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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P2P网络借贷纠纷的审理难点与裁判思路
【作者】 宋毅熊静
【作者单位】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1【页码】 41
【摘要】

随着行政监管的落地,P2P网络借贷开始由野蛮生长进入合规发展,行业的更新与淘汰引发大量纠纷进入诉讼,给司法裁判带来新的挑战。本文从北京市某中级法院辖区近三年审理的P2P网络借贷纠纷的实证分析出发,探讨了该类案件的特点与成因,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三大类审理难点,并结合监管政策内容与司法实践对裁判思路进行了研究。具体而言,在审理原则上,要正确处理鼓励金融创新和维护金融安全的关系,注重裁判结果与监管政策的契合,注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同时也要积极探索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具体裁判思路上,本文针对P2P网络借贷纠纷中的管辖、合同效力、息费金计算、电子证据、平台责任、债权人保护等问题分别给出了具有可行性的建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927    
  
  P2P网络借贷是依托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金融业务,是“互联网+借贷”的产物,是一种个体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达成借贷交易的新型互联网借贷模式。[1]作为互联网金融的重要板块之一,P2P行业近年来遍地开花、扩张迅速,与之对应的则是风险日渐凸显,特别是e租宝案引爆群体性社会事件,使得P2P网络借贷行业及其发展引发社会高度关注。2016年,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监管政策正式落地,互联网借贷行业进入了从野蛮生长到合规发展的转型过渡期。根据监管政策实施预期,2018年6月是P2P平台合规备案的截止期限,在强监管的压力之下,部分高返利平台如唐小僧、牛板金等相继爆雷,其中不乏涉及刑事犯罪的情形,引发行业震动。
  据网贷之家统计,截至2016年6月,我国P2P平台累计数量为5667家,正常运营数量为3086家,累计问题平台数量为1543家;截至2018年6月,我国P2P平台累计数量达到6183家,正常运营数量为1836家,累计问题平台数量为2121家。[2]虽然P2P平台数量逐年增长,但平台停业以及问题平台的发生率也呈现上升趋势,反映出监管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互联网借贷能够覆盖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提供资金支持的领域,是金融创新布局的重要一环,完成吐故纳新、优胜劣汰是行业走向健康合规的必经之路。这个过程中,大量P2P网络借贷纠纷涌入法院,呈现出与传统借贷纠纷不同的诉讼和法律特征,给司法裁判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P2P网络借贷纠纷案件的特征与成因分析
  (一)主要特征
  以北京某中级法院辖区受理的P2P网络借贷纠纷案件的数据统计观察,这类纠纷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1.案件呈现集中爆发趋势
  2015年1月至2018年6月,该中院及辖区法院共受理P2P网络借贷纠纷案件近3万件,主要为一审案件。2014年和2015年P2P网络借贷纠纷案件并不多见,收案在二三十件。自2016年起该类纠纷开始集中爆发,至2017年达到了高峰水平,当年P2P网络借贷纠纷案件收案1.7万余件,占到同期民间借贷纠纷收案总量的50%。2018年上半年收案6000余件,同期相比略有下降,但绝对数量仍不可小觑。
  P2P网络借贷纠纷案件的主要案由是借款合同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企业借款合同纠纷、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保证合同纠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也有零星分布。因平台与出借人之间存在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委托理财协议的情况,部分出借人直接起诉平台要求还本付息的案件,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由审理。另外,出借人起诉网络借贷平台要求平台承担债权回购、代为偿还责任的情况也较为常见。
  2.平台作为一方主体参与诉讼
  从诉讼主体来看,原、被告双方系自然人与网络借贷平台所属公司占了绝大多数,自然人之间、企业之间直接成诉的情况较少。P2P网络借贷平台涉诉的主要情形有两种:一是平台代出借人主张债权,平台的权利来源于受让债权或者出借人的委托;二是出借人要求平台无条件兑付或者承担保证责任,出借人的请求权基础主要来源于平台在吸纳客户时所作的相应承诺。
  3.案件标的额相对较小
  随着企业间借贷法律管制的放开,民间借贷成为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有益补充。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标的大额化的倾向较为明显,而与民间借贷案件的上述特征相反,P2P网络借贷纠纷案件标的额相对较小。尤其自然人作为借款人的案件标的额基本都在30万元以下,多数案件标的额在10万元以下,还有大量案件标的额仅为一两千元。这也凸显出P2P网络借贷小额、分散的特点。
  4.案件管辖相对集中
  从案件管辖来看,大部分案件通过协议管辖选择受诉法院,约定的管辖地点主要是合同签订地与合同履行地,也有极少部分是通过债务人所在地确定管辖法院。P2P网络借贷在互联网上完成,大部分协议管辖将合同签订地约定为借贷平台的住所地。在网络借贷平台作为被告的案件中,主要是以被告住所地来确定管辖法院。基于以上情况,案件基本由P2P网络借贷平台住所地法院管辖。
  5.缺席审理比例高,上诉率低
  在北京某中院辖区已经审结的一审案件中,超过50%的案件适用公告送达方式,且最终缺席审理并作出判决。同时,与民间借贷纠纷平均6.5%的上诉率相比,P2P网络借贷纠纷案件的上诉率较低,仅为0.3%。
  (二)成因分析
  P2P网络借贷纠纷案件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特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行业高速发展而监管相对滞后小词儿都挺能整
  自2006年我国第一家P2P网络借贷平台诞生以来,P2P行业在短期内规模迅速扩大,呈井喷发展之势。在2017年高峰期,P2P网络借贷每月的成交量均超过2000亿元,2018年开始增速放缓,但是上半年成交量依然达到了11002.45亿元。[3]与巨大体量相对应的则是监管滞后,在较长时期内甚至处于监管真空的状况,加上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市场规制,随着时间推移,P2P网络借贷交易的风险和问题逐渐暴露,并以诉讼的方式进入法院。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小额投融资需求旺盛,催生行业发展动力。从投资端来讲,随着人民群众收入的逐步提高,闲散资金增加,但当前低门槛的投资渠道较少;从融资端来讲,小微企业资金周转、个人消费升级等都催生了融资需求。P2P网络贷款正好匹配这两种需求,且通过互联网的撮合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故短时期内规模迅速扩大,而交易量大,势必导致相关纠纷增多。
  二是监管环境由松至紧导致纠纷集中爆发。因P2P网络借贷属于新生事物,没有成熟的市场监管方案与手段,出于对“互联网+”创新的鼓励,2015年以前,监管环境较为宽松,P2P行业经历了高速发展和扩张。一方面,作为应当受到管制的金融业务,P2P行业在一段时期内没有准入限制,大量缺乏资质、能力的主体涌入该行业;另一方面,成熟金融领域里受到限制甚至禁止的行为模式、交易方式等纷纷进入P2P行业试水,进行监管套利,甚至在市场上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2016年,《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将P2P行业纳入合规监管的轨道,随后各地监管部门启动备案,对于违规经营的平台要求其整改和退出。在强监管的压力下,此前平台不规范的行为集中以诉讼的方式呈现,与此同时,行业内监管趋严的预期也加大了债务人的违约冲动,使得案件数量短期内激增,表现为2017年相关纠纷的爆发。当前仍属于P2P行业自行整改过渡期,预计在一段时间内该类案件仍将在高位运行。
  三是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放大债务人违约风险。P2P网络借贷建立在个人信用基础之上,但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网络借贷平台对于借款人的融资信息、资信情况、履约能力等都缺乏必要的审核与监督手段,为借款人提供虚假信息甚至诈骗留出了空间,而且网络借贷的还款情况并未完全纳入征信系统,无法对借款人产生信用制约。这些因素都放大了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导致大量案件进入诉讼。
  2. P2P网贷功能定位与互联网交易载体的影响
  案件在管辖、标的、审理方式等方面的特征,与P2P网络借贷的功能定位以及通过互联网完成交易有关。相较于其他金融业务,P2P专注的是小额闲散资金与小额融资需求的匹配,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成熟,使得线上撮合交易不仅可能,而且更具效率和经济效益。尤其是移动终端和第三方支付的普及,大大提高了交易的便捷程度,使得原本存在于熟人之间、线下的许多小额拆借进入线上,诉讼中的典型表现就是存在大量标的额一两千元的案件。
  与传统的借贷模式不同,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形成的借贷关系,出借人和借款人并不见面,往往还隔得很远,借款人信息完全依靠平台进行审核与披露。这就使得纠纷一旦进入诉讼,在送达上普遍存在困难,具体表现为:一是协议管辖较为普遍,但约定的管辖地通常不是借款人的住所地,导致法院难以获得当事人的准确住所信息,直接送达的难度较高,多数案件最终选择公告送达;二是平台对借款人资质的审核程度不完全相同,对于信息真伪的识别能力也参差不齐,并不能完全排除虚假信息的问题,也难以解决信息更新的问题,一旦发生纠纷,仅根据平台提供的信息,往往难以直接联系到借款人;三是案件涉及的标的额较小,借贷关系清晰明确,当事人怠于出庭。因当事人未能到庭应诉,还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无法开展调解工作,案件调解率低;二是开庭信息和一审判决均通过公告送达,当事人很难直接获取,甚至在进入执行程序之前都不知道存在诉讼的情况,案件上诉率低,实际上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审级权益。
  二、P2P网络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难点
  因平台介入借贷关系,加之互联网载体影响,使得P2P网络借贷呈现与传统民间借贷不同的法律特征,增加了法院审理该类案件的难度。P2P网络借贷纠纷的审理难点主要包括:
  (一)涉及法律关系复杂,司法认定存在困难
  P2P网络借贷平台加入以及其承担不同角色,使得相关案件中所涉法律关系十分复杂,远超出传统借贷法律关系的范畴。具体表现为:
  1.平台担当多种角色,形成多重法律关系
  一般而言,P2P网络借贷平台所开展的业务为对借款人和出借人的信息和交易匹配、信用咨询与管理服务,平台从中收取居间费用,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居间行为。但实践中许多网络借贷平台并不仅仅担任了居间人的角色,而且深度参与了借贷关系的形成过程,与各方当事人之间建立起多重法律关系,十分复杂。笔者以行业发展中较为常见的三种P2P网络借贷模式为例说明。
  第一种是宜信模式,即平台创始人或者内部成员出借资金后获得债权,再将债权进行拆分组合形成不同的理财产品,最后通过出售理财产品的方式将债权转让给实际出借人。[4]该种模式下实际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借款关系,平台与借款人之间形成居间关系及委托关系,平台与平台创始人(内部成员)、出借人之间形成两重债权转让关系,平台创始人(内部成员)与借款人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
  第二种是玖富模式,即出借人和借款人均委托平台撮合交易,平台将借款人的标的在金额和期限上进行拆分后重新组合,并直接匹配给不同的出借人,实际资金流向呈现出多对多的特征,也即每个出借人的资金分配给多个借款人,每个借款人的融资也来源于多个出借人。该种模式下平台与出借人、借款人分别形成居间关系或者委托关系,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但这种借贷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双方之间也没有直接签订借款协议。
  第三种是借款人在平台上发布借款信息,平台根据出借人的喜好为其推荐借款信息,出借人作出选择后,通过平台与借款人形成一对一的借贷关系。该种模式即典型的信息中介,平台与出借人、借款人分别形成居间关系,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
  在上述三种模式的基础之上,为促进交易,平台往往还为借款人提供增信,具体方式包括:提供担保、承诺回购债权、承诺先行垫付等。根据提供增信方式的不同,平台还有可能与出借人或者借款人之间形成担保合同关系、债权转让及回购合同关系等。
  2.存在多次债权转让,诉讼主体资格审查困难
  因出借人与借款人多属异地,且平台在撮合时也存在多对多匹配的情况,为方便债权实现,实践中往往通过多次债权转让将债权进行集中,具体表现方式为:一是平台一揽子受让债权,平台在与出借人签订的委托服务协议中事先约定当借款人出现违约时,平台先行垫付并受让出借人的债权,或者平台无偿受让出借人的债权,之后由平台统一向借款人追索;二是平台或其关联公司向出借人提供担保,当借款人违约时,平台或者其关联公司通过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获得债权,然后统一向借款人追索;三是平台开放债权转让操作,出借人可将其债权在平台上进行转让,引入新的债权人,由新债权人向借款人追索。
  平台在受让债权后,有时也并不直接向借款人主张,而是再次将债权转让给其他主体。实践中,经过多次债权转让,原告往往与实际出借人和平台没有直接关系,被告也多以主体资格进行抗辩,法院需要对债权转让的真实性与效力进行核实,增加了案件审理的难度。同时,平台与出借人之间关于无偿受让债权的约定是否有效、当通过诉讼未能完全实现债权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债权回转,成为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
  此外,实践中还存在平台受托代出借人主张债权的情况,即平台在与出借人的协议中约定,出借人委托平台代为管理回收本息及循环投资债权,平台系基于出借人的委托成为原告。该种委托的效力如何认定、与诉讼委托的关系如何,包括平台转委托后的效力如何认定等问题,都影响着个案中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判断。
  3.部分案件涉及刑民交叉问题
  基于互联网金融目前缺乏完备的征信体系和规范的融资模式等原因,现实中很多P2P网络借贷平台所实施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亦有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借贷平台的管理漏洞实施犯罪行为等,因此,在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往往涉及刑事因素的识别问题。
  例如,为分散风险,网络借贷平台存在对借款人标的进行期限、金额拆分的行为,因这种拆分产生的资金溢出,实际上会在平台账户上形成资金沉淀。这种资金沉淀与非法集资在外观上具有相似性,法院在审理相关民事案件时,就存在对于案件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的判断难题。又如,因网络借贷平台信息审核能力较差或者平台信息披露、风险提示不到位等原因,亦可能存在借款人发布假标通过平台实施诈骗犯罪的行为。在具体个案中,法院有无必要以及如何识别是否存在刑事犯罪?发现刑事因素后如何处理刑民交叉的程序及实体问题?这些都是实践中的难点和争议问题。
  (二)司法对于电子证据的审查与认定经验不足
  通过P2P网络借贷平台形成的借贷关系与传统借贷关系的最大区别在于,当事人之间不签订纸质的借款合同,借款人、出借人、平台三方之间只有电子合同,且电子合同一般存储在平台的数据库。同时,网络借贷平台没有支付功能,款项的交割一般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导致相关支付事实的证据形式也主要是电子证据。虽然民事诉讼法认可了电子证据的形式,但司法实践中处理经验较少,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1.电子合同效力认定难题
  合同法虽然允许采取数据电文的形式订立合同,但基于数据电文的特殊性,其合同的真实性、效力取决于对合同当事人身份、合同内容的确定。
  在当事人身份确定方面,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规定:“电子签名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视为可靠的电子签名:(一)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用于电子签名的,属于电子签名人专有;(二)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仅由电子签名人控制;(三)签署后对电子签名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四)签署后对数据电文内容和形式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实践中,大部分网络借贷平台都没有采用电子签名的方式,而是由当事人在平台注册账户、设置密码的方式来确认身份,因账号和密码由当事人掌握,据此推定该账号项下点击确认的法律效果归属于当事人。审判实践中,部分当事人抗辩称电子合同不是其签署,能否仅根据注册账户的行为认定签名的真实性?是否需要当事人进一步举证?这些问题存在争议。
  在合同内容确定方面,电子签名法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数据电文应当满足原件形式和保存的要求,即能够有效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能够可靠地保证自最终形成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审判实践中,大部分网络借贷平台都将电子合同保存在自己平台上,并未委托第三方存管机构。平台对于合同自形成后到诉讼期间内容有无修改变化,难以举证证明,在当事人对合同内容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合同内容?如何分配举证责任?审判实践中亦存在争议。
  2.电子证据的审查与认定难题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因电子证据在审判实践中尚未普及,目前对于电子证据的形式、证明力如何确定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一方面,电子证据的载体五花八门,如何固定电子证据并在诉讼中展示存在争议。实践中以公证方式固定电子数据的情况较为常见,但往往是在发生纠纷之后而非交易当时,因电子数据具有易修改的特性,公证的方式亦难以完全满足固定电子证据的要求。另一方面,基于网络借贷平台单笔交易数额小、交易量大的特点,个案中往往涉及多个出借人,电子证据数量非常惊人,甚至达到数万份,海量电子证据如何审查、审查到何种程度,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平台违规操作普遍,裁判尺度难以确定
  《网络贷款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将网络借贷平台定位为信息中介而非信用中介,并基于该角色定位为网络借贷平台设定了行为的红线。以此为标准衡量,当前进入诉讼网络借贷平台基本都存在违规操作的情况,如何处理涉及司法与行政监管的协调问题。具体而言:一是平台违规行为是否影响相关合同的效力需要审查;二是在相关监管规定出台前后的违规行为,认定上是否应当区别对待?三是如何通过司法裁判落实行政监管的目标,或者至少不引起裁判尺度与监管方向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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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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