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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唐律中的“罪名”:立法的语言、核心与宗旨
【作者】 刘晓林【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法律史学
【中文关键词】 《唐律疏议》;罪名;定罪量刑;罪刑关系;罪刑均衡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78
【摘要】

作为立法语言,中国古代刑律中的“罪名”比较集中、系统地出现于唐代,其含义为法律条文对犯罪行为及其定罪量刑具体方面内容的列举。《唐律疏议》中涉及“罪名”的表述,包括“有罪名”与“无罪名”两类:“有罪名”即法律条文列举了犯罪行为及定罪量刑各方面的具体内容;“无罪名”即法律条文没有列举具体行为是否处罚或如何处罚。唐律分别规定了“有罪名”与“无罪名”的法律适用标准。明清律中仍有“罪名”的表述,并在沿袭唐律相关内容的基础上表意更加具体化。唐律中的“罪名”不是概括犯罪行为及其本质、特征的称谓;基于中国传统刑律的立法体例与发展趋势,这种概括性称谓也不会产生。透过“罪名”的含义与内容,可以揭示出中国古代刑律的核心是罪刑关系,而立法围绕核心问题所意图实现的宗旨是罪刑均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0293    
  一、问题的提出
  “罪名”是现代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其含义为:“高度概括某类犯罪、某类罪中某节犯罪或者某种犯罪本质特征,是某类犯罪、某节犯罪或者某种犯罪的称谓”。[1]与“罪状”即刑事立法对具体犯罪行为的描述相比,“罪名”突出了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2]“罪名”一词在中国古代刑事立法中出现得较晚,至唐律中始见有集中、系统的表述,并形成比较固定的含义与特征。目前,唐律注释成果未充分关注“罪名”的表述与含义,注释者或直述“罪名”而不加解释,或释为“名称与等级”等。所见注释内容略有深入分析的为《名例》“序”《疏》中的表述:“名者,五刑之罪名。”钱大群对此的注释为:“罪名,此处不作现代通常之‘罪名’讲,而实指五刑罪罚之名称与等级,义同于下句中的‘刑名’。”钱大群颇有见地地指出唐律中的“罪名”不同于现代之“罪名”,但其注解将“罪名”等同于“刑名”则是值得商榷的。[3]与之相应,唐律、中国古代其他刑律以及一些古今比较的研究成果也未对此加以辨析,当代学者更是往往以现代“罪名”之纲归纳古代“罪行”之目。[4]
  必须承认,现代研究者面对包括刑事立法在内的大量古代立法信息,以适当的现代法理论与视角整理其结构,以便当代人接受与理解,是行之有效且必经的途径。但是,当“罪名”的表述大量出现于中国古代刑律中且具有比较固定的形式与内容时,将古代的与现代的“罪名”之含义详加辨析必定是深入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毕竟,我们对中国古代刑律的认识不能停留于常识性介绍。
  基于此,本文拟以《唐律疏议》中“罪名”的含义与用法为基础,以律文中“罪名”的表述形式及特定法律意义为中心,结合明清律中的相关内容,对“罪名”在中国古代刑律中的发展趋势试作梳理,力图透过“罪名”的含义与内容,揭示中国古代刑律的核心问题与立法宗旨,并与现代刑法中的“罪名”稍作辨析。
  二、“罪名”的含义
  中国古代涉及“罪名”的表述出现在传世文献中的时间较早,但被用作法律词汇的时间则相对较晚。至唐代,法典中的“罪名”才有了比较系统的表述。
  (一)传世文献中“罪名”的含义与用法
  “罪名”一词具有较明显的法律词汇痕迹。在传世文献的记载中,可发现“罪名”所指的内容多与狱讼等密切相关。《周礼·秋官司寇》载:“以两造禁民讼……以两剂禁民狱。”郑玄注曰:“讼,谓以财货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者。”“相告以罪名”是与“相告以财货”相对,贾公彦就此疏曰:“此相对之法。若散文则通,是以卫侯与元晅讼,是罪名亦曰讼。”[5]“诉”与“讼”的内容是将具体的侵权行为或犯罪行为及危害结果告之于官府,其内容必然不是抽象、概括的。
  传世文献中涉及法典结构、篇目等内容而使用的“罪名”,也做此具体用法。《盐铁论·刑德》中评价当时的法律体系道:“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6]“文章繁”是与“罪名重”相对,皆表达“当今”律令繁杂之意。其中,“文章繁”是说律令篇章结构庞杂;“罪名重”则是说律令内容繁多,此处的“重”字应作“重叠”之“重”解,或作“众多”之“众”解。“罪名”作为律令篇章结构的内容,结合中国古代刑律的立法体例来理解,自然是对具体犯罪行为及其处罚的列举与描述,不宜解为抽象、概括的“名目”。
  具体到法律规范的内容,“罪名”的含义更为清晰。例如《通典·刑法》曰:“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以罪名呵为受赇。”[7]“事状相似”与“罪名相涉”的含义一致,相关犯罪行为有相似之处,法律条文对之列举亦有相近之处:不以告发他人实施犯罪行为为手段的恐吓为“呵人”,而以告发他人犯罪行为为手段的恐吓则为“受赇”。因此,我们称《法经》“皆罪名之制”,[8]是说“罪名”是《法经》的内容,即具体的犯罪与处罚是《法经》的内容。而这自然也是中国后世刑律的基本内容。
  正史文献中“罪名”的表述与含义,亦为后世律学著作所引述用以诠释法律术语,而所诠释的法律术语,也多与具体犯罪行为密切相关。[9]因此,传世文献中所见的“罪名”带有比较明显的法律词汇特征,其含义为犯罪行为的具体内容及其处罚内容。从后世律学著作引述与沿袭的相关内容来看,法典中“罪名”的表述与含义,可能与传世文献中的所见一致。
  (二)唐律中“罪名”的含义与用法
  《唐律疏议》中“罪名”的表述共出现了81次,相关内容涉及除《捕亡》以外的其他11篇共计54条律文,该词在各篇中的分布与出现频次比较稳定。
  从条文结构来看,《唐律疏议》可分为律文、注文、疏文三部分,此外,某些条文针对需要进一步解释、说明的问题,又在疏中设“问答”。律文的内容,受前代立法影响极大;注文,是结合实际需要对律文含义所作的说明;疏文,又是对律与注的进一步阐释。[10]从“罪名”的表述在唐律条文中的分布来看:其在律文中共出现了7次,占总数的9%;在注、疏、问答中共出现了74次,占总数的91%。也就是说,律《疏》产生的时期,大致也是“罪名”被作为立法语言与专门词汇大量使用并形成其固定含义与特征的时期。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加以解释:一方面,中国传统法制发展过程中,法典的结构与内容相当稳定,后世立法沿袭前代的痕迹很是清晰。[11]唐律中“罪名”的表述集中出现在律《疏》中,据此可以推测,其作为法律词汇被大量使用,应当没有受到前代立法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罪名”作为法律词汇出现于唐代,并不是说前代刑律与律学著作中没有任何关于“罪名”的表述。但在唐代之前,“罪名”并未成为立法语言与专门术语大量出现在法典中。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竹简秦汉律的相关内容中得到印证。在竹简秦汉律中,未见“罪名”的系统表述,[12]仅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见有“罪名”“毋(无)罪名”各1处:
  诸誰(诈)增减券书,及为书故誹(诈)弗副,其以避负偿,若受赏赐财物,皆坐臧(赃)为盗。其以避论,及所不当(14简)【得为】,以所避罪罪之,所避毋罪名,罪名不盈四两,及毋避也,皆罚金四两。(15简)[13]
  假造券书、增减券书内容、为券书不置副本,用以逃避赔偿责任或者骗取赏赐财物的,计赃数以盗罪处罚。此处“罪名”的含义,大致是法律条文对犯罪行为及计罪标准的列举。该条内容可参照《唐律疏议·诈伪》“诈为官私文书及增减”条(第374条):“诸诈为官私文书及增减,(文书,谓券抄及簿帐之类。)欺妄以求财赏及避没入、备偿者,准盗论;赃轻者,从诈为官文书法。(若私文书,止从所欺妄为坐。)”[14]唐律该条内容显然沿袭自汉律,结合唐律条文,可知汉简中“所避毋罪名”的含义是条文中没有规定逃避行为应受处罚、如何处罚,“罪名不盈四两”即所逃避的赔偿数额不足四两。因此,汉简中“罪名”表达的含义,除了包括对具体犯罪行为的列举以外,可能还包括具体犯罪行为的危害结果、计罪标准以及特殊情节等内容。[15]
  唐律中见有3处“罪名”出现在《名例》《杂律》《断狱》篇首“序”《疏》当中,表述了相对抽象、概括的内容。据此可对唐律中“罪名”的含义有初步认识:
  《名例》《疏》议曰: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开弓没有回头箭
  《杂律》《疏》议曰:诸篇罪名,各有条例。
  《断狱》《疏》议曰:然诸篇罪名,各有类例,讯舍出入,各立章程。
  《名例》之“名”与“命”同,其内容是“五刑之罪名”,又是“诸篇之刑名”。“命名即刑应”,是说具体犯罪行为皆有相应的刑罚,唐律诸篇皆是“五刑”的适用条文。《杂律》《断狱》“序”《疏》中说“诸篇罪名”皆有“条例”与“类例”,各篇所见“罪名”应该是对具体行为的列举,而具体行为又通过“条例”与“类例”,同“刑名”即具体刑罚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众所周知,唐律立法采取的是具体列举犯罪行为的体例,[16]与“五刑”及“诸篇之刑名”相联系的自然是具体犯罪行为,而不应是对若干类行为的抽象与概括。
  至于“罪名”的具体表述形式与用法,虽然竹简秦汉律中仅见到“罪名”与“毋(无)罪名”的表述各1处,但此种形式对我们认识唐律中的“罪名”启发很大。“罪名”与“无罪名”恰好是法典中对“罪名”的完全划分。在客观具体、一事一例的立法体例下,立法对具体犯罪行为及危害结果、计罪标准、具体情节等内容的列举,只会存在两种情况:法律条文列举了相关内容;法律条文没有列举相关内容。其他关于“罪名”的具体表述形式,也必定是围绕“罪名”与“无罪名”展开的。结合唐律中的相关内容,可发现涉及“罪名”的具体表述可分为两类:一是“有罪名”“立罪名”等表述,这类表述直接列举了具体犯罪行为及危害结果、计罪标准、具体处罚等内容;二是“无罪名”“无……罪名”等表述,这类表述指条文中没有规定某种行为应当处罚或如何处罚。
  那么,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法律条文中列举了犯罪行为定罪量刑各方面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确立了什么样的适用标准?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力?法律条文中若没有列举犯罪行为以及相关具体内容,又该如何定罪量刑?唐律中“罪名”的前述两类用法出现的频次大致相当,且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互补关系,以下将分别予以探讨。
  三、唐律中的“有罪名”
  “有罪名”表达的含义是条文列举了犯罪行为及相关内容。唐律中“罪名”的此种用法共出现了44次,占总数的54%,相关内容涉及36条律文。此种用法实际上包含了三类表述形式:一是强调条文中存在这些列举,包括“有罪名”“立罪名”“定罪名”,分别出现了11次、8次、4次;二是在强调条文中存在具体行为列举的基础之上,突出了针对不同具体行为列举存在的差异,其意义显然是更加准确的定罪量刑,包括“罪名不等”与“罪名不同”(前者在唐律中运用广泛,共出现了7次,而后者仅出现了2次);三是比较单纯地表达条文对具体犯罪行为及相关内容的列举,这类表述形式一般是独立的“罪名”,没有与其他词连用的固定形式,此种“罪名”共出现了14次。
  (一)“有罪名”“立罪名”与“定罪名”
  “有罪名”即条文明确列举了犯罪行为定罪量刑各方面的具体内容。例如《卫禁》“犯庙社禁苑罪名”条(第79条)《疏》议曰:“阑入庙、社及禁苑,本条各有罪名。”“本条”即《卫禁》“阑入庙社及山陵兆域门”条(第58条)、“阑入宫殿门及上阁”条(第59条),“有罪名”是说这两条律文对于阑入庙、社、禁苑的具体行为与相应处罚有详细列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犯罪行为、情节、计罪标准、处罚等具体内容。
  “定罪名”与“立罪名”所表达的含义一致,即条文对具体行为有所列举。例如《职制》“驿使以书寄人”条(第124条):“诸驿使无故,以书寄人行之及受寄者,徒一年。若致稽程,以行者为首,驿使为从;即为军事警急而稽留者,以驿使为首,行者为从。”《疏》议曰:“……此谓常行驿使而立罪名。即为军事警急,报告征讨、掩袭、救援及境外消息之类而稽留,罪在驿使,故以驿使为首,行者为从。”律《疏》中“立罪名”表达的是通常情况下驿使的处罚内容,“即”作为法典中的技术性表达,所连接的内容就是“罪名”所包含的具体事例。[17]
  (二)“罪名不等”与“罪名不同”
  “罪名不等”之“罪名”,也是法律条文对犯罪行为定罪量刑各方面内容的列举,但“罪名不等”主要强调的是处罚标准不一致。如《户婚》“差科赋役违法”条(第F73条)《疏》议曰:“其间赋敛虽有入官,复有入私者,即是罪名不等。”官员如果非法擅自征收赋税徭役或者擅自增加赋税徭役数额,则计赃予以处罚;官员非法征收的财物部分入官、部分私有,“即是罪名不等”。因此,其含义是针对同一犯罪行为不同情节的处罚标准不一致。
  “罪名不同”仅在《杂律》“和奸无妇女罪名”条(第415条)注文、疏文中各出现了1次,《疏》议曰:“注云‘罪名不同者,从重减’,假有俗人,媒合奸女官,男子徒一年半,女官徒二年半,媒合奸通者犹徒二年之类,是为‘从重减’。”其中“罪名不同”强调的是由于犯罪主体的不同身份而导致处罚标准不同。
  (三)无固定表述形式的“罪名”
  唐律中还有一些直接表述为“罪名”的内容,无其他固定形式,如前所述《名例》《杂律》《断狱》“序”《疏》中出现的“五刑之罪名”“诸篇罪名”等表述。在这些例子中,“罪名”的含义非常固定,皆是指法律条文列举或描述的犯罪行为。例如《断狱》“狱结竟取服辩”条(第490条)曰:“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辩。”《疏》议曰:“‘狱结竟’,谓徒以上刑名,长官同断案已判讫,徒、流及死罪,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之罪名,仍取囚服辩。其家人、亲属,唯止告示罪名,不须问其服否。囚若不服,听其自理,依不服之状,更为审详。若不告家属罪名,或不取囚服辩及不为审详,流、徒罪并笞五十,死罪杖一百。”案件审结,凡囚犯被判处徒刑以上的案件,都应当面向囚犯及其家属告知“罪名”,告知的具体内容,自然是法律对囚犯具体行为的认定以及具体处罚内容。
  (四)“有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
  1.各有罪名,从重处断
  法律条文对犯罪行为及定罪量刑各方面内容作了列举,这些列举可能针对不同行为主体、对象、情节等内容有所侧重,如《名例》“本条别有制”条(第49条)所言:“即当条虽有罪名,所为重者自从重。”
  不同法律条文针对相同犯罪行为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列举,尤其是针对同一犯罪行为在具体处罚方面作了不同规定。若出现此种情况,则处理原则为“从重”处断。例如《疏》议曰:“依《诈伪律》:‘诈自复除,徒二年。若丁多以免课役,即从《户婚律》脱口法,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诈伪律》中规定,以欺诈手段使得本人的赋役被免除的,处以徒二年之刑;《户婚律》中规定,以脱漏人口的手段逃避赋役,其处罚标准为以脱漏人口的具体数额计数定罪,最高处以徒三年之刑。若以脱漏人口的手段逃避赋役而脱漏人口数较多的,则不能以前者论,而必须以后者“从重”处以徒三年之刑。需要注意的是,此种的“从重”处断,不宜简单理解为“重刑主义”,从律《疏》所举《诈伪律》与《户婚律》之例来看,实际上是现代刑法理论中的“法条竞合”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适用标准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卫禁》《职制》《户婚》《贼盗》《斗讼》《诈伪》各篇中共有7条律文引述了“当条虽有罪名,所为重者自从重”,查其内容,皆是“特别法”处罚重而予以适用的情况。
  2.罪名不等,重法并满轻法
  “罪名不等”的含义是法律条文规定的处罚标准不一致。例如《户婚》“在官侵夺私田”条(第16?条)《疏》议曰:“若侵夺地及园圃,罪名不等,亦准并满之法。”在职官员若倚仗权势侵夺私田,则计算其所侵夺之面积予以处罚。侵夺田地的量刑标准为:“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侵夺园圃的量刑标准,是在侵夺同样面积田地科刑的基础之上加一等处罚。此处侵夺田地为“轻法”,而侵夺园圃则为“重法”。在职官员若既侵夺田地又侵夺园圃,即为两个不同的“罪名”,其量刑标准为:将所侵夺的田地面积加上所侵夺的园圃面积,将侵夺总数仅以侵夺田地之“轻法”量刑标准来处罚,此为“重法并满轻法”之含义。《户婚》《擅兴》《诈伪》《杂律》中涉及“罪名不等”的8条律文,皆是以“重法并满轻法”予以处理,由此可以看出唐律比较明显的轻刑倾向。
  3.罪名不同,从重减
  “罪名不同”是由于行为主体的身份不同导致处罚标准不一致。例如《杂律》“和奸无妇女罪名”条(第415条)规定,遇有媒合奸通的情形,媒合之人原则上在通奸男女科刑的基础上减一等处罚。但通奸男女若身份不同,双方的处罚则不尽相同。如律《疏》所举之例,无特殊身份的男子与女官通奸,男子徒一年半;女官由于具有特殊身份,处以徒二年半之刑;若其中存在媒合之人,则须在“重法”基础之上,按照处罚规则减一等处罚,即媒合之人在女官犯奸的基础上减一等,处以徒二年之刑。此处“罪名不同,从重减”亦非“重刑主义”,也是类似于“特别法优先”的处理原则;特殊身份之人犯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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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2}[元]徐元瑞等:《吏学指南(外三种)》,杨讷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唐]杜佑:《通典》,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

{4}[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怀效锋、李鸣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5}[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怀效锋、李俊点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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