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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网络法律评论》
网络舆论与地方官员监督
【英文标题】 Talking Local Official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作者】 王炳毅【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分类】 科学技术管理法【中文关键词】 网络舆论;地方官员;监督;话语机制
【英文关键词】 Network public opinion;local officials; supervision;speech mechanism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1(第12卷)
【页码】 105
【摘要】

网络舆论是新时代的话语形式,在各种非话语机制的作用下改进了针对地方官员的监督。首先,地方官员是网络舆论监督主要针对对象之一;其次,网络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监督者、不利于被监督者的监督环境;再者,网络舆论有助于引发体制内监督力量的介入,改变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力量对比;还有,网络舆论监督具有一般威慑功能。网络舆论发挥的监督地方官员的功能具有成本收益率极高的特质,从而对国家的政治和法治建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英文摘要】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s a new speech mechanism which strength-ens the supervision over local officials with the help of other mechanisms. Firstly,local officials become the main object of the supervis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secondly,network provides a good supervision environment which is favorable to the supervisors; thirdly,network public opinion promotes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formal supervisor, which changes the ratio of the supervisor' power to theiradversary's; lastly, the supervis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has a kind of functionof general preven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6135    
  权力监督是政治学和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政治学和法学研究中,除了专门研究权力监督问题的著作和论文外,其他研究经常也会或多或少涉及到权力监督问题。权力监督问题几乎是政治学和法学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权力监督问题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本文将关注网络时代中地方官员监督问题上隐约出现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以视为网络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效应和法治效应的亮点之一。
  为了讨论便利,本文将从网络舆论切入,具体探讨支撑网络舆论之所以能够改进针对地方官员监督的各种条件、机制。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网络舆论作为新时代的语词形式之一,在多种机制共同作用下改进了针对地方官员的监督,进而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家的政治和法治。
  一、语词、舆论、网络舆论
  语词是有力量的,是能够产生影响的,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观察到的现象,因此才有那句很著名的古训—“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语词的力量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还体现在经济生活中,体现在政治生活中,甚至可以说体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总体而言人类一刻也离不开语词。
  语词的力量作为一种现象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在社会科学的视野中,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将语词的力量转化为一个分析性概念,这样一来我们将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语词是如何施展力量的?福柯的研究发现,话语机制必须附着于众多的非话语机制才能发挥作用。[1]依循这种研究路径,发现语词的力量这个现象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透过语词的力量发现支撑这种力量的各种条件。这也是本文将采用的研究路径。
  在政治生活中,语词的力量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舆论。舆论是一种特殊的语词,它是民众针对当前社会上发生的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是一种持续时间相对短暂的评论,是在同一时期里被同一社会里的人多次重复的、或多或少合乎逻辑的成串判断。[2]即使是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古代社会,统治者也不得不认真对待舆论,于是才有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到了现代社会,舆论对政治生活的作用更加凸显。塔尔德不无夸张地感叹道:“当代的舆论几乎是无所不能、无坚不摧的,它不仅能够对抗传统,而且能够对抗理性,包括司法理性、科学理性、立法理性或政治理性……它已经压制了法庭、淹没了议会,再也没有比舆论更加可怕的洪水泛滥了,而且这滔天的洪水还看不到消退的迹象。”[3]请注意,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舆论对政治生活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这种变化却是依赖于众多的非话语机制才得以发生的,包括交通、信息传递、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巨大进步。[4]而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非话语机制还包括网络的兴起。
  人类迈入21世纪后,随着网络在全世界的普及与发展,网络迅速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新型媒体,网络舆论也随之发展成为一种新型舆论类型。[5]尽管网络舆论发展不过短短几年,称它为“新生事物”无任何不当,但是它的影响力几乎不亚于几大传统媒体舆论,在众多特定事件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网络舆论的迅猛发展,使得舆论这一“可怕的洪水”的泛滥势头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了。这种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现实的政治生活。就政治生活而言,借助于网络这一新生非话语机制,话语或者说语词的力量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代广阔得多的施展空间。后面的分析将会进一步展示,除了网络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非话语机制参与到支撑话语施展力量的过程之中。
  在中国,至少早在2003年,网络舆论就开始成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现象,并进入公共话语。[6]网络舆论一开始就是通过对政治生活施加影响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其标志性事件是轰动一时的“孙志刚案”。短短五六年间,网络舆论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这股力量的主要用武之地之一就是权力监督。
  二、地方官员监督问题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网络舆论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权力监督。权力监督是政治和法治的实践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随着网络舆论登上政治和法治生活的舞台,权力监督问题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尤其是在针对地方官员的监督上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我看来乃是可喜的实质性的变化,可能会改变现有的地方官员监督现状。
  在权力监督问题上,为什么只讨论地方官员呢?首先,这是从现实中得到的启发。在2008年,我们见证了许多轰动一时的网络舆论监督个案,包括湖北当阳市女市长范晓岚撞死女童案、山西省黑煤窑事件被撤女官员段春霞复出案、辽宁省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引咎辞职及复出案、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猥亵女童案、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抽天价烟案等等。在这些网络舆论监督[7]个案中,主角清一色都是地方官员。
  地方官员成为网络舆论监督的重点针对对象,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这个事实提醒我们,“要针对不同客体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的监督”[8]。之所以要在监督问题上强调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的区分[9],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在于二者存在着职责上的大致区别。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担负着不同的职责,他们履行职责的方式不太一样,面对的对象也不尽相同,滥用权力或腐败的机会和条件也不一样,所以监督的策略、内容和方式等都会有、也应该有很大的不同。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地方官员比中央官员腐败更多或更容易发生权力滥用情况,他们职责的履行都需要监督,而履行过程中都存在着权力滥用或者腐败的各种可能。因此,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后文对网络舆论监督的诸多分析更多地适用于地方官员。
  同时,民众在监督地方官员问题上一直充满着焦虑。地方官员很可能是民众最不能信任的群体之一。他们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这些权力通常有着范围很宽的裁量余地,其行使经常呈现一种“神秘”的外观,于是给民众的感觉是这些权力缺乏强有力的、实质性的、有效的监督。在旷日持久且日益升级的反腐斗争中,地方官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案例频频见诸媒体,尽管让民众对中央反腐决心有了充分的认识,但也使得民众的担忧和愤怒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点燃。将民众的这种担忧和愤怒的情绪称之为“仇官”并不为过。与此相联系,地方官员的不当行为也就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点在网络时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气对于网络世界而言具有十分显著的地位,而地方官员的不当行为很容易聚集人气。
  基于以上原因,我将集中讨论网络舆论对地方官员监督所起到的作用。在此我们又看到非话语机制的影子。语词是有力量的,但任何力量的施展都需要有针对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却不是内含于语词本身的,也就是说这个对象的确定是其他机制作用的结果。网络舆论监督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亲合性”是非话语机制作用的结果。
  三、网络的监督优势
  在网络时代以前,监督地方官员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信息渠道不畅,信息沟通和传递不灵。互联网的出现,从多个层面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网络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信息的发布、传递以及可能的聚焦。网络技术,尤其是QQ、MSN、论坛、博客、视频[10]等各种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曝光平台。在这个曝光平台的基础上,一个优良的监督地方官员的网络空间正在逐步得以形成。
  首先,互联网日益发展成为一项低成本的技术。互联网的低成本特性具有深刻内涵,在此我只是指出其中的一点,即普通人可以以很小的耗费、很便利地通过互联网发布自己想要发布的绝大多数消息。这种低成本一方面是金钱上耗费小,另一方面是精力上也消耗小。低成本带来的好处是鼓励知情者(也是监督者)将所知道的不利于地方官员的消息公布于网络之上。如今,这种低成本甚至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互联网具有的这种低成本优势,不仅对监督者个人是如此,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更是如此,社会几乎不必为此增加成本。
  其次,互联网创造的这个曝光平台实现了对时间的超越,具有及时甚至同步的良好效果,因此信息发布者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将信息弥散开来,提高了监督的效率。它实现了对于空间的超越,因此一方面监督者可以在远离被监督对象实行监督活动,扩大了监督的范围,同时也降低了被监督者打击报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监督信息有可能跨越层层环节直达体制内监督力量的上层。它还实现了匿名性,安全系数更高,在技术上可以做到不见面、不留笔迹也能够监督到位[11],完全有可能消除发布信息可能带来的对自身的不利后果,可以在不带有任何现实压力的情况下发布信息。于是知情者可以免除被打击报复的担忧和恐惧,放心地抖落不利于地方官员的消息。
  再者,互联网还是一项非中心化的技术。互联网没有中心的分散式结构,使得信息的发布很难控制,在某处被禁止的信息,可轻易地从别处进入网络,“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讯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经由另外一条路”[12]。这种非中心化的技术,从理论上说彻底消除了地方官员封锁和控制知情者发布信息的能力。于是,信息真正成为知情者手中的武器。
  总而言之,网络创造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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