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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论食品安全管理法治化
【作者】 刘焯【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分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产品质量法【中文关键词】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社会价值目标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8
【页码】 104
【摘要】

食品安全法治化是当下中国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比较流行但缺乏反思的见解。食品安全违规并未随着国家食品安全法制的日益健全而递减。导致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已进入了风险社会,社会价值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失衡以及食品行业高度的市场化等。囿于法律自身的局限性,单一的法治化路径不足以拯救食品安全。收窄食品领域市场化范围、重塑社会价值标准、克服有意的监管失灵以及培育风险文化等应是恰当的策略选择。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2572    
  
  食品安全在中国成为问题甚至严重的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保障公民的食品安全遂成为全社会的强烈共识。在寻求保障公民食品安全有效途径的思考与讨论中,法律逐渐成为最大焦点,法治被视为拯救中国食品安全于危机的希望与出路,食品安全法治化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律理论和实务界具有高度共识性的话语。2010年9月“中国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在北京宣告成立,2011年12月“中国食品安全法治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在2012年3月召开的“两会”期间,代表们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出的建议基本上集中在法律(法的制定与法的实施)方面。[1]
  在拯救食品安全危机问题上,法律被如此倚重和信任,这对于中国来讲应当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它从一个角度很好地折射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效。但笔者认为在应对日益严重地困扰我们的食品安全风险这个问题上,整个社会尤其是中国法律人似乎犯有法律幼稚病,并再次落入“法制主义”的窠臼。[2]诚然,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将食品安全纳入法律的控制之下,实现法治化也有其无可怀疑的必要性,但若仅从法律层面或角度去考虑问题就显得简单有余而反思不足。中国人的餐桌上、食物中时时隐藏着危险,其中症结究竟在哪里?真的只是缘于中国相关法律在制定、适用和执行(监管)上存在问题?[3]食品安全法治化就足以解决食品安全风险问题?这些问题着实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在笔者看来: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安全的问题,尤其对于已进人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下中国,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多样化的因素。面对复杂的问题,若仅以单一的视角去研究和分析进而作出结论就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中国在其所面临的现实国际国内环境下,应对食品安全风险,保障人们食品安全,需要从包括法律在内的多方位、多角度去考虑、考察,全然寄希望于经由法治化而达致目的恐怕难以实现预期。
  一、中国食品安全法制略览
  中国的食品安全法治化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新中国建立伊始,新生的人民政权基于为人民服务、坚决维护人民利益和维护政权合法性的出发点,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颁布了一系列有关保证食品安全的卫生管理规定和要求,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也始于上世纪50年代。[4]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尽管国家经济建设出现困难,但对于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与管理并未陷入停滞。1979年由国务院正式颁布的《食品卫生管理条例》是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一部食品安全法规。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为适应市场发展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食品安全法制化步伐提速。1986年,国家专门针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与管理的法律法规就推出了《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等4部法规;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间,在食品安全方面“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有30多种,各部委制定法规、条例、管理办法等近100种。同时,各地方也配套出台了许多食品安全管理办法”。[5]其中经第11届全国人大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09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食品安全法》是迄今为止代表国内食品安全领域最高立法水平,也最为权威的法律。中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清晰地走出了一条日渐健全完备的发展之路,应当说一个以《食品安全法》为龙头和主干,以《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辅助与配套的中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已经建立。夫妻本是同林鸟
  从现行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内容看,除涉及相应主体权利义务、相关机构设置以及其职权、相关法律程序等外,还有法律责任或罚则的规定。《食品安全法》在罚则上的规定是十分严厉的,严重的食品安全违规行为即构成犯罪,行为人须承担刑事责任。2011年2月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就食品安全犯罪规定了最高至死刑的制裁后果。震惊全国的“三聚氰胺奶粉案”被告人河北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以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受到刑事制裁,被判罚金4900多万元;原公司董事长田文华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2400多万元。法律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严厉态度和惩罚强度可见一斑。
  据上所述可见,中国法律在维护食品安全方面大体是有力度的,[6]尤其在立法上更是日益健全的。然而吊诡的是,在国家从法制上对食品安全风险日益严密防范的同时,中国食品安全事件或案件却呈现出频发多发的态势。2012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由王胜俊向全国人大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由曹建明向全国人大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分别披露说:仅2011年一年人民法院审结涉及“瘦肉精”、“地沟油”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案件就高达278件,处理罪犯320人;[7]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嫌疑人2012人,提起公诉1562人,立案侦查“瘦肉精”、“假牛肉”等食品安全事件中涉嫌渎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02人。[8]这种现实已经告诉我们:食品安全在中国成为问题,症结可能已不在(至少主要不在)中国的法律制度本身,理论界尤其是法学界那种线性、单纯的法律思维和应对模式需要调整和修正,否则,药不对症将可能使我们距离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越来越远。
  二、食品安全风险是多因之果
  1.风险社会环境催生食品安全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亨廷顿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现代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说:现代性带来稳定,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过程却滋生或引起动乱。因为现代化过程会使人们的生活需求与期待、个人意识与政治意识不断提高,而社会满足人们这些需要与期待的发展速度相对要缓慢得多,于是在社会成员的需要、期待与社会满足其成员需要、期待的程度及能力之间形成差距和错位,从而引起人们的不满,并诱发动乱。[9]他认为,除欧洲和北美先行现代化国家以外的一些后发展国家,其现代化过程是充满风险的,只是这里的风险主要指以政权稳定为核心的政治风险。“政治动乱所以在20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蔓延,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10]与亨廷顿不同,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贝克等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现代化及现代性问题,其结论也与风险相关,但这两位社会学家所说的风险则不只是政治风险。吉登斯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持续的运动,作为其中一个阶段的现代性不同于任何一个前现代体系;它具有双重性,既为人类创造了享受安宁的、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又同时给人类带来各种后果严重的风险,如:核战争爆发的可能、生态恶化与生态灾难、经济崩溃、极权主义的兴起等。[11]贝克指出:现代化曾经消解了封建社会并产生了工业社会,而现代化在今天正在促成风险社会。风险不同于危险,它是现代化的附带问题,它会随着全球化进程而日益加剧,以致于形成世界风险社会。[12]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各种风险,而这些风险本身却是由人类自己制造的。[13]
  依据风险社会理论,各种风险“都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的极端化不断加剧所造成的后果”。[14]因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高度文明的现代性生活,使人类得以不断利用知识和科技改造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然而这种利用与改造的同时却给人类埋下危险的祸根,如核能的开发和利用却造成核泄漏、核污染甚至核战争的风险,化工科技在创造新的化学物质和原料并带给人类“色香味”的同时可能造成食品安全风险,杀虫剂在杀灭农作物病害的同时造成毒害人的风险……原本用来解释和解决客观世界不确定性的科学知识本身反倒变成了带来不确定性的根源。不仅如此,由于日益加剧的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生态等各方面已形成彼此影响相互牵连的格局,这使得在风险面前谁也无法置身其外,独享安然。“切尔诺贝利”、“福岛”核灾难造成的危险并不只是影响乌克兰和日本,英国“疯牛病”曾危及包括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百姓的餐桌,“转基因”农产品戏剧性地一度以食品新宠由欧美发达国家而风靡全球继而又因其有害性成为食品弃儿,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更致使全球经济低迷至今……可以讲,现如今对于地球村的每一位居民来讲,风险构成了其生活的外部环境。
  就中国现阶段而言,一方面正处于现代化的关键过程中,另一方面又同时被全球化所裹挟。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全球化中既分享着发达国家乃至人类已然取得的最新发展理念、科技成果或科技信息,高效、快速地实现着跨越式发展,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但又无可避免地要在这个过程中承受先进科技带来的安全隐患或可能风险。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不断证成或推翻着此前的结论,当已被运用于生产与生活的科技成果、认知被后来的新的成果、新的发现推翻时,安全问题就出现了,食品领域的转基因就是典型的例子。现代化和全球化带给中国人发展与成就,也带给中国人风险,当下中国社会在来自现代化和全球化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了风险的叠加:政治风险与现代性风险并存,传统社会风险(如自然灾害、贫困等)与风险社会风险同在,成为名副其实的“风险社会”。在这种风险社会条件和环境下,出现食品安全风险或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就不仅在所难免,而且它还将可能在较长时间里持续性地困扰我们。
  2.文化或价值目标与社会结构的失衡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另一因素。如果说现代化、全球化是使中国饱受食品安全风险困扰的因素,那么中国社会30多年来日益明显的文化或价值目标与社会结构的失衡则是其第二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后,“拨乱反正”成为一种社会氛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则突出表现为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力倡导。为保障改革的有效推进,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面对计划与市场姓资姓社的问题时,邓小平务实地提出“不争论”的策略。然而,“在‘不争论’的背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很快在中国崛起,那就是经济主义,即不惜以一切手段来追求财富……经济主义很快促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以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社会,国家管治方式也从意识形态转型为物质利益手段”。[15]作为这种新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和结果,中国社会的价值标准、价值取向发生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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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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