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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海峡两岸假释制度比较研究
【英文标题】 Comparative study into the system of the release on parole with Taiwan
【作者】 汪建成余诤【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假释;条件;考察;撤销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1)03—0099—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3
【页码】 99
【摘要】

本文从假释的立法例、条件、考察、撤销四个方面对海峡两岸的假释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两岸假释制度各自的优点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的假释制度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构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638    

假释制度,作为一种罪犯的处遇方法或监禁刑的替代措施,发轫于19世纪的英国,1911年传入我国,规定在清朝末年的《大清新刑律》中。时至今日,海峡两岸的刑事法律中依然保留着该项行刑制度,但具体内容却不尽一致。对两岸的假释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相互借鉴,使之更趋完善。

一、立法现状之比较

有关假释制度,台湾地区是以刑法为主、以其他刑事法律为补充而构成的。其现行“刑法”第77条至第79条,分别规定了假释的对象、假释的条件、假释的撤销、假释的效果等。这部分规定从1935年台湾地区现行“刑法”颁布后一直适用至1983年。1983年1月修正现行“刑法”时,对77条至79条进行了修正并增订第79条之第1项,放宽了假释的条件。现行“刑法”第93条第2项及第94条,对假释犯的保护管束作了概括规定。为配合上述刑法规定的具体实施,其他刑事法律还有相关规定:

一是“监狱行刑法”及其施行细则,规定了假释的具体条件和适用程序。该法第85条根据现行“刑法”第77条关于假释条件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受刑人须经累进处遇至二级[1]以上才符合假释的实质条件,假释的审批要经监务委员会决议并将此决议及证明受刑人确有悛悔情形的记录呈由监督机关报请司法行政部核准。该法施行细则第88条更明确规定:办理假释事件,应注意“刑法”、“少年事件处理法”、“行刑累进处遇条例”、“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及其他法令有关假释之规定。

二是“行刑累进处遇条例”及其施行细则,规定了假释的适用对象。该“条例”第75条根据“监狱行刑法”第85条的规定,将经累进处遇至二级以上的受刑人作为假释应考虑的对象,其中第一级的受刑人,监狱负有速呈请核准是否予以假释的义务,而对第二级的受刑人,是否呈请假释则由监狱自由裁量。

三是“保护管束规则”及“保安处分执行法”,规定了对假释出狱人的预后保障。“保护管束规则”将假释出狱者列为必须交付保护管束的对象,对执行保护管束的机关、监督机关、执行保护管束的方法以及受保护管束者的义务作了规定。此种规定回应了现行“刑法”第93条第2项及第94条有关假释中应付保护管束的条款。此后,该“保护管束规则”虽被废止,但上述内容基本上被新颁行的“保安处分执行法”吸纳了。

四是“少年事件处理法”,确立了对少年犯适用假释的特别规定。该法针对犯罪对象的特殊性,进一步放宽了假释的条件,且规定此条件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该法更关注少年假释犯的预后保障,规定少年受刑人在假释期的保护管束为“应付”而非“得付”,且少年法庭观护人为其执行保护管束的机关及监督机关。

五是“假释审查规则”,对现行“刑法”和“监狱行刑法”的补充规定。该补充规定着力于受刑人的事先审查,为假释的条件提供切实的依据。审查事项包括受刑人本身事项、受刑人的犯罪情形、受刑人的保护管束事项以及若干特别审查事项,如对少年犯之假释,应特别注意审查其悛悔之程度及保护关系之良否等。

我国内地刑事法律中的假释最早见于1954年公布施行的《劳动改造条例北大法宝》,该条例将假释作为释放犯人的一种方式规定于第61条,但对假释的对象、条件、后果等均未明确。1962年公安部在其颁行的《劳动改造管教队工作细则》(试行草案)中明确了适用假释的四项实质条件。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典诞生,其中第73条至第75条规定了较系统的假释制度。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充实了假释制度的内容,自第81条至第86条分别规定了假释的对象以及假释的形式条件、实质条件、排除性条件、程序性条件和假释的效力与撤销等,与1979年的刑法典相比,修订后的刑法典对假释的适用更趋严格。此外,我国《监狱法》和《刑事诉讼法》对假释的适用程序及适用假释的监督作了规定,补充了刑法典的相关内容。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0月还出台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刑法典中涉及减刑、假释的若干术语进行了解释。

比较上述海峡两岸有关假释制度的立法现状,可以说,假释制度的确立以刑法为主、以其他刑事法律为补充是其共同特点。但相比而言,我国内地有关假释制度的立法似显欠缺,主要表现为假释制度的事先审查与预后保障未有明确规定。

假释制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其前后措施的周密协调,即一方面要有严密的事先审查——确保欲假释者符合假释的条件;另一方面更要有严密的预后保障——确保假释制度本身的权威。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假释之应用须包括三大根本要素,一是在监受刑人,当教育之,以备再入社会;二是在监受刑人,当由假释审查委员会对各个人慎重审查;三是出狱人监察员之人数,当足供不断的、有效的、同情的监督之{1}。换言之,前后措施周密,中间制度运行方能畅通。台湾地区假释制度的主要内容规定于现行“刑法”,与此相关的配套法律前有“行刑累进处遇条例”和“假释审查规则”,后有“保护管束规则”及“保安处分执行法”,前后协调,使得台湾地区的假释率能保持在20%左右{2}。就立法现状而言,我国内地的假释制度尚未形成体系,假释的事先审查和预后保障制度均付阙如。在台湾地区,假释的事先审查制度的核心是累进处遇条例,这也是世界多数国家的做法。追根溯源,累进处遇制之肇始便是假释制度的伴随物。我国内地的监狱制度中没有累进处遇制,使得假释的事先审查制度仅存在于刑法及其有限的司法解释中的原则性规定,并无具体的操作方法。至于对假释犯的预后保障,内地法律尚无如台湾地区“保护管束规则”及“保安处分执行法”之类的法律制度,更没有建立假释专业监督官队伍,无法对假释犯进行有效的监督考察。所以,事先审查和预后保障制度的缺失,不能不说是我国内地近年来假释率偏低且路子越走越窄的一个重要因素[2]。

二、假释条件之比较

假释条件是假释制度的首要内容,它指对何种犯罪人在何种情况下方能被适用假释,即在其刑期未满时被附条件提前释放。我国内地和台湾的假释制度都对假释条件有明确规定,总体上均包括肯定性条件和否定性条件。前者包括假释的形式条件、实质条件、特殊条件以及程序性条件;后者主要指排除性条件。

(一)形式条件之比较

形式条件包括假释的对象和假释的时间。台湾地区现行“刑法”(指1983年修正之刑法,下同)第77条规定假释的对象是有期徒刑犯和无期徒刑犯。假释的时间为有期徒刑之执行逾三分之一,无期徒刑之执行逾10年。但有期徒刑之执行未满6个月者,不在此限。此处与修正前相比有两点变化:一是有期徒刑最低期限由二分之一修正为三分之一;二是在监执行最低期限由1年修正为6个月。此外,台湾地区“刑法”第77条第2项还规定:无期徒刑裁判确定前逾1年部分之羁押日数算入前项已执行之期间内。我国内地现行刑法81条将假释的对象亦限定为有期徒刑犯和无期徒刑犯,且前者须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后者须实际执行10年以上。

可见,就假释的对象而言,海峡两岸均限定为有期徒刑犯和无期徒刑犯,其他刑种无假释之规定,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台湾地区现行“刑法”限制短期自由刑对假释的适用,内地刑法无此规定。台湾学者黄村力认为:设此执行期限之目的,乃在于观察犯人是否确有悔改之实据,且亦必经过相当时日,监狱教育之功能方足以表现{3}。笔者认为,假释的形式条件终究是为假释的实质条件服务的,如果从假释的实质内容着眼,表现优良的犯罪人方有适用假释的可能,则对短期自由刑者限制假释的适用是合理的,原因在于短期内无法满足假释的实质条件。我国内地刑法排斥拘役犯适用假释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但对短期的有期徒刑犯却没有作类似的规定,仅此而言,台湾地区的立法值得借鉴。在假释的时间上,台湾地区对有期徒刑犯的适用显然宽于内地,只需执行原判刑期的三分之一便有假释的可能;台湾地区对无期徒刑犯执行期限折算方法的规定也旨在放宽假释的时间条件,这也为内地刑法所不取,但我国内地司法实践中无期徒刑犯绝大多数可通过减刑改为有期徒刑犯,再进一步获得假释资格,而鲜有真正无期的,当然更鲜有直接得以假释的。所以,在对无期徒刑犯的处遇上,海峡两岸均立足于给出路的刑事政策。

(二)实质条件之比较

实质条件是假释条件的核心。台湾地区现行“刑法”第77条规定假释的实质条件是受刑人确有悛悔之实据,即要有确凿的事实说明犯罪人确已悔改。我国内地刑法81条规定假释的实质条件是犯罪人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内地学者一般认为,此处的“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并非独立于“确有悔改表现”的条件,而是悔改表现的具体描述{4}。由上述可知,海峡两岸对假释实质条件的规定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共同之处在于均适用于确已悔改的犯罪人,差异在于内地刑法在此基础上还要求被假释者“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即必须同时具备确有悔改表现和不致再危害社会才有被假释的可能,这显然要严于台湾地区刑法法小宝。但两岸实务界对此实质条件却面临着如何操作的共同难题。为此,台湾地区司法行政部曾于1948年公布、后于1955年修正“假释审查规则”。该规则将假释审查的事项分为三种:一是受刑人本身事项,包括入监后的行状、精神状态、思想及信仰等;二是受刑人的犯罪情形,包括犯罪次数、犯罪动机目的及手段、犯罪后态度、犯罪年龄等;三是受刑人的保护管束事项,包括假释后的生活状况、家庭与本人的感情等。受刑人根据上列审查,如无再犯之虞,可呈请假释。此外,还有若干特别审查的犯罪,如对判处无期徒刑或施用残酷及特殊手段而犯罪者,应注意社会对于受刑人之观感。内地方面,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的司法解释认为:“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而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指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一贯表现好,确已具备“确有悔改表现”的情形,不致违法、重新犯罪的,或者是年老、身体有残疾(不含自伤致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

海峡两岸的上述司法操作规则有助于实现假释的实质条件,但此种规则仅是刑法规定的细化而不应有所逾越。台湾地区的假释审查规则中,有三种审查事项不仅仅着眼于受刑人入监后的情形,而是将审查的视野作前后延展,既考察受刑人入监前的表现又兼顾其被假释后的处境,视野虽被拓展却并不违背刑法的规定,从而对假释的实质条件即悛悔之实据作了全面审查。但该规则中的若干特别审查的犯罪,将审查的视野又往前迈了一步,即把“社会对于受刑人之观感”亦作为审查内容之一,显然已突破刑法规范的意蕴,是在刑法关于假释实质条件之外另定条件,故不可取。我国内地刑法关于假释的实质条件须同时具备“确有悔改表现”和“不致再危害社会”,要达到此标准实属不易,但更大的障碍是行刑机关如何判断犯罪人是否已达到“不致再危害社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给出了判断犯罪人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依据,但并没有解决判断犯罪人是否已达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标准。因而实务中解决这一问题只能靠行刑机关根据犯罪人的悔改表现去预测。可以说,假释实质条件的标准过高以及立法的不明确也是内地假释率偏低的一个原因。

(三)程序性条件之比较

此处的程序是指获准假释即假释适用的规则与方法,其目的在于保证假释制度运作的合法性。作为国家刑罚权的一种实现方式,假释蕴含着行刑权与量刑权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量刑是行刑的基础与前提,量刑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行刑权;另一方面,现代的行刑方式并非是对量刑结果的机械执行,行刑权还具备调控机能,即对宣告刑进行一定限度的修正与调整。为使这种刑罚权的特殊实现方式具备理性的保障,须将这种调控过程导向法律的轨道,从而保证国家刑罚权和犯罪人应得利益的双重实现,而这种保证便是假释的程序。可以说,假释的程序性条件是行刑法治的题中之义。

依据台湾地区现行“刑法”及“监狱行刑法”的规定,假释之受刑人须经累进处遇至二级以上,符合假释的条件,经监务委员会决议,报请法务部核准。我国内地1979年刑法对假释程序并未作出规定,现行刑法则突出了程序的位置,明确规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根据我国内地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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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蔡墩铭.刑法总则论文选辑(下)(C).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926.

{2}张甘妹.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93.185.

{3}黄村力.刑法总则比较研究——欧陆法比较(M).台湾:三民书局,1995.412.

{4}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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