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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海峡法学》
弹劾规则研究
【作者】 刘卓立【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理论法学【中文关键词】 弹劾规则;弹劾证据;证言可信性
【文章编码】 1674-8557(2012)01-115-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
【页码】 115
【摘要】

弹劾规则是美国证据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主要作用是为了揭示证人是否可靠和证言是否客观准确。弹劾证据主要包括诚实品格证据、先前不一致陈述、偏见、感官或精神缺陷和具体矛质。各种类型的弹劾证据有着各自的性质和特点,因而有不同的规则对相应的弹劾证据加以规制。解决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证言可信性的审查、证人发生严重分离和系统的证人证言可信性审查规则等缺失的问题,对该规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000    
  一、引言
  近年来,尽管我国司法改革在不断地稳步推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司法实践中冤假错案仍然时有发生,特别是像佘祥林、赵作海这样的案件,给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司法正义和权威。这些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不尽科学和合理的证人证言的审查规则就是其中之一。
  证人证言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国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在现代诉讼证明活动中,如何对一个证人[1]的证言真实性和可信程度进行判断,关系到程序正义和实体真实最终能否实现。对于一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可信程度,不仅要从证人提供的证言入手,通过考察证言的逻辑性及与其他证言能否相互印证来判断,而且还要考虑证人本身的可信性。证人是否诚实作证、对案件事实的感知和记忆是否准确等等都将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因而,证人可信性如何是我们对一份证人证言进行审查时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我国的证据规则更多的规定了对证言本身的考察,而较少涉及证人可信性的判断,再加上司法实践中书面证人证言替代证人当庭作证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使得对证言真实与否及可信程度的评判与证人发生严重的分离。这样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使被告人的质证权得不到充分地行使,难以通过己方力量有效地影响裁判者对事实的认定;另一方面必然不利于虚假证言的排除,难以保障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随着《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修改和司法改革的深入,构建和完善我国的证人证言可信性审查规则对于促进司法证明活动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实现庭审实质化和司法公正有着重要的意义。
  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美国证据法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证人证言审查规则,“弹劾(impeachment)”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揭示证人虚假作证的一把“利器”,弹劾规则对于解决我国诉讼证明活动中的证言可信性审查问题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二、弹劾及其一般限制
  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奉行“证人中心主义”,证人证言在证据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是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重要依据。通过对证人的弹劾,可以向陪审团揭示其作证的不可靠性,进而影响其证言的可采性。作为一个重在发现案件真相的方法性规则,所谓弹劾指的是:“当证人作证时,当事人有权透过反诘问(cross examination)[2]提出其他使得证人显得较不可靠之证据的方式,来反制其证词。”{1}也就是说,弹劾作为证据规则之一,其主要作用不是证明任何实质性的待证事实是否成立,而是攻击证人的可信性,进而影响裁判者对其证言真假的判断。以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和判例法为依据,弹劾证据主要有不诚实品格证据(untruthful character)、先前不一致陈述(prior inconsistent)、偏见(bias)、感官或精神缺陷(sensory&mental defect)和具体矛盾(specific contradiction),其中不诚实品格证据又可分为声望和意见证据、行为的具体实例和先前定罪。不诚实品格证据和先前不一致陈述在《规则》中都有相关规定,其他的弹劾证据在美国司法实践中也被大量运用,只不过是由判例法进行规制。
  弹劾一般只是被用于削弱证人的可信性,因此,如果对任何一个证人,控辩双方都可以随意地进行弹劾,那么该规则无疑可能会被利用成为一种单纯的诉讼技巧,将导致庭审时间的极大浪费。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在一个证明活动中,控方为了对被告方的证人可信性进行弹劾,传唤了另一个证人,那对于该证人的可信性控方又可以再传唤证人,接着被告方还可以传唤其他证人,这样一种无休止的证人传唤,将导致在证人可信性问题上产生许多“微型审判”,这必然会使整个诉讼久拖不判,效率低下。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弹劾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限制:首先,对证人进行弹劾要有一个前提,即必须遵循所谓的善意要求(the good faith requirement)。一方当事人对证人进行弹劾必须是基于善意,这是一般的道德准则和公平观念的要求。如果控方或辩方就一个弹劾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采性自己没有合理的相信,那么这就不符合善意要求。这意味着一个律师不能在法庭上随心所欲地提出任何他想提出的弹劾事项,除非他对该事项有着善意的基础。一个法官如果对某个弹劾有疑义,他就必须就该弹劾是否有善意基础询问提出弹劾的律师,以确保律师进行的询问有恰当的事实基础。{2}其次,弹劾可以以两种方式发生: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可以削弱证人可信性的事实仅仅来自证人接受交叉询问时的回答,那么这样的弹劾就是内部的;当可以削弱证人可信性的事实来自于文件或者其他证人等等,那么这样的弹劾就是外部的。{3}这样非通过对证人的直接盘问或交叉询问而导出的任何证据被称为“旁证(extrinsic evidence )”。{4}在弹劾证人时,能否提出旁证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有关证人被弹劾的事项实际是与案件争点无关的所谓“附属性事项”,为避免庭审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迷惑陪审团等等副作用,弹劾方一般就会被禁止提出旁证。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旁证的引进并不会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待证事项有着相当的证明价值,这时旁证就是可采的。具体哪些弹劾可以引入旁证哪些不允许,在后文将有详细论述。
  三、弹劾证据规则之具体阐述
  弹劾是一个复杂而有系统的体系,各种类型的弹劾证据有着各自的性质和特点,因而有不同的规则对相应的弹劾证据加以规制。
  (一)不诚实品格证据
  在英美法系,由于诸多原因{5}对品格证据一般是予以排除的,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被允许使用。品格证据排除规则之例外其中之一就是允许为弹劾目的而使用不诚实品格证据。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例外,就在于一个有着不诚实品格的人比一个有诚实品格的人更有可能在作证时说谎。概而言之,有三种可能的证明方式,分别是声望和意见证据(reputation&opinion)、先前定罪证据(prior conviction)和行为的具体实例(specific instances of conduct)。三者从本质上讲都是针对证人的品格而非证言的真假进行的弹劾,为了尽量抑制因这些品格证据过于宽泛而产生的不利影响,防止证人遭受不合理的人身攻击,以弹劾目的而使用品格证据受到了严格而谨慎地规制。
  1.声望和意见证据土豪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普通法上,美国法院通常禁止以另一位证人的意见证据来证明证人的品格,其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如果允许使用意见证据就会使主题偏离到关于被攻击证人某个行为的次要争议上;其二,以一个人的名声好坏并不一定能客观地证明一个人的品格优劣,而且这样会鼓励当事人选择那些对被攻击证人有偏见和恶意的品格证人。然而,根据经验和常识,一个证人诚实与否的名声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在证人席上的作证是否真实,所以《规则》改变了这一普通法上的传统,但也做了一些限制。《规则》规定:“证人可信性可以意见或声望形式的证据予以攻击和支持,但要受到如下限制:(1)该证据只可提及诚实与否的品格;(2)并且诚实品格证据只有在证人诚实品格受到意见或声望证据或其他证据的攻击后才可采纳。”[3]
  2.先前定罪
  在历史上,任何先前的犯罪行为都有可能使证人失去作证的资格,理由就在于只要是犯罪就是一种卑劣的行为,是对他人和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的违反,因而都反映了证人一定程度上的恶劣性格品质、反社会的本性以及可能说谎的倾向,也就是说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比一个道德良好的人更容易撒谎。考虑到各个犯罪行为的差异及其对证人可信性的影响不同,在如今美国证据法中,不再是简单、绝对的因为证人先前的定罪判决而剥夺证人的作证资格,而是规定先前的定罪判决只能被用于弹劾证人的可信性并对先前的定罪判决的范围进行了相当的限制。
  不过,对于先前定罪而言,并不是证人在任何时候的先前行为都与证明其现在的可信性有太密切的联系,如果这种证据过于遥远,那么其证明价值就必然要大打折扣,所以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期限限制。《规则》第609条(b)项规定,从定罪或者被释放之日,无论哪个日期起算经过十年的定罪证据都不具有可采性。[4]另外,在使用先前定罪时,允许证人使用旁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是否存在这样的定罪可以由判决文书等比较权威的材料加以证明,使用旁证不会带来太多的负面效果。
  实际上,对于先前定罪而言,其核心问题是哪些犯罪对于弹劾证人可信性是可采的。另外,当证人是案件的被告人时,如果只要是能反映其诚实与否的品格的先前定罪证据都被认为具有可采性,那么陪审团很可能因为受到该证据其他方面的影响而对实体事实的认定产生偏见。因而,决定能否以证人法庭外的前科行为弹劾证人的可信性,必须考虑被弹劾的证人是否是刑事被告人、犯罪的种类、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关系以及该证据的提出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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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Arhur Best.证据法入门[M].蔡秋明,蔡兆诚,郭乃嘉,译.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186.

{2}[美]托马斯·A.马沃特,沃伦·D.沃尔夫森.审判证据(第二版)[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8):374.

{3} Dennis D .Prater: Evidence.The Objection Method,third edition,2007:925-985.

{4}[美]罗纳德·J·艾伦,理查德·B库恩斯,埃莉诺·斯维夫特.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第3版)[M].张保生,王进喜,赵滢,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89.

{5}易延友.英美法上品格证据的运用规则及其基本原理[J].清华法学,2007(2):102-105.

{6}陈界融美国联邦证据规则(2004)译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3.

{7}陈卫东.让证人走向法庭—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7(2):40.快醒醒开学了

{8}赵建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关于公正审判权的规定[J]法学研究,2005(5):142.

{9}陈瑞华.论程序正义价值的独立性[J].法商研究,1998(2):27.

{10}陈瑞华.程序正义论—从刑事审判角度的分析[J].中外法学,1997(2):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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