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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赃物的善意取得探析
【作者】 张紫珩【作者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分类】 物权【中文关键词】 赃物;善意取得;交易安全
【文章编码】 1008-7966(2017)05-0060-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60
【摘要】

善意取得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为愈来愈多的国家所重视并加以法律化。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实施使此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由于善意取得能否及于赃物缺少法律依据,由此司法实践中缺少了规范指引。司法、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规范群也只是权宜之计,面对现实中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交易行为力不从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9368    
  一、问题提出
  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系实践中出卖人进行无权处分,受让人符合法定条件,则可依法取得物权的制度安排{1}。《民法通则》对善意取得并未加以确认,但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中则有条件地对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加以保护。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善意取得制度成为我国民商法中的重要一环。
  《物权法》并未对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加以回应。部分学者持否定态度,透过《物权法》未对赃物适用善意取得作出规定,可推知赃物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应“一追到底”;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观点也有所区别,部分学者认为《物权法》第107条中未规定赃物,由此赃物归属应原则性地适用第106条;另一部分肯定赃物善意取得的学者认为赃物的归属应参照适用第107条{2}。公安、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赃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加以规范,从而弥补《物权法》留白所带来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由“计划”转为“市场”,善意取得制度逐渐为我国立法者所接受和肯定。但对于赃物能否适用于善意取得,其制度设计应采何种路径尚未完善。
  二、赃物及其善意取得的基本法理
  (一)赃物概念的厘定
  从程序法角度看,赃物是程序法所衍生出的概念,不具有实体法层面的意义和效力。与犯罪有关的财物,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在程序法意义上即被称为赃物{3}[1]。
  从实体法角度看,我国对赃物的范围没有法律界定,学界至今没有形成通说。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采盗赃物一词对其进行分类,沿袭了大陆法系财产类犯罪的分类方式,将财产类犯罪分为完全违背对方意志取得财产的犯罪与基于对方瑕疵的意思取得财产的犯罪。承认前者的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对后者善意取得不予认可{4}1183。日本法在赃物犯罪所侵犯客体的本质上与我国台湾地区的认识相同,两者有关赃物的含义和范围也几近一致[2]。大陆部分学者采用盗赃物的定义,与日本法、“台湾地区法”相一致;亦有学者用赃物的概念直接加以界定{5}。
  笔者认为,盗赃物的概念过于狭窄,将意思表示瑕疵而导致的财产犯罪排除在外,不利于全面讨论我国财产犯罪所产生的所有权归属争议问题。程序法层面的规定,过于宽泛,将犯罪工具和犯罪孳生之物也纳入了赃物范畴。我国的赃物范围应界于两者之间,即包括一切可能取得财物的犯罪类型,从而将犯罪行为直接取得的财物均纳入赃物的范围,亦符合体系解释之要求。
  (二)赃物善意取得的概要
  1.交易安全保护的演进
  所有权的绝对保护可以自罗马法窥见一二,其代表观点是严格保护所有权,不承认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6}。交易安全的保护发轫于日耳曼法中的“以手护手”[3]。现代意义上的善意取得与“以手护手”旨趣不同,“以手护手”重在限制原所有人的回复请求权,善意取得则是为了使受让人取得所有权{4}272。
  我国建立起基本上与国际社会相同的善意取得制度。唯赃物一类,《物权法》未予明确。立法者的考量在于,赃物归属问题涉及交易安全与社会秩序诸多方面,应通过其他法律加以规制,因此未作规定{7}。1958年至2012年间,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陆续颁布了8份规范性文件对赃物所有权归属加以规制,试图以规范群的方式弥合《物权法》留白的现状。但其效力位阶较低,且多属刑事领域的专门性规定,局限性明显,不足以应对实际的需要。《物权法》对赃物归属问题进行表态,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关口。
  2.善意取得学理基础之辨析
  善意取得可以独立发挥其作用,亦可作为实现其他制度的方式和手段。四种代表性学说,会使其在一国法律体系中承担不同的作用。取得时效说,承认善意取得能够确保取得时效制度更有效的实施。《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即依据此理论作出规定{8}。占有效力说,保护善意第三人通过交易获得的占有,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相关规定中有“立法例”{9}[4]。法律赋权说,占有人对占有物具有处分权,且其权利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与授权。权利外像说,善意取得是公示公信原则的应用和延伸。
  综据上述,我国是否允许善意取得扩大到赃物一类,亦要考虑其在我国民法体系中发挥的地位作用及能否与其他法域的规范相协调。
  (三)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的域外法考察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对善意取得的态度分为“极端法”立场和“中间法”立场{10}255。学说上可更详细的分为三类,即赃物善意取得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
  1.否定说夫妻本是同林鸟
  否定说立法层面拒绝承认赃物善意取得,司法实务中也没有发生善意取得的空间。挪威、丹麦、葡萄牙、俄罗斯等国的立法例均采此观点。
  挪威与丹麦在18世纪以前曾奉行日耳曼法“以手护手”的规则,随着社会变迁,所有权绝对原则取代了“以手护手”;葡萄牙等南美国家一以贯之的排斥善意取得{11}。《苏俄民法典》亦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遵从所有权绝对保护原则。上述诸国受罗马法影响深重,承认所有权绝对主义,本质上否认善意取得制。
  2.肯定说善意买受人只要达到了善意取得的要件要求,即可获得物权。其原因行为是否存在瑕疵、交易客体是否为占有脱离物在所不问。《意大利民法典》为此类之代表。有学者认为《美国统一商法典》亦属此类。
  《意大利民法典》所有权编中第1153条至第1157条是对动产善意取得做出的规定{12}。保护交易安全,牺牲所有权。从法理学角度讲,有违于社会一般行为规范,不利于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意大利民法典》的制定过程时值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盛行,价值层面的扭曲度。忽视交易安全保护,交易成本上升进而抑制交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难以消减。因此,赃物善意取得否定说并非理想的立法模式。对此极端立场的法典化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10}。
  美国法则对赃物买受人进行了两个方面的保护。赋予买受人对赃物出卖者的追偿权[5]。同时,通过时效取得制度,帮助善意买受人取得权利[6]。
  3.折中说
  折中说的立法模式在一般原则上承认善意取得。对于赃物,符合特定条件承认其善意取得;否则不发生物权变动。价值选择上是对所有权和交易安全的平衡。日本法、法国法、德国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均采此观点。
  《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934条以及第935条是针对赃物善意取得所做规定。其中第935条一分为二。第一款是善意取得原则的例外,所有权人非自愿的占有丧失不得善意取得[7]。第二款是第一款所做例外规定的例外。该例外,使货币、无记名证券或以公开拍卖形式让与的其他物,虽属非基于自愿的占有丧失,但善意第三人可以善意取得其物权{13}。《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第二款,原物所有人向现持有人请求返还受到三年时间的限制。第2280条对取回方式进行细化,对于从商店等合理来源处购买的赃物,原所有人需要向现持有人支付对价,方可取回{8}。法国法在时间、交易场所、回复方式三个方面对赃物善意取得做出特殊规定,以平衡双方的权利义务。《日本民法典》对盗赃、遗失物所做的特别规则,基本内容同法国法,区别在于日本法返还请求权的时间限制在两年内{14}。我国台湾地区受法国法与日本法的影响,“台湾法”第949条、第950条、第951条对赃物善意取得作出规定{15}。与日本法相同,台湾地区主张回复原物的时间亦为两年,对于有合理来源的赃物买受人予以保护并对无记名证券作出了特别规定[8]。折中说立法模式对交易场所、回复时间、回复方式作出规定,金钱和无记名证券适用独立的规则,从而使赃物有条件的适用善意取得。
  三、我国赃物适用善意取得面临的困境
  (一)赃物类型公安机关侦查中难以区分
  与域外法规定的不同在于,我国现行规范群采取按罪名分类的方式确定能否善意取得赃物,而这正是实务中公安侦查出现错误分类导致本应善意取得的物进入刑事诉讼环节的症结点。
  公安司法实务中,对盗赃物原则性采用“一追到底”的方式处理{10}285。针对特定类型的案件,又有其特别规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相关规定》第12条盗窃、抢夺机动车案件,对善意买受人,案件结束后退还买主。诈骗类刑事案件,依据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诈骗所得财物被第三人善意取得的,不予追缴。执行中,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11条规定,赃款赃物被用于偿债、转让或承载了其他权利,第三人善意,则执行中不再追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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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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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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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家安.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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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熊丙万.论赃物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践需求——以追赃实践面临的困惑为视角[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2).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6}姚瑞光.民法物权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66.

{7}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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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华彬.民法物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229.

{11}陈华彬.物权法原理[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413.

{12}费安玲,丁玫.意大利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317.

{13}[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M].张双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96.

{14}[日]三潴信三.物权法提要[M].孙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87.

{15}陈聪富.月旦小六法[M].台北:元照出版社,2006:126.

{16}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条文说明理由立法例.物权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55.

{17}崔建远.物权法.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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