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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四中全会关于重大决定的政治过程与文本展开的问题
【英文标题】 On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Making Essential Decision and Text Interpretation in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PCC
【作者】 张小劲【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
【分类】 其他【文章编码】 1008-4355(2016)01-0018-0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1.06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1
【页码】 1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410    
  所谓的政治过程,我觉得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宏观的政治过程,一个是微观的政治过程。所谓文本展开,是指我们通过计量特征及其解释,来对四中全会文件做出一些很有意义的发现和说明。
  宏观的政治过程实际上讨论到新一届领导集体通过两次重大文件的起草和写作,所体现出的一些有意义的特征。同样,微观进程是在起草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有意思的发现。一般来说,我国政治结构在近二十年来表现出一个比较可预期的政治过程,同时每次全会的主题也是确定性和应用性的交织体现。四中全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表现为应用性的成果,一般是根据当下形式而确定的,但是应用性当中又有特定的确定性。有一个时间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进展。
  从新的领导群体来看,实际上我们看到一个宏观的政治过程,对这个政治过程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特点主要是:第一,整个新的领导群体接班的进程提前启动,最后在关键时点上全权移交。紧接着在后续的进程中表现出高速的加快进程,同时在此后的发展当中,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重大文件的逐步展开。而这样一个展开过程跟主要的施政行为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互动的进程。
  我们在历史的资料当中可以发现,四中全会文件在体现应用性的时候,在很多主题设定的同时还要处理组织人事安排。从这种组织人事安排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或者是到十六届四中全会,其实都表现出这样的特征。这一届领导群体体现为在全权移交,提前半年进行了创新工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届领导群体很显然在时间表上和最基本的工作日程上都具有非常突出的明显特征。
  从整个历史的表现来看,我们更可以发现新的现象。把二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决议、决定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文件篇幅很大,设计的主题宏大,应该说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更具有持续性的这样一个共同特征。所以,我们在决定当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决议、决定,在篇幅上、容量上、主题上特征都有共同性。
  如果我们在大跨度的时间表上来考虑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其实在2012年十八大之后,很快在转过年的2013年4月份就成立了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组。实际上2013年11月份刚刚推出决定之后,紧接着2014年2月份就成立了四中全会决定的起草组,四中全会决定推出不久,深改组就讨论了协商民主建设的决定。我们通过这一进程可以预测,其实在往后的工作进程还会更加紧凑。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从整个宏观的政治过程来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本届领导群体在重大的事项上会持续推进。
  那么,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关于协商民主的意见其实包括了很多内容。就从我此前参与过的讨论来看,其实涉及的方面会更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可能会涉及到整体上的布局,也是刚才各位前辈都已经提到过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样一个主题下,现代市场经济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现代社会建设、现代文化体制建设,包括党的体制建设问题,都会在既有的布局下逐渐构建完成,并且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应该在前三年的工作日程当中,这些重大文件都会出现轮廓,然后在未来的七年当中,可能会产生重要的效果。最终的意图实际上是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当中产生一个重要影响,这也就是本届领导集体所期望的那样一种建章立制的工作,以及对体系更关心的结果。
  从微观的结构来理解,我们可以看到,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过程是一个高密度的、复杂化的文件起草过程,同时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一系列紧凑的施政行动。我们讲起草小组有80多次讨论会,在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当中,其实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无论是常委会议,还是政治局会议,再到最后的三中全会,中央委员有多次机会系统地发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在党的历史上也是卓有成效的工作。到了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工作日程。不仅是由最高领导人亲自挂帅,而且组织庞大的写作团队,这个写作团队处于高强度工作当中。应该说几乎全党上下其实都会介入讨论。所以,分析这次征求意见的情况时,我们发现按照公开的数据分析,收到的意见和建议大概有1992条,征求对象达到了3000多人的规模,除去重复的意见之后不少意见被吸纳了。对最后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了260多次的修改。当然其中有些修改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比如说最初讨论的是,凡是重复的话就不要重复,一定要避免重复,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对于依法治国这样一个重大主题,有些话是必须加以重复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也体现出后来文本的一些特点。菊花碎了一地
  从时间进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也是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进程——从启动到调研,到完成初稿,到征求意见稿,到定稿,再到最后的开会。开会的过程中实际也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其实和三中全会又有一个重大的差别。我们讲三中全会已经启动了全面改革,与此同时反腐的的态势进入高潮,这样的事态对文件的起草也就构成了重大的影响。从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的情况来看,延续了三中全会的规定,我们把这些名单拿出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调动和组织这么一个团队在写作时就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根据我们的深度访谈,后来也有人谈到,这些部长们在参加讨论时非常认真,充分准备,甚至在前往会场的汽车上都在阅读文件,在写作意见。我们讲这样的东西其实体现出现代决策的特点,就是在党内文件起草当中容纳了大量政府领导人的意见,在以往的观念主要是称之为党内的文本、文笔,这次其实有众多的参与者。我们可以推测,是希望容纳更多的决策者,以使这样的决定能够直接落实到决策单位和有利于决策行为的实施。从这一点上讲,其既体现了最大程度凝聚党内共识的特征,也预示着希望最大限度的调动关键机构的运行。所以我们从微观的过程中也能看到这样一个情形,这样的情形也会在未来重大政治文件起草当中得到特定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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