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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司法认定及规制
【作者】 姚志坚柯胥宁
【作者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1【页码】 48
【摘要】

随着经济转型发展,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这种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甚至对知识产权制度造成冲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本质是一种侵权行为,实践中具体包括权利瑕疵型、虚构事实型、恶意保全型和重复诉讼型等几种常见类型。区分正当维权和恶意诉讼的关键,在于维权者的主观状态。面对日益增多的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案件,司法机关应积极采取措施,规制这种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目的的行为,通过细化诉前禁令程序、强化民事诉讼庭前程序、赋予司法机关专利效力个案认定的权力、严格把握原告撤诉条件、完善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反赔制度等措施,保障知识产权制度的良性发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940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1:2003年,李某将早已披露的技术申请了消防用球阀实用新型专利,并以此起诉通发公司侵害其专利权。通发公司在成功申请涉案专利全部无效后,以李某恶意诉讼为由索赔相关经济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明知涉案专利不符合专利实质授权要件,恶意申请专利并控告他人,其行为严重背离了专利制度设立的宗旨,构成恶意诉讼,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
  案例2:2004年,许某某以拜特公司、康拜特公司侵害其竹地毯外观设计专利权为由向法院起诉。经许某某申请,法院查封了被告的银行存款200余万元、库存产品1110块以及通过海关出口的产品6930块。涉案专利被认定全部无效后,被告向法院主张,因原告的不当申请,致使其账户被冻结、出口货物无法正常销售,相关损失应由许某某赔偿。法院经审理认为,许某某的财产保全申请存在错误,造成拜特公司、康拜特公司的相关财产损失,应予以赔偿。[2]
  案例3:2014年,指南针公司以优衣库公司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向多家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发现,指南针公司囤积有2600余件注册商标,其中包括大量与知名品牌高度近似的商标在网上公开出售。法院判决认为,商标权利人利用非自身使用目的而注册的商标,意图通过恶意诉讼获取赔偿,造成相对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失的,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同时还可责令由其自行承担因恶意诉讼所产生的相关费用。[3]
  案例4:2014年,谢某以魏某生产、销售其享有美术作品著作权的印花布为由起诉索赔。魏某在赔偿后发现,谢某实际上并不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遂向法院提起了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法院经审理认为,谢某陈述的作品创作时间晚于市场流通的时间,其并非真正著作权人,却通过诉讼途径获利,具有损害他人权益的直接故意,构成恶意诉讼。[4]
  知识经济时代,市场主体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对抗加剧,知识产权诉讼是保护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武器,但随着竞争愈演愈烈,不法者开始利用知识产权诉讼隐蔽性强的特点,借助合法诉讼的形式,达到抢占市场、打击对手的不正当目的,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由此而生。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已在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等领域全面爆发,申请垃圾专利、抢注囤积商标、恶意申请保全、虚构案件事实等恶意诉讼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司法机关针对这一问题正在积极探索解决路径,其中案例1就是笔者所在法院作出的全国首例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反赔判决。
  然而,由于缺乏直接的法律规定和成熟的判例指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往往大相径庭,出现了裁判标准和执法尺度上的混乱,因此,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强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今天,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必须从理论和实务上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内涵和外延加以廓清,从而采取有效措施规制该类行为,以保障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良性有序发展。
  二、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现象解读
  1.内涵定义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概念,而是恶意诉讼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特定表现形式,因此,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概念阐释依赖于对恶意诉讼的理解。恶意诉讼源于古罗马法时期,最初是预防人们进行相互诬告陷害而产生的。发展至近现代,恶意诉讼作为英美侵权法中的一个概念,是指当事人没有合法或合理的理由,故意使对方当事人陷入诉讼中,从而使自己获得不正当的利益,并使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诉讼行为。[5]
  实践中,当事人提起恶意诉讼往往不是针对案件本身,而是意图利用诉讼程序达到诉讼之外的非法目的,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侵权行为。相较于其他领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本身的特点使得恶意诉讼的危害性更大。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形成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统一概念。从案例1法院判决的要旨中,笔者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定义为:当事人故意以获取非法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在缺乏实体权利或者无事实和法律根据的情形下,提起知识产权诉讼,致使相对人遭受损失的行为。爱法律,有未来
  2.恶劣影响
  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初衷是激励技术创新,鼓励技术转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行为人提起诉讼的真实目的并非制止侵权、保护创新,而是意图通过看似正当的司法程序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者通过消耗对手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侵害对方的经济利益、企业形象和商业信誉,动摇其合作伙伴与客户的信心。同时,由于瑕疵权利往往并不能被及时认定无效,实践中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胜诉率并不低于普通案件,再加上知识产权诉讼的周期长、成本高,这就意味着即使恶意诉讼行为人最终败诉,其不正当竞争的目的往往已经达到。
  由此可见,此类行为不仅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阻碍了科技创新进步,还损害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甚至对知识产权制度造成了冲击,所以,我们必须正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恶劣影响,深入分析其产生原因和规制方法,确保知识产权制度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三、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法律探析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举保护知识产权之旗,行排挤竞争对手之实,严重背离了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初衷,因此,我们应当透过合法形式的表象,通过理论分析揭露其滥用诉讼权利的实质,从而为准确认定和依法规制该类行为找到理论支撑。
  1.产生机理:制度功能的扩张异化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享有的一种独占权,这种独占权之所以受法律保护,是因为它解决了无形财产作为资源的归属和流转问题,是一种激励和调节科技创新的法律机制,其终极目标是为全社会谋求福祉。在知识经济时代,新技术、新发明、新创意与企业核心利益的联系日益紧密,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技术秘密、经营秘密等知识产权逐渐成为权利人占据竞争优势的重要武器,知识产权制度功能不断得到强化。然而,知识产权作为私权,权利人天然有扩张权利范围、模糊权利边界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知识产权制度易被恶意诉讼者反向利用,异化为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和钳制竞争对手的工具。于是,当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保护过度扩张甚至异化时,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诟病就接踵而来了。
  2.本质探究:特殊类型的侵权行为
  王利明、梁慧星两位教授主持编纂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也将恶意诉讼单独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类型。[6]还有学者主张,应在民事实体法中对恶意诉讼进行定性规定,明确恶意诉讼及恶意诉讼侵权损害的赔偿制度;[7]或应加大对恶意诉讼行为人的侵权惩处力度,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加大恶意侵权的成本。[8]依此可以看出学界对恶意诉讼行为本质的基本立场,笔者亦认同这一定位。在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中,行为人利用现有法律制度缺陷从相对人的经济赔偿中不当牟利,或通过诉讼打击竞争对手使其处于不利地位。这两种情形虽然行为表象符合法律规定,但实际上却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蚕食了司法公正价值,设计精妙的司法程序俨然成为不法者牟利的工具。不过,手段的特殊性不能改变侵权行为的本质,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应当符合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判断标准,这是实践中认定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理论依据;其二,侵权行为发生后,在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会产生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被侵权人有权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9]这是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反赔制度的逻辑起点。
  3.廓清边界:强化权利保护与遏制诉权滥用的平衡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属于权利滥用的范畴,虽然其危害极大,但我们不能因此任意扩大对其界定的范围,限制权利人依法行使权利,抑止正当维权的积极性。如果恶意诉讼的范围界定得过于宽泛,权利人在寻求诉讼救济时就会有所顾虑,不仅不利于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甚至还会出现原告诉侵权、被告诉恶意的恶性报复局面,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司法资源浪费,因此,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界定应当慎重,需清楚地认识到强化权利保护与遏制权利滥用并不矛盾,两者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一方面,对于权利人的正当维权只有给予充分保护,才能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有效狙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行为;另一方面,遏制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目的正是在于鼓励正当维权,加强司法保护力度。所以,实践中司法机关应保持克制,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权利人的权利不稳定或索赔过高就一律认定其具有恶意,也不能笼统地给全国范围普遍存在的知识产权商业维权诉讼贴上恶意诉讼的标签,更不能因为权利人的案件败诉而倒推其诉讼之初存在恶意,避免司法恣意,矫枉过正。
  4.识别标准:是否具有诉的利益
  恶意诉讼的规制涉及当事人的诉权。诉权是一项基础性的民事权利,是任何人在自己的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都有诉诸法院请求法院进行公正审判的权利。[10]人们通过诉权的行使,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恢复到受侵害之前的圆满状态。从理论上来看,诉权行使的合理界阈是诉的利益。日本学者新堂幸司认为,诉的利益成为法院对本案实体问题作出审判的前提条件,只有原告的起诉具备权利保护利益时,法院才能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判决。[11]反而言之,当不具备法律保护的诉的利益时,诉权就丧失了正当行使的基础和前提,这为我们识别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当然,行为人通过恶意诉讼意图获取的不正当利益并非诉讼法语境下的诉的利益,也不应受到法律保护。由于诉的利益理论相对抽象,以其作为实践中识别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标准可操作性不强,所以下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和主要类型,以便有效识别与认定。
  四、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认定识别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法院在认定该类行为时应考虑主观恶意、客观行为、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这4方面构成要件,同时对实践中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常见类型给予充分关注,以避免成为恶意诉讼者的牟利工具。
  (一)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
  1.主观恶意。正当维权和权利滥用的区别在于起诉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是指行为人提起诉讼时不正当或不诚信的心理状态,其具有直接侵害他人权利和利益的动机。实践中,对主观状态的判断并非易事,应从行为人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考量。其一,就认识因素而言,行为人应明知其没有诉的利益依然提起诉讼向他人主张权利,甚至向法院申请采取诉前禁令或行为保全措施;其二,就意志因素而言,行为人起诉的目的是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表现为直接故意。若同时具备这两方面因素,即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恶意。
  2.客观行为。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行为人必须向法院提起诉讼,实施了恶意诉讼的行为,单纯的思想活动或言语威胁不能构成恶意诉讼。同时,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状态需要通过具体行为才能得以确认,法院应结合个案情况作出具体判断。如前述案例1,法院以被告长期担任阀门厂的车间主任和厂长,作为阀门制造加工行业从业多年的专业人士,他本应十分熟知相关球阀的国家标准,因而判断其将国家标准中的技术申请专利并以此维权属于恶意。而在北京明日公司诉维纳尔公司恶意诉讼赔偿案中,与案例1的案情基本相同,但法院认为,维纳尔公司仅在自己生产的产品宣传广告中公开过相关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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