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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教育研究》
论学术自由及大学自治在我国的确立
【作者】 姚金菊【分类】 法律教育
【中文关键词】 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可行性【期刊年份】 2010年
【期号】 1(第二卷)
【摘要】

大学制度构建已经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大学制度构建的核心和基础,这就需要我国明确在确定宪法学术自由的基础上构建大学自治制度。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在我国的构建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我国当前的政策、制度以及改革实践已经为此提供了相关路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994    
  如何构建一个高水平的大学,不仅端赖于教育本身的发展,更在于教育所依存的制度环境。学术自由及大学自治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共同经验,也是我国建设高水平大学应当借鉴的经验。而且,在我国确立学术自由及作为其制度性保障的大学自治制度,不仅仅有其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一、学术自由及其制度性保障
  (一)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主要是指大学教师、学者享有教授、研究和发表见解成果的自由,国家非但不得以政治权威等加以干涉,而且需要以制度权威对此予以保障。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第一,学术自由的主体并非只限于大学教师,还包括其他研究机构的人员;第二,学术自由首先是个体自由,其次才能谈及到大学作为组织所享有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大学学术自由具有双重含义,对外,大学所享有的学术自由可以对抗国家的不法干预;对内,大学的教师可以对抗大学对其学术活动所进行的不法干预。
  对于大学来说,学术自由既是一种信念又是一种环境。在学术自由的信念下,大学教师享有按照自己的学术爱好和学术界公认的标准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自由;在学术活动中通过言语交谈、书信写作和出版物发表其研究成果的自由;结成学者社团并参与社团活动的自由,以及通过出版物、口头或书信的方式与大学内外、国内外同事及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自由。在学术交流的环境中,大学教师不因其教学、研究、出版等学术活动而导致地位、职务或公民权利受到威胁或侵犯;在学术活动中,大学教师既不受同事、系主任、院长、校长或董事会意见的限制,也不受大学之外的任何权威,不论是政府官员、政治家、牧师或主教、出版商、还是军事人员的干扰;教师的学术活动只服从真理的标准,不受任何外界压力的影响。
  学术是知识和文化的集中表现,学术自由是支持知识进步最有效的方式;学术自由意味着“反对由外行的政府机构对所有的研究做任何的单一统筹的规划和指导”,学者与研究者在所研究的领域内作为专家,处于权威指导地位,国家与社会应当尊重其独立,而不能由处于常人平均水准上的立法与行政机关进行判断、加以干涉;如果“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1}
  (二)制度性保障
  制度性保障源于德国宪法学者CarlSchmitt,指在宪法的规范之下,某些具有一定范畴、任务及目的的制度为国家宪法所承认,系属宪法层次的保障,非立法者以法律得加以废除。{2}
  大学自治作为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是宪法对于历史上所形成的大学自治制度的肯定。与历史上学术自由作为大学自治不同,在现代,大学自治作为宪法上学术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获得了合法性,具有了与中世纪大学自治不同的涵义。大学自治意味着大学的“权力中心正从大学内部转向大学外部,从学术界转到公共领域,从大学历史上的特权和豁免地位转到承担义务和责任的地位”,{3}在对大学自治的本质内容——学术自由——进行制约的前提下,并不妨碍国家权力在合宪的范围之内对大学自治的具体内容进行合理的界定。
  大学自治是相对于他治而言,指“大学以及其它与之可比照的教育、研究团体对其内部的管理和运作享有一定程序上的自主权利,不受外部的肆意干涉”,{4}是相对于外部力量——国家和社会——的自治。大学一旦设立,即使是作为设立者的国家对大学的干预也必须依法进行;大学也并不直接对作为大学产品使用者的社会解决问题,即使是接受社会捐赠,也不能以有损于学术自由的方式进行。大学自治本身不分公立私立大学,但是由于公立大学由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强调公立大学的自治,避免其沦为国家的附庸,具有更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处在转型期的我国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应当确立学术自由
  (一)确立学术自由的必要性法宝
  早期的欧洲大学作为社团或行会,学者们一致同意确立真理和真实命题的抽象标准,将学术自身作为大学的精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学术传统倾向于学术代表者的个人权威,而非学术本身的权威。“学术(或宗教)上的权威并不是经典本身,而都最终集中于个人的身上,此个人即经典的诠释者。欧洲经典的诠释则是在社团的保护下集体进行的”。{5}这种学术上的权威几乎延伸到了整个国家秩序之中,“就知识是由个人使其权威化而言…是东方学术传统模式中持续存在的一个特征”。{6}西方学术自由和自治经过了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作用和适应以后,最终变成了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知识自由”和“社会责任”思想。{7}在社会主义时期,一方面,大学作为一种体现自主和学术自由的西方传统的核心价值机构而存在着;另一方面,却是知识分子的权威传统以及官僚权势对知识和学术的论断仍然处于强势,无论是作为个体权利还是团体权利的学术自由都非常脆弱。{8}
  因此,在我国确立学术自由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大学所进行的种种改革之所以难以走出“一统就放,一放就统”的困境,根本原因就在于并未从学术自由的根基上来构建大学制度。大学改革以实现大学理念为目的,而大学理念是以宪法上的学术自由为基础的,而只有在以学术自由为基础的法治保障之下,大学改革、大学制度的构建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二)我国确立学术自由的可行性
  在我国宪法上确立学术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已经具有现实基础,具有可行性。首先,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的从事科学研究的自由以及从事教育事业的权利相当于或包含了外国宪法中的“学术自由”。{9}其次,建国以来有关政策性文件中对于学术自由已经作出了较为科学全面对阐释。
  早在1957年周恩来就指出,“对于学术问题,我们从不主张用行政命令进行干涉,我们的领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学术问题。”
  1961年《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时,指出“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讨论,自由辩论,自由竞赛。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要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既要提倡批评,还要鼓励和保护反批评;以便通过自由讨论、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逐步辨明是非。在人民内部,在学术问题上,一定要有自由和民主,否则就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1978年《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必须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以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术水平,促进科学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可见,确立学术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在我国是有着现实基础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三)我国确立学术自由的途径
  学术自由在我国的确立,有扩张解释与修改宪法两种途径。一是对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和47条规定的“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作出扩张解释,将言论自由视为讲学自由的依据与科研自由二者结合,构成学术自由。扩张解释的方式也有两种,一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另一则是由法院作出司法解释。
  另一种途径是直接修改宪法,专款规定学术自由。这就涉及学术自由的上位概念问题,是放在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还是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权利的问题。由于学术自由具有复合人权的性质,考虑到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以规定在有关社会经济教育文化权利的条款中为宜。
  鉴于直接修改宪法程序的严格性,在宪法中以专款规定学术自由的时机尚不成熟;由于宪法第四修正案中又已经增加了有关人权保障的条款,实践中发生的争议也要求对于学术自由予以回应(如刘燕文诉北大案发生后对法院是否有权对此进行司法审查、进行司法审查是否会侵犯学术自由等问题都有着不同看法),因此,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第47条进行扩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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