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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对死刑犯岂能实行“安乐死”?!
【副标题】 谈我国注射行刑方式【作者】 谢冬慧
【作者单位】 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分类】 刑法总则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9
【页码】 13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7483    
  
  刑事诉讼法212条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法执行”。采用注射行刑法是我国刑诉法于1996年增加的新规定,并且于1998年3月28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实践,继而在成都市中院再一次对8名死刑犯采用注射方式予以执行。“在死刑执行现场,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瞄准、射击,一间屋子代替了空旷的郊外法场,罪犯被固定在床上,法警将针剂注入罪犯体内,几分钟后,罪犯安静地死去了,这就是注射法执行死刑。”[1]据悉,执行室是一间单独的隔离室,置有两张床,环境舒适。在注射全过程中,死者无明显痛苦表情,死后无任何异常状况。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已正式宣布,中国保留枪决式死刑执行方式的同时,在全国逐步推广注射药物执行死刑的方式。我认为,在我国目前不宜推广注射法行刑方式。理由如下:
  一、有悖死刑的立法初衷
  死刑作为一个最严厉的刑种,是随着国家和法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一直延续至今,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保留和运用。依据我国刑法,死刑是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所采取的剥夺其生命的刑罚方法。从我国刑法实施以来,社会秩序的状况已证明了死刑对社会秩序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古以来,死刑的威慑功能和预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就连主张废除死刑的美国,一些学者也认为死刑具有最大的慑止效果。如,经济学家埃利克认为,死刑的废存和杀人率的升降联系密切,并声称每执行一起死刑,便可阻止7—8起杀人案。另一美国学者杨克基也通过分析得出每执行一起死刑可遏制156起杀人案的结论。[2]在我国,虽无人对死刑的遏制力进行系统的考察,但有关死刑之遏制力的证据也俯拾即是。[3]
  那么死刑的威慑力源自何处?我想除了人们对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的被剥夺感到害怕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死刑的行刑过程对人们心灵的震撼。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刑罚对犯罪人所具有的威慑功能,虽然可以在量刑阶段有所体现,但作为其渊源的主要是行刑。[4]”通观古今中外一切统治阶级刑法中关于死刑的规定和实施情况,死刑一般都很严苛、很残酷。从汉谟拉比法典到德国刑法;从秦始皇的“腰斩”、“族刑”到国民党时代残酷的刑法……这些残酷刑法的执行过程对包括潜在犯罪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所产生的威慑效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根据心理学知识,感觉对知觉的影响是直接的、深远的。可以说,执行死刑的过程对潜在犯罪分子而言,无疑是一个警醒的信号。因为国家对犯罪分子的实际行刑过程,可以强化潜在犯罪分子对受刑之苦的畏惧,使其感到受刑罚惩罚的现实性,因耳闻目睹他人受刑之苦而不敢步犯罪分子之后尘。对一般守法者来说,这种行刑过程不但对稳固自觉守法者的守法意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强化自发守法者的习惯性守法行为与促成其自觉守法都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其与量刑一样,对自觉守法者与自发守法者具有鼓励功能。死刑有着特有的表达对严重犯罪之相应的否定作用,从而构成了肯定守法的价值,是巩固与强化守法知识的重要途径。死刑的这些立法初衷,是其他任何刑罚所不能取代的。对于杀人、强奸、抢劫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犯罪,没有死刑立法和严厉的行刑过程,不但不足以表达对他们的否定,反而会贬低犯罪所侵害的客体的价值,进而导致公民对守法的价值的怀疑,动摇守法意识,其结果不堪设相。
  二、与罪刑相当原则不相适应
  罪刑相当原则来源于人们心中的正义、公平的理念。其源渊可追溯到人类早期的同态复仇习惯。伊斯兰教《古兰经》明确讯示:“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鼻偿鼻,以牙还牙;一切创伤,都要抵偿。[5]同态复仇是人类开始克服极端情绪、实施行为节制、有效调处激烈冲突的最初表现。同时也反映了原始人类朴素公正的价值取向,其价值基础就在于追求侵害与复仇行为在利害上的直观对等性。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在其《论法律》中阐述道:应当“使每个人受到与自己的行为相应的惩罚——施暴处以死刑或剥夺公民权;贪婪处以罚金;贪图功名处以辱没名誉。”[6]近代资产阶级自然法的创始人格老秀斯曾指出:“惩罚之苦等于行为之恶。”[7]现代社会这种植根于人们心中的正义、公平观念是挥之不去的。正因为如此,各国刑罚通过惩罚犯罪,使受到犯罪侵害的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得以恢复,社会公平和正义理念得以实现。
  这种罚刑相当原则要求施于别人痛苦或祸害的犯罪人也应得到痛苦或祸害的报应,而且具正当性。正如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谁使人流血的,人亦必使他流血”,日本刑法学者小野清一郎教授指出:报应的害恶是作恶者的“自业自行”,即作恶者通过自己行为的善恶给自己带来的害恶,而“自业自得是严肃的道义、伦理的法则。”[8]
  我国注射法行刑方式提倡:让罪犯无痛苦死亡。“注射”过程分两次,第一次是麻醉药物,执行干警一边跟死刑犯交谈一边推药液,还告诉他“不要紧张”等,一会功夫,罪犯就失去知觉;第二次是一种可以令其无痛苦死亡的特制药液,注射过程只需几分钟,有的只需几十秒钟,这一过程与医学界讨论的对绝症病人实行“安乐死”何其相似,从而使死刑行刑工作大大失去其严肃性,与罪刑相应原则不相适应。
  不难理解,罪刑相当原则不应仅仅体现在立法上规定犯罪分子所犯罪行与其应受到的惩罚相一致,而且也应体现在执法过程中对犯罪分子惩罚的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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