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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被告人留所服刑申请制度探析
【作者】 王佳佳【作者单位】 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1【页码】 70
【摘要】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留所服刑适用范围作出修改,初衷是缓解看守所羁押压力、强化其中立地位,但实践中却引发超短刑犯上诉量骤增、本地被告人春节前集中上诉等新情况、新问题。对于相关规定,2018年的刑诉法修改并未涉及。笔者通过对Y法院(2012年-2017年)刑事上诉数据的跟踪发现:看守所代为执行的剩余刑期范围发生变动,会造成法院上诉案件数量、构成类型随之改变,大量非必要上诉案件涌入二审程序。故为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切实提高诉讼效率,全面落实二审程序的救济与纠错等价值和功能,鼓励法官行使量刑释明权,公检法协同建立双轨制留所服刑申请制度,或是解决因留所服刑而引发非必要上诉困境的可行路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944    
  
  因不同时期刑事审判工作对看守所职能的需求不同,罪犯留所服刑相关条文规定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第一阶段,被判处徒刑二年以下的罪犯可留所服刑。1954年政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判处徒刑在两年以下、不便送往劳动改造管教队执行的罪犯,可以交由看守所监管。第二阶段,被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余刑在1年以下的罪犯留所服刑。1997年刑事诉讼法首次从刑事诉讼基本法层面对留所服刑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其第二百一十三条要求,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1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在前两个阶段,除羁押未决犯、监管改造部分已决犯外,看守所还肩负着侦查职能,如2002年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深挖犯罪工作规则》将深挖犯罪作为看守所的一项重要职能。该规定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所谓的狱侦耳目,[1]并在浙江省张辉、张高平两叔侄强奸、杀人案件中产生了值得深思的影响。在第三个阶段,为缓解看守所的羁押压力,督促其回归看管未决犯、执行部分已决犯的本职,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将留所服刑的适用范围修改为剩余刑期3个月以下,而这一改变对刑事上诉案件数量、构成类型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留所服刑范围变化对上诉的影响
  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留所服刑是指将被法院生效裁判判处一定期限有期徒刑刑罚的罪犯留在看守所执行刑罚,而不投送监狱执行。[2]
  (一)上诉量变化的跟踪考察
  出于督促看守所中立、减轻看守所羁押负担等原因考量,2012年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施行以来,将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由看守所代为执行的范围,从剩余刑期1年以下修改为3个月以下,这也导致法院的上诉构成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下面以2012-2017年Y法院的刑事上诉案件数据为例,分析剩余刑期变化对上诉可能存在的影响。
  1.超短刑犯上诉比重骤增
  通过对该院2012-2017年度刑事案件上诉数据的对比发现,自2013年起,一审判决时剩余刑期在1年至1年3个月之间的被告人(以下简称短刑犯)上诉量大幅度减少,而剩余刑期在3个月至6个月之间的被告人(以下简称超短刑犯)上诉量骤增。经统计,该院6年间刑事上诉案件共1286件,排除同案多人上诉的情形,其中共包括74件短刑犯上诉案件和345件超短刑犯上诉案件。与2012年上诉156件,含35件短刑犯和3件超短刑犯上诉案件相比,2013-2017年年均上诉226件,年均含7.8件短刑犯和68.4件超短刑犯上诉案件。
  分析上述数据可得知,在该院刑事案件受案类型变动不大、年结案数基本持平、改判或发回重审案件数波动不明显的情况下,排除同案多人上诉的情形,短刑犯上诉案件数占全年上诉案件总数的比重由2012年的22.44%下降至年均3.45%(下文中年均比重均指2013-2017年期间的年平均比重);与此同时,超短刑犯上诉案件数占全年上诉案件总数的比重由2012年的1.92%增长至年均30.27%。可见看守所代为执行刑罚范围的变动,致使超短刑犯上诉成为一种常态。
  2.本地被告人春节前夕集中上诉
  留所服刑范围的修改亦会影响本地被告人对上诉的选择。分析该院刑庭2012-2017年上诉数据发现,自2013年起,在农历春节前夕(为方便研究,统一将每年公历1月、11月、12月界定为农历春节前夕)当年刑事案件上诉量会出现大幅度增加,其占全年上诉案件的比重,由2012年的19.53%激增至年均39.92%(见表1)。

┌──────┬───────────────┬──────────────┐
│年度    │春节前夕结案数占全年比重   │春节前夕上诉件数占全年比重 │
├──────┼───────────────┼──────────────┤
│2012    │21.70%            │19.53%           │
├──────┼───────────────┼──────────────┤
│2013    │24.88%            │41.80%           │
├──────┼───────────────┼──────────────┤
│2014    │25.55%            │41.73%           │
├──────┼───────────────┼──────────────┤
│2015    │25.15%            │39.42%           │
├──────┼───────────────┼──────────────┤
│2016    │20.24%            │36.81%           │
├──────┼───────────────┼──────────────┤
│2017    │23.74%            │39.84%           │
└──────┴───────────────┴──────────────┘

  表1:2012-2017年度Y法院刑庭春节前夕上诉案件情况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进一步调研发现,2013年以前基于“二多现象”(轻刑犯多、过年期间危险驾驶类案件多,这些案件中被告人自愿认罪且上诉率低),春节前刑庭上诉率经常低于其他月份。而2013年留所服刑适用范围修改后,数量较多的剩余刑期在3个月以上的罪犯都将被投监执行,无法直接留在所内过年。该规定使部分愿意留在本地过年的被告人利用法定上诉权和上诉不加刑原则提出上诉,以实现春节期间留所过年心愿。
  此外,春节前W市户籍或者以W市为经常居住地的被告人(以下简称本地被告人)上诉意愿更强烈。抽取该院刑庭2013-2017年间12月份的上诉数据发现,5年期间刑庭12月份月平均结案82件,其中涉及本地被告人的平均为57件(同案有多被告人的,其中一人为W市户籍或以W市为经常居住地的即计入在内),本地被告人案件数占月均结案数的69.51%。而该月份平均上诉27件,排除同案多人上诉的情况,本地被告人上诉案件为20件,占月均上诉案件数的74.07%,大于其应有比重。实践中,甚至有部分本地被告人或其亲属直接向法官表明,其上诉目的就是为留所过年。
  (二)上诉量变化的原因剖析
  对上诉类型和数量相关数据深入研判后发现,被告人在一定程度上恣意使用上诉权,导致上诉量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
  1.归乡过年情结及服刑条件影响上诉选择
  一方面,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观念,回家过年也为众多同胞的传统情结之一。对于本地被告人而言,其在春节前夕提起上诉主要是为了留在家乡过年。根据《看守所留所执行刑罚罪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留所执行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罪犯可以与其亲属或者监护人每月会见1至两次,每次不超过1小时。由此可知,在案件生效前,被告人不能与亲属会见。但即便如此,对本地被告人来说,虽不能见到亲属,其通过上诉也实现了留在家乡过年的目的,同时也方便家属向其转交符合条件的生活用品,增强过年气氛。与此相反,因监狱过年期间可以不用参加劳动,外地被告人更希望被投监执行。另一方面,与监狱服刑需要参与更规范的劳动和学习不同,部分超短刑犯出于在看守所服刑时劳动、学习任务相对轻松,方便亲属每月会见,环境相对熟悉,看守所物质设备条件相对较好等考虑,也希望留所服刑。
  刑事审判作为惩防犯罪、化解矛盾的重要环节,历来讲求情理法相结合,本地被告人留所过年的意愿符合我国民俗传统,超短刑犯留所服刑要求有一定合理性,均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2.现行上诉制度提供了可操作空间
  看守所职能的转变导致超短刑犯失去留所服刑资格,以及大量本地被告人在农历年前被送往外地监狱执行刑罚。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看守所职能进行重新定位,除强化其对未决犯的监管和人权保障职能外,还削弱其对已决犯的执行职能。在该阶段,仅限被判处有期徒刑,剩余刑期在3个月以下的罪犯才能留所服刑。随后,监狱法、《留所执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在刑事诉讼法缩小留所服刑范围、精简看守所代为执行人数的同时,现行刑事上诉制度却为被告人留下可操作空间。受二审法院审理普通上诉案件两个月审限,及案卷材料在两级法院之间移送、退回,文书送达等用时影响,通过启动二审程序,在案件生效时,超短刑犯的剩余刑期已缩短至3个月以内,而本地被告人也已达成留所过年愿望。此外,现行刑事上诉制度重视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被告人恣意上诉的顾虑,使其可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和上诉理由审查机制的缺失等规则和漏洞,通过第二次刑事诉讼的契机,间接达到合法留所目的。
  二、留所服刑申请制度的价值分析
  被告人申请留所服刑,一是缘于传统新春佳节的思乡情结与生活传统,有其合情合理之处;二是利用了刑事上诉程序制度设计的漏洞,达到了形式合法,当前尚无法克服这两类来自传统和法律本身的成因。因此,需要及时转变思路,以切实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合理构建留所服刑申请制度,把过去补漏的封堵思维变为一种更符合现实需求的疏导做法。具体而言,建立留所服刑申请制度的正面价值如下:
  一是设立上诉制度目的的基本要求。被告人非必要上诉违背上诉制度的设立目的,容易形成错误指向。出于对可能存在错误的初审判决进行纠正,及为合法权益可能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的考量,各国普遍建立了刑事上诉制度。另有学者根据不同的目的,将刑事上诉程序的功能区分为纠纷解决功能与机构性功能两类,[3]即刑事上诉制度的目的不仅在于纠正初审错误判决,救济当事人权利,还应包括统一法律适用,监督、解释与创制法律。而实践中仅为留所服刑或过年而提出的上诉,显然有悖于设立上诉制度的初衷,使二审程序流于形式。这类上诉案件的存在,更是人为地提高了刑事案件上诉率,影响了法院审判质效指标,进而妨碍了法院审判工作的科学决策。
  二是改革上诉理由审查制度的有益补充。通过分析Y法院超短刑犯的上诉数据发现,超短刑犯上诉案件具有自愿认罪率高(2013-2017年该院超短刑犯自愿认罪率在86.67%至96.55%之间)、无上诉理由或上诉理由单一(上诉状只写“我不服”“量刑过重”等)的特征。部分被告人可恣意行使上诉权,是因为我国上诉制度除对其申请期限有要求外,并未对上诉理由作出审查规定。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300条规定,上诉状内容应当包括上诉的请求和理由,但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亦规定,在上诉期内,只要被告人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即可提出上诉。
  而国外更多采用上诉程序的有限启动。英美法系为严格控制上诉数量,采取事后审查制方式等多种措施限制当事人的上诉权,如英国采用上诉许可制、要求客观存在上诉理由等措施限制上诉权被滥用。[4]同时,虽然大陆法系对上诉人权利限制较少,且多数国家采取复审式方式审理二审案件,但具体分析德国、日本甚至我国台湾地区实行复审式的第二审程序,其审判范围一般都要受到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的限制。[5]如在日本,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就是第二审的审理中心。[6]
  在上诉制度中设置上诉理由审查机制,是改进二审积弊的枢机。[7]故借此设立留所服刑申请制度,并与上诉理由制度形成合理衔接,或将成为日后上诉理由审查机制创新改革的有益补充。在增设上诉理由审查机制时,还应正视上诉权利存在可能被使用不当的现象。针对刑罚执行地原因提出的上诉,在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的基础上,通过设立留所服刑申请体系,为日益增加的上诉案件提供分流渠道。
  三是提高诉讼效率的有效途径。被告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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