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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犯罪场视域下网络暴力行为的控制路径
【英文标题】 An Analysis of the Control Path of Cyber Viol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me-Field
【作者】 施鑫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犯罪治理研究中心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网络暴力;网络犯罪场理论;网络治理
【英文关键词】 cyber violence ;the theory of cyber crime-field; network governance
【文章编码】 1009-1971(2018)01-0031-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
【页码】 31
【摘要】 近年来,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促使网络暴力问题愈演愈烈。相比学界在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领域对网络暴力行为的研究,犯罪学能为网络暴力行为的治理提供新视角。随着网络暴力行为类型化特征的凸显,网络暴力的范围及其犯罪性得以明确,通过引入网络犯罪场理论,可以明晰网络暴力的时空条件、社会控制疏漏、被害人及潜在的行为人诸因素在网络暴力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最终通过合理调控网络犯罪场实现对网络暴力行为的有效控制。
【英文摘要】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has also led to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yber violence. Compared with the study of cyber violence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y and journalism, criminology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governance of cyber violence. With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yber violence, the scope of cyber violence and its criminality are clear. By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cyber violence crime-field, the role of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cyber violence with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ditions, the omissions of social control, the victims and potential offenders are clear. So as to control the cyber crime-field to achieve effective control of cyber violen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3923    
  随着互联网对现实生活影响的不断延伸,网络空间成为新的犯罪场域。传统犯罪正由现实社会向虚拟网络空间异化和蔓延。现阶段人肉搜索、网络谣言、网络诽谤等社会越轨行为频频发生,不仅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对现实社会也造成诸多风险。晚近,一些学者将人肉搜索、网络谣言、网络诽谤等行为统称为“网络暴力行为”。[1]目前学界对网络暴力行为并未提出合理的治理之策。笔者认为,作为社会越轨行为的网络暴力应置于犯罪学的研究视野之中,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网络暴力行为界定为犯罪,在犯罪场视域下提出有效的治理之道。
  一、反思与演进:从“传统犯罪场”到“网络犯罪场”
  (一)传统犯罪场理论的反思
  犯罪场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储槐植在研究犯罪原因系统论的过程中提出并逐步完善的理论创见。储槐植认为,“场”和实物是自然界物质存在的两种基本形态,实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依靠相应的场来实现的,犯罪原因的实现,即是诸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犯罪,使原来的孤立因素变为犯罪原因。该理论的提出为控制犯罪提供了方便路径,犯罪场语境下的犯罪是由诸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诸因素之间是统一的关系,因而,通过控制犯罪场中任意一个构成因素就能够收到控制犯罪的效果。然而,传统的犯罪场理论也存在不足之处。
  传统理论中的犯罪场是指“存在于潜在犯罪人体验中、促成犯罪原因实现为犯罪行为的特定背景”。犯罪场是主体与客体相交融、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存在于潜在犯罪人体验中的特定环境和条件{1}。传统认知的犯罪场包含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两个方面。传统犯罪场的主体性因素仅指潜在的犯罪人,即受外界犯罪原因影响并形成犯罪心理的人;客体性因素则包含时间因素、空间因素、侵犯对象(被害人)因素、社会控制疏漏四个方面。犯罪场作为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关系范畴,是主、客体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共同体。这种认知将被害人完全视为犯罪过程中的客观要素,而忽视了被害人在犯罪发生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晚近,有学者对传统的犯罪场理论提出质疑,认为随着被害人学理论的发展,被害人在犯罪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应该受到重视。犯罪过程不是犯罪人在特定领域对被害人的单向侵害过程,而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互动的结果,被害人在犯罪过程中与犯罪人一样,是积极的主体。因而,应该建立以犯罪人和被害人双向互动为核心的犯罪场理论{2}。这种认识符合犯罪的发生规律,在既有犯罪学研究中,被害人在犯罪预防中的主体性作用不容忽视。目前以潜在的犯罪人为中心的犯罪预防和以潜在的被害人为中心的被害预防已经成为犯罪预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被害人往往直接影响犯罪的发生,因此也必然要将被害原因纳入犯罪原因的考查范围,而不能仅仅将被害人视为完全消极和被动的客体。被害人不仅是潜在犯罪人实施犯罪的客观背景因素,也能主动刺激、挑唆和促成潜在犯罪的实现,甚至有些犯罪中的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形成合作模式。因而,犯罪场理论应该将被害人提升为与犯罪人同等重要的地位,共同作为犯罪场的核心要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犯罪场理论,对犯罪的控制效果具有积极意义。综上,犯罪场是以潜在犯罪人和潜在被害人为主体要素,在二者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与时间、空间和社会控制弱化客体要素相结合,从而促成犯罪原因实现为犯罪行为的特定背景。
  (二)犯罪场理论的网络化演进
  网络犯罪场是一种具体的犯罪场形态,也是网络社会形成以后犯罪场的新形态。关于网络犯罪场的概念,有学者直接从传统的犯罪场理论出发,认为“网络犯罪场是犯罪场理论在网络犯罪范畴内的进一步演绎,即存在于潜在网络犯罪人内心体验中,促进网络犯罪原因(社会原因和个体原因)转化为网络犯罪行为的特定背景”{3}。有学者认为网络犯罪场是“以潜在犯罪人为中心、以网络生活环境为背景的犯罪主、客体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共同体”{4}28。上述两种观点对网络犯罪场内涵的界定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均立足于传统的犯罪场理论,将犯罪人作为网络犯罪场的核心要素,而同样忽视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此外,关于网络犯罪场的外延界定,理论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网络犯罪场仅仅指网络犯罪,广义的网络犯罪场其作用的结果涉及网上和网下,除了纯粹的网络犯罪外,还包括网络信息诱发下的传统犯罪”{4}28。笔者认为,网络犯罪场的外延应结合网络犯罪的特征合理界定。网络犯罪场作用的结果不仅是纯粹的网络犯罪(仅以网络为犯罪场所和犯罪对象的犯罪),还包括以网络为工具的犯罪;不仅包含发生于网上的犯罪,当网下犯罪行为主要源于网络环境或网络信息的影响时,也应视为网络犯罪场作用下的犯罪行为。综上,网络犯罪场是指在以潜在的犯罪人与潜在的被害人为核心的双向互动过程中,网络主体要素与客体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促成犯罪原因实现为犯罪行为的特定网络环境背景。网络犯罪场作用下的犯罪不仅包含线上犯罪行为,以网络为工具实施的线下传统型犯罪也应该纳入网络犯罪场的视域之下。
  二、概念界定:从“网络暴力”到“网络暴力犯罪”(一)“网络暴力”概念的由来
  犯罪由传统犯罪到网络犯罪的演变与网络技术的特征及其层级结构密切相关。网络1.0时代互联网仅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网络2.0时代的用户则开始参与信息制造{5}。“网络暴力”一词出现于网络1.0时代,主要是人们用以描述各类含有传统暴力元素的网络社会现象,很多人简单地将其作为“现实社会暴力的网络延伸”。随着网络2.0时代中信息生产主体的转变,“网络暴力”的内涵逐渐偏离了既有认知,“现实社会暴力网络延伸”的说法不再具有足够的解释力,网络暴力成为主要以侵犯人们隐私权、名誉权甚至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一种新型暴力形态{6}85。关于网络暴力的内涵,学界主要有三种讨论:一是将网络暴力视为网络语言暴力,指网民利用网络手段营造舆论,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和语言攻击、辱骂,甚至通过“人肉搜索”暴露他人隐私,从而严重影响他人生活的行为{7}61-62。二是认为网络暴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暴力泛指公民在网络上能够接触的暴力行为,诸如网络语言暴力、网络暴力文化、网络技术性暴力、网络盗窃和敲诈等等;狭义的网络暴力仅指网络语言暴力{8}。三是将网络暴力界定为“网民对当事人或者组织所实施的以制造心理压力为手段,以迫使当事人或组织屈服的网络攻击性行为的总称”{7}63。网络暴力的社会危害与传统暴力犯罪具有显著差异。传统暴力行为具有有形性特征,其影响首先造成身体和生理方面的伤害,其次才是精神和心理方面的损害;网络暴力行为则具有隐蔽性特征,更多造成当事人精神和心理的无形伤害。在强制性方面,网络暴力的强制性特征多为精神层面的强制,通常表现在网络上形成舆论压力。同时,线上暴力也会延伸到线下直接引发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越轨行为。但是,在研究网络暴力行为时不宜过度扩张其外延,网络暴力行为作为社会越轨行为必须是给当事人造成了实质性的危害。
  (二)网络暴力行为的内涵及其犯罪性
  与传统暴力行为相比,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大使其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暴力犯罪”是一个犯罪学概念,因为在世界各国刑法典中均没有对暴力犯罪进行系统和直接的规定。根据中国犯罪学功能主义犯罪说,[2]暴力犯罪是指行为人以暴力或者以暴力为胁迫手段,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笔者认为,网络暴力行为兼具传统暴力犯罪的部分特征。网络暴力行为是指网络行为的施方主体利用黑客技术、网络诽谤、网络谣言等网络攻击手段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危害国家公共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网络暴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触犯刑法规范后,则由一般的悖德和违法行为转化为网络暴力犯罪。从这一理解出发,网络暴力行为的犯罪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网络暴力的手段包含人肉搜索、网络诽谤、网络谣言以及黑客攻击等行为。人肉搜索为侵犯他人隐私、促成网络道德审判、引发网络舆论攻击提供了对象,并使网络暴力转化为现实暴力成为可能;网络诽谤也是一种人身攻击行为,目前网络诽谤行为体现出职业化、集群化的特点,诽谤信息在网络上被毫无约束地复制和延伸,造成危害结果被无限制放大;网络谣言不仅对公民个人造成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在自媒体广泛使用的背景中还会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黑客攻击行为能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或篡改他人计算机主页、攻击邮件系统,造成网站瘫痪。其次,网络暴力行为对被害人具有较强的强制性特征。以典型事件为例,“铜须门”事件中,因被揭露与人妻偷情(事后证明纯属虚构),ID为铜须的魔兽玩家遭到人肉搜索,铜须不仅在网络上受到追杀、集体声讨和谩骂,而且其真实信息亦被公布于网络,形成连锁的恐吓和骚扰;“死亡博客”事件中,自杀女白领的丈夫王菲受到网友自发长期的对其及家人恐吓、谩骂和威胁短信、邮件及现实中的骚扰;“上海周姓女虐猫”事件发生后,周某不仅受到激烈的网络围攻,还被找上门来的众多爱猫人士殴打、住所被打砸,单位迫于舆论压力将其解雇。上述事件中,网络暴力的实施者站在伦理道德、法律正义的制高点上,通过网络形成的无形舆论压力对被害人进行各种侵扰,对被害人的身心形成强制。最后,网络暴力行为衍生线下犯罪。网络暴力行为是否应包含线下犯罪行为在理论上存在争议,有学者主张“网络暴力是网民在网络上的暴力行为,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9},该学者认为网络暴力的实质仅仅表现为网络舆论暴力。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局限了犯罪学视域下网络暴力行为的研究范畴,网络暴力行为除了网上暴力行为以外还包括由此引发的现实中对被害人及其亲友实施的人身、财产侵害等犯罪行为,如由网络热点事件引发的在现实社会中对当事人实施的故意伤害、敲诈勒索等网下行为。
  三、背景解构:网络暴力犯罪场的结构要素分析网络暴力犯罪场的结构要素由主体要素和客观背景条件组成,主体要素是潜在的网络暴力行为人和被害人,客观背景要素包含网络暴力的时空因素和社会控制机制的弱化。
  (一)网络暴力犯罪场的客体性要素
  1.网络暴力犯罪场中犯罪的时空要素
  网络暴力犯罪场客观的时间、空间因素为网络暴力行为提供两个便利条件:第一,网络环境表现出的超时空性降低了网络暴力的犯罪成本,扩大了网络暴力行为的消极影响。在网络空间中,现实社会交流中的物理距离感消失了,网络社会的交往都像是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网络主体间的交流不再受空间距离的限制。同时,“互联网的整体架构上,体现出一种‘去中心化’和‘去层级化’的设计准则,随着越来越多的硬件设备的接入和应用软件的运行,它的边界可以实现无限扩展和持续延伸”{10}。此外,在计算机网络中,“传送”实时发生,信息可以在任何时间发送和接收。因此,作为网络暴力攻击手段的网络信息和不当言论的传播速度更加迅捷、即时,信息扩散范围广泛,放大了事件的社会效应,使行为发生后很难得到有效控制。第二,网络空间环境的虚拟现实性,促使网络暴力由网上向网下延伸。“网络环境的虚拟性是指其存在形式的虚拟性,但其交往和活动是真真切切的,人的真实需求通过互联网折射到网络社会中,这种建立在现实需求基础上的虚拟化,即虚拟实在性。”{11}网络环境的虚拟实在性在增加网络主体之间互动效率的同时,也使现实社会与网络虚拟社会之间形成更加高效和充分的互动关系。一些参与人为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借助网络事件中当事人进行情绪宣泄,在事件影响不断放大的过程中,网络暴力的影响也从网络延伸至现实生活,使网络暴力行为向现实世界衍化。
  2.网络暴力犯罪场的社会控制机制弱化
  网络犯罪场中的社会控制疏漏,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措施控制网络犯罪的机制出现疏漏,而不能有效防止网络犯罪原因转化为网络犯罪行为的情况”{12}。美国犯罪学家雷克利斯提出的遏制理论认为:“犯罪是个人内在的控制能力和社会外部的控制因素缺乏的结果,是推动和引诱个人进行犯罪的趋力和拉力缺乏遏制引起的。”{13}网络暴力犯罪场的社会控制机制弱化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网络社会的道德建设缺失。网络社会的道德建设是实现网络犯罪社会控制的重要机制。网络环境的匿名性和缺场交往等特点使网民在网络环境中逐步形成一种特殊的互联网人格。互联网人格的虚拟性,使网民按照网络亚文化圈的行为模式去组织生活方式、规范行为,这使得网民自我约束降低,在虚拟环境中敢于发言,易于同网络中的交往群体形成互动,也为暴力因素的蔓延提供了支持者{14}。第二,网络信息安全管控能力薄弱。网络暴力行为人能够轻易利用黑客、人肉搜索等网络技术,挖掘被害人个人信息等隐私,并在网络平台上肆意散布,对被害人实施侮辱、诽谤等严重的网络恶意攻击。第三,网络暴力行为取证难。网络暴力通常是群体性行为,有学者将网络暴力行为人群称为虚拟人群,是指“在网络环境中进行信息互动传输的人群”{15},这个人群对现代信息技术有较强的使用能力。而现实中不少执法人员仍然是“网络技术盲”,由于没有计算机专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加之行为人的行为具有隐蔽性且很容易改变、隐藏甚至毁灭罪证,所以网络暴力行为的取证极为困难。第四,网络立法相对滞后。现实社会的法律是被网络社会所蚕食的法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网络社会中法律不可能发挥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保护作用,因为“法律和公正几乎永远被新科技远远抛在后面”{16}{17}。网络技术快速更新发展,而立法周期却很长,导致很多立法出台后并不能客观、全面地规制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二)潜在的网络暴力行为人
  潜在犯罪人是指受外界犯罪原因的影响并形成犯罪心理的人。潜在的网络暴力行为人是网络暴力犯罪场中的核心要素,他与一般的网络犯罪主体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犯罪的心理特征,这也是网络暴力行为呈现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重要的原因。第一,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匿名性特点使犯罪主体的认定具有模糊性,犯罪成本低廉,催生了网络暴力参与者的投机心理。在虚拟性和匿名性特点的掩护下,网络主体的言行无法受到他人的监督,其对道德与法律的遵守往往仅出于自我约束,当自我约束和控制降低时,网络主体则可能参与网络暴力事件。此外,网络主体行为在网络空间中呈现跨界性和流动性。因此,现实中网络暴力事件发生以后,如果不通过专业的侦查技术和烦琐的侦查手段,是难以确定某一网络暴力的具体行为主体{6}88。这极大程度上降低了网络主体参与网络暴力事件的顾虑以及违法和被追责的行为成本。第二,潜在的网络暴力行为人在网络空间中容易形成群体化,并且其行为呈现非理性的特点。中国目前网络主体具有低龄化、低学历等特点。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络主体中10岁~39岁的网民占网民总数的72.1%,高中学历以下群体占比63.4%{18}。网络主体的低龄化和低学历特征使网民在面对网络事件时呈现心智不成熟、情感脆弱并且价值观念模糊等特点,容易受到他人言论的影响而产生从众心理,形成群体性行为。此外,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失衡所带来的贫富分化、信仰危机等使中下层群体经常对社会表现不满甚至仇恨心理,这种病态心理是网络暴力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17}。根据社会心理学观点,个人的理性往往会让位于群体的非理性,人在独处时的个性、独立和理性在加入群体以后就会变得易变、急躁和轻信,表现出极低的道德水平或是根本无法达到的崇高{19}。现实的网络暴力具有明显群体性特点,也正是在群体的非理性行为挑唆和鼓动下实现的。
  (三)潜在的网络暴力被害人
  网络暴力行为被害人是网络暴力行为损害结果的承受者。犯罪场视域下潜在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彼此作用的互动关系。二者的互动形态可分为可利用的被害人模式、冲突模式、被害人催化模式和斯德哥尔摩模式(合作模式)四种基本类型{20}。网络暴力被害因素可以归为可利用的被害模式和催化模式。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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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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