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有罪答辩与量刑减让
【英文标题】 Guilty Plea and Sentence Discount【作者】 牟军
【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有罪答辩;量刑减让;坦白;从宽
【英文关键词】 guilty pleas;sentence discount;confession;sentence leniently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1【页码】 136
【摘要】

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对其获得的量刑减让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英美等国,有罪答辩是量刑减让的正当依据,但有罪答辩与量刑减让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法官对被告人施以的量刑减让以及减让的程度,还需考虑犯罪的性质、被告人的基本情况等其他因素。同时,量刑减让制度对于被告人有罪答辩的作出又存在反作用。被告人有罪答辩的作出来自于律师、检察官和法官传递的量刑减让的信息,在英美等国,法官对量刑减让信息的披露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坦白属于被控人的一项法定义务,具有实体意义,不同于有罪答辩,故坦白从宽政策不具有正当性。与此同时,我国简易程序中对有罪答辩的量刑减让则具有正当性,但减让的实施较英美等国有较大的限制。

【英文摘要】

I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sentence discounts for guilty pleas are accepted as a legal general principle.However,relation of guilty pleas and sentence discounts is not a certain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judges retain their discretion to deal appropriately with the sentence discounts and sentence extent for the defendant who indicates a guilty plea.Meanwhile,for judgment in defendant’s mind,a guilty pleas the defendant indicates is based on a expect for sentence discount,the voluntairness and appropriateness of guilty plea lie in that the information on sentence discount are delivered and dialed properly.In our country,that the defendant who confess his guilty is entitled to a discount in his sentence is undue,because traditional confession is different from guilty pleas.In future,the effect of the guilty plea on sentence discount is limit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236    

一、有罪答辩对于量刑减让的作用与影响

在英美等国,有罪答辩(guilty plea)意指被告人对犯罪指控所作的明确承认或接受的表示。这种答辩除在起诉阶段外化为一种辩诉交易的形式外,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向法庭公开承认控方指控的犯罪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一般而言,有罪答辩一经作出,直接导致简易审判程序,其对诉讼走向和结果的影响具有确定性。但是,这种有罪答辩形式对被告人最终的量刑是否也将随之产生影响?或者说,对有罪答辩的被告人予以量刑减让(Sentence discounts)是否具有正当性和确定性?这一问题并非是一个已知的问题,理论上的研究确有必要。

刑法理论上,刑罚的依据在于犯罪,刑罚的轻重也在于犯罪的轻重,即所谓的罪刑相应。如果以罪刑相应的原理为依据,有罪答辩实际上并不能获得量刑上的减让。因为犯罪认否本身并不能改变其所实施犯罪的性质及犯罪的轻重。当然,刑罚的轻重并不完全取决于犯罪的轻重,从刑罚的目的来看,又要求罪与刑的适当分离性。贝卡尼亚指出:“刑罚的规模应该同本国的状况相适应。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予那些僵硬心灵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1}(P51)按照贝氏的说法,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的柔化和感觉能力的程度是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因为刑罚“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1}(P49),而是立足于预防未来的犯罪。人的心灵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表明人的归顺和对犯罪意向的消减,更确切地说,是人对犯罪悔悟之心的萌生与增长,这种悔悟感对预防犯罪具有重要作用,也决定了刑罚宽缓的一面。应该指出,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尤其在较早阶段的认罪可能含有一定的悔悟因素,对出于这种心态作出答辩的被告人给予适当的量刑减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指出,被告人有罪答辩的作出,是一种复杂的心理作用的结果,有罪答辩与悔罪本身不可等量齐观,否则很难解释被告人认罪后又反悔或认罪中消极、被动乃至无奈的情形。事实上,在特定的诉讼环境下,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利弊权衡或策略的考虑。英国首席大法官雷茵(Lane)勋爵曾在一项判词中指出:“被指控人作出自白实际上是多种动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以较早的认罪获得较早的释放或更轻的处罚是被控人的希望所在。”{2}(P104)故限于刑法理论和刑罚实施效果的层面,探寻有罪答辩对量刑减让的正当性乃至确定性问题,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如前所言,有罪答辩形成于特定的诉讼环境之下,其对简易审判程序的产生及其诉讼的走向和结果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在英美等国始终是被作为一种程序问题看待的,与之相关联的刑罚的作出也是通过刑事诉讼这一动态过程完成的。因此,将有罪答辩置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构架之中,不仅有利于澄清有罪答辩所具有的程序属性,由其产生的量刑减让更具有明显的正当性:

一是量刑减让作为对诉讼机能的改善而给予的“回报”具有的正当性。在英美等国,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而被认可的,法庭适用简易程序直接作有罪判决,不再适用普通的听证审理程序。这种因有罪答辩而适用的简易程序对刑事司法产生的积极效应是显见的:就法庭而言,简易程序的适用,简化了案件审理环节和案件处理流程,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司法资源,案件处理的速度也大为提高。[1]法院的精力得以集中于重大、疑难的案件,司法资源的配置和分流更趋合理。就控方而言,在对抗制机制下,因被告人认罪,减轻或卸除了控方的有罪证明责任,检察官得以将注意力转移至大案、要案的指控,提高了起诉效能。尤其对调查取证较难的案件,通过被告人认罪,有利于使这类事实上有罪但在证据、程序上难以治罪的案件得以处理。此外,因被告人的有罪答辩,避免了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带来的不便,尤其对于被害人,免于其隐私和名誉受损的风险和作证的痛苦经历。应该指出,上述有罪答辩对于法院和控方职能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实际上推动了国家整个犯罪控制的刑事司法功能的增强。既然国家从被告人有罪答辩中获得了上述收益,从情理和实际需要上讲,给予被告人以某种形式的“回报”,就具有正当性,而国家可能给予的“回报”,主要就是量刑减让。由此可见,量刑减让属于国家针对被告人的一种功利行为,这种行为与国家的利益相联系,因而可以超越罪刑相应的原则。这里,被告人与国家之间因量刑减让而实际存在一种交易关系,这种交易既包括被告人与控方之间(如辩诉交易、量刑建议)的交易,也包括被告人与法院之间(判决减让)的交易。交易双方既是权益出让者,又是权益受益者。而这种交易的基础在于双方利益需求的互补性。

二是量刑减让作为被告人权益减损而给予的“补偿”具有的正当性。有罪答辩开启简易程序,一方面有利于诉讼机能的改善,但另一方面又不利于被告人自身利益的保护。简易审判程序并非一种标准和正式的审判程序,欠缺正式审判程序所具有的陪审团听审、律师辩护、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等基本特点,因此被告人选择有罪答辩,实际上也就选择放弃了诸如不受强制自证其罪、律师辩护、要求控方实际履行证明责任、上诉等正当程序的基本权利。在英美等国,被告人对这些程序性的正当权利的放弃,直接导致了被告人对实体性利益的放弃,即承受有罪判决的法律结果。而在整个诉讼中,有罪判决应当看成是对被告人利益的最大损害。故作为一种对其程序性和实体性权益减损的补偿而给予适当的量刑减让则是完全合理的。如果被告人未能通过量刑减让对其权益的放弃获得补偿,不仅在程序上是非正义的,而且有罪答辩作为一项鼓励性的制度也难以推行。美国法官波斯纳曾指出:“如果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不能从和解取得比诉讼更好的收益,那么其中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会将其权利诉诸法庭;由此,刑事被告放弃其有权在审判时取得的程序保护权是得到补偿的。”{3}(P680)

由上可见,就整个诉讼过程来看,因有罪答辩所产生的国家诉讼机能改善的收益和对被告人本人权益的减损,以量刑减让的形式给予被告人一定的回报和补偿,在总体上应该认为具有正当性,这也是量刑减让原则得以在英美等国立足的现实性基础。但是对有罪答辩的量刑减让在性质上所具有的正当性,是否意味着这种减让就具有确定性或必然性?必须指出,在承认量刑减让正当性的前提下,实际上也存在干扰其正当性成立的一些因素,使得有罪答辩与量刑减让的内在联系中呈现出某种可变性:第一,依前述,被害人从有罪答辩中可免于因出庭而承受的痛苦经历以及名誉精神上的损害,但另一方面,被害人却为此付出了其希望看到的刑事司法结果的代价,尤其在对被害人人身、精神或财产造成严重危害的重罪案件中,被害人的实际感受与免于出庭的所得相去甚远。英国法官芬韦克(Fenwick)指出:“在英国,被害人通常无权参与因被告人服罪而予以量刑减让的决定,也无权接受较轻指控的要求。因此,被害人往往可能并不希望给予被告人量刑减让,而宁愿审判照常进行,这样的希望却被忽视了。如此的结果对那些希望看到一个真正的犯罪人被定罪的被害人的实际和潜在的利益是一种损害。”{4}(P537)可见,对于许多被害人而言,他们宁愿忍受出庭的不愉快经历,以使犯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也不愿看到被告人因判决减让制度而获得较轻的处罚。故而对有罪答辩者给予减让刑罚的处遇,在一定程度上有对被害人利益忽视之嫌。如果这项制度被“狡猾”的有罪者所利用,以规避严厉的刑事处罚,其对被害人的不公,则更为严重。

第二,对有罪答辩者给予量刑减让,实际上产生的结果是,认罪者获得宽大处理,而不认罪者则承受了较重处罚。从客观上讲,对认罪者从宽,并不意味着对不认罪者从重,对后者的量刑仍在该罪的法定刑幅度以内,所量之刑并未增加而是其应受之刑。但两相比较,所犯罪行相同,认罪者从轻,等于不认罪者受到了较重处罚,这种刑罚的差别,在犯罪认否上并不一致的共同犯罪案件中表现尤烈。这里,对不认罪者的量刑,因未悖离罪刑相应原则,而不属于一种对其量刑上的不公,但如果换一种角度,对被告人和整个社会却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放弃诉讼中的正当权利,积极配合控方和法庭的追诉和审判活动,将以量刑减让的形式予以鼓励和倡导,而坚持正式审判,主张不受强制自证其罪权、律师辩护权等正当诉讼权利,相反对自己不利。也许这样一种信息并不是法院所希望展示的,但又是因量刑减让制度的推行而实际存在的。这种信息展示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在于挫伤人们寻求正式审判和维护自身正当权利的意愿,对司法的公信力也是一种损害。

虽然上述干扰量刑减让正当性的因素并不能在总体上否定有罪答辩予以量刑减让的正当性,但这些因素的存在实际上对量刑减让的确定性或必然性产生了阻碍,使得有罪答辩的作出并不能符合规律地产生量刑减让的结果。因此,有罪答辩与量刑减让虽然有着密切的内在因果关系,但又非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在英美等国,在承认有罪答辩的量刑减让原则之下,在具体案件中能否实施减让,则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权限。

以英国为例,长期以来,在英国传统司法中,对有罪答辩者是否给予量刑上的减让,实际上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在做法上并不一致。鉴于此,1993年英国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the Runciman Commission)《关于刑事司法的报告》第47项建议明确指出:“在具体个案的环境中,法官保留有量刑减让的适当的自由裁量权,为此,应确立下列有关量刑减让的制度:(a)以有罪答辩的表示以回应控方指控的被告人应获得最大的量刑减让。(b)对于在充分的时间里表示有罪答辩以避免为审判而作的充分准备的被告人,也应获得最大的量刑减让。(c)在最低限度内,对于在审判时服罪的被告人也应继续给予量刑减让,因为即使在最后阶段服罪,也节省了为对抗式审判所应付出的司法资源。”{5}(P112)从皇家司法委员会的主张来看,虽然在观念上将量刑减让视为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但其精神在于给予有罪答辩者量刑减让的非条件性,实际上否定了法官在这一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该建议虽对量刑减让的立法具有一定影响,但其主张的精神并未获得议会的支持。英国1994年通过的《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第48条明确规定:“(1)在一个或另一个法庭的审判活动中,法庭对于一个作出有罪答辩的被告人在决定刑罚时,将考虑下列因素:(a)被告人表示其有罪答辩的诉讼阶段;(b)作出有罪答辩时的环境条件。(2)因考虑上述条款中的因素,如果法庭给予被告人的刑罚比本应给予的刑罚更轻,法庭将在公开庭审中陈述其给予的刑罚。”{4}(P520)这一规定以制定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量刑减让的原则,但该规定指出,有罪答辩能否获得量刑减让,法庭需考虑有罪答辩的阶段以及相关的条件和环境,表明对有罪答辩者的量刑减让实际上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按照英国司法界的观点,法官最终决定给予的量刑减让,需要考虑的环境因素除被告人的悔悟程度,审判的时间和费用的节省,证人和被害人免于审判的不愉快经历外,还包括被告人过去被定罪的记录,过去好的品质,圆满服完过去的刑罚,指控后的表现,年龄、健康、协助警察等情况。{4}(P528)既然量刑减让的决定是法官根据个案中有罪答辩的各种环境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裁判者只表达对有罪答辩表示信赖,或者仅因作出有罪答辩就给予量刑减让而不作进一步的解释是不够的。{4}(P521)这种决定的作出必须提出相应的依据。根据该法第48条第2款的规定,法官一旦作出量刑减让的决定,就应在公开的庭审中就量刑减让的理由作出一个解释性的说明,以约束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由于量刑减让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通过相关因素的综合考虑,在有的案件中,被告人作出的有罪答辩实际上可能不会获得量刑减让的结果,有罪答辩与量刑减让之间这种联系上的非必然性,在英国上诉法院1989年的报告中,得到了充分反映。该报告明确列举出量刑减让例外的五种情形:(1)根据。1933年《儿童与少年法》的特别权限,对于未满18周岁的少年犯罪,尽管其作有罪答辩,仍可判处法定最高刑罚;(2)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免受危险犯罪人侵害的实际需要,判处更长刑罚被认为是必要的;(3)被告人以标准罪状被定罪的;(4)被告人直到最后时刻才作有罪答辩的;(5)被告人犯罪被当场抓获而不可能对其指控进行辩解的。[2]上诉法院提出的排除量刑减让的情形是一种列举式的,不在这五种情形范围内的有罪答辩,并非法官都应给予量刑减让。应该指出,量刑减让始终是法官的一项自由裁量权,不属于上诉法院例举情形的案件,同样需要法官根据案件情况作出决定。以判例或成文法的形式绝对地排除对有罪答辩的量刑减让正如绝对地认可有罪答辩的量刑减让一样也是不足取的。对上诉法院的例外规定,在英国法律界也存在争论,尤其对第4、5项例外,争议更大。一般认为,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时间的早晚,反映其有无真诚悔悟之意,最后时刻的有罪答辩往往是被告人无奈的表现或出于策略考虑的结果,并未表现其悔悟的真实意愿,但悔悟的表现对被告人量刑减让并不起主导作用。英国学者艾希沃斯(Ashworth)指出:“通常在最后时刻认罪缺乏悔悟表现是明显的,以认罪本身而非悔悟作为减让刑罚的合理依据,现在似乎越来越占主导地位。”{6}(P137)美国学者马克和科亨的研究也表明,以悔悟作为量刑减让的合理性实际上是不可靠的,通常掩盖了减让决定最终的真实性。{4}(P522—523)也就是说,对认罪被告人所作出的不予刑罚减让的决定实际上也应坚持综合其他因素加以考量的原则。纵然被告人在最后阶段认罪,但有对同案犯检举或提供其他犯罪事实等情况,也不可草率地否定量刑减让的作用。在英国学者看来,这种做法本身是一种不以有罪答辩决定量刑减让精神的体现。而对于当场被抓获的被告人,控方的指控和法庭的审理并不存在证据上的障碍,但对被告人的量刑减让也不可只从对控方和法院是否有利的角度考虑。对于认罪的被告人,综合其悔悟和配合司法机关程度等其他因素,给予量刑减让也非不司。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尽管有罪答辩与量刑减让的联系在性质上不具有确定性和必然性,刑罚减让与否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在英美的刑事司法中,给予有罪答辩者以量刑减让仍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为对有罪答辩的量刑减让毕竟是英美法律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尽管这一原则并不具有“刚性”的特点。这里,引伸出另一个问题,即决定给予量刑减让的前提下,应该给予减让的程度问题。在英美法律界,量刑减让的程度大致存在一个量化的表述。美国联邦判决指南明确规定,对于作有罪答辩的被告人,实际判处的刑罚可以比原判刑罚减少二至三个等级,也就是减少35%左右的刑罚。{7}(P1153)英国大法官泰勒尔(Taylor)勋爵在巴佛瑞(Buffrey)一案中也指出:“在复杂的案件中。如果被告人作有罪答辩节省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对其给予三分之一原判刑罚的减让奖励是适当的。”{8}(P325)从英国刑事法院给予量刑减让的实际情况看,减让的幅度也基本保持在25%—30%之间。{5}(P110)但必须指出的是,因刑事案件千差万别,实际上难以实行一个统一的减让标准,减让幅度与能否减让一样,也需根据有罪答辩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其他因素加以考量。泰勒尔在巴佛瑞一案中也指出:“对于量刑减让的程度我们设想有一个绝对的规则是相当错误的。法官必须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事实进行估量,不同案件的差别是相当大的。”{8}(P325)与此同时,英国《治安法官联盟判决指南》也明确指出:“法律要求法庭对及时作有罪答辩的被告人减让刑罚,但这项条款应被公正地灵活运用。一个及时认罪的被告人可以获得上至三分之一的刑罚减让,但减让的确切程度取决于每个案件的事实,最后时刻认罪的仅能获得通常的减让。”{4}(P522)由此看来,量刑减让的程度实际上也是法官一项重要的自由裁量权力,在具体操作中,需要将有罪答辩与案内的其他因素和环境结合考虑,“不仅要看有罪答辩本身,更要看犯罪的性质,不仅考虑服罪的时间,同样需考虑与犯罪人过去犯罪史有关的因素”{4}(P516)。当然,量刑减让原则的灵活性并不排斥减让的规范性和规律性的特点。英国上诉法院明确指出:“本法院历来认为在判决上给予减让是适当的,但是一切取决于每个案件的环境。如果某人一旦被逮捕,就立即告知警察自己有罪,并协助警察追回财物,辩认该案中的其他疑犯,他有望获得一个实质性的量刑减让。但是如果某人在无望提出无罪答辩的环境下被捕,他就不能对量刑减让指望太多。”{5}(P111)从英国上诉法院的这一陈述中,可以看出有两个因素对量刑减让程度具有重要影响:一是有罪答辩的时间。上诉法院的观点表明,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时间越早,所获得的量刑减让的幅度也愈大。相反有罪答辩愈晚,所得量刑减让的幅度也就愈小。对此,1993年英国皇家司法委员会的报告第47项建议也予以肯定。与有罪答辩时间相关联的另一个因素是协助警察的表现。一般认为,如果被告人不仅认罪较早而且协助警察的调查,将获得更大的减让奖励。宾格汉姆(Bingham)大法官指出:“被告人协助控方使同案犯自证其罪,尤其导致定罪或有罪答辩结果的,应获得进一步的量刑减让。但在调查、侦查、控制和起诉严重犯罪中,量刑减让的程度又取决于协助价值,即协助的质量和数量。”{4}(P523)二是控方指控的力度。被告人在犯罪时被抓获的,由于控方指控力度强大,被告人是否作有罪答辩,对有罪判决均不产生大的影响,因而被告人所获量刑减让虽然并非付之阙如,但已很少。上述可见,在被告人基本犯罪事实确定的情形下,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对于司法机能改善的程度,是法官决定量刑减让程度的主要依据,表明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所实行的量刑减让标准更具有国家功利的色彩。

二、量刑减让对于有罪答辩的作用与影响

以有罪答辩为因,量刑减让为果所形成的关系,虽不能认为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又不可否认两者所实际存在的一种内在联系,因为,就英美等国而言,有罪答辩既是量刑减让的一种正当性依据,也是量刑减让得以实施的一种经常性因素,因此,将两者的关系称为一种因果关系并无不当。但在笔者看来,这层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正向因果关系或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其所强调的是有罪答辩对量刑减让的作用和价值。与此同时,从心理推导过程来看,两者又存在一种因果关系的倒置现象,即量刑减让为因,有罪答辩则是果。在特定的诉讼环境中,“功利”这一用语的效用对于国家和被告人都具有相似性,被告人是否作出有罪答辩,相当程度上是受量刑减让这一功利或激励因素影响的。虽然不能排除其他因素促成有罪答辩的结果,但量刑减让这一使被告人看得见的预期利益是其作有罪答辩的内驱力。由于这一因果关系是被告人心理推导的结果,因而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反向因果关系或心理上的因果关系。其所强调的是量刑减让对有罪答辩的作用和价值。由此可见,被告人有罪答辩的作出,又在于对量刑减让的预期及其程度的判断,量刑减让的预期越清晰和肯定,被告人有罪答辩决定的作出相应越坚定。被告人内心所隐喻的这种因果关系,使国家和被告人通过交易各得其所成为可能:一方面国家为获得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而给予其量刑减让;另一方面被告人为获得量刑减让而作出有罪答辩。

不可否认,有罪答辩与量刑减让之间存在的这种反向或心理推导的因果关系,在客观上使得量刑减让有诱导和鼓励有罪答辩之效,将量刑减让作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原则加以推行则是不无疑问的。英美有学者认为,随着现行量刑减让制度的推行而产生的大量有罪答辩案件,使普通审判程序(正当审判程序)萎缩,所产生的危害除损害无罪推定原则外,不利于检察官切实履行证明责任,尤其对那些指控证据不足或滥用国家起诉权的案件缺乏必要的审查。另一方面由量刑减让而产生的高服罪率,使检察机关丧失了对提交到法庭的案件进行充分准备的动力,从而导致大量指控不力案件数量的增加,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的数量也随之上升。{8}(P322)

量刑减让原则固然对正当程序及被告人诉讼权益的保障存在负面效应,但应该指出,被告人基于量刑减让的预期而作出的有罪答辩,须以理智和自愿为前提。在英美等国,如果被告人理解对他指控的性质并有合格的律师提供帮助,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就是理智的;而被告人未被贿赂、威胁或误导,并且完全知晓有罪答辩的直接结果(有罪判决),则作出的有罪答辩就是自愿的。{7}(P1175)显然,在英美等国,量刑减让的因素对被告人有罪答辩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受到被告人的理智和意愿的过滤和约束,有罪答辩与否,需要被告人以理智作出判断,并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因而从这层意义上讲,量刑减让原则对被告人有罪答辩所产生的影响又具有正当性。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有罪答辩并非是量刑减让结果发生的惟一原因那样,就心理推导过程而言,量刑减让的诱导也非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的惟一缘由。有罪答辩的作出,实际上在于被告人对量刑减让与正式审判的利弊权衡的结果。量刑减让本身对被告人是种利,但以其承受有罪判决这一弊为代价,而正式审判可能使被告人获得无罪判决这一最大的利,但又可能因最终的有罪判决而受到相对较重的刑罚处罚。因而,被告人需要对正式审判可能作出的有罪判决的风险性作出判断,以估量量刑减让的价值,从而决定是否作有罪答辩。在正式审判中,有罪判决的风险大小来自于控方指控的强弱,即控方证据的强弱。控方证据愈弱,有罪判决风险愈小,量刑减让对被告人的价值就愈小,其作出有罪答辩的可能性愈低,反之,量刑减让对被告人的价值就更大,有罪答辩作出的可能性也就更高。被告人的这种利弊权衡,不仅使其最终作出的有罪答辩的正当性得到进一步的补强,而且有罪答辩决定本身也更趋于客观和可靠。

正是基于此,对于真正无辜者而言,控方的指控实际上是软弱无力的,尽管有量刑减让的诱惑,但基于与无罪判决的利益权衡也不会作出有罪答辩。但应该承认,考虑到被告人在对量刑减让与控方指控力度的综合判断上可能出现错误以及有罪答辩作出的复杂心态和外因的制约,也难免无辜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的风险。{5}(P111)关于这一问题,英国皇家司法委员会认为:“防止无辜者被诱导对其指控的犯罪作出有罪答辩,必须以维护量刑减让制度和鼓励真正犯罪者服罪的利益为前提,我们确信量刑减让制度应该保留,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使该制度更为有效的理由。”{8}(P346)很显然,量刑减让制度以少数无辜者被定罪为代价,保证大多数有罪者被定罪的利益被认为是合理的。另外,对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判断,还涉及到深层的司法观念问题。在英美等国,因认定事实标准的有限性和裁判者判断事实的灵活性而产生的判决的不确定性,使自认为无罪的被告人即使通过正式审判也不保获得无罪判决。美国有学者认为:“罪与非罪的分类并非象黑与白的界限那样简单和明了。犯罪的边界存在许多灰色地带,在推理的过程中,被告人的案件属于这样一种灰色地带,其宁愿认罪获得一个中间判决,而不愿通过正式审判要么获得所有,要么一无所有。”{9}(P958)由于罪与非罪在事实和法律标准上的不确定性,对无辜者也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故而量刑减让原则使真正无辜者作有罪答辩的观点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有罪答辩的作出在于被告人对量刑减让的预期和控方指控强弱综合考量的结果,但不可否认,被告人对量刑减让的预期仍是有罪答辩作出的最重要因素,因为无此预期,对控方指控程度的考量也就无从产生。被告人对量刑减让预期的判断,虽有来自于控方(辩诉交易中控方的允诺)和其律师告知的信息,但此类量刑减让信息的渠道,对于被告人量刑减让预期的判断上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必须承认,对定罪和量刑享有裁判权的法官对量刑减让的态度才是被告人对量刑减让预期的主要依据所在,并决定被告人犯罪认否的走向。那么,法官是否应向被告人作出可能的量刑减让的信息披露,即明确表达对有罪答辩者可能给予量刑减让的意愿?在此,法官实际上处于两难。如果法官明确表达对有罪答辩给予量刑减让的立场,不仅诱导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而放弃了正式审判所应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和正当程序的保障,而且法官的这种做法有对寻求给予被告人定罪的控方表示支持之嫌,损害了法官中立和公正的形象,对被告人也将产生一种有罪答辩上的压力。{8}(P330)但如果法官在审理或判决前对量刑减让问题缄默不语或明示有罪答辩与否对量刑并无二致,则有罪答辩的作出将因缺乏必要的信息和依据的支持而受阻,即便作了有罪答辩,因缺乏对量刑减让信息的预断,而影响被告人这一决定作出的明智性和自愿性,从而有损于有罪答辩的正当性。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英美等国在有罪答辩制度中所面临且又致力于解决的一个根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2}Peter Mirfield,silence.Confession and Improperly Obtained Evidence(M).Claarendon Press.Oxford,1997.

{3}(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4}Ralph Henham.Bargain Justice or Justice Denied?Sentence Discounts and the Criminal Process(J).The Modern Law Review.Vol.62,NO.4(1999).

{5}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Criminal Justice(C).1993.果然是京城土著

{6}A.Ashworth.Sentencing and Criminal Justice(M).Butterworths 2th ed,1995.

{7}Stepharos Bias.Judicial Fact—Finding and Sentence Enhancements in a World of Guilty Pleas(J).Yale Law Journal Vol.110.May 2001.

{8}Andrew Sanders Richard Young.Criminal Justice(M).Butterworths,1994.

{9}Wayne R.LaFave.etc.Criminal Procedure(M).Hornbook Series West Croup,3th ed,2000.

{10}龙宗智.论坦白从宽(J).法学研究,1998,(1).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4236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