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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医患纠纷之应对策略研究
【作者】 漆晓昱【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分类】 民商法学
【中文关键词】 医患关系;医患纠纷;法律属性;应对策略
【文章编码】 1008-7966(2016)05-0047-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5
【页码】 47
【摘要】

随着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医疗服务供应能力的有限性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缺失,更加催化了医患纠纷激化。各种伤医、杀医事件屡见报端,在带给我们震撼的同时,也引起我们的思考。医患纠纷是社会复杂矛盾在医疗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反映社会状况的“晴雨表”。医患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而医疗事业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解决好医患纠纷,就必须站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高度,让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共同努力,从政府投入、优化机制、法律监管、文化教育、舆论引导等多个方面着手,内外兼修、标本兼治,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现人人健康共享幸福的中国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6599    
  一、问题的提出
  据统计,2012年全国各级医院接诊达65亿人次,按全国13亿人口计算,年人均就诊5次之多{1}!可见在当今中国,医患关系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不可分,是无可非议的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医患关系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幸福指数,与社会稳定、国家安宁息息相关。
  医生担负着救死扶伤的天职,历来就是最受人们尊敬的职业,从历史角度考察,在传统的“床边医学”[1]阶段医患关系是相对简单、和谐的。而当医学进步到“医院医学”及“实验室医学”阶段,由于社会进步特别是医疗技术发展,医患纠纷逐渐增多。
  近年来,我国医患纠纷上升趋势十分明显,根据2008年在太原市召开的关于医患纠纷全国性内部会议上所披露的数据,我国每年发生医患纠纷达百万件,且该数字还在以100%的速度逐年增长{2}。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医患纠纷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3}。另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72%的医院发生过谩骂、殴打医务人员的恶性事件,77%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且拒交就医费用的事件{4}。同时法院审理的医患纠纷诉讼案件也在逐年增加,根据最高院的统计数据,法院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从2003年的9079件上升到2012年的16966件,增加了近一倍{3}。
  而更加让人担忧的是,我国医患纠纷还存在激化的趋势,伤医甚至杀医的恶性事件屡见报端。2008年,全国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生遭受伤害事件20.6起,而这个数在2012年上升为27.8起。2012年,全国发生的伤医血案,导致医护人员35人伤亡,其中7人死亡,28人受伤{1}。“温岭杀医案”、“哈尔宾医科大学杀医案”等耸人听闻的案件不绝于耳。日益激化的医患冲突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急需引起各方关注,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二、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病人因疾病而接受医疗机构诊疗,形成医患关系{5}。我们要研究医患纠纷的应对之策,就必须弄明白什么是医患关系?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受何种法律调整?要回答以上问题,首先就要厘清,医患关系究竟具有何种法律属性。
  关于医患关系的界定问题,受到了世界各国法的普遍关注。在德国法上,德国学界普遍认为医患关系是一种劳务契约(Dienstvertrag)关系{1}。《德国民法典》第611条规定“因劳务契约而承诺提供劳务的一方当事人,负有提供该劳务的义务,而对方当事人,则负有给付约定报酬的义务。劳务契约之客体,得为任何种类之劳务”。但同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强调:医患关系,远超过法律上的劳务契约关系,其明确指出:“医生的专业伦理,绝非独立于法律之外。医生的专业伦理在各个方面一直影响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专业伦理对医生的要求,在很大范围内被法律釆用,而成为法律上的义务。医生的职业特性,伦理与法律合二为一,医患关系显著的不同于其他人类社会关系”。故而,在德国法上医患关系是一种独立的契约关系,受到所谓“医师法”(Arztrecht)或“医师责任法”(Arzthaftungsrecht)的调整。
  在法国法上,医患关系也是一种契约关系,医生的契约义务不在于确保疾病的治愈,而在于依其职业道德和医疗技术,尽力从事疾病诊疗工作。而日本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也认为,医患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违反这种契约的当事人要承担违约责任{6}。根据这种观点,对“医”方而言,其负有诊疗义务、告知说明义务、保密义务、获取同意义务、记录医疗行为义务等。而对“患”方来说则享有,知情同意权、自主选择权、自我决定权等。同时“患”方还承担着配合义务、支付医疗报酬义务、如实告知病情义务等。
  而在我国法上,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界定,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医患关系是一种消费关系,强调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调整医患纠纷{7};也有学者指出医患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即一种非典型契约“医疗服务合同”{8}。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只是看待医患关系的角度存在差异,其实并不矛盾。实际上通过对国际立法的考察,并根据我国现实法律之规定,笔者认为,在我国,医患关系应当是一种具有消费关系特征的合同关系。其是一种不具名合同,既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又受《合同法》的调整[2],在发生纠纷时产生法条竞合,可由当事人选择最有利的法条予以适用。
  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说“每一医学行为都涉及两类人:医师和病人,或更广泛的说,即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系这两类人之间的多方关系”{9}。这就表明,医患关系的主体并不局限于医生和患者。就“医”方而言,“医”包括了从事医疗服务的医务人员,也包括医疗服务的载体医疗机构,准确来说,医疗机构是责任主体而医务人员则是具体行为人。就“患”方来说,“患”包括了病人自身,也包括了病人的其他社会关系如家属和好友。这就使得医患关系更具复杂性,成为了反映社会矛盾的“晴雨表”。
  对于医患关系来说,医疗行为是其客体。它的特殊性在于,医疗行为并不以疾病的治愈为其履行义务的必然要求,只要医方谨守职业伦理,基于相应的医疗技术,尽力实施了诊疗行为即为义务履行。同时医疗行为的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中国古代医疗“望、闻、问、切”的诊疗方法,在现代医学技术的背景下就发生着变化。因而,医患关系的内容,由于文化、科技、历史、政治乃至宗教信仰的不同都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三、医患纠纷成因分析
  (一)供需矛盾与资源分配不合理是医患纠纷激化的前提条件果然是京城土著
  长期以来,我国医疗服务的供应能力与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准确的说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质量与医疗水平无法满足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导致群众看病纷纷往大城市、大医院聚集,致使全国各地大医院普遍存在超负荷运转的问题,出现“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的现象。大医院的医生往往一天要接诊几十个病人,这样超负荷的工作导致医生无法和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这就更加剧了医患矛盾。
  同时,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也是导致医患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增强,但相应的调节机制尚未完善,导致社会资源日益向高收入者集中。有资料显示,1997—2001年门诊人次费用比指数,厅局级干部最高达到2.997,而普通干部则仅为0.869{10},这样巨大的医疗消费差距,导致了人们对社会公正的质疑,“仇富情结”在社会中弥漫,社会分层意识严重。医疗资源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本身的稀缺性,加之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为医患纠纷的激化创造了直接条件。
  (二)体制机制不合理造成医患关系对立是根本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公益性质的医疗事业由国家资助,医务人员的工资福利,医疗机构的运行成本等皆由国家投资,在那一时期,医生能心无杂念的投入到治病救人的工作当中,医患关系也相对和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医疗改革已明显滞后于时代需求,政府对医疗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医院被完全抛给市场,医疗事业的运行主要靠创收来保证,医院支出经费的90%以上靠收费获得,这就造成医生过度依赖高新设备以及高价药品,“小病大治”,同时也导致医疗资源浪费,患者就医成本增高。这使得医院逐渐与其公益属性相背离,被赋予了市场的色彩,使得患者对医方的不信任加剧。
  同时医学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各种高新技术的投入,也大大增加了就医成本,疾病带来的经济风险已超过绝大多数群众的负担能力,因而,催生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社会保障制度不论何种形式,皆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命、健康权为目的,为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看得起医、治得起病。但当前,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很难谓之健全,保障水平低、保障范围小,根本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这就使得群众同医院之间的经济对立更加严重。
  体制机制的不健全,将医、患推到了经济对立面,患者对医院不信任,医生有苦难言,这是导致医患纠纷的根本原因。
  (三)医疗本身的风险和医患认知的差异是内在原因
  世界上有两个最难的课题——自我和宇宙,医学是对人类自我进行研究的科学,既所谓科学,就必承担风险。实际上按照国际公认的经验标准,医学能解决大约30%的人类疾病,而医疗确诊率约为70%,急诊的抢救成功率约为75%{11}。医学本身就伴随着高风险,而患者同医生在对医疗行为的认知上存在差异,患者能理解医疗行为总体的成功率,但一旦失败的结果降临到自身,患者及其家属往往表现出不理智、不理解的态度。患者对医疗行为期待过高,往往认为进医院就应该能治好病。而医疗行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一旦这种信息不对称遇上医疗行为高风险,就导致医患矛盾加剧。
  (四)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的缺失是外在原因
  医疗行为是高风险的,存在一定的失败概率,但这却是医学所必须承受的,唯此无以使医学进步,无以拯救生命。但为此所付出的高至生命的代价,却又不是某个患者或某些医疗机构能够独立承担的。因此,运行良好的医疗体系,需要相应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但当前,我国医疗保险等风险分担机制尚未建成,一旦出现预期之外的结果,患者的矛头就将直接指向医院,由于第三方的缓冲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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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博宏宇.“中国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研究”[D].武汉大学,2013.

{2}柴会群,等.“医难自治血案频发:医生为医疗改革滞后埋单”[J].南方周末,2012,(4).

{3}桂平静.“患方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态度的调查研究:以北京市医调委患方为例”[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

{4}叶铁桥,朱柳宇.医患血案频发背后的冷峻现实[N].中国青年报,2013-03-26.

{5}陈竺.医患双方是利益共同体[N].人民日报,2009-12-10.

{6}朱柏松,等.医疗过失举证责任之比较[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230.

{7}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J].政治与法律,2002,(2).

{8}龙翼飞.医疗服务纠纷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J].商品与质量,2006,(23).

{9}赵颖:试论医患纠纷中的责任性质及举证责任[DB/EL].http://www.wangxiao.cn/lunwen/7479534674.html.

{10}李清波,侯世方,张琼.某地13所医院1994—2001年医疗费用走势及发展预测[J].华南国防医学杂志,2003,(17).

{11}朱锡光,孙梯业,颜伟,李力.医患关系现状的多维视角思考的研究[J].医学与哲学,2005,(2).

{12}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与自律工作委员会,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工作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后医疗纠纷的调查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2004,(3).

{13}温淑萍.专家建议将人民调解机制引入医患纠纷处理[N].民主与法制时报,2007-04-16.

{14}李晓农.管窥美国医疗纠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J].中国卫生法制,2008,(16).

{15}王成.医疗侵权行为法律规制的实证分析——兼评《侵权责任法》第七章[J].中国法学,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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