决纠纷以免影响医院声誉的心理,以“医闹”等行为威胁医疗机构给付高额的赔偿金。第二,和解往往成为医疗机构规避行政责任的一种方式,不利于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管理规制。
  2.诉讼途径的弊端。诉讼因其权威性、强制性和程序理性而被贴上“公平正义”的标签{1}。在司法实践中,诉讼途径除周期长、成本高造成医患双方的“诉累”外,仍呈现出诸多弊端:第一,法官医学专业性的欠缺易造成诉讼迟延。医疗纠纷中涉及大量的医学专业理论,尤其对医疗过错的认定常常需交由医学专家鉴定机构,鉴定耗时长而造成诉讼迟延。加之目前鉴定机构社会化出现花钱买鉴定的现象,鉴定结果逐渐失去公信力。第二,“二元化”法律适用机制不仅造成法律适用模糊,裁决结果也备受质疑。构成医疗事故的,适用《条例》;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而《条例》确定的赔偿额较之《解释》明显偏低,出现轻微的医疗过失比严重医疗过失行为所需的赔偿额更高的不公平现象。第三,医患双方在诉讼中“对薄公堂”处于直接对抗性地位,加剧了医患关系的恶化。第四,诉讼模式的公开审理或者公开宣判,不利于患者隐私的保护。
  3.行政调解模式的弊端。《条例》赋予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职能,但在实践中却备受质疑。一方面,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其主导调解存在对部门利益的保护而难以保持绝对的中立,调解结果缺乏公信力;另一方面,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对医疗机构有行政处罚权。医疗机构为了规避行政处罚,宁愿选择和解的方式给予患方高额赔偿而不愿申请行政调解。而行政调解的自愿性决定只要一方不同意调解,调解就无法进行,医疗双方对行政调解的抗拒使得行政调解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二)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制度优势
  1.调解的保密性利于医患双方信息的保护。调解具有保密性,对于涉及隐私的纠纷可以采取不公开的方式调解,同时保证了医疗过错等信息对外界的封闭性,消除了医疗机构的声誉因媒体报道而产生不良影响的可能性。基于医患双方关系的特殊性,特定事实在医患双方之间的交流同样激化医患矛盾,调解不同于诉讼,必须将所有与案件相关的事实公开对质。调解可以采取调解员与当事人单独交流、沟通的形式保证特定事实在医患双方之间的保密性。
  2.调解的开放性利于医患双方矛盾的根本解决。诉讼中所有与诉讼无关的事实都不予考虑。调解中,调解员会综合纠纷当事人提供的所有事实作出考量,有利于发掘纠纷的深层次矛盾,从根本上解决纠纷。当事人最清楚自己的利益与事实的真相,调解中必然存在着双方不同程度的妥协,调解的开放性避免了严格适用法律带来的尴尬。
  3.调解的协商性利于缓和医患双方矛盾。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转移机制,可以将医疗纠纷的处理转移至医院外以避免暴力性“医闹”事件发生,同时维护医疗秩序。调解的协商性避免了纠纷当事人的直接抗衡地位,在当事人协商失败后,调解员仅以第三方的名义斡旋、沟通、引导、促和纠纷当事人以解决纠纷,更加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并尊重其意愿。
  二、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的选择
  (一)仲裁调解与法院调解模式的分析
  1.医疗纠纷仲裁调解制度分析。随着争议的解决方式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出现了仲裁和调解相融合的方式——仲裁中的调解。在医患双方自愿的前提下,由仲裁庭主持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另行进入仲裁程序,调解员同时担任仲裁员解决纠纷。仲裁调解主要存在以下矛盾:小词儿都挺能整
  首先,医患双方的对抗情绪导致“面对面”协商往往收效甚微{2},调解员通常采取“私访”的方式[1],在此过程中获得的信息是未经质证和辩论的,一旦调解失败则由调解员担任仲裁员,难以避免其受到上述信息的干扰。其次,仲裁有一裁终局的效力,与诉讼程序具有相似性,必然会使医患双方处于直接对抗地位而损害其和谐关系。最后,仲裁机构的一裁终局性以及涉及仲裁员的报酬等问题使得仲裁费用通常要远高于诉讼费用{3},造成患方经济压力。
  2.医疗纠纷法院调解制度分析。面对医疗纠纷“井喷式”的增长,部分地区将法院调解作为医疗纠纷诉讼的前置程序。然而,在实践中医疗纠纷只有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此时才启动调解程序往往难以促成彼此的谅解和妥协,法院调解不可避免的滞后和被动难以达到设置该程序的初衷。我国法院采取的是“调审合一”的方式,然而“如果调解不成功,法官自己调解后又判决,有失公平,法官在判决时会有先入为主的倾向性”{4},而且在调解阶段当事人因害怕诉讼中受到不利影响而不敢充分披露信息,导致调解中信息不全而很难找到问题的根源。法院对诉前调解员的业绩考核往往以诉前调解成功率为指标,会造成调解过程中侵害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强制调解”的结果。
  (二)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地方模式及评析
  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定的《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意见》,我国各地已经开展了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立法实践,对建立全国性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北京模式——保险公司指定医疗纠纷调解机构调解机制。
  2000年8月,北京设立了专门从事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的医疗纠纷调解中心,2004年6月由北京市政府通过的《北京市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规定,北京市所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必须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并按照规定负责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2]。由太平洋保险公司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共同负责医疗纠纷的调解,并为其提供财政支持。调解人员由医院高管人员、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和法官、律师等组成,经过专门的考核筛选予以聘用;调解服务免费,调解机构由承包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指定。
  2.南京模式——营利性医疗纠纷调解机制。
  2003年,南京市成立了全国首家营利性的医疗纠纷调解组织。其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具有营利性,同时将第三方调解作为诉前程序,无论是医患双方还是其中一方向法院起诉,都必须经过调解。目前,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处于“守株待兔”的工作模式,不得不说,南京模式的医疗纠纷调解不仅没有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更多元化的方式,反而使得医患双方对调解模式失去了信心。
  3.天津模式——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机制。
  依据《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之规定,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于2009年2月1日成立。医调委属于司法局指导下的民间群众性自治组织,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改变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机构和医疗机构“一家亲”的局面。由具有临床医学、法学专业背景的专家组成专职调解员,由医学、鉴定学、法律和保险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咨询委员会,保障医疗纠纷调解的专业性。调解服务免费,由政府提供医疗纠纷调解机构的财政支持。由司法局、保监局联合制定的《关于医疗责任保险承保公司参与医疗纠纷调解的实施意见》实现了医疗纠纷调解与保险制度的有效衔接,规定保险公司的理赔员可以参与到调解的全过程。在发生医疗纠纷后,调解机构确定损害责任分担比例后,按照法律规定标准确定医疗机构赔偿金额,由保险公司支付。
  4.宁波模式——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构与保险理赔机构共同调解机制。
  2008年3月宁波市成立了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根据《宁波市医疗责任保险的若干规定》,所有的公立医院必须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承保的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共同负责全市的医疗纠纷处理及理赔事宜。宁波模式建立了调解机构与保险公司共同处理医疗纠纷调解的方式,由国内4家保险公司组成医疗纠纷保险理赔处理中心,以医疗机构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处理,坚持理赔协商为先、人民调解为后的原则。医疗调解机构具备较强的专业性,调解人员由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法学和法官等各行业的专业人员组成。医疗纠纷理赔处理机构的经费来源于医疗责任保险保费,每年抽取保费的20%为理赔中心提供财政支持。并且调解免费,调解机构工作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部门保障[3],并形成了调解机构与公安、司法等职能部门的联动机制[4]。
  5.南平模式——调处中心“一站式”处理机制。
  南平市建立了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并成立了重大医患纠纷应急和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三级联调、四方联动、五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建立了强制性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将赔付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调解服务免费,采取政府购买的模式,为医患双方提供免费咨询、免费受理、免费调解。调处中心还设立了医患纠纷理赔专项基金和应急资金,确保纠纷案结事了,同时调处中心还设立了专门的医患纠纷审判庭,聘请具备医学专业知识的法官负责审判,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实现了医患纠纷从调解、审判到理赔执行的“一站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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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林学文.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

{2}宋艳丽.论仲裁中的调解[J].北京仲裁(ADR专论),2005,(1).

{3}马占军.我国医疗纠纷仲裁解决机制构建研究[J].河北法学,2011,(8).

{4}乔宪志.试论法院调解制度改革[M].上海:上海海关协会,2000:105.

{5}谭湘渝,许谨良.我国实行强制医疗保险的基本问题研究[J].保险研究,2008,(6).

{6}曹实.浅谈我国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J].中国卫生法制,2010,(5).

{7}姜贤飞.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定位的尴尬与思考[J].中国预防医学,2011,(8).

{8}史羊拴,蔡新祝.台湾地区医疗纠纷司法及立法趋向[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0,(8).

{9}艾尔肯.论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J].西部法学评论,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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