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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合同中的“重大误解”分析模式探究
【副标题】 基于法学与认知科学的互涉【作者】 叶秀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分类】 合同法
【中文关键词】 重大误解;认知科学;法律事实;法律推理
【文章编码】 1008-7966(2016)05-0057-0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5
【页码】 57
【摘要】

法律的不完备性和重大误解真假之不确定性,影响了重大误解判断的客观性和严谨性。而认知科学强调人的有限性、情境性以及心理因素在逻辑推理中的作用,从认知偏差的角度解释重大误解,将自然客观事件、人的行为、人的认知内容构成重大误解的法律事实,提倡重视人的心理因素在推理过程中的作用,并坚持法律内在价值判断作为基础,构建法学与认知科学互涉下的重大误解分析模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6602    
  
  《合同法》第54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同时,《民通意见》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重大误解主要特征是意思与表示不一致,是当事人错误认识之内部因素所诱发,区分于胁迫、欺诈等外部诱因所导致的合同效力问题。然而,法律实践过程中,需要设定“重大误解”的清晰评判标准,才能保证合同效力改变后不影响合同各方的利益损害,最终维护法律的公平价值。虽然通过法律条款的设定、法律解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赋予、信赖利益保护等多种方式保证,但经验世界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使得“重大误解”尚不存在客观、普遍的判断标准,那么法学应采用何种分析判断模式,这不仅需要法学自身的探索,还需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加以完善,尤其是对21世纪前沿领域的认知科学借鉴。
  一、法律对重大误解的分析模式之缺陷
  哪些因素诱发了重大误解?这些因素必然导致重大误解吗?以上两个问题构成了对重大误解产生的法律判断。前者是法律对重大误解的规定性内容,包括了行为人能力、要约和承诺的成立和生效、合同一般性条款和特殊性条款的要件、当事人之间信息沟通和道德风险、特殊条件的规定等内容;后者是法律推理的过程,涉及重大误解之后果与诱发因素之间的关系证明。然而重大误解涉及人之行为复杂性和自主意识,故单纯从法学内部解决该问题势必面临局限。
  (一)法律规定的不完备
  依据《民通意见》,“因对合同内容认识错误,而订立的合同”以S表示,“重大误解”以P表示,那么“所有的S是P”和“有的S是P”两种直言命题中的P都是不周延的,故“法律的不周延、模糊性甚至漏洞是在司法过程中被发现”{1},即法律对重大误解的规定无法完备。法学内部通过法律诠释方法加以解决,例如文义解释中的“扩充解释和限制解释”{2},或者“反对解释”{3}以及“社会学解释”{4}等多种方法的运用,但并不能解决法律规定的不完备之问题,乃因法律规则的抽象性与经验世界的具体性之间这一深层次矛盾的存在。
  (二)认识之真假判断的缺陷
  条件推理是一种重要的演绎方法,但逻辑强调其推理的有效形式,而非命题中内容和意义之间的联系。“因对合同内容认识错误而订立的合同”以P表示,“合同签订中存在重大误解”以q表示,在“如果p,那么q”这种法律推理结构中,需确认前件的真与假。而重大误解的前件判断涉及人的认识之真或假的判断,即精神领域中的真假判断,单一依赖法学手段解决尚存缺陷。认识之真或假的判断必然影响到前件和后件之间的关系,即是否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
  (三)人之有限性
  重大误解的判断涉及主体假设问题,目前法学对主体假设从完全理性转变为有限理性。因此在知识有限性、信息有限性的约束下,人不可能在经验世界完全依据精密的计算,评价其选择和行为后果,也不能完全依据法律中强调的形式逻辑为手段分析问题。人之有限性在重大误解问题中充分体现,例如对合同中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存在误差,当事人之间因知识体系的缺陷导致对同一事物存在分歧。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四)意识领域的真假判断难题
  重大误解涉及意识领域的真假判断,法学通过意思与表示二者的联系予以判断,即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结合,并对行为的法律效果予以界定。法学通过要件论、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的结合,通过外在表示判断提供意识领域的真假,但仅仅是意识领域真假判断的手段之一,该方法无法提供完全普遍、客观的证明。目前认知科学通过模拟大脑运作机制,通过计算、逻辑、语言等多学科的结合进行意识领域的判断,但大脑运作机制的复杂性使得模拟系统无法完全实现,故法学还未找到判断意识领域的真假之手段。
  二、法学与认知科学互涉下对重大误解的诠释
  认知科学涉及“大脑”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即大脑如何命令、指挥、协调身体活动的机制和动力之问题。因为以智力为研究对象,认知科学向涉及人类行为、决策、社会关系相关的学科不断渗透,法学概莫例外。法学与认知行为科学的互涉,试图“通过运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解释法律追求的目标和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提高法律的预测力和解释力”。在法学与认知科学互涉过程中,法学依然保持其独立的学科地位,同时借鉴认知科学的成果,“并不是提出一个新的范式,仅是将源自其他社会科学的大量实验结论融合至法学中,使得人类行为判断和法律体系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得到精炼”。而在对重大误解的诠释上,认知科学为法学分析提供了新的诠释途径,即重大误解被视为一种人类的认知偏差,通过探寻和控制诱发认知偏差的相关因素,规避重大误解出现的可能性。
  (一)认知偏差的诠释
  法律强调逻辑推导、线性认知模式下的重大误解,而对跳跃性或非逻辑思维采取了忽略态度。然而,法学与认知科学互涉下,重大误解被认为是一种认知偏差,这种认知偏差受到人类认知模式的影响。1979年,卡尼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提出“启发式认知模式”,该认知模式被认为更加接近现实中人的认知方法。重大误解被视为一种认知偏差且不可避免,诱发原因包括现成性启示(Availability)(如果该事件人在过去经历过,并且对人造成难忘的印象,人对该事件出现的概率会过高估计);事后判断误差(Hindsight Bias)(人在事件发生后再评估该事件当初发生的概率,往往会高估事件发生的概率);锚定效应(Anchoring)(先入为主的影响,人对事件发生的概率存在偏差)。认知科学通过对上述认知偏差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寻找控制手段以便保证认知偏差可能性降低。
  重大误解被视为客观存在且不可避免,导致行为人对合同中的不确定性发生认识错误,例如过度自信的决策和控制偏差。依据认知科学的成果,法学中的重大误解是一个心理、环境、自我认知的一个综合结果,不仅要对重大误解的情景因素重视,还需要理解人的有限性。基于认知偏差的研究,法学能够通过制度、规则的设计规避相关的影响因素,从而降低不利法律后果的出现。
  (二)具身性的要求
  重大误解是一种认知偏差,是主体对外部认识对象内化的结果,然而认知理论提出了具身性问题,即意识的内容是主体客体之间互动形成的,而不仅仅是主体对客体的单方面的加工。认知发展理论认为“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清晰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此重大误解产生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下,而非仅仅是主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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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法律诠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87.

{2}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3.

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3}孙国华,等.中华法学大辞典法理学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167-168.

{4}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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