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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与先进法律文化的构建
【英文标题】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dvanced Legal Culture
【作者】 肖永平袁发强【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分类】 其他【中文关键词】 现代国际法;法律文化;构建
【英文关键词】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legal culture;construction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1【页码】 19
【摘要】

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丰富了“国家与法”、“权利与义务”、“平等”、“公正”、“和平与理性”的内涵,并体现了现代法律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关怀理念。这对于我们构建我国当代先进法律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英文摘要】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has enriched the content of many legal categories such as state and law,right and duty,equality,equity,peace and reason,which has reflected the idea of humanism based on the care of human being.All of these are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construct advanced legal culture in China in the sense of referen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237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需要对外国先进法律文化加以吸收,以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法律文化”的内涵虽然在学术理论界存在争议,但近年来不同学科学者就构建我国当代法律文化所进行的讨论却日趋热烈。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近至“国情论”反映了我国在改造传统东方法律文化时对西方法律文化的认知程度、努力过程以及不同的构建观。遗憾的是,当我们谈到与国际接轨的时候,更多的是直接指向了某些具体国家的具体法律制度。这些具体国家的具体法律制度是不是能够作为先进法律文化的一部分,本身还需要国际认知程度和认知过程的检验。现代国际法[1]的发展无疑为这种认知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场所和平台。目前,很少有学者注意到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对先进法律文化内涵的影响。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对此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现代国际法的发展状况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法已不再囿于传统的国际公法范围,[2]它至少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组成部分。[3]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分界线,三个学科领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国际公法来看,为吸取二战教训,国际社会建立了以联合国特别是其安理会为标志的集体安全制度,各国承诺不以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众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取得了独立,完全由平等地位成员组成的国际社会终于形成;国际法主体也不断扩大,从国际组织到争取解放的民族,进而在如国际人权法等个别领域里,个人和民间团体正在发展成为国际公法上的新主体;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太空和海洋的探索和开发不断深入,作为国际公法分支的国际太空法和国际海洋法迅速发展起来;为避免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惨祸,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战争法和国际人道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际刑事法院的出现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和平和基本人权的强有力的保护和更深层次的要求。
  国际私法作为解决各国民商事法律冲突的部门法,过去曾被认为是各国的国内法律部门。{1}(P12)二战以后,随着大量关于统一各国民商事法律的国际公约的出现以及现代商人法的发展,统一实体私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和罗马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为各国民商事法律的统一作出了巨大努力。国际私法的任务从传统的解决法律冲突正转变为以解决法律冲突为手段从而达到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之目的的方向上来。{2}(P3—24)大量统一国际私法条约和示范法的出现使得当代国际私法呈现出趋同化的发展趋势。{3}(P15—19)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冲突规范的适用上,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原则得到更广泛的适用。同时,追求实质公正成为法律选择的主要目标。为此目的,对弱者实行特殊保护的原则也在冲突规范中得以体现。{4}(P56—60)
  二战以后,由于各国在经济交易上的相互合作与依赖日趋加强,国际经济法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际经济法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5}(P15—17)国际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还包括不同国家自然人、法人间的经济关系。有关国际经济条约的数量日益增多,《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等具有全球化的影响,构成了国际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与社会主义国家一道进行了不懈努力,《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及《行动纲领》等文件反映了新的国际法律理念和法理原则。{5}(P15—17)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对国际经济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由关贸总协定演变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框架内的一揽子协定为国际经济法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代表了国际经济法的最新发展。同时,国际经济法内的不同法律部门在内容上也越来越丰富,国际投资、贸易、金融、税收、反垄断和知识产权等部门的法律也都有了长足发展。{6}(P10)
  现代国际法的上述新发展使得其在各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国际法对国内法的影响也不断加强。国际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精神正不断融入法理学和国内法学之中,构成了一国法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方面是各国法律制度和原则相互影响的结果,也是各国法律文化现象相互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国际法对各国法律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对这种影响作一些分析。
  二、国家主权原则的变化对国家与法关系的影响
  在传统国内法观念中,国家是法律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因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主权在民”只是停留在宪法和政治层面。从国际公法来看,国家主权对外表现为平等权和独立权,对内则享有最高权。{7}(P64)在法治制度中,国家具有对内的垂直管辖和国际社会的平面管辖职能。权利和义务不再是仅以公民为中心,国家也在享有权利的同时承担着义务。[4]公民不仅对其所属国家享有一定权利,也在人权及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方面对其他国家享有一定权利;而国家也不能以主权为借口逃避来自对外国公民、法人和外国国家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国家既是法律的制定者,也是法律的执行与遵守者。国家在管辖事务方面的扩大和国家权力的相对缩小构成当今国家角色变化的一大特点。{7}(P31—32)在对国家的约束方面,法律不再是“软法”的角色。国家更多地参与到对人类整体利益的管理之中,从南北极、海底资源到太空,国际法将这些位于国家领土范围以外,但涉及人类整体利益的自然资源处于各国共同管理之下,从而使国家的管辖权突破了传统的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的范围。一方面,国家要对其在国家领土范围以外的行为负责。它可能因在太空的卫星和火箭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责任。另一方面,国家也可能对其在领土范围内所犯的反人类罪而承担国际刑事责任。[5]这表明,虽然在现代国际社会中,还没有一个超国家的世界性政府和和世界性法律来调整全球事务,但国家不再是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主体。绝对主权观并不能适应现实的国际社会,也不能成为一国在其国内可以任意作为的借口。国家本身作为法律关系的参与者也受到法律的制约。
  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来看,随着经济关系中生产、运输、交换和分配的全球化,跨国公司有了显著增加,跨国投资和贸易、金融使得国与国之间变得日益相互依赖。一国之国内法不能完全解决对涉及本国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任务。国际经济组织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经济组织对传统上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经济管理事务日益侵蚀和干涉,国家正在演变成为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管理对象和法律关系的主体,{8}(P411—414)如同国内经济关系中的企业和个人,成为法律的约束对象一样。国家既是纵向国际经济法的参与制定者,也是该法直接的被调整者,间接地对自然人与企业承担着义务。这种情况使得国际经济组织与国家有了某种上下之间的关系。国际经济领域里的超国家现象有扩大和加深之势,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帮助某国家度过金融危机时,会要求该国修改金融管理法规、改革其金融管理制度,加强透明化,并把这种要求作为提供帮助的前提和条件。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则更具有垂直的行政管理色彩。国家及其对内经济管理行为和法规可以成为被仲裁的对象。
  众多民族国家独立以后,国家直接参与民商事交易活动开始增多。国际私法领域里“国家豁免原则”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许多西方国家开始将国家行为的性质划分为管理行为与事务行为,不再对国家的事务行为豁免。{9}(P131—135)这促使各发展中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将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10}(P140—151)国家的司法主权也在发生变化。在意思自治原则情况下,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经济交易的法律,[6]特别是国际惯例(现代商人法)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成为一种独立的法源。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也对各国的司法管辖形成了冲击。法院完全按照法院地国家的实体法律对案件进行审理的情形已经不被推崇,“最密切联系地法”正成为各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或国际争议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为方便当事人诉讼和判决的执行,各国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司法主权的过分行使以避免可能对国际交往产生的不利影响。
  上述这些变化对我们思考国家与法的关系,无疑增加了新的考虑因素。“法治不仅是以法律统治老百姓,更是以法律约束统治者。”政府的权利更需要受法律的限制,这才是法治的实质意义。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充分反映了在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上,从权力支配法律到法律与权力相互制约的转变。国家不应当仅是法律的制定者,同时也应当是法律的被约束者。这是我们在改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构建先进法律文化时可以从国际法领域抽象出的一个基本法律理念。
  三、国际法中的平等互利原则与法律平等观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资产阶级法律革命的口号。在此原则下,建立了法律适用上的国与国之间、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平等制度,而由于各不同阶级或阶层在经济社会地位上的差异,这种平等仅仅停留在法律的适用上,不是法律内涵中的平等,即不能质上的平等。二战以后,随着众多民族国家和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的团结和斗争,以及人权观念的国际化,国际法中的平等互利原则有了进一步发展。土豪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从国际公法来看,建立在广泛基础之上的联合国大会为各国在国际事务中不分强弱享有平等的发言权提供了一个平等的舞台。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民族自决等基本原则被联合国宪章确立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安理会只是在涉及国际安全事务的活动中拥有特殊权力。在涉及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国际事务中,众多民族国家联合起来,通过了一系列体现实质平等的决议和公约,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南极条约》、《世界人权宣言》及国际人权两公约[7]等。特别是两公约中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民族不分大小,均享有自决权,有权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并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可以自由处分其天然财富及资源。人权概念被扩展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集体性人权第一次得到了国际承认。{9}(P208—211)在安理会中,大国的一票否决权效果正在被逐步削弱,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经过数次改革,安理会成员数量有了大幅度增加,并产生了非常任理事国的集体否决权。最新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则进一步将侵略罪,反人类罪等以国际刑事法律的方式纳入了国际法律秩序,反映了大多数国家决心以法律对抗强权国家干涉他国政治制度和侵犯他国人权的意愿。
  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不平等,弱小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自由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为争取国家经济发展的权利,发展中国家通过“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和“七十七国集团”等方式与发达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974年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强调:“所有国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有权充分和有效地参加世界经济、金融和货币问题作出国际决定的过程,并公平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5}(P23—24)在关贸总协定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发达国家承诺给予极不发达国家在贸易方面以非互惠的特惠待遇。在国际金融方面,发展中国家有权充分和有效地参加一切决策过程。国际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时应以较优惠的条件优先照顾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技术转让方面,发达国家必须制定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和要求的技术转让国际标准,使技术转让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的技术和经济,并防止卖方滥用权利。{5}(P23—24)
  在国际私法领域,为发展国际民商事交往,保障发展中国家能正常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正在起草中的联合国《国家管辖豁免公约》规定了不得对外国国家开展正常外交活动的使领馆及其银行存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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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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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槽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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