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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分析
【作者】 段启俊 王小艳【作者单位】 湖南大学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完善
【英文关键词】 the juvenile offenders; the community rectification; the perfection
【文章编码】 1673-8330(2007)05-0098-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5
【页码】 98
【摘要】

社区矫正在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符合未成年犯的心理特征,有利于克服监禁刑的弊端,有利于和发达国家的刑罚模式接轨。我国社会主义的刑事政策、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以及日趋完善的社区和健全的司法行政体系资源为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针对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更新行刑观念、对社区矫正进行科学定位、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配备专业的矫正人员、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以及建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评估体系是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的重要举措。

【英文摘要】

The Community Rectific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juvenile crimes,conforming to the psychological features of juvenile offenders, beneficial to overcoming the downside of the imprisonment and accordingly easier to integrate into the punishment pattern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riminal policies and legal systems in our socialist country and the increasingly improved community and per-fected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have guarante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munityrectification to juvenile offenders. Moreover, as for the specific operations of the community rectification to ju-venile offenders,there are still unsolved issues,thus the following major measures are of great need such as,to innovate the sentencing concept, to scientifically define the community rectification, to establish the special de-partment,to recruit the professional rectification personnel,to establish the community rectification projectsmore suitable to the juenile,and to create the corresponding assessment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9870    
  
  未成年人犯罪,是目前困扰世界各国的一大社会问题,全世界已将“未成年人犯罪”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未成年人犯罪也日益严重,而监禁刑的威慑力已不足以抵制未成年人犯罪的回流与蔓延,重新犯罪率居高不下,而且犯罪性质也愈发恶劣,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监禁刑的惩罚与改造效果的质疑。我国刑法对未成年犯的刑罚处罚,和成年犯一样,大都是以监禁刑为主,这种刑罚方法不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收效甚微,而且还极易使他们在狱中与成年犯交叉感染。因此,如何更好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而社区矫正在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本文拟从未成年犯心理特征入手,分析对未成年犯适用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立足于我国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提出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构想。
   一、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任何一种新制度的萌芽和发展,都必须有先进的理论作为基石,社区矫正制度的产生和盛行,同样有着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背景。
  (一)犯罪学上的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并迅速成为犯罪学领域的主流理论之一。标签理论认为,社会上存在的犯罪现象是社会互动的必然产物。当某个人一旦被有社会意义的他人,如警察、教师、父母、单位领导或亲朋好友贴上标签,描述为偏差行为者或犯罪者时,他就会逐渐成为偏差行为者或犯罪者。据此理论,社会对某人偶尔犯错的初级偏差行为给予严重之非难并贴上不良之标签,就极易导致其另一阶段更严重的偏差行为(次级偏差行为)出现。将罪犯尤其是未成年犯判刑入狱,无疑是最深刻的“标签化”过程,而代之以社区矫正措施可以减少因这种“标签化”带来的负面作用。
  (二)刑法谦抑思想和刑罚经济原则
  刑罚的谦抑性,是指在众多对付犯罪的社会控制方法中,刑罚具有一种“最后的”意义,即对于已经被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和犯罪人,如果用非刑罚的方法即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的话,就不要用刑罚的方法,刑罚是作为一种具有补充性和保障性的控制措施发挥作用并体现其价值的。[1]在刑罚谦抑性思想的推动下,人们逐渐认识到刑罚尤其是监禁刑固有之弊端,对刑罚的启动持更为审慎的立场,将其作为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和补充性措施。同时,以社区矫正替代监禁手段改造罪犯,更能有效地促进对罪犯的改造,同时减轻国家在刑罚运作上的投入和负担,更符合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原则。
  (三)深化的复归理论
  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是复归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复归理论认为,所有罪犯都是可以再社会化的,惩罚的目的是使罪犯复归;监狱是一个提供矫正罪犯的富有建设性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惩罚罪犯,剥夺犯罪能力的场所。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反思和检讨复归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并延伸和深化了有关理论,认为将“一个人数年之久关押在高度警戒监狱里,告诉他每天睡觉、起床的时间和每日每分钟应做的事。然后再将其抛向街头并指望他成为一名模范公民,这是不可思议的!”[2]深化的复归理论注意考虑了罪犯与其犯罪环境的关系,认为犯罪是社会诸多不良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因此,对罪犯处遇的重要方面是利用社会资源来帮助罪犯复归社会。由此可见,正是深化的复归理论促成了社区矫正的诞生。
  二、对未成年犯实行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实行社区矫正的必要性
  1.符合未成年犯的心理特征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任何犯罪行为都是在犯罪心理支配下实施的,而要预防未成年人形成犯罪心理,就必须了解未成年人在生长发育期内的生理、心理特点,使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以及身心发育过程中所反映出的矛盾能够得到准确及时地解决,消除易形成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各种不良因素。因此,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特征是构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的重要基石。
  第一,认知特征。未成年人身心尚未发育成熟,他们缺乏成年人所具有的分析、辨别和判断能力,对他人及自己的认识往往停留在肤浅的表面,尤其表现在对他人认知的缺陷方面。未成年人易于形成不良的社会交往,如受不法分子或其他劣迹少年的怂恿、诱导,就会在心理上、行为上逐渐趋同,模仿从众心态常使这些“志同道合”的孩子像滚雪球一样迅速纠合在一起。据南京市司法部门对其少管所90名未成年犯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些未成年人中有41%的人喜爱和“讲义气”的人交往,有38%的人喜爱与有钱有势的人交往。[3]
  第二,情感特征。主要表现为敏感、冲动、情绪化。未成年人的大脑皮层兴奋占优势,感觉灵敏,反应迅速,情绪波动大。而社会竞争的激烈又使当代教育过于急功近利,从而导致未成年人的自尊心更容易受到伤害,且难以痊愈。他们常为所谓的“面子”寻衅滋事,大打出手,或者被嫉妒、报复等恶念折磨得心理失调,最终要借越轨行为寻求发泄。由于对刺激的反应不均衡,又缺乏自我调节能力,未成年人常常意气用事,情感多于理智,易于激动,也易于受挫,情绪极不稳定。[4]
  第三,动机特征。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虽然形式各异,但与成年人相比,通常比较简单,具有偶发性、易变性,其类型主要集中于贪利、报复、嫉妒和逞强等。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前,很少像成年人那样进行周密思考和精心策划,即使事前有计划,一般也比较粗糙,大多因一时冲动,感情失控而突然萌发犯罪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恶劣行为有时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而只是为了追求心理上的满足和情感体验上的愉悦。
  综上所述,不论从未成年犯的认知特征还是从未成年犯的情感特征和动机特征来看,其行为偏差与成年人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形成的明确犯罪意图支配下所实施的犯罪有着明显差异。一方面,未成年犯性格冲动,容易受外界诱因驱使而爆发激情,且难以控制,因此,他们大多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另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尚未发育成熟,很多越轨行为的实施源自好奇、模仿或冲动,因而,他们具有极大的可塑性。而社区矫正正是符合未成年犯心理特征的一种宽严相济的刑罚方法,它兼具司法、教育、心理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功能,是充分运用一切社会资源,努力促进未成年犯与社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达到再社会化目的的活动。社区矫正不仅可以避免未成年犯罪人因被判处监禁刑而在监禁场所受到交叉感染,降低其再犯可能性,而且由于没有剥夺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他们在服役的同时,可以照常与同学们快活地生活、学习,因而还可以避免他们因被关进监狱而产生自卑感,这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回归社会,也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与文明。
  2.监禁刑有其固有的弊端
  首先,狱内环境无法实现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美国刑法学者Murton在论及以监狱为主的机构性处遇的弊端时曾说:“将一个人置于监狱加以训练,以期能适应民主社会生活,此举有如将人送上月球,以学习适应地球生活方式般之荒谬。”[5]尽管我国《监狱法》明文规定对未成年犯应当在少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与服刑的成年犯分别关押、管理,但是,目前我国的监狱状况难以实现分押分管,没有足够的条件对未成年犯进行教育活动,而未成年犯的心理尚未定型,容易与成年犯“交叉感染”或受其教唆,促使其增强反社会心理,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美国也曾对罪错少年采用以监禁式为主的惩罚方式,但事实证明,从监禁场所释放的青少年重新犯罪的比例较高。于是美国有的州开始较为广泛地试行“开放式监禁机构”。[6]
  其次,监禁刑易对未成年犯造成心理损害,不利于其改造。前面已论及到未成年犯罪人有着自己独特的心理特征,是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群体,如果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监禁处遇,将会带来较成年人更为严重的消极性。这是因为:
  第一,监禁会带来“标签效应”。对未成年犯实施监禁刑,使其处于丧失人身和行动自由,接受别人管束的地位,这会使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评价严重下降。有些未成年人由于不被家庭、学校或社会认可而滋生消极对抗情绪,认为自己被贴上了“坏孩子”的标签,于是自暴自弃,这样极易走向重新犯罪的道路。
  第二,未成年犯易受监狱亚文化的影响。监狱集中了一大批堕落、邪恶、危险的犯罪人,相伴而生的就是“相信金钱万能,崇尚暴力至上”等种种不良亚文化。对于处在成长期的未成年人而言,其辨别能力低,一旦被判处监禁刑,更易受到监狱亚文化的影响,从而产生反社会情绪,以致成为监狱常客,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有学者指出:“面对一种杀人罪,即使是儿童所为,不判决是困难的。但是,我们每次都应当提醒我们自己,采取监禁刑罚尤其是长期监禁,对于减少少年犯罪是毫无作用的。按照大众所相信的说法,监狱对于儿童仅仅是犯罪的学校,而对成年人则是真正的大学。”[7]
  第三,监禁生活会使未成年犯性格异常,产生交往障碍。监禁将使未成年犯罪人与正常的社会隔离,而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化尚未完成,监禁状态将导致其正常社会化的中断或者畸变,长期下去,必然使其性格孤僻,产生交往障碍,从而在出狱后难以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
  3.有利于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刑罚模式接轨
  目前,西方国家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的观念已逐渐淡化,代之以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化措施。英国一直沿用《1969年儿童和青年法》,其少年法庭管辖的是10岁到不满17岁的少年,以福利人性化的处罚为主。英国的社区刑罚主要是指保护观察令、社区服务令、结合令、宵禁令、护理中心令、监管令、毒品处遇和检测令、行动计划令等。其中,护理中心令、监管令和行动计划令是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的犯罪人的社区矫正令。[8]《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青少年刑法》规定,对犯罪青少年适用教育处分,明确了指令、监护管教和教养院教养等管教措施,其中,以指令为主要管教措施。法官可以要求少年犯遵守关于居住地的指令、关于学习场所的指令、完成学习和工作任务的指令以及限止或禁止的某些指令。指令期限由法官决定,最长期限不得超过3年。[9]美国对犯罪青少年的社区矫正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社区有各种不同矫正项目,如正式和非正式的缓刑,强化的监督或通过私人的机构对其进行跟踪,以及家中的监督、对未成年人的辅导项目、校外的和全天的报告项目、社区服务等。
  (二)实现社区矫正的可能性
  作为一项行刑制度,社区矫正在世界各国的出现及兴起,除了具备强大的理论基础之外,还具有深厚的现实土壤,我们国家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社区矫正有其现实可能性。
  1.符合社会主义刑事政策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心度》)。刑罚的轻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的。所谓“治乱世用重典,治平世用轻典”,说明世之平乱决定刑之轻重,刑应当与世相宜,犯罪的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刑罚的规模和强度。所以,刑罚结构,即刑罚的规模和强度应当根据社会环境和犯罪态势的变动而及时进行调整。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在确定刑法的阶级性以及刑罚的惩戒功能时实行社会综合治理的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05年12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突出打击重点,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会议同时指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对失足青少年,要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有条件的可适当多判一些缓刑,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10]未成年时期是容易犯错的时期,作案时存在盲目性、冲动性,社区矫正的适用给未成年犯罪人悔过自新的机会,有利于激励其痛改前非,还可以避免给未成年人带来的“心理阴影”,有利于家庭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社区矫正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实现的价值上,都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渗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和价值,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不可或缺的内容。[11]可以说,对未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是对新时代条件下刑事政策的完善。
  2.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
  其一,国内法依据。我国《宪法》第111条第2款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群众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这条规定是社区参与矫正罪犯的宪法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第47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对因不满十六周岁而不予刑事处罚、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或者被判处非监禁刑罚、被判处刑罚宣告缓刑、被假释的未成年人,应当采取有效的帮教措施,协助司法机关做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可以聘请思想品德优秀,作风正派,热心未成年人教育工作的离退休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协助做好对前款规定的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我国《监狱法》第75条第1款规定:“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生产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发布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3条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第5条接着指出:“人民法院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有关社会团体的联系,共同做好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挽救工作。”自2006年1月2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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