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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比较法研究》
原“原罪”
【副标题】 对中国、印度、西欧的一点比较思考【作者】 范忠信
【分类】 比较法【期刊年份】 1987年
【期号】 1【页码】 4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132    
  
  “人生而有罪”,这就是“原罪”。“原罪”是怎么犯下的?据说是人类的那两位不争气的、有福享不住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犯下的。本来在伊甸园过得好好的,无忧无虑、无喜无怒、饮琼浆玉液、无生老病死之患。然而一经那连上帝都管不住的魔鬼撒旦的谗言哄骗,他们终于偷吃了“禁果”——“知善恶果”或“智慧果”,触犯了“天条”,被上帝定了罪,赶出了伊甸园,——也就是判了“流放”之刑。至于他们被定了什么罪名,至今不得而知,于是人们姑名之日“原罪”。这个“原罪”是亚当夏娃夫妻俩犯下的,要是根据“罚弗及嗣”的原则,我们这些亚当后裔也就没有任何责任可负了,“罪责自负”嘛。可是上帝太残酷,非“株连”亚当的子孙不可。不仅是株连一代两代,而是株连千世万世,这大概是我们所听说的株连最广的“法律”了。
  我曾反复地思索过《圣经》里的这个关于人类的“原罪”的传说。现在总算理出了一点头绪来。第一,“原罪”的“犯罪动机”不是别的,而是好奇心,也就是探索未知的心。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天地间之最贵者,正是由于这种好奇心。亚当之所以决意要尝尝禁果,不是因为饥饿,也不是因为口渴,也不因为贪谗,而只是想证实一下撤旦向他所反复介绍的吃了禁果以后会发生的种种神奇效果是否真的会发生。这一尝试可不紧,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同时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喜怒哀乐、是非喜恶、生老病死,贪盗欺骗、虚骄诈伪……均由此而生,这就是“原罪”的“社会危害性”!简言之,“原罪”带来的唯一“恶果”就是这个无奇不有的人类社会,一个活生生人类社会!那个伊甸园本不是一个人类社会,它只不过是人类“人前状态”的“投影”,如过大大变了形。真正的人类社会是从有智慧知善恶的人群开始的。自从吃了知善恶果(也就是说自从人类有了智慧)以后,大自然就再也不是原来的大自然了,它异化了,它造出了一个它无法得心应手地支配(并且愈来愈难以支配)的人类。人,这个大自然的产物,终于仗着大自然给它的特有恩赐——智慧,竞日渐肆无忌惮地反过来企图占有大自然、支配大自然、作大自然的主宰。这的确是大自然的悲剧:本来一切都是那么自自然然、自生自灭、不声不响、无为而成的“自然”,竞然变得不那么自然了。人的智慧、意志渗透进那一个领域,“自然”的涵义就从那里退出去。智慧的“占领区”日益扩大,“自然”日益不成其为“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大自然的第一个叛逆,是第一个“乱臣贼子”。他向生他育他的自然挑战了,那么,他当然对大自然犯下了“罪”,这就是“原罪”。第二,在亚当夏娃的案子终审判决之前,整个宇宙是一个混沌的整体。此前上帝虽在,但谁也说不清他老人家在什么地方,或者干脆说他就是自然或宇宙的代名词。自“原罪”判决后,世界一分为二了,混沌一体的世界分裂了。这一分裂是从两重意义上去说的。一重意义是:天国世界和人间世的分裂;另一重意义是:自然界和理念世界的分裂。天国世界是理念世界的产物,理想状态的憧憬和设计,无疑是人类智慧的第一个结晶,因为动物界是无所谓理想状况追求的。从亚当夏娃流放之日起,也就是从人类的智慧萌芽之时起,世界再也不是那个混沌的“一”或“至德之世”了,它一分为二。从此之后,我们只能说世界是一种物质和精神,现存和理想的统一(统一不是原来的“一”)。应该说,是亚当夏娃创造了上帝,并把他老人家“流放”到天国去了。“您去支配你的天国,我来支配我的自然,您少管我!”——这才是《圣经》 “创世纪”神话中关于人与上帝订立契约的传说的弦外之音。这毋宁是人类祖先的一份庄严的《独立宣言》!其意义,比华盛顿领导下的北美十三州脱离英帝国而自成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份宣言重要千百万倍:人类从此脱离“自然大帝国”而独立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浑沌的自然又分裂为二了:一个自然社会,一个人类社会!自然的分裂,是祸是福,是喜是忧,未可预卜,然而,打乱了原有的秩序或状态,这就是“恶”,就是“罪”,因而人类犯下了“原罪”。先给你一个判决再说,日后再“平反”还来得及。今天,如果上帝仍有灵在天,是应主持公道为我们的祖先“平反”的。第三,亚当夏娃犯罪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源”的。如果不是魔鬼撤旦的谗言诱骗,他们是不会偷吃禁果的。魔鬼撤旦是什么?他是不是上帝造的?上帝为什么管不住他?至今不得而知,“文献不足征故也”。如果他是上帝造的,上帝何必制造这么一个邪恶?如果他不是上帝造的,那么他跟上帝是什么关系?是先有他还是先有上帝?如果随是先有上帝,那么毋宁说是在人类未始之前就并存着两个上帝,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撤旦,如果说是先有撤旦,那么无宁说是魔鬼创造了上帝。总而言之,如果说上帝就是人的总投影的话,那么撤旦就是“上帝”之外的那一切呈对立状态的“外在之物”的投影,也就是说,是整个物的世界的投影。《圣经》的这个传说,暗示了人与物的世界的对立,显示了先民们对物的世界的观念:它既可诱人,使人获得享受,使人忘形,但它又是使人堕落的“恶魔”。这正潜藏着一种对立观念。与大自然浑为一体时期的“人”(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是不会对物的世界有这种异已感的。所以,从这个意义出发,不是上帝判了人类祖先的“原罪”和“流放”之刑,而是人类自己向自己下了个“罪已诏”。是啊,当人毫无先例可援的情形下得到了一种莫名其妙而又不忍择手的利益利时,他自然而然地会感到惶惑不安:这种利益我应该得到吗?没有人帮他解答。于是他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罪恶感”,并把那些承载利益的物也一概看成是“恶”。人类不期而然地得到的这种莫名其妙而又不忍释手的利益就是智慧,而诱发智慧的竞是撤旦和那个果子,——也就是自然物。先民们得到了智慧之后的那种惶惑而自认为是犯下了罪的感情,各大宗教的经典中的传说都有证可稽。于是反复地叨念:“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或许能他心甲的不安稍平静些,也为自己日后继续享受这些利益或继续犯“罪”找到了一些理论依据:反正我已经知罪并忏悔过了,于是就有了忏悔的宗教。原始宗教既是人对大自然尚存的淫威惶惶然不可理解的产物,也是先民们对自己为什么会有智慧、为什么会有别于自然、为什么会有别于其他动物这一事实惶惶然无法理解,因而滥用自己的智慧,放纵自己的智慧恣意驰骋的产物。
  这就是《圣经》中的“原罪说”给我们的启示,应该说,这是对人类犯罪原因的最初的探讨,它说明了法律制度产生的必要性。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和物的世界的分裂,如果没有精神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分裂,就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有犯罪,也就根本无所谓是非善恶,也就不必有法律制度。既然上帝把人类放逐到了这个是非善恶、真美假丑无所不有的世界,而且他把这个世界的治理权给了人类,那那么我们就得有足够的条法章程去管理;从前我们是全在上帝的秩序之中(在伊甸园、天国),那时我们只要接受上帝的秩序就够了,现在呢,我们既在又不在上帝的秩序之中(只是相对地在,而不象从前那样绝对地在),于是我们得有自己的秩序。维持秩序的规范,哪怕仅存于人们的心中而见诸行动(有强力保证执行),就成为法的规范了。最初的犯罪,是人对物的犯罪,是人不正当地取得了自己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当然归根结底是人对人的犯罪),或者说是争夺食物、兽皮之类,由争夺而发生激烈的搏斗和厮杀,是可想而知的,于是需要有公共权力的代表者来作出裁决以制止这种争斗的扩大。所以《圣经》中的“偷吃禁果”传说似乎是这一史实的变相记载,因为它没有说“原罪”是由于亚当与夏娃吵架或互殴惹怒了上帝而犯下的。
  印度哲学特别是宗教(印度教、佛教)哲学中,也用它特有的“原罪说”记载了上述世界的分裂和法律制度产生的过程。商羯罗(约公元788—820),这位古印度的“亚里士多德”他是用“幻”的概念来表现精神世界和物的世界的分裂和最初的犯罪的产生过程的。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个哲学派别“吠擅多派” (该学派的哲学是后来印度教、佛教的思想基础)都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它就叫“梵”;除梵之外,什么也没有。人的灵魂(“我”)在本质上与“梵”同一不二的,所谓“梵我同一”。这有些近乎中国的“天人合一”,但貌合神离。“梵”是什么?它是一种绝对的不可言状的存在,有些象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整个物质世界,不过是“梵”的幻现。“梵”是绝对的真、善、美、而作为它的相的物的世界(包括人)则是真善美假恶丑兼有之。绝对完善的“梵”为何要幻变成人类所能感觉到的这个客观世界呢?(不,不是“梵”主动要幻变成万物,而是由于人的幻觉才把“梵”幻觉为万物,这种使人幻觉到“梵”的力量叫“摩耶”(maya,幻),这个“摩耶”,是在“梵”之中还是在“梵”之外?至今也不得而知。它的地位,真有些象魔鬼撤旦之于上帝。正是这个“摩耶”的支使,才使人们把唯一的、绝对的、真实的、至美至
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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