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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意义及思路
【作者】 李辉张克强
【作者单位】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绥芬河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反腐败;立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文章编码】 1008-7966(2016)05-0004-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5
【页码】 4
【摘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中国的反腐败立法再次吸引了世人和国人的目光。中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在完善我国反腐败立法过程中,必须坚持循序渐进、发挥宪法作用、契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提高制度之间合力的路径进行,同时坚持成熟一个出台一个的原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6598    
  
  随着人类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在面对环境污染的同时,也在遭受着腐败的污染。腐败已经成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的敌人,发展中国家每年因腐败导致的损失达到500多亿美元,发达国家则会达到3000亿美元左右,这种腐败的困扰使得主权国家经济发展部分成果被吞噬、政治掮客有发挥作用之土壤、政府公信力和诚信体系受到挑战、社会道德取向发生改变。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出现西弱东强的趋势,新兴经济实体尽管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日益提升,软实力影响有所增强(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巴西为代表的金砖五国),但是相伴而生的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有的甚至泛滥成灾。随着经济全球化(G8、G20、APEC、TPP经济实体作用发挥)和国际交往与合作日趋紧密,跨国(境)腐败犯罪呈上升趋势。在全球治理腐败的过程中,单靠一个或者十几个国家的努力已经不可能有效控制本国的腐败行为了。各国必须摒弃价值观念、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文化习惯的束缚,共同打击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
  一、反腐败国家立法的意义
  (一)有利于中国开展国际反腐败合作
  截至目前,全球层面反腐文件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等;地区层面有《美洲国家组织反腐败公约》、《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欧盟委员会反腐败民法公约》、《欧盟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等。尤其是2014年11月8日在北京闭幕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6届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根据该项声明,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建立,追逃追赃等合作将在亚太地区加大力度,各成员国要共同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它为新时期的国际反腐合作奠定了广泛基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交往和合作的常态化,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反腐败合作已经成了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议题。
  首先,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反腐败合作可以展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力。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在2011年,中国出口总量占世界的10%,进口总量占世界的10%。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占世界总量11%。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11年12月为3.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1600亿美元。习近平在2014年的APEC会议上做《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演讲时强调,“今后5年,中国进口商品累计将超过10万亿美元,出境旅游等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与美国的贸易总额突破了5500亿美元大关。中国积极倡导并努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无疑将对沿线60多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合作升级等有关项目提供长时间的发展动力{1}。在强大经济实力支撑下,中国的话语权日益提高,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国能在反腐败领域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所以中国积极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可以很好的回应这一关切。
  其次,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反腐败合作有利于严厉打击跨国(境)腐败犯罪。近年来,贪官外逃、非法资金外流问题日益严重,据中纪委201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近30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左右,携走资金500多亿美元,人均约1亿元。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裸官’在内的各种贪官等有1.8万人外逃,携带款项8000亿元人民币”。2012年末,非营利机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发布了《发展中国家非法资金流出:2001—2010》。该报告指出,2001—2010十年间,中国(大陆)因逃税、腐败和犯罪而产生的非法资金外流达2.74万亿美元,占全球各国非法资金外流的近50%,是非法资金流出最多的国家{2}。社科院在2014年2月发布了2014年《法治蓝皮书》,蓝皮书表示,“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可能加剧,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风险增大”。中国央行国际收支账目统计的数字显示,2014年下半年外流资金量为921亿美元,美国花旗银行则认为,2014年的10月—12月间,我国流出的资金量在2500亿~2700亿美元。研究机构表示,2014全年资金流出总额在8000亿~9000亿美。资金的主要流向有留学、旅游、购物、房地产购置等。这些看似合法的消费领域是否存在着“洗钱”因素,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内容。借助国际反腐败合作机制和力量(主要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成功引渡和遣返了多名潜逃的腐败官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2013年10月披露,2008年至2013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2015年抓回外逃人数首次高于新增外逃人数。我们在追回大量腐败资产的同时,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有效地震慑了腐败分子。
  (二)有利于实现中国同国际反腐机构的良性互动
  目前,与我国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开展双边交往的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纪检监察和反腐败机构,我们与其中12个国家的纪检监察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我国与6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06项各类司法协助条约。我国加入和参与的国际和地区性多边合作机制或论坛将近20个。中国加入或参与的国际性的反腐败合作机制有: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CAC)。《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3年10月31日在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它也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正式法律文件。我国于2003年12月签署该公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05年10月批准了该公约。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报道显示,目前中国利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平台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1},无论是2014年的“猎狐行动”,还是2015年的“天网行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此外中国专门领导小组的成立,为我国更好履行公约的承诺和进一步研究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供了顶层设计保障。我国于2007年9月13日正式挂牌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其基本职责为“负责全国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检查指导;协调指导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介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的防治腐败工作;负责预防腐败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3}。同时,我国还出台并修订了有关刑法内容、反洗钱法等相关法律。
  2.《引渡条约》。2014年以来到现在,中国已经完成10项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谈判。我国与泰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哈萨克斯坦,蒙古,吉尔吉斯斯坦等一些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并且参与了很多实际上涉及引渡问题的公约,比如《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等。但是,由于国家层面的反腐立法缺失,我国腐败分子意愿性逃亡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并未与中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使得我国的全球追逃行动受到极大制约。
  3.二十国集团(G20)反腐败工作组。该工作组于2010年6月G20峰会期间成立,监察部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该工作组的组建和历次会议。反腐败工作组是目前我国参与的反腐败国际合作重点之一,据2010年公布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作为打击腐败的主要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签署了检察合作协议;公安部与44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建立了65条24小时联络热线,同59个国家和地区的内政警察部门签署了213份合作文件,国际反腐合作势头强劲。
  4.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以下简称FATF)成立于1989年,是国际社会专门致力于控制洗钱的国际组织,专门研究和制定各国国内和国际反洗钱的政策,并运用国际合作促进这些政策的广泛实施。我国于2007年6月成为该组织正式成员,由中国人民银行代表中国政府参与。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腐败作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一致认识,FATF将反腐败列入其重要内容之一,监察部负责参与FATF反腐败议题的讨论。此外中国参与的地区性的反腐败合作机制主要有亚太经合组织(APEC)反腐败工作组和亚太地区反腐败行动计划等。
  二、现有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与新形势下的反腐斗争尚有差距
  目前就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来看,大都具有一部或多部防止公职人员贪污受贿,或以贪污受贿为重点的法典。不少国家除了在本国的刑法典中专门设有贿赂罪、贪污罪及禁止公务人员参与某些经济活动的规定外,还特别颁布了针对性较强的法典。如美国的《2000年国际反腐败和良政法》、《涉外腐败行为法》,爱尔兰的《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印度的《预防腐败法》,新加坡的《预防腐败法》,罗马尼亚的《预防、发现和惩治腐败法》,等等。此外,斯洛文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克罗地亚、阿塞拜疆等国也制定和颁布了类似的反腐败法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多年来我国出台的各种反腐败的相关规定都为立法做了充分准备,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性,为制定反腐败基本法奠定了顶层设计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有关反腐倡廉法律、法规、条例100余件。主要有:《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重申和建立党内监督五项制度的实施办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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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商浩文.论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治理的国际化——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反腐败的现实考察[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4,(4).

{2}廖永安,李世锋.以法治反腐破解反腐与防腐的悖论[J].湖南社会科学,2014,(6).

{3}邵沙平.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推进我国反商业贿赂法治[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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