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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理性的数学化与法律的理性化
【英文标题】 On the Mathematics Tendency of Reason and the Reason Tendency of Law
【作者】 何柏生【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期刊年份】 2005年
【期号】 4【页码】 45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165    
  人类的文明是靠理性建构的,所以,在世界各大文明中,都不缺乏理性。但同样是理性,在不同文明中却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如果在各文明之间作横向比较的话,那么,在中华文明中,理性呈现出的特点主要是实践理性;在印度文明中,理性呈现出的特点主要是宗教理性;而在西方文明中,理性呈现出的特点主要是数学理性。[1]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必须了解数学理性,必须对数学理性的内涵及形成过程作深入的探讨;而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便构成本文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于数学理性是西方文明呈现出的特点,所以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会受数学理性的影响,包括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在受数学理性影响后必然会在法律条文或法学学说中反映出来,因此,探讨数学理性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内容便构成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内容。[2]
  下面将对以上两个问题分别进行探讨。
  一、理性的数学化过程
  与世界上别的文明相比较,西方文明的突出特征是数学理性发达。数学理性是在西方社会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它孕育于古希腊文明,伴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成熟和定型。数学理性的基本内涵是:在对自然界的研究中,应采取客观的、定量的、超验的、简单的思维趋向;追求确定性的知识;注重演绎推理。数学理性内涵的形成过程就是理性的数学化过程。[3]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理性的数学化大概有如下几个主要标志:
  (一)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的形成
  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不但对后世的基督教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后世的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毕达哥拉斯时代,哲学家都在努力地寻求世界的本原,毕达哥拉斯也未能“免俗”,他与他的同乡——同处伊奥尼亚地方的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一样,竞相把某种元素称为世界的本原。泰勒斯把水称为世界的本原,阿那克西曼德把“阿派朗”或“无限者”称为世界的本原,阿那克西美尼则把气称为世界的本原。毕达哥拉斯认为把水、气以及土、火这些元素称为世界的本原虽然可以解释物质世界,但却不能解释像音乐一类的抽象事物。因此,必须寻求一种元素,作为本原,既能解释具体的物质事物,又能解释抽象的思想。这种元素被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就是数。
  我们知道,在原始文化中,广泛存在神秘数字。人们发明数字无疑是想用它来计数的,但由于原始人的头脑中存有万物有灵、巫术、互渗等观念,所以,人们便赋予这些数字别的文化蕴含,使这些数字涂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由于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在文明社会中被继承了下来,所以,人们涂在数字上的神秘色彩在文明社会中并未去掉,继续占据着许多人的头脑。于是,人们继续用数字解释某些事物或某些事件。《原始思维》一书的作者列维一布留尔说:
  ……就是在现在,我们也能够确定,对这个或那个社会集体来说,在头十个数中,没有一个数不具有特别的神秘的意义。……即使在最进步的民族中间,也还可以在宗教和形而上学中分辨出这种神秘性质的痕迹。……‘一’在一神教和一元论哲学体系中保持着自己的威信。‘二’常常以自己对称的对立属性与‘一’对立着,因为它表示的、包含的、产生的东西是与由‘一’所表示的、包含的、产生的东西严格对立的。凡在一是善、秩序、完美、幸福的本原的地方,二就是恶、混乱、缺陷的本原;二是灾难之兆,不幸之源。[4]
  在毕达哥拉斯生活的那个时代,神秘数字的存在自然比现在更广泛。由于受神秘数字的影响,毕达哥拉斯便也用数来解释自然现象,解释万物,于是,“万物皆数”的观念便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数是万物的本原,这种观点可称为“数本说”。在人类史上,“数本说”是毕达哥拉斯第一个提出来的,此种观点对后世的影响是当时别的哲学家的观点所望尘莫及的。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毕达哥拉斯所说的“数”是整数。这就是说,万物是由整数产生的。虽然那时已有分数,但毕达哥拉斯把分数并不当分数看待,而是当作两个整数之比。至于无理数,毕达哥拉斯压根儿就没想到世上还有这种“怪东西”。所以,当毕达哥拉斯发现以他名字命名的定理,即中国所称的勾股定理时,无理数这种“怪东西”就出现了。当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都是1时,斜边竟然是2的平方根,是一个无理数,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无理数的发现对“数本说”的打击简直是毁灭性的,因为无理数的发现否定了毕达哥拉斯宣称的万物皆数的信条,亦即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能归结为整数或整数之比的信条。这就是说,无理数的发现使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从而引发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数学危机。希腊人不愿取无理数的近似值,为了追求精确,他们用几何方法来处理无理数,从而导致古希腊数学研究的重点由算术转向了几何,研究数学的方法由计算转向了推理。在哲学上,人们认识到,感性直观是不可靠的,从而推动哲学转向崇尚理性。古希腊人注重演绎推理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毕达哥拉斯学派有许多成员,成员中最著名的无疑要数柏拉图。柏拉图对数学非常重视,在其学园门口写有“不懂数学,不得入内”的匾额。柏拉图对数学小有贡献,但对数学哲学却大有贡献。他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就是提出理念论。
  由于柏拉图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所以,他清楚地知道因无理数的发现引起的数学危机的意义。为了探求可靠知识,寻找永恒不变的知识对象,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论。他认为存在两个世界,一是物质世界,一是理念世界。物质世界通过感官就可感知到,而理念世界通过感官是无法感知到的。感官所能感知到的世界是具体的、易逝的、有缺陷的,而理念世界则要通过心灵才能理解、把握,是抽象的、永恒的、完美的。由于数学处理的都是理想化了的东西,是“把灵魂拖着离开变化世界进入实在世界的学问”,[5]所以,数学是由物质世界进入理念世界的阶梯。柏拉图的理念论吸收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模仿说”。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事物是模仿数而存在的,柏拉图则提出事物是“分有”理念而存在的。柏拉图强调了数学对于哲学和了解宇宙的极端重要作用,认为“神永远按照几何规律办事”,世界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的。 从以上对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理论的论述可看出,他们的理论传统的内涵主要是:世界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的;理性比感性更重要,亦即理念世界比物质世界更重要;演绎推理的方法在寻求精确性知识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不难看出,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在寻求理性知识的过程中,已经把数学知识注入到了理性知识中去了,这是理性数学化的开始。
  (二)形式逻辑以及公理化方法的创立
  遵循逻辑是理性的基本原则。古希腊由亚里斯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主要是在几何学的影响下完成的,[6]所以,形式逻辑带有数学特征。例如,三段论推理,逻辑中的矛盾律、排中律等都是从几何证明中总结出来的。几何中的基本推理是演绎推理,所以,三段论推理便构成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主要推理方式。几何中有公理,于是,形式逻辑中也有公理,其公理就是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充足理由律。
  理性在早期社会中所表现出的巨大威力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突出特色是采取公理化方法写成的。《几何原本》全书内容是对465个定理加以证明,这些定理全是欧几里得之前以及同代人发现的,没有一个是欧几里得自己发现的,就这一点来说,《几何原本》本不值得人们重视。然而,《几何原本》却成为人类有史以来仅次于《圣经》的畅销书,原因就在于欧几里得对《几何原本》一书的体系有一个好的、科学的编排,其编排方法就是公理化方法。
  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叙说了23个定义,5个公理和5个公设,然后运用演绎推理,从定义、公设和公理出发,把465个定理一一地加以证明,使这些定理全都无懈可击,成为确定性的知识。在《几何原本》中没有得到证明的唯有定义、公设和公理,这些概念可称为原始概念,没法得到证明,只能通过直观的洞察,认定这些概念是可靠的,直接拿来,加以使用;这就是公理化方法。
  公理化方法亦即欧几里得几何的创立,使人们看到了理性的巨大威力。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克莱因所说:“欧几里得几何的创立,对人类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产生了一些有用的、美妙的定理,更主要的是它孕育出了一种理性精神,人类任何其他的创造,都不可能像欧几里得几何的几百条证明那样,显示出这样多的知识都是仅仅靠推理而推导出来的。这些大量深奥的演绎结果,使得希腊人和以后的文明了解到理性的力量,从而增强了他们利用这种才能获得成功的信心。受这一成就的鼓舞,西方人把理性运用于其他领域。神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所有真理的追求者,纷纷仿效欧几里得几何的形式和推演过程。”[7]这就是说,在历史上,由于公理化方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欧几里得几何的影响超过了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
  (三)伽利略创立的以定量代替定性科学研究方法的形成
  人们常把伽利略称为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开创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并且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他首先把实验方法引入物理学,主张用实验——数学方法研究自然规律。他相信世界是由数学规律构成的,自然之书是由数学语言写成的。他认为对自然知识的探求应采取数学描述的方法,反对采用物理解释的方法。他要研究和证明的是运动的性质而不是为什么会这样。要把正确的科学探索同寻求最后原因之类的问题分别开来,在科学探索时,关注的焦点应是怎样进行数学描述。“伽利略追求描述的决定是关于科学方法论最深刻最有成效的变革。它的重要性,以后会更明显,就在于把科学置于数学的保护之下。”[8]
  在伽利略之前,科学家主要致力于对现象的物理解释。在古希腊,虽然已经知道世界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的,但在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中并不采用数学描述的方法,而是普遍采用物理解释。例如,亚里斯多德研究过许多自然现象,但在他的厚厚的著作中,发现不了一个数学公式。在研究空中的物体落在地球上这个自然现象时,亚里斯多德力图解释的是物体下落的原因,认为宇宙中所有物体都有自然位置,重的物体的自然位置是地球中心,轻的物体的自然位置是天空,静止状态是物体的常态,当物体离开自然位置后,必然要恢复到自然位置去,空中的物体落在地上就是恢复到自然位置上。中世纪的欧洲人与古希腊人一样,关心的仍是现象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但给现象增加了目的。同样是解释物体运动,圣·托马斯(St.Thomas)认为物体产生运动的原因在于物体有一种企图实现自己运动的潜能。对于天上为什么下雨现象的解释是:雨能浇灌人类的庄稼,庄稼成熟后能给人类提供食物,而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服务于上帝。
  伽利略在科学研究中认识到,以往人们对于现象原因和结果的解释全属臆想,与真理相差甚远,完全不能给人们以任何揭示和控制自然界运动的力量。为了增进科学知识,就必须改变这种方法,即对现象进行物理解释的方法,代之以对现象进行定量描述的方法。面对空中物体落在地球上这一现象,伽利略的解释方法与亚里斯多德迥然不同,伽利略用数学记号来表述,给出一个公式,用数学法则来描述物体的下落,并不解释物体下落的原因。当伽利略“强调数学描述时,就是反对把很少获得成功的定性研究和因果研究纳入自然界”。这些单纯的数学公式似乎解释不了什么东西,没有多少价值,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公式却被证明是人类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界最有价值的知识。我们将发现,近代科学在实用方面和理论方面最激动人心的成就,主要是通过熟练地运用日积月累的定量的、描述的知识才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关于现象原因的形而上学的、神学的甚至是机械论的解释。近代科学的历史,就是逐渐摈弃上帝和恶魔,从而将关于光、声、力、化学过程以及其他概念的模糊思想转变为数量关系的历史。”[9]
  从理性发展的历程来看,伽利略提出的以定量代替定性的科学方法使人类的认识对象由模糊变得清晰,由抽象变得具体,使人类的理性又增加了定量的特征。而且,由于以定量代替定性,所以,那些与定量无关的概念,如起源、本质、性质、因果性、目的之类的概念在一定领域内和在一定范围内就被空间、时间、重量、速度、加速度、惯性、力、能、能量等概念替代;这些替代的概念在征服自然界、使自然界理性化的过程中具有伟大的意义。这是理性数学化的又一重要成果。谁敢欺负我的人
  (四)笛卡儿带有数学色彩哲学的创立
  如果说伽利略是近代科学之父,那么笛卡儿则是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哲学就像欧几里得几何一样,全部体系都是从公理演绎出来的。所不同的是,《几何原本》有五个公理和五个公设,而笛卡尔哲学则只有四个公理,这四个公理是:(1)我思故我在;[10](2)每一现象必有原因;(3)效果(结果)不能大于它的原因;(4)人心中本来就有完美、空间、时间和运动的观念。
  笛卡尔首先从公理中推出上帝存在。他的推论过程是这样的:既然一个人疑心重重,而又所知甚少,所以,人不可能是完美的存在体。然而,按照公理(4),人的确在思想中拥有完美的观念,特别是一个全知、全能、永恒的存在的观念。那么,这些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考虑到公理(3),完美的观念不能从不完美的人心中推导或创造出来。因此,它只能来自一个完美的存在体,这就是上帝。所以,上帝存在。[11]
  既然证明了上帝存在,而上帝又是完美的,是不会欺骗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直觉是可以认识真理的。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自然界的规律,而自然界的规律是上帝按照数学定律建立的。从这些基本观点出发,笛卡尔推演出他的哲学体系。
  笛卡尔既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解析几何就是他的杰作)。对他来说,公理化方法是很熟悉的。笛卡尔以怀疑的目光审视各个学科,发现除数学以外,别的学科都存在重大“瑕疵”。他研读哲学,发现经过千百年研讨的哲学,却找不出一件事不在争辩之中。至于在哲学这个不稳定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别的学问,自然是不坚实的。那么,笛卡尔看上了数学的什么了呢?答案是确定性。别的学科的基础都存在问题,经不起怀疑,而数学则不一样,它的基础是公理。公理是清晰的、不证自明的,这样的基础可以说是坚如磐石。从这样的基础出发,经过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无误的。所以说,数学的确实性是公认的。数学的基础是明晰的,结论自然是不容怀疑的。笛卡尔由此得到启发,把这种公理化方法运用到他的哲学体系的建构中去。由此可以看出,笛卡尔否定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认为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只有依靠理性的直觉和演绎得到的知识才是可靠的。这种得到知识的方法就是演绎的数学的方法。所以说,笛卡尔哲学带有数学特征。笛卡尔是唯理主义者,强调理性在认识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理性在笛卡尔哲学中不可避免地也带有数学特征。形而上学在挖掘它的最深基石时,发现挖出的最深基石竟是数学。
  在哲学史上,笛卡尔高高举起的是理性的大旗,旗上绣的是“我思故我在”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笛卡尔从怀疑一切开始,但在怀疑的过程中却发现有不能怀疑的东西,这就是“我思故我在”。因为怀疑者不能怀疑自身正在怀疑这件事,这就说明“我在”,进而由“我在”变为“我”(因为“我在”内涵着“我”),使人去思考人本身。“我认识了我是一个主体,它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他之所以是,并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这个使我成其为我的灵魂,是与形体完全不同的,甚至形体容易认识,即使形体并不是,它还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它。”[12]这样,“我”或者“自我”,就代表人类主体性,被说成是思想的中心和思想的实体。于是,主体、客体的区分在笛卡尔这里就产生了。“我思故我在”经过笛卡尔理性眼光的审视,发现具有确定性。而对确定性的追求使得对数学因素的采纳成为可能,也使得数学因素在形而上学上的发展成为可能。笛卡尔之所以采纳数学因素,就是因为数学因素在他的知识体系中能提供确定性。数学因素“要明确地把自身展现为一切思想的尺度,建立由此出现的法则”。[13]笛卡尔哲学无论在奠基的过程中还是在形而上学体系构建过程中数学都参与了。笛卡尔说:“为发现关于事物的真理,方法是必要的。”为什么说方法是必要的呢?海德格尔解释说,方法虽不是科学的各种装备之一,只是一个基本成分,但这个基本成分规定着什么能够成为对象以及它如何成为对象。[14]这就是说,方法决定着对象范围。因此,笛卡尔哲学所采用的数学方法决定了笛卡尔哲学的对象范围。由于把数学因素设定为一切知识的原则,因而以往的一切知识就必然被置于疑问之中,而不管它们是否站得住脚。
  笛卡尔认为清晰而明确的观念是真实的,这是他确定公理的一项原则。“清晰而明确”意味着可以量化。在笛卡尔创构的机械论世界观中,认为物质世界仅仅是由物质及其时空属性组成的。物质的本质是什么呢?笛卡尔把它解释为广延性,即物质的本质仅仅存在于诸如形状、大小和运动等属性上;这些属性都是可以量化的。广延和运动可以量化,说明物质的本质人们可以准确地把握。笛卡尔对物质本质的量化解释是对伽利略以定量代替定性科学方法论的深化,进一步指明了世界的本质是数学化的;而数学化的世界是可以用数学方法即量化的方法把握的。
  总之,在笛卡尔哲学中,数学具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的意义。
  (五)牛顿的影响
  牛顿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牛顿通过他的科学活动,使科学超越了神学,成为真理问题的评判标准。从此,科学观代替宗教观(在西方)成为人们世界观中的核心观念了。哲学观念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从科学观念中寻找根据了。
  如果说笛卡尔认为物质最基本最可靠的性质是形状、延展性和在时空中的运动的话,那么,牛顿则认为物质的最基本最可靠的性质除了以上笛卡尔所说的外,还应加上质量,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质量是物质更为重要的本质属性,因为运动原理是从质量概念而来的,质量能把物质的运动还原到严格的数学公式。可以说,力学的一切基本单位都可以用质量、空间和时间的单位来定义。
  牛顿把运动分为相对运动和绝对运动。绝对运动蕴含了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15]无限的、绝对的空间和时间是供质量进行机械运动的庞大的、独立的实体。既然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是供质量进行机械运动的实体,那就说明世界是一部巨大的机器,蕴含着除了那些无边无际的数学存在外,上帝已无处可藏。尽管牛顿是上帝虔诚的信徒,但他的科学理论却对上帝一点都不留情,偌大的宇宙,竟无上帝容身之所。在客观上,牛顿成功地用科学驱赶走了上帝。在人类理性发展史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完全可以说,是数学公式驱赶走了上帝。
  牛顿的理论中有许多“荒谬”之处,一些基本概念是虚构的,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如引力、质量等概念。这一点牛顿也很清楚,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至于引力是物质所内在的,固有的和根本的,因而一个物体可以穿过真空超距地作用于另一个物体,毋须有任何一种东西的中间干预,用以把它们的作用和力从一个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物体,这种说法对我来说,尤其荒谬。我相信凡在哲学方面有思想才能的人绝不会陷入这种荒谬之中。引力必然是有一个按一定规律行事的主宰所造成的,但是这个主宰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我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牛顿内心是很想把引力的本质解释清楚的,但事实上无法做到。牛顿以后的科学家也没有做到(至少提出的理论没有得到公认)。但牛顿并没有在对引力没解释清楚之前就踟蹰不前,而是牺牲物理上的可解释性,寻求数学上的可描述性和可预测性。牛顿“用数学概念及量化了的公式,还有能导致公式的数学推导重铸了整个17世纪的物理学。牛顿的光辉业绩呈现给人类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和一个用一套普遍的,仅用数学表述的物理原理控制的宇宙。”[16]牛顿之后,许多科学家继承了牛顿的方法,从此,定量的、数学化的方法便构成了科学的本质,对自然的物理解释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科学一词的定义也具有了数学特征:“科学是对自然过程的精确的数学描述。”[17]
  牛顿的伟大不但在于他发现了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而且在于他对知识进行了一次大综合。牛顿从清楚明白的被证实的现象出发,获得用数学语言所描述的自然界行为状态的定律,然后再用演绎推理,推导出新的定律。在牛顿发现的定律中,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是最基本的定律,由这两个定律推导出了许多定律,开普勒三定律就可从牛顿两个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推导出来。可以说,整个力学理论都可从牛顿的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推导出来,都可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这充分说明了自然界的规律是数学规律。自牛顿以后,人们便不再对此加以怀疑了。
  我们知道,自然界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的,这一观点是毕达哥拉斯提出来的,但在毕达哥拉斯生活的时代,这一观点尽管有某些自然现象的支持,然而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臆测,缺乏更多的科学理论的支持。是牛顿把这一理论科学化了。在大量定律、公式面前,人们不由不信。这是牛顿对近代思想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而且,由于牛顿成功地把上帝从自然界中驱赶走了,所以,毕达哥拉斯附着在“万物皆数”理论上的神秘色彩也在牛顿之后褪去了。
  在牛顿之前,开普勒研究的是天体运动,而伽利略研究的是地球表面上的物质运动。天体运动和地球表面上的物质运动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普遍被认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是牛顿将两种运动结合起来,认作是性质相同的运动。
  根据伽利略的第一运动定律,物体永远沿直线匀速运动,除非它受到外力的作用。所以,行星本应作匀速直线运动,但从天上观测到的行星都在按照开普勒定律围绕太阳做椭圆运动。这是为什么呢?牛顿认为这是有一种力在起作用,他把这种力叫做吸引力,是从太阳中产生的。至于地球对地球表面上的物体所产生的吸引力似乎是科学家都认为的。抛在空中的物体,最后都落在地球表面,说明地球对物体具有吸引力。牛顿没去解释吸引力的物理本质,而是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转变为一个数学问题,用数学公式描述太阳对行星的作用力和地球对它附近物体的作用力。这两种力的性质是否一样,牛顿无法做实验,但他发现描述这两类现象的公式相同,由此他断定,这两种情况是同一种力在起作用。[18]所以,是一个数学公式使牛顿把天体运动和地球表面的物体运动结合起来,视为同一种性质的物质运动。既然天体运动与地球表面的物体运动属于相同性质的运动,那么天地就应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天上也没有神秘的东西了。这是对古希腊人认为的月上世界与月下世界遵循不同运动规律观点的否定,是对天地不平等观念的否定。这种对自然界的理性认识,对平等的政治观、法律观的形成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总之,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不但对自然科学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后世人们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一是使人们确信自然界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的,定量的、数学化的方法构成了科学的本质;二是使人们认识到世界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从而使上帝的作用大大降低,直至完全消除;三是使人们认识到宇宙间的物质运动遵循相同的规律,从而消除了天上人间的不平等;四是牛顿的科学方法使数学与实验结合起来,不但使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得到发扬,而且使经验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9]牛顿的著作标志着科学革命的高峰,使数学对人类思想的影响达到最高峰。从此,数学化成为一股强大的洪流,向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奔涌而去。数学理性在西方经过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努力,最终形成。
  二、法律的理性化过程
  从第一部分可知,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带有数学化特征。由于西方法律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西方法律文化在理性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像西方文化那样带有数学化特征,也即受数学理性的影响。本文所说的法律的理性化过程等同于法律文化的理性化过程,只不过有时出于习惯的原因而采用“法律的理性化”这样的用语。
  西方法律文化的数学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法律中神秘色彩的去除
  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把知识发展分为三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20]孔德对知识的三阶段划分从知识的发展历程来说是正确的。知识发展的最早阶段是神学阶段,这一论断无论是从史书的记载中还是从考察现代原始部落中都可得到印证。早期人类由于对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无法理解,便赋予这些现象神秘的色彩。他们用神秘的眼光看待一切。对早期人类来说,纯物理的现象是没有的。现代人所感知到的自然现象早期人类是感知不到的,他们用与我们相同的眼光看待世界,但用与我们不同的意识去感知世界。早期人类思维的一大特点是主体客体不加区分,思维浑然一体。早期人类也曾企图对现象作出解释,但他们用的是巫术、神话方法。巫术、神话理论不讲逻辑、不讲因果关系,“平白无故地”就把一事物与另一事物联系起来了。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类创造神话,不是为了再造一个合乎物理规律的世界,而是造就一个“戏剧世界”,即一个有着行动的、情感的、富有魔力的世界。因此,神话中表现出来的不是太阳、月亮、风雨雷电这样一些自然物象,而是恐惧、哀愁、痛苦、激动、欢乐、兴奋、狂喜这样一些内在情感。[21]所以说,越是原始的人,越是注重情感,注重主观性的东西。
  现代人由于过于注重理性,便瞧不起非理性的神话。其实,从文明发展史来看,文明往往是从神话开始的。学者亚·泰纳谢说:“原始人的神话包括了他们的全部文化。稍晚,从中分离出宗教(已经教义化了的)、分科科学、法学、音乐、造型艺术。但即使在原始制度之后,神话仍继续是文化的一个方面,有时甚至是很重要的东西。”[22]早期希腊文明就是从神话开始的。读完了神话和诗歌,[23]哲学才出现。神话主宰文化之后,宗教开始主宰文化(大多数文明如此)。宗教比起神话来说,有了理性的成分。尤其是基督教、佛教,教义中的理性分析占有很大的比重。尽管如此,在宗教中神秘主义还是占主流,否则就不是宗教了。
  我们知道,世界观亦称宇宙观,是人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它是自然观、宗教观、社会历史观、伦理观、审美观、科学观等的总称。由于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各种各样,所以,人们的世界观也是各种各样的。从古到今,出现过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类文明史已有几千年,在科学观取代宗教观、伦理观(主要是中华文明)之前,宗教观、伦理观在世界观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影响了其他观念。由于宗教观在世界观中的这种地位,它自然会对法律观产生影响。只要考察一下古代法律,就不难发现法律中神的踪影。
  《汉穆拉比王法典》是现今看到的古代较完整的法典,这部法典有一个“序言”,述说了汉穆拉比王制定这部法典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神的旨意。该法典在“序言”中提到:
  安努那克之王,至大之安努,与决定国运之天地主宰恩利尔,授与埃亚之长子马都克以统治全人类之权,表彰之于伊极极之中,以其庄严之名为巴比伦之名,使之成为万方之最强大者,并在其中建立一个其根基与天地共始终的不朽王国——当这时候,安努与恩利尔为人类福祉计,命令我,荣耀而畏神的君主,汉穆拉比,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不凌弱,使我有如沙马什,昭临黔首,光耀大地。该法典在正文之后,汉穆拉比又告诉人们必须遵守它制定的法典,否则就要受到神的惩
  依天地之伟大法官沙马什的命令,我的正义必须照耀于世,遵吾主马都克的旨意,我之创制必无人可以变更。……倘其人不崇敬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之言词,蔑视我的诅咒,不畏神灵的谴责,废除我所决定之司法判决,变更我的创制,磨灭我所铭刻的名字而刻入自己的名字,或对此诅咒心怀畏惧而唆使他人为之,则不论其为帝为王,为城邦之长,或为其他任何有尊称之人,愿众神之父,赐我统驭之权的伟大的安努,剥夺其贵为王者的光辉,断其王笏,诅咒其命运;愿决定命运而其命令不可更改且尝光大我的王权的主神恩利尔,使其祸起萧墙,消弭无术,而终趋灭亡,注定其统治动摇,国祚短暂,饥馑连年,天日无光,死不旋踵,并以有力之言宣布其城市毁灭,其人民离散,其王位灭绝,其姓名及国号无传……
  汉穆拉比在法典正文之后,几乎把当时巴比伦的著名神灵都叙说一遍,祈求它们惩罚毁灭法典和不遵守法典之人。这段话很经典地反映了神权对法律的影响,由于原文过长,这里从略。[24]
  其实,在古代的两河流域,借用神权使法典得以有效实施的做法很普遍。在汉穆拉比之前,约公元前20世纪颁布的《伊新国王李必特·伊丝达的法典》也在“序言”中宣称:“我,李必特·伊丝达,尼普尔的恭顺牧人、乌尔的忠实的恩加尔、埃里都的亲近之人、乌鲁克的善良僧侣、伊新的王、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伊兰娜所关怀的人,依照恩利尔的嘱咐,在苏美尔和阿卡德确立法律。”[25]
  印度《摩奴法典》的制定者摩奴被称为自在神之子。[26]中国古代的最高统治者也被称为天子,天之子制定的法律自然就带有神的印迹。当然,在中世纪,在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里,由于政教合一,神权对政权的影响更大,《圣经》、《古兰经》就是法典,人们的行为规范都要遵守它。
  然而,到了近代,从西方开始,法律中的神秘色彩越来越少。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中虽有“自然神明”、“造物主”、“神明福祜”、“在上帝面前和庇护下”之类的字眼,但这时的上帝已不具有往日的威严了,昔日被认为是对上帝大逆不道的话现在已不受任何惩罚了,因为法律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教会对侵犯上帝的人已无可奈何了。《法国人权宣言》第10条明文规定:“任何人都不应当因为其意见,甚至宗教上的意见而遭受干扰……”此后制定的法律甚至连这些“习惯用语”也没有了,神秘色彩在法律中彻底去除了。现代大多数国家制定的法律已完全是世俗的,找不到上帝的影子。
  法律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主要原因就是科学战胜了宗教。而科学是什么呢?简而言之,科学就是数学描述。所以,与其说是科学战胜了宗教,还不如说是数学战胜了宗教。
  数学战胜宗教是一步步完成的,第一步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在哥白尼的日心说产生之前,流行的学说是受教会支持的地心说。地心说理论的系统阐发者是古希腊人托勒密。托勒密的地心说理论虽然对许多天体现象作了解释,但这种解释很复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解释得越来越不准确。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比起托勒密的地心说理论大为简化。哥白尼信奉“自然界爱好简单性”的理论,他看到他创立的日心说理论比地心说理论在用数学描述时更为简单,便确信他的日心说理论是正确的。哥白尼在意大利呆过六年,深受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影响,“确信整个宇宙是由数构成的,因此凡是在数学为真的东西也在实际上或者天文学上为真。我们的地球也不例外,它本质上也是几何的,因此数学价值的相对性原理如同适用于天文学王国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也适用于人类领域。”[27]事实上,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当时的日心说理论在解释许多天体现象时是不准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日心说的人与哥白尼一样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信念,即“自然界爱好简单性”的信念。可以说,正是数学方面的长处,使得包括哥白尼在内的人们确信日心说是正确的。日心说的创立,使人类居住的地球从宇宙中心的位置变得边缘化了,成为一个无足轻重、普普通通的行星了。这对支持地心说的基督教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教会认为,天堂、上帝都在天上,天体在质上更高贵,比地球更灵活易变;而日心说使地上也成为天上,使天地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哥白尼的日心说在教会编织的重重帷幕上撕裂了一个口子,从此,科学开始向宗教宣战。光宗耀祖支撑着我去教室
  在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人中,有一人名叫开普勒。开普勒发现的行星运动三定律,有力地证明了哥白尼学说的正确,使哥白尼的日心说逐渐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有人正确地评论说:“开普勒是第一个冒险对(天文学的)问题进行严密数学处理的人,是在新科学那特有的意义上第一个确立起自然律的人。”[28]
  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第一定律是:行星沿椭圆轨道运动,太阳位于椭圆的焦点上。哥白尼认为行星绕太阳作圆周运动,开普勒则改为作椭圆运动。可别小瞧这一改动,在那个时代,这一改动对宗教的冲击特别大。从古希腊一直到开普勒时代,人们都认为圆是最完美的形状,天体都是神或者与神有亲近关系,都是完美的物体,所以,都作圆周运动。而椭圆显然不是最完美的形状,作为完美物体的天体怎会做椭圆运动。
  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第二定律是:一个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连接线,在相等时间内扫出相等面积。这就是说,行星在运动的过程中,时快时慢,速度不匀。当行星离太阳近时,速度变快;离太阳远时,速度变慢。这与古希腊人、中世纪人的观念是不相同的。古希腊人和中世纪人认为,天体运动是匀速的,如果时快时慢,与神有关的行星的威严就没有了。
  我们不难看出,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不但是对哥白尼学说的证明,而且是重大发展。如果说哥白尼学说是把教会编织的帷幕撕裂了一个口子,那么,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则把教会编织的帷幕掀开了一面。
  伽利略更是“胆大妄为”,公开否定《圣经》的权威性。伽利略认为上帝是一个几何学家,他用数学体制创造了世界。由于数学具有确定性,所以,通过数学方法获得的自然知识必然具有确定性。当《圣经》与自然知识不相符时,伽利略认为应抛弃《圣经》,而遵从自然。伽利略说:
  我认为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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