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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经济法论丛》
股东一票否决权探究
【作者】 唐军【作者单位】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副教授}
【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一票否决权;法律属性;效力边界;行使规则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第2期)
【总期号】 总第三十二期【页码】 465
【摘要】

实践中,公司章程记载了股东的一票否决权,股东之间、股东与董事会之间以协议形式约定了股东手有一票否决权。在一票否决权的效力认定上,司法认定不统一,理论争议较大。而国外与之相类似的制度有金股制度,双层股权结构中的特殊表决权股等,而要对一票否决权进行更好地理解,也有必要对上述金股制度、双层股权结构中的特殊表决权股以及单层股权结构中的“一股一票”制度进行比较、厘清。结合我国国内法对一票否决权也未有清晰的规定之现实,一票否决权根据其不同载体,可以具有决议属性和契约属性,其权利边界和行使规则应当根据其属性的不同进行分类界定和建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148    
  目次
  一 一票否决权:现状考察及问题提出
  二 一票否决权:相关制度之厘清
  (一)黄金股制度(Golden Shares):国家干预主义之体现
  (二)双层股权结构(dual-class capitalization structure )中“超级投票权”:倾向原始股东控制权保障的法益向性
  (三)单层股权结构中的“一股一票”制度:资本民主之要求
  三 一票否决权:法律属性及权利边界
  (一)一票否决权的法律属性
  (二)权利边界
  四 一票否决权:行使规则
  (一)股东之间的一票否决权行使规则
  (二)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一票否决权行使规则
  结语
  一 票否决权:现状考察及问题提出
  任何制度的产生,其本质都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但制度在某些方面,又常落后于社会现实之需求,对于这种新的社会需求,是遵循路径依赖的惰性?还是积极进行制度补充或者修正以适应其发展?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作为公众公司的上市公司股票证券的机构持股显著增长。[1]机构投资者的上升导致此类公众公司治理模式呈现出多样性,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董事会之间基于各种动机,如控制权动机、股东认为董事会决策存在不正当的可能或者决策能力不足等,需要对公司经营权进行掌控或者部分掌控,进而,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可以媲美“亚历山大大帝对戈耳迪之结(the Gordian knot)的解决方案”[2],以契约形式约定对于公司特定事务享有一票否决权或者将一票否决权的权利主体记载于公司章程之中。此类一票否决权突破了投票权股东一股一票原则或者董事会的一人一票原则。(1)一票否决权存在的前提与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不存在必然联系,持有股份数量的多少不是一票否决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而是参考条件。(2)一票否决权载体通常为两种:一为合同;二为公司章程。(3)一票否决权的权利主体是股东,可以是单个股东或者联合股东,既可以是自然人股东,也可以是法人股东。
  实践中出现的上述一票否决权,引发的纠纷不断,不同法院对此的态度也各异,裁判结果不一:有法院认为,公司章程是契约性质,“一票否决权”条款是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的表现,应认定其具有契约性质,具有合法性;有法院认为,此种约定是直接违反我国公司法“一股一票”制度,不具有合法性。上述裁决不一致性严重影响到司法权威,成为当下疑难复杂案件的代表。那么,一票否决权应具有怎样的法律属性?其效力如何界定呢?
  笔者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了考察,完全从公司治理角度探讨股东一票否决权的文献几乎未有,仅仅发现相关联之如下文献。(1)私募基金委派董事的一票否决权。《董事会一票否决权研究——以私募基金运作为视角》(陈俊宇)认为,私募基金由于远离公司经营管理层,其基于信息对称的理由,要求目标公司给予其所委派的董事一票否决权,以保障其利益;《国际金融机构表决权机制中的一票否决权》(李佳佳)认为,对于国家金融机构中所存在的一票否决权制度,应当从议事规则等多方面进行必要的规制,从而促进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有效建立。(2)特殊管理股。针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特殊管理股制度研究》(宋慧玲、刘鹏)认为,在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为保障国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应当设立特殊管理股制度——一票否决权,对于国有企业的重大事项,国有股东享有更多的表决权或者一票否决权。就国外而言,对于股东一票否决权的类似制度实践主要为: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以英国为代表的黄金股制度以及20世纪初出现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双层股权结构中的超级表决权股制度。
  国内外文献研究情况如下。(1)在制度上,我国公司法等法律对公众公司股东一票否决权未有规定,而国内实践却多有发生,除国内公司股东入股协议和公司章程对此有约定外,地方政府也开始逐渐重视此类问题,如2014年,广东省出台《关于深化省属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方案》提出,探索建立国有股东依据协议约定针对国有企业的特定事项的“金股”制度,行使否决权。而对于上述实践需求以及立法缺失,我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未及时跟进,存在遗漏。(2)国外的“金股”制度主要应用范围为国家对于重点领域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控制权问题,和一票否决权本身制度构建的背景存在差异;而双层股权结构中特殊表决权股,对股权的权能进行了区分,部分股票具有超级投票权,但此种投票权仍以股份为基础,而一票否决权未对股权权能进行区分。其本身是公司权利配置的重要内容,一票否决权主要是对于公司经营中出现的特定事项赋予个别股东的一票否决的权利。
  对于公众公司而言,股东一票否决权法律属性如何?效力怎样认定?规则如何构建呢?本文认为,记载于公司章程中的一票否决权,公司章程的性质决定了一票否决权的性质,其效力认定当以公司章程的性质来进行认定;公司章程之外的一票否决权的约定,本质为契约性质,其约定的内容只要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其效力具有合法性。因此,一票否决权应当区分不同的法律属性,其效力边界和行使规则也应当依据其不同的法律属性进行构建。
  二 一票否决权:相关制度之厘清谁敢欺负我的人
  一票否决权产生有两个基础性原因。(1)股东对于董事会权力的制衡需要。现代意义上的公司两权分离客观上对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亦产生了两权分立下的“代理问题”以及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而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关,其实已经远离了公司权力运作的核心层——董事会,股东的利益保障问题成为现实之需。(2)股东之间基于特殊考虑(控制权、利益保障)也促成一票否决权之产生。
  就当前而言,涉及公司表决权的公司治理的股权结构类型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黄金股制度;第二种是双层股权结构中的特殊表决权股;第三种是单层股权结构中一股一票制度。上述三种公司表决权结构尽管与本文所探讨的一票否决权制度有差异,但在表决权制度的设计上也有相似之处,基于此,为更好地理解上述三种公司治理制度与一票否决权之间的同质性与异质性,有必要进行比较、厘清,以助于本文所探讨的一票否决权制度之设计。
  (一)黄金股制度(Golden Shares):国家干预主义之体现
  黄金股制度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欧洲经济复苏、发展阶段。“二战”后,国家所有制在欧洲得到了蓬勃发展。对于国民经济而言,复苏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战略行业的国家冠军企业,是至关重要的。但,随后的两个私有化浪潮,使得这一政策导向发生了改变。第一个私有化浪潮是由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所主导的。第二个私有化浪潮发生于1990年代,为了应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he Maastricht Treaty)强加于成员国的预算限制条款,以减少公共债务。上述私有化浪潮核心是反对国家干预市场。为应对上述私有化浪潮,保留对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控制权,黄金股制度得以产生。黄金股真正内涵,是指国家对战略上敏感领域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保留控制权,如电信、能源、邮政服务、汽车工业等。此种控制权保留意味着,国家有权控制私有化企业的所有权的变化或者否决某些企业的战略决策,以防止敌意收购。[3]近年来,英国政府持有私有企业黄金股的数量在逐渐减少,但这并不影响英国政府决定此类企业的兼并重组的权利,比如,英国机场集团(BAA),政府拥有其24个子公司的黄金股,包括: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BAE Systems)、劳斯莱斯股份公司(Rolls-Royce),英国能源公司(British Energy pic)和国家航空运输局(NATS)等。
  而对于政府持有私有企业一定比例的黄金股现象,欧洲委员会长期高度关注的是,黄金股制度是否违反了欧共体条约的相关规定(EC Treaty Provisions)。根据欧共体条约第52条和第73b条的规定,应当保证企业自主经营权和资本正常流动。20世纪末,欧洲法院(ECJ)对于法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关于黄金股的制度安排做出了一个不利的判决。2000年7月,欧洲法院责令意大利政府,要求其确保其在埃尼能源集团(the ENI Energy Group)和意大利电信公司(Telecom Italia)中的黄金股制度安排不影响企业的自主经营。[4]
  从欧洲黄金股制度诞生及其发展来看:(1)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欧洲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2)其与私有化企业的股份相联系,即国家持有私有化企业的一定比例的股份,当然,也有比较特别的例子,即只持有1股;(3)国家持有私营企业股份的多少不是黄金股制度安排的必要条件;(4)黄金股适用企业的范围通常为涉及国计民生、安全领域的重要企业,且为私有化的国有企业;(5)黄金股意味着国家享有对于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的同意权或者否决权;(6)黄金股制度安排不应影响到企业基本的自主经营。
  从上述分析来看,黄金股制度与一票否决权有诸多不同。其一,否决权存在的基础前提不同。黄金股制度存在的基础前提是国家股东对于私有化的企业拥有股权,只不过这个股权具有特殊的表决权效力。而一票否决权存在的前提是普通股东,而不一定是国家。其二,黄金股制度要求国家对于公司的常规经营决策权不进行干预,而只涉及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以及国家安全事务时才起决定作用。而一票否决权的适用范围,完全根据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约定而定,通常不涉及国家安全事务。其三,黄金股制度体现的是国家对于公司经营活动的国家干预主义。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也是国家股东和其他股东之间“契约自由”的体现。但笔者认为,黄金股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英国出台相关的法律对其进行了强行性规范,这已经从实质意义上超出了股东意思自治的范畴,此种制度本身不是股东之间合意的结果,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其并不适于用“契约自由”来理解黄金股制度。而一票否决权体现的是股东自治或者公司自治,是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董事之间让渡表决权的结果,二者的治理法理存在不同。
  (二)双层股权结构(dual-class capitalization structure)中“超级投票权”:倾向原始股东控制权保障的法益向性
  公司发展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随着公司规模的逐渐扩大,公司对于资本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为解决此问题,公司需要进行融资,引入新的投资资本,其结果就是,公司原始股东的股份逐渐被稀释,原始股东对于公司的控制权也受到了威胁,为保障自己对于公司的持续控制权,双层股权结构应运而生。
  双层股权结构最早诞生于美国,[5]在1898年,美国国家银业发行了两种性质不同的股票,一种是具有股权所有权能的股票,即投票权和收益权统一的股票,一种是不具有投票权利,只具有收益权的股票。[6]美国国家银业公司此次发行的两类股票,被认为是双层股权结构的雏形。1926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不允许类似股权结构的公司在其交易所上市,直到1985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修改其上市标准,允许表决权不同的双层股权结构公司上市,即公司可以发行表决权不同的股票,但每一股至少应当有一个投票权。为迎合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一标准,美国许多公司修正其双层股权结构,发行表决权差异化的股票,以便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双层股权结构,不仅可以保证原始股东对于公司的控制权,而且也能有效防止公司面临的敌意收购。[7]20世纪80年代,双层股权结构逐渐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部分国家流行起来。
  从双层股权结构的公司权利配置来看:(1)公司股权的权能出现了分离,将股权分为投票权和剩余价值收益权;(2)将公司股份通常分为两类股,一类为A股,一类为B股,A股一般不具有投票权,只享有收益权,或者每一A股有1个投票权,而B股一般具有多个投票权,如一B股可以对应5个甚至更高的投票权。但B股的收益权与A股的收益权一般是相同的。比如,Google公司,其公司的股份就分为A股和B股,公司首席执行官Eric Schmidt和公司创建者Larry Page和Sergey Brin持有公司B股,占公司所有流通股的比例为3L 3%,却拥有66.2%的投票权。[8]
  双层股权结构和一票否决权之间有何种异质性和伺质性呢?
  其一,双层股权结构将股权的权能进行了区分,即股权收益权和股权表决权进行了分离,部分股份所代表的表决权数额高于其他股份。而一票否决权本身不必然出现股权收益权和股权表决权相分离。
  其二,双层股权结构的公司治理模式其设立之宗旨在于保障公司原始股东对公司的经营控制权,而一票否决权设立的宗旨不一定是为保障原始股东对公司的经营控制权,也可能是为了保障资本股东对于公司的经营控制权。
  其三,双层股权结构中的A股和B股的投票权分配通常记载于股东名册或者公司章程之中,而一票否决权可能记载于公司章程之中,也可能存在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董事会的协议之中。
  其四,双层股权结构和一票否决权都集中地体现了股东之间的意思自治。双层股权结构中,原始股东将其股份分别划分为有更多表决权的股份和有更少表决权(或者无表决权)的股份,而将后者用于融资,体现了原始股东之意愿——保留对于公司的控制权。而资本股东出于其他目的——认可原始股东经营团体的管理能力,认为公司具有保障其收益的能力,或者不愿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和管理等,而同意出资收购表决权较少或者没有表决权(只有收益权)的股份,体现了资本股东的意愿——对公司控制权不做要求。一票否决权尽管就股份本身而言,其表决权和收益权没有作不同的划分,但股东将其表决权进行了让渡,且形成了协议或者记载于公司章程,本身也清楚表达了股东自身的意思,体现了合意原则。
  (三)单层股权结构中的“一股一票”制度:资本民主之要求
  单层股权结构,即公司的股权没有进行分层,股权之财产权能和表决权能没有进行分离。从公司的发展历史来看,公司在发展之初级阶段,并非实行的是“一股一票”制度。19世纪50年代之前,加拿大安大略省公司法案对于大股东的投票权进行了限制:随着股东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增加而减少。而小股东的投票权却被法案所强制增加。[9]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上述情形发生了变化,加拿大部分省公司法案规定每一股份拥有一个投票权。[10]在1864年,加拿大联邦通过一个法案,在公司股东大会上,股东根据其所持有公司的股份的数量行使表决权。[11]1864年法案的这一精神被后续的加拿大公司法、魁北克省(Quebec)公司法、安大略省(Ontario)公司法、新布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 )公司法、马尼托巴省(Manitoba)公司法、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公司法和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公司法所承继。[12]
  从单层股权结构的“一股一票”来看:(1)股东表决权的数额与股东所持公司的股份成正比;(2)公司控制权与持有股份的数量相联系;(3)能有效地促进资本的流动,充分保障投资资本(资本股东)的利益,股权是财产所有权和表决权的完整统一。
  就“一股一票”与一票否决权相比较而言,有以下几点不同之处。其一,从与股份的联系程度上看,“一股一票”与股份紧密联系,股份是投票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一票否决权可能和股份数量有联系,也可能不与股份数量相联系,其主要与公司章程、股东之间或股东和董事会之间的协议约定相联系。其二,从体现的法益保护来看,“一股一票”强调“资本民主”,而一票否决权则强调的是“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其三,从规则突破上看,一票否决权是对一股一票的制度突破。其法律效力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较大,而一股一票是相对成熟的公司治理模式,其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识较为统一。
  综上分析,一票否决权与传统的黄金股制度、双层股权结构中的超级投票制度以及单层股权结构中的一股一票在成立条件、权利类型、设立宗旨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不能简单地以上述三种制度的效力认定规则来界定一票否决权的效力,而应从其法律属性本身及其权利边界探究其本质内涵,进而确定其效力认定规则和权利行使规则。
  三 一票否决权:法律属性及权利边界
  一票否决权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其权利边界,而一票否决权外在的存在形式将直接影响到其法律属性的界定。本文探讨的一票否决权的载体形式为三类,第一类,股东之间达成一致,约定某股东对于公司经营中的特定事项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利,且将此内容记载于公司章程之中。第二类,股东之间约定对于公司经营之特定事项某股东享有一票否决权,但未将此协议内容记载于公司章程之中,而仅以协议形式存在。第三类,股东与董事会之间达成协议,对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股东不直接干预,但是对于公司经营中的特定事项,股东具有一票否决权利。上述类别可以简单分为:(1)记载于公司章程中的一票否决权;(2)以合同形式存在的一票否决权。
  (―)一票否决权的法律属性
  1.公司章程中一票否决权之决议属性
  公司章程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就公司章程的法律属性而言,传统主流认识理论有公司章程合同说、自治法规说等。
  (1)公司章程合同说。此种理论认为,公司章程为公司股东之间关于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是公司股东之间意思一致的表现。公司章程合同说在英美法系国家比较流行。《英国公司法》(2006)第33条规定:“公司章程对于公司和成员的效力,其程度如同公司及每一成员之间缔结的合同之效力。”[13]
  笔者认为,公司章程合同说对于合同行为和章程行为之间的区别未能正确认识。第一,合同行为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具有相对性,体现的是完全的意思自治,其指向对象是协议之内容。而章程行为是股东之间制定、修改章程记载事项的行为,其指向对象是章程本身。尽管《英国公司法》(2006)第33条规定了公司章程对于公司和成员的效力等同于二者之间订立的合同之效力,但《英国公司法聊五分钱的天吗》(2006)也规定,公司股东可以以75%表决权单方表决修改公司章程,[14]这显然不符合合同变更的协商一致规则。第二,合同行为其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其他形式,而章程行为,其形式必须是书面的。第三,合同行为一般不需要进行法定备案,而章程行为,必须到公司管理部门进行备案,国家对于二者的干预监管方式不同。第四,订立合同不需要特定的法定流程和程序,而公司章程的制定或者修改有严格的法定程序。第五,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是符合合同法之规定内容(如我国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而公司章程无效的法定标准是由公司法进行规定,其法定条件与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不同。第六,公司章程的记载事项部分由法律直接进行了规定,如我国公司法第25条和第28条分别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记载的内容进行了规定,[15]体现了强行法的性质而合同的内容,法律通常不做具体的事项的规定,完全依据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
  (2)公司章程自治法规说。自治法规说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自治的法律规章,是公司内部法律,其效力仅次于国家层面的法律,是公司股东和公司成员都应当遵守的公司内部法律。
  笔者对此观点如下。一是此种学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公司章程的性质,即其公司章程的权威性,公司股东和成员都必须遵守。但作为法律本身而言,其除了权威性之外,还有普适性和一般强制性,而公司章程并不具有普适性和一般强制性,其适用范围局限于本公司,其也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二是自治法规的制定主体是法律认可的,是立法行为,而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主体是股东,本身不是立法主体,尽管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是法律行为,但不是立法行为。
  笔者认为,公司章程就其制定的形式和程序,应当为决议行为——股东决议行为,理由如下。其一,公司章程行为符合决议行为的公共性,决议行为是绝大部分股东协商一致的共同行为,而章程的制定和修改正是绝大部分股东协商一致的结果。其二,公司章程行为符合决议行为意思表示之交集性特征。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的结果不是全体股东意思一致的结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只需具有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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