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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印证化之批判
【作者】 杨波【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证明标准;印证化;主观转向;审判中心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8
【页码】 152
【摘要】

现代刑事证明标准是衡量裁判者内心主观信念程度的标尺,是主观范畴。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从确立之初就选择了客观化的立场,以实事求是对抗自由心证,以客观验证代替裁判者内心的主观信念程度,形成了刑事证明标准的印证化。由“供证一致”到印证规则的法定化,我国的印证规则体系日益规范、细化。但刑事证明标准的印证化掩盖了事实认定过程的主观性,虚化了证明标准的制度功能,异化了印证证据分析方法的运用,加剧了庭审证明的形式化,最终影响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合理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观转向提供了事实基础和程序保障,未来应把印证规则与刑事证明标准相剥离,确立并强化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地位及其应用,并明确印证作为证据分析方法的功能及走向。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9373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对于裁判者来说,法庭审判即是其对案件事实进行思维重构的过程,以直接言词原则为保障,思维重构的最终结果是事实认定者的内心达到一定程度的确信或者难以形成这种确信,即终结于裁判者内心的自我说服。对于达到何种程度的内心确信才可以作出裁判,完全取决于裁判者的内心,一般没有外在的衡量标准。但是,现代刑事诉讼又是一个制度化的争议解决过程,法庭审判不是无止境的,而是一种有限度的活动,必须为法官的这种内心确信划定一条最低的终点线,以满足诉讼终局性的实际需要。也即:“倘若求助法律程序来解决争执,那么争执须在某一阶段上最终解决,否则求助法律程序就毫无意义了。”[1]这条人为的终点线就是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其制度功能就是为裁判者的事实认定活动划定界限,并以此实现裁判的正当性、合法性。作为自由心证的发源地,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将证明标准直接概括为裁判者的内心确信,英美法系国家、地区则借助反向的疑点排除法,将裁判者内心的主观信念程度概括为排除合理怀疑。无论是内心确信,还是排除合理怀疑,描述的都是裁判者作出有罪判决时内心对案件事实应当达到的主观确信程度。
  与西方国家直面证明标准主观性的立法及实践形成鲜明对比,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理论、立法及实践,却一直秉持一种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立场,强调证据的客观性及事实认定的客观要求,刑事证明标准的客观化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研究和实践的特有问题。证明标准的客观化要求以实事求是对抗自由心证,以客观验证代替裁判者内心的主观信念程度,即诉诸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性,并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来诠释这种客观验证的程度,最终形成了证明标准印证化的结果。本文认为,证明标准印证化是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直接要求和体现,其掩盖了事实认定过程的主观性,扭曲了印证证据分析方法与证明标准之间的关系,虚化了证明标准的制度功能,异化了实践中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活动,最终影响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合理构建。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这一主观证明标准引入法典,拉开了证明标准主观转向的序幕。伴随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未来,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特质将不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其会越来越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制度现实。如果继续排斥证明标准的主观性,拒斥自由心证,势必会与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制度改革及相关的制度变革举措形成南辕北辙的局面,也会使改革的推进及其效果大打折扣。基于此,本文将从对证明标准客观化、印证化的反思出发,结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明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各自的定位及其相互关系,论证以排除合理怀疑取代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从主观性的角度强化这一证明标准的必要性,并展望其实现路径,以期使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早日摆脱客观化、印证化的束缚,最终实现主观转向。
  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印证化之理论溯源
  刑事证明标准的印证化意在确立一种外在于裁判者主观认识的定案标准,即依据印证定案。它是以一定量的证据为基础,强调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不矛盾。
  (一)在客观真实要求的统摄下,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走向客观化、印证化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理论基础,“客观真实论”成为统摄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主流理论。传统客观真实论者指出,“我国诉讼中的证明任务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或案件的真实情况……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归根结底,就是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认定的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事实……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存在过的事实相一致。” [2]经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的关于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的理论争鸣,修正后的客观真实论依旧认为,“案件事实是不依赖于公安司法人员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事实,公安司法人员只可能认识它、查明它,而不能改变它。”[3]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客观真实”包含了如下两种意旨:一方面,客观真实是指独立于认识主体而实际发生的事实,这是一种预设的案件客观真实存在,即案件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客观真实是指主观认识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即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符合。如有学者所主张的:“所谓的客观真实,即人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如果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那它无论被主观上觉得如何,它在客观上就是不真实的,而是虚假的、错误的。在我国,从根本上说就是将那些被查明的案件客观真实,作为司法机关判决、裁定或决定的合法根据。”[4]在上述两重含义中,作为客观存在的案件真实情况,客观真实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体无涉;作为认识论、符合论意义上的客观真实,完全忽略了主体性的因素及其限度,实质上彻底陷入对案件客观真实的狂想。
  以客观真实作为指导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原则和最高目标是几十年来我国刑事司法的一大特点,在事实认定标准上,刻意地强化定案的客观要求,对裁判者内心的主观信念程度,即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则持一种排斥的态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对证据客观性的讨论过程中,自由心证就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表现,为了对抗自由心证,“实事求是”就被命名为我国的证据制度。所谓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就是要求司法人员在审查判断证据时,不能从主观出发,根据一些表面现象或一些假象的偶然巧合,或者是按照个人的主观需要随心所欲地作出结论,而要“实事求是的客观验证”或者“客观查证”。对证据材料进行客观查证,就是对证据材料互相之间进行查对核实,以确定各个证据能否相互补充、说明、印证,是否协调一致并排除了其他可能性。所以,司法人员审查判断证据不是“自由”的,是受一定限制的;对各种认识正确与否要进行客观检验,从对证据本身的反复比较查对、分析研究中进行验证,以证据材料之间互相验证的实际结果作为标准,来检验判断和认定证据是否正确。[5显然,实事求是证据制度诉诸证据之间的相互检验性,否定了裁判者对于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并试图以证据之间的客观验证性作为裁判的依据和标准。所谓的客观验证就是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建立在多项证据之间相互协调一致的基础之上,证据之间彼此证明方向一致、证明内容相符,能够相互印证,当然也就意味着案件事实真相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揭示。
  证明标准客观化之下,证明标准的印证化是以其外在证据信息之间的相互支持性来适应客观化的要求,并未触及裁判者内心的主观信念程度问题。对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论者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认为其是客观真实观的典型体现。客观真实论者强调,必须坚持我国法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排他性证明标准,反对采用英美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6]
  (二)间接审理及审与判分离的司法实践,对刑事证明标准印证化的需求
  所谓间接审理是指侦查中心主义下,庭审过程流于形式化,证人基本不出庭,裁判者无法借助直接言词原则,在庭上对证据进行审查和判断,即裁判结论并不取决于庭审内容,其依据的主要是书面卷宗笔录。卷宗笔录的记载主要来源于侦查,事实也定格于侦查,庭审证明活动往往沦为对控方卷宗笔录的确认活动。这种间接审理剥夺了裁判者通过庭审对案件事实进行思维重构的机会,在只有书面证据,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证据信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消失了,只剩下简单的文字表述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不仅难以凭单个的书面证言建立比较确定的判断,而且还应对由这种证言所形成认识的可靠性保持相当的警惕。[7]换言之,由于直接言词之下对证据的直观、动态性审查的缺失,裁判者不具备进行内心确信判断的外在条件。为了确保事实认定的准确性,防止出现重大误判,就只能诉诸一定量的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关系的审查,即龙宗智教授所讲的,注重证明的“外部性”,而不注重“内省性”,[8]这种间接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证明标准的印证化。
  另一方面,我国司法机关内部办案机制中普遍奉行的案件审批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证明标准印证化的需求。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审与判是分离的,审理者不能裁判,裁判者并没有亲历庭审,对案件具有决定权的并不是合议庭的法官,而是庭长、主管院长、审委会成员等,所谓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裁判结论的作出者并未亲历庭审,其对于案件事实的把握都是通过办案人的汇报和卷宗材料,所以,一定量的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性就是判定证据客观性及进行案件事实认定的最直接、最便利的选择,证明标准的印证化便利了司法机关内部案件审批制度的运行。正是因为裁判者并非亲自经历案件审理过程者,同样,其无法通过庭审的直观感受建立对于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只能通过相当数量的,能够互相支持的证据来判断事实,这样,依据印证定案也就是必须的了。
  二、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印证化之实践表征
  (一)供证一致:刑事证明标准印证化的初级形态
  1979年《刑事诉讼法》10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对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自此,“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成为统摄我国刑事诉讼各主要阶段活动的统一证明标准。经过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第一次修改,仍然坚持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立法表述。何谓“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传统证据法学理论的解释为:“案件事实清楚”是指相关的构成要件事实都已查清。“证据确实、充分”是指,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以上四条必须同时具备,也即证据的质和量都符合要求,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9]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确立这一证明标准到2010年前后,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解释仅限于学理,立法及司法解释并没有再作进一步的阐释。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立法表述是笼统、模糊的,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相互检验也是抽象复杂的,理解上并不统一。为了满足裁断案件事实的需要,实践中衍生出了“供证一致”的定案要求。
  所谓供证一致,是指口供与其他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或与根据口供查获的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没有矛盾。供证一致以口供为中心,是对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关系的一种简单化的,但是更具体的要求。以之为定案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操作性,但也极容易导致错判。以聂树斌案件为例,其一审判决书对于本案的证据情况及证明标准的表述是:聂树斌被抓后即进行了多次有罪供述,且带领公安人员指认了作案现场及埋藏被害人衣物的地点与现场勘查一致,聂树斌对被害现场提取物及生前照片进行辨认,均确认系被害人照片及其所穿衣物。综上,聂树斌所供被害妇女体态、所穿衣物与被害人之夫侯金尧、证人余秀琴所证一致。据此足以认定康菊花系聂树斌强奸后杀死无疑。[10]由此,本案所谓“供证一致”定案的思路是:以聂树斌本人的多次有罪供述为基础,形成有罪供述与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提取的物证、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后面的诸项证据都是通过聂树斌的有罪供述获取的),供证一致,足以认定。
  事实证明,简单地以“供证一致”定案、下判的背后,实则掩藏着巨大的错判风险。2016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当年言之凿凿的供证一致案件通过再审改判被告人聂树斌无罪。再审判决书彻底摧毁了原一审判决中所谓的“供证一致”的判断:首先,本案聂树斌到案经过与原案缺乏直接关联,确定其为犯罪嫌疑人缺乏充足依据;其次,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疑问,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再次,由供述所得的其他证据或者来源不明(作案工具花上衣的来源不能确认),或者证据丢失(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询问笔录缺失,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缺失)等等。[11]透过再审判决书我们看到,根本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撑聂树斌有罪的事实,更谈不到足以定案。
  证明标准印证化之下的“供证一致”努力强调口供和其他证据之间的一致性。实践中,通常是以口供获取其他证据,然后又运用其他证据来印证口供,如此供证一致经常是不可靠的、危险的。首先,口供的取得大多不具有合法性。供证一致主要以口供为核心,强化了口供重要性的同时,刑讯逼供、诱供、骗供、指供等违法取证行为难以遏制。一旦口供出错,整个证据链条都将被颠覆。如聂树斌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聂树斌有罪供述存在指供、诱供的意见予以了认可,本案口供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重大疑问。其次,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大多由供到证取得。与供证一致定案要求相呼应,侦查机关的取证模式往往是先供后证,即在初步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之后,当嫌疑人拒不供认时,便采取刑讯逼供等手段千方百计地获取口供,然后再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线索,获取相关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退一步来说,即使口供系合法取得,但其可靠性及稳定性始终是令人担心的,一旦嫌疑人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进行虚假供述或者避重就轻,那么以之为基础进行定案,就容易发生误判。再次,供证一致是对证据之间关系的一种简单化、表面化处理。供证一致容易使裁判者片面追求口供与各种证据之间堆砌、累加后的效果,在有罪供述的基础之上再往上罗列其他有罪证据,各种证据只要摆在那里就可以了,对于单个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以及形成表面印证的全案证据的证明力如何,法官可以不作进一步的实质判断。所谓的证明标准非但不能起到有效制衡裁判者滥用权力的作用,反而为其恣意擅断提供了机会。聂树斌案件中,一审法院对各种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未予以审查或者对问题视而不见。最后,对于一些供证基本吻合,但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出入或者矛盾的案件,极可能为了追求表面的印证而掩盖存在的问题,从而造成误判。
  (二)印证规则法定化:刑事证明标准印证化的立法强化
  聂树斌案件并非特例,为何一个个当年声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供证一致”的案件实际上却都是冤案。冤错案的平反促使立法部门反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本身的问题。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其第5条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何谓证据确实、充分?主要从强化证据质和量的要求人手,尤其突出强化了证据之间的不矛盾性和结论的唯一性,这也是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定案的关键。在此基础上,该《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5条和第22条还确立了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单个证据的印证规则。2012年《刑事诉讼法》53条对证据的质、量及全案证据的综合要求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强化,并引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此后不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对于各个证据种类的审查、认定规则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并特别突出了证据的综合审查与运用规则,明确了单个证据证明力和对全案证据综合评判的限制性规则,最终,进一步强化了对于证据间印证的要求。[12]如:以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为核心,第105条直接规定了间接证据的定案要求,第106条对隐蔽证据的印证规则进行了规定。
  综上,在冤错案的重压之下,2010年以后的立法及司法解释选择将印证规则细化并法定化,以期能够规范侦查取证,强化法院对定案证据的审查,提高定案证据的质量。印证规则的法定化,实际上也就是对证明标准印证化的立法强化,这种立法努力主要呈现三大特点:
  首先,突破了供证一致定案的局限,明确了依据印证定案的具体要求。立法试图明确、细化“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操作细则,不但强化了对于包括口供在内的所有定案证据质和量的审查,而且,对于单凭间接证据定案的规则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以摆脱对于口供的过分依赖,拓展印证规则的内容。实际上,在证明标准印证化之下,为了实现对刑事诉讼中客观真实目标的追求,将客观化立场贯彻到底,必然走向印证规则的细化、法定化。唯有如此,印证化的证明标准才更具有可操作性,才能回避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及法官内心自由裁量。换言之,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只需要追求一定量的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不必诉诸裁判者内心主观信念程度的判断,证明标准的印证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克服主观判断缺位的不足。所以,伴随印证规则的法定化,证明的过程就是一个努力达成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过程,证明标准的印证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其次,坚持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立场,将排除合理怀疑定位为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必要补充。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证据法有罪判决的最高标准,旨在规制裁判者作出有罪判决时所应达到的内心主观信念程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定位“排除合理怀疑”是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补充和解释,以便于实践部门更进一步地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立法对二者关系的谨慎处理表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统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国证明标准客观化与印证化的问题并未伴随“排除合理怀疑”的引入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最后,初步形成了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最高要求的印证规则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已经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定案要求,而是逐渐细化为一整套适应司法实践需要,并且日益规范化的规则体系。在这个印证规则体系中,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最终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确立的一系列具体的印证规则是有效保障。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冠之以最高证明标准之名,但实际上,其是统帅我国印证规则体系的最高要求,是证明标准印证化的集中体现,其从未触及裁判者内心的主观信念程度的问题,根本难当证明标准的重任。
  三、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印证化之困境与隐忧
  (一)掩盖了裁判者的心证过程,导致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缺位,实践失范
  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下,证明应是一个裁判者的自由心证过程,证明标准表征的是裁判者内心的主观信念程度,没有任何一个裁判可以完全基于外在的客观要素作出,都需要裁判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审慎判断。经由证明的过程,促使裁判者形成较高程度的内心确信是现代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必经之路。遗憾的是,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立法恰恰绕开了裁判者内心的主观信念程度问题,试图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客观化的印证要求来间接约束裁判者,并落实到对证据数量和质量的要求,最终导致证明标准的虚置及其制度功能的虚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裁判仅止于形式化的印证,规避内心判断。由于立法在印证是否已经促使裁判者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方面没有给出独立的判断标准,更没有辅之以相应的制度保障,加之实践对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明体系的重视,导致裁判者被印证规则绑架,单纯追求证据信息的完整性,片面追求形式化的印证,怠于发挥主观能动性,规避内心主观信念程度的判断,事实认定极为机械和僵化。相互印证严格要求证据数量上的多数性,很多可以达到内心确信的案件,仅仅因为无法达到证据数量上的多数性而无法追诉,动辄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裁判;相互印证通常以被告人口供为中心,没有被告人的口供,仅仅依据一些间接证据便不敢定案。上述情形,虽然表面上没有达成印证,但是在裁判者的内心大都已经形成相当程度的确信,由于裁判者不敢下判,使真正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放纵了犯罪。在实践中,“无尸体即无罪”的判决屡屡出现,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只要被告人杀人抛尸或者碎尸处理得当,即使在勘查现场提取到被害人的血迹、物品乃至残肢,也难以下判定罪。
  尤其印证规则法定化之后,进一步阻断了裁判者的主观判断。立法及司法解释为言词证据的证明力、全案证据链条的完整性确立了一套法定的标准—印证规则,裁判者无需诉诸内心的审慎判断。这种将本来应由裁判者内心自由判断的事项法定化的做法,削弱了裁判者寻求内心主观确信程度的动力,阻断了裁判者的主观判断之路,使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面临新法定证据制度的危险。[13]
  其二,裁判者主观臆断、滥用裁判权。由于证明标准立法的实质缺失,实践中,对于证据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多的案件,裁判者只注重控诉证据,对辩护证据视而不见,或者根据其主观需要出发,对证据进行任意的取舍,并随意解释证据,只要其认为有罪事
果然是京城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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