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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从宽的实践性反思
【作者】 周新【作者单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量刑;量刑指南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168
【摘要】 关于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从宽,我国不少试点单位探索出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同时也反映出若干共同的特点。借助多种实证研究方法,进一步总结认罪认罚前提下量刑从宽的实践状况,尤其是反思其中的不足,包括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从宽事由比较单一、律师对从宽结果的影响程度偏低,等等。通过分析与认罪认罚相关的积极因素、消极因素,立法者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来完善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从宽规则:第一,确定认罪、认罚、从宽的基本内涵,综合分析各种从宽、从重处罚的情节;第二,确立层级化的梯度从宽体系,适应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四大阶段的实践需要;第三,由公检法司共同参与制定适应的量刑指南,注重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211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写入《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人们愈发关注认罪认罚案件的从宽规则话题。[1]2018年,全国人大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初步明确了认罪认罚案件的从宽处理规则,由此,认罪认罚成为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但是,遗憾的是,立法者似乎没有尝试从《刑事诉讼法》层面划定认罪认罚案件的从宽处理体系。尽管部分研究成果和试点经验已经解决了部分争议,但仍然暴露出一些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效果的难题。[2]更何况,相当比例的研究成果都是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反映了人们似乎较少关注试点实务的真实情况。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化的背景下,着眼于实现该制度的改革功能,笔者借助数据分析、阅卷、个别访谈等实证研究方式,[3]归纳试点状况、总结试点经验,为立法者审慎地设计符合司法实际需求的相应从宽规则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量刑从宽实践

(一)基本概况

自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至今,人们已经对“从宽”及其类型有了相当程度的共识立场。[4]就量刑从宽而言,试点地区制定当地试点文件之时,通常会选择以30%—20%—10%作为量刑的层级减损比例。只要是认罪认罚案件,试点法院一般都会给予一定程度的从宽处罚,以示“激励”。

以A市为例,2017年全年,该市各基层法院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数量共计18637件,审理的被追诉人共计23738人,其中,认罪认罚案件共计9937件,审理的被追诉人共计11246人。而在这11246人中,共有10707人最终予以从宽处罚,占认罪认罚人数的95.21%,占全部刑事被追诉人人数的45.1%。

我们可以初步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最终的从宽处理结果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

1.从轻处罚是从宽的主要形式

虽然最高司法机关和相当多的试点单位出台的规范文件指出,办案单位可以采取四种量刑从宽形式,分别是免予刑事处罚、从轻处罚、依法减轻处罚以及法定刑以下报核。但是,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依法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比较高,而法定刑以下报核的适用条件更甚苛刻,可以说,相较于前两种从宽形式,后一种形式的适用比率很低。因此,相当多的试点法院一般只能选择在从轻处罚的幅度内进行裁量。以A市为例,2017年该市各基层法院审理的能够获得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被追诉人共计10707人,其中免予刑事处罚的人数共计100人,从轻处罚的人数共计9780人,依法减轻处罚的人数共计781人,法定刑以下报核的人数共计9人。

结合图1,我们注意到,只有较少的案件才会适用免予刑事处罚或者法定刑以下报核的从宽形式。究其原因:其一,这与认罪认罚案件的性质有关。在被追诉人选择认罪认罚的情况下,鲜有在法院审理环节认定为无罪的情况,因此,对于大部分的案件而言,被追诉人需要受到刑罚的制裁。其二,减轻处罚、免予刑事处罚以及法定刑以下报核的情形由法律明确规定,适用的条件较之于从轻处罚而言也更为严格,因此,适用率也远不如从轻处罚。

图1 2017年全年A市各基层法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从宽

2.30%—20%—10%的层级方案较受欢迎

尽管最高司法机关一直在笼统地强调对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进行从宽处罚,通过调研,笔者发现,不少办案人员认为,既然存在认罪认罚情节,那与之相应的从宽幅度也应获得独立评价的地位。

相当多的试点单位通过试点文件或者实践规则的方式,接受了30%—20%—10%的方案,即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到审判阶段,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之后可以获得的量刑从宽的减损比例。而且,法官有权行使自由裁量权。据调研反馈,这种“三二一方案”越发受到欢迎是因为这种层级化思路可以提升认罪认罚程序的效率,毕竟选择的时机不同,量刑从宽的程度也不同。而将最高档次设计为30%,使认罪认罚的量刑激励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又与最高达40%以上的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从宽幅度形成梯级,从而避免造成量刑情节之间的不均衡。

3.量刑结果大体与量刑建议保持一致

2017年底,最高司法机关向全国人大所作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以下简称“中期报告”)显示,法院对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为92.1%。关于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与法院作出裁判之间的差异,法学理论界、实务界的争议比较大,主要分为精准量刑建议和幅度量刑建议。目前试点单位比较欢迎的做法是,对于某些特定的案件类型,如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可以采用精准量刑建议,除此之外,通常只采用幅度量刑建议。即对于大部分案件,法院尊重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且最终的量刑结果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保持一致。但是也出现了法院不在量刑幅度内裁判的情形。究其原因,除了量刑情节发生变化以外,还主要与当前缺乏统一的量刑指南有关,即检察机关与法院在对量刑的判断与衡量上存在差异,进而使得量刑结果与量刑建议相左。总体而言,调研地区的量刑建议采纳情况基本上符合全国平均水准,也符合《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下称《试点办法》)的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

(二)通过阅卷的多维反馈

关于认罪认罚情节的量刑从宽,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了解数据层面。在A市、B市,为了更详细地了解量刑从宽的实际情况,笔者分别采取随机抽取阅卷和个案精准阅卷的方式,来多角度地分析量刑从宽的现状。具体而言,随机抽取阅卷便于了解从宽的类型,以及从宽的主要特点,个案精准阅卷便于分析法院最终确定从宽幅度的依据,认罪认罚具结书上的量刑建议对法院的约束力,以及检察机关、律师的意见对法院最终量刑的影响。

1.随机阅卷

笔者随机调取A1区法院案卷19份、A2区法院案卷21份、A3区检察院案卷16份。在这56份案卷中,笔者挑选出同时具备检察机关从宽理由、被追诉人或者律师的意见、法院认定的从宽理由以及法院最终的量刑结果四个要件的案件,共计8例,作为研究从宽问题的典型案例。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

(1)检察机关的从宽理由相对单一

检察机关的从宽理由集中于“如实供述”“自首”“退赃退赔”和“被害人谅解”四个方面,较之于辩护人、值班律师或者被追诉人提出的“从宽”理由而言相对单一。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与“自首”“坦白”“如实供述”有所重合,因此,检察机关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不可避免需要考虑“自首”“坦白”“如实供述”的因素;其二,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使其在从宽情节方面不如被追诉人及律师考虑得周到。

(2)在确定“从宽”时,法院会综合考虑诉辩双方的意见

针对诉辩双方之间的关于“从宽”情节的合理建议,法院在最终的量刑时均会予以考量,并在判决书中体现其主张。尤其是在盗窃案与交通肇事案中,诉辩双方当庭就具体的量刑范围进行协商,法院最终折中裁判,一方面体现其中立地位,对诉辩双方各自意见均表示尊重;另一方面,由于检察机关的从宽理由相对单一,而被告方往往在“从宽”情节的考虑方面更为全面,法院的“综合考虑”也是合理量刑之需要。

(3)法院最终量刑基本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相一致

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法院量刑基本上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相一致,即使超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范围进行量刑,最终的量刑与量刑建议的量刑差距也并不大。不过,在调研时,笔者还了解到,仍然存在法官超出量刑建议范围予以量刑的情况。以A市为例,2017年1月至5月,该市各基层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的案件共计2602件,所占比例为84.78%,而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而不予以采纳的案件共计7件,所占比例仅为0.23%。总体而言,尽管不予采纳的案件较少,但是,我们却不可忽视其中的重要致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缺乏统一的量刑指南。不少受访法官均表示,由于当前在公、检、法、司四个机关之间尚未形成统一的量刑指南,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有时会超出法院的常规量刑范围,在此情况下,为了维护个案之间量刑的均衡,防止同类案件量刑差异过大,法院很有可能在量刑建议之外进行量刑。第二,部分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能力偏低。部分法官表示,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能力参差不齐,部分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能力偏低,加之没有统一的量刑指南和量刑精准化的要求,使得量刑建议书中的量刑有时与法院的常规量刑相差较大,法官不得不超出量刑建议范围进行量刑。第三,法官对量刑建议的消极态度。尽管法官对于量刑有最终裁量权,但是面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有些法官仍然认为量刑建议的提出是对司法裁判权的挑战,他们更愿意检察官提出宽泛的量刑建议。

2.个案精准阅卷

随后,笔者借助个案精准阅卷的方式,通过横向对比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律师的量刑意见及判决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认罪认罚案件的“从宽”问题。

(1)检察机关与律师提出量刑建议的情况

针对A1区76份案卷及A3区84份案卷,通过比较分析,笔者发现,在上述共计160份的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均提出了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然而,不常见的是以下案件,即律师提出较为精确的量刑意见而非仅仅宽泛地请求法院依法从宽处理的案件。在160份案卷材料中,在审判阶段,律师参与的案件共计53件,而只有20例案件律师提出较为精确的量刑意见。其中,在A1区共计76份案卷材料中,在审判阶段,有律师参与的案件共计33件,律师提出较为精确的量刑意见的案件共计18件,占全部案件比例的54.5%,而在A3区共计84份案卷材料中,在审判阶段,有律师参与的案件共计20件,律师提出较为精确的量刑意见的案件仅有2件,占全部案件比例的10%。由此可见,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在审判阶段,有律师参与的案件数量并不多,而在为数不多的律师参与的案件中,律师提出较为精确的量刑意见的案件更为少见。律师的缺席意味着无法实现真正的量刑协商,更无法为被追诉人争取最大程度的从宽。因此,保障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的参与,发挥律师在提出量刑意见方面的专业优势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重要因素。

(2)判决与认罪认罚具结书量刑建议的关系

在160份判决中,支持律师的量刑意见或者不支持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案件共计13例,其中A1区1例,A3区共计12例;既支持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又支持律师量刑意见的案件共计6例,均为A1区的判决;而剩余的141件案件,最终的量刑结果均与认罪认罚具结书的量刑建议相一致,在认罪认罚具结书的量刑幅度内进行量刑,具体而言,详见下图2。

图2 具结书量刑建议与判决结果关系图

可见,对于大部分的认罪认罚案件,法院对具结书的量刑建议持肯定的态度,所占比例为全部案件的91%,这与A市的总体数据情况基本保持一致。但是,仍然有9%的案件,法院超出量刑建议的范围进行量刑。通过统计分析,笔者发现超出量刑幅度范围的共计13例案件。

第一,超出量刑建议幅度范围进行量刑的结果与量刑建议之间差距不大。在超出量刑幅度进行量刑的13例案件中,超出的幅度通常在1个月至6个月之间,超出的量刑幅度并不大。尤其是危险驾驶类案件,超出的幅度基本上在1个月左右。而为了这么短的刑期,就超出认罪认罚具结书的量刑幅度进行量刑,否认具结书中量刑建议的效力,如此做法是否得当,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第二,超出量刑建议幅度范围进行量刑与律师参与并无必然关系。在上述13例案件中,6例案件有律师参与,并且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而有7例案件没有律师参与。这说明,法院最终超出量刑幅度进行量刑与律师参与并无必然的关系,法官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超出量刑建议幅度进行量刑时,法官写作判决书的说理性不足。[5]在这13例案件中,没有一份判决书就最终的量刑超出量刑建议幅度的原因作出解释,而仅仅是笼统地将被追诉人所有的量刑情节进行罗列。但是,罗列的量刑情节既包括从重的量刑情节,也包括从轻的量刑情节,与没有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案件的判决书并无太大差异。

结合近几年的相关试点文件和新《刑事诉讼法》的条款,改革者倾向于认为,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换言之,法院最终的量刑应当以采纳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为原则,以不接受为例外,并且例外的情形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上述的13例案件却均不属于例外规定的情形。可以说,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务中,法院量刑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规范的情况,需要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

二、影响量刑从宽的多重因素剖析

(一)影响“从宽”幅度的因素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以提高或限缩“从宽”幅度为判断标准,我们可以把影响“从宽”幅度的因素划分为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以下因素并非仅仅指认罪认罚,而是与认罪认罚相关的情节或者影响因素。

1.肯定因素

肯定因素即能够提高“从宽”幅度的因素。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较之于一般案件而言,具有肯定因素的案件的“从宽”幅度更大。结合访谈与阅卷的情况,笔者将肯定因素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被害人的谅解

试点单位办案人员反映,对于被追诉人及其近亲属已经向被害人退赃、退赔的,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并由被害人出具谅解意见的,可适当加大从宽幅度。但是部分办案人员还表示,有时被追诉人认罪态度良好,愿意积极赔偿,可是被害人“狮子大张口”,漫天要价,这是颇为棘手的难题。[6]对此,某些办案人员认为,即使没有达成赔偿协议,被害人没有出具书面谅解意见,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也不影响对被追诉人的从宽,只不过,在程序的选择适用领域,办案机关可能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简易程序,而非速裁程序。

(2)再犯的可能性

根据调研反馈,针对再犯可能性高的被追诉人,法官在最终量刑时会在从宽幅度内从重判决,反之,针对再犯可能性低的被追诉人,则会在从宽幅度内从轻判决。判断再犯可能性的主要标准包括是否为初犯、累犯以及涉及的罪名、身份以及悔罪表现。

(3)简化程序的选择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大特点在于程序的简化,从而有助于提升诉讼效率,同时,由于被追诉人的自愿认罪行为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因此,国家可以为其提供刑罚“从宽”作为激励。但是,对于“认罪认罚”却不同意适用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的被追诉人是否可以从宽,人们存有争议。例如,A2区试点文件规定了,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不同意适用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的,按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不影响对‘认罪’或‘认罚’的认定,构成犯罪的,依法从宽处理。”不难判断,只要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了,即使其坚决不适用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由于其已经“认罪”,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尤其是法庭调查阶段,法官仍然可以简化程序审理。此时,虽然适用了较为繁琐的普通程序,但其实质仍然属于程序的简化,也就不会影响被追诉人获得从宽处罚的“激励”。而且,A2区试点文件还规定了,如果被追诉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法官在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如此一来,将速裁程序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也体现简化程序选择适用与“从宽”之间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共同犯罪,部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但是部分被追诉人不认罪认罚时,根据2018年《刑事诉讼法》223条的规定,如果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追诉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或者适用速裁程序有异议的,法院不得适用速裁程序。这与部分试点地区的规定不同。例如,根据《A市检察机关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第二阶段工作指导意见》第22条的规定,“对于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同案处理时程序上不能从简,但实体上可以从宽,也可以视情况采取分案处理的办法。”对此,我们应当遵循的方案是,“为慎重公正处理,只要其中一个被告人对指控事实、罪名、量刑建议或者适用程序有异议,则不能适用速裁程序”。[7]

(4)退赔退赃的数额

积极退赔退赃同样是影响“从宽”的肯定性因素。退赔退赃数额是影响从宽幅度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它不仅在量刑协商之前能够对量刑建议产生影响,在量刑建议形成后,由于退赔退赃行为的出现,检察机关可以重新拟定量刑建议,将退赔退赃行为的从宽因素考虑于其中。除此之外,笔者还了解到,“退赔退赃”行为还是认罪认罚案件上诉的重要原因,即在法院判决之后,具有“退赔退赃”行为的,属于出现的“新证据”“新事实”的情况,被追诉人可以提起上诉,要求从轻处罚。

(5)家庭因素的人性化思考

家庭因素也是从宽幅度的考虑因素之一。这种因素基本上是由被追诉人本人或者律师提出来的。例如夫妻双方共同犯罪,但家中有未成年子女需要照顾的,无论是在适用强制措施还是最后量刑,办案机关都会考虑上述情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家庭因素都是法官在量刑时会考虑的因素,其本质是法理中对人性与道德的妥协。

2.否定因素

所谓否定因素,即能够限缩“从宽”幅度的因素。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较之于一般案件而言,具有否定因素的案件“从宽”幅度更小,而刑罚适用更为严格。结合访谈与阅卷的情况,笔者总结否定因素有两个方面:

(1)累犯

对于累犯是否能够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同试点单位的争议较大。按照《试点办法》的规定,累犯仍然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原因在于,累犯自愿认罪认罚,同样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对于其“认罪认罚”这一点,可以予以从宽,但对于其累犯的法定情节,则仍然可以依法从重。上述试点办法区别对待累犯和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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