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学》
法律是对事实的公认
【副标题】 兼论新闻立法要从实际出发【作者】 王强华
【分类】 法律信息【期刊年份】 1990年
【期号】 11【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7660    
  在起草新闻法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强调立法要从现实(实际)出发。另一种以“立法活动是一种理性活动”为理由,强调要按理性的要求制定新闻法,否则就是要人们盲目地、被动地适应现实,以求生存,就是提倡群众盲目地服从现实,一切照办。这实际上是一种“超前”立法的主张,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愿与“超前”立法论者商榷。
  (一)
  立法要不要强调从现实(实际)出发,首先要弄清楚法律与现实的关系,从理论上分清是非。
  法律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是以规定人们的权利(职权)与义务(职责)作为它的基本内容的。人们在法律行为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是法律关系。法律正是通过确定和调整法律关系来发挥作用的。
  在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个人和组织)为了社会交往和满足自己的社会需求,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就是诸种社会关系中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就其性质来分,可以分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法律关系是一种思想关系、意志关系。其所以如此,首先是任何一种具体的法律关系的形成,通常是有赖于有关当事人(双方或一方)的意志表示,即使有些法律关系的形成没有当事人的意志表示,但它的实现也必须有赖于当事人的意志表示;其次从总体上来说,任何法律关系都是根据法律规定而形成的,既然法律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那么法律关系也就必然成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法律关系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它只能从现实中来。正如马克思在概括法律和现实的关系时所指出的:“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因此,“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4页)马克思还指出:“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法律的规定,实际古有才具有合法的占有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即具有私有权。“在普遍法律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合理的习惯权利不过是一种由法律规定为权办的习惯,因为权利并不因为已被确认为法律而不再是习惯,它不再仅仅是习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2页、第143页)这就是说,不论“占有”“习惯”,都是“事实”,是第一性的,而私有权、“习惯权利”则是对“事实”的法律规定,是第二性的。
  既然事实是第一性的,法律是对事实的公认,那么,对于立法来说,就必须从现实出发,反映现实的关系和发展的要求,对于立法者来说,就应该着力于总结现实的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使之形成为法律,而不是离开现实作“理性的要求”,搞所谓的“超前”立法。正如马克思在谈到立法和立法者的任务时所指出的:“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立法的实践,列宁、毛泽东却有领导立法的经验。列宁在谈到第一个苏维埃宪法时指出:这个苏维埃宪法,“不是法律家杜撰出来的,也不是从别的宪法抄来的”,它“记载了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国内和全世界剥削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集中表现了生活中已经实现的东西,并将在实际运用中得到修正和补充。”(《列宁全集》第28卷第129页、第18页)毛泽东在谈到我国第一部宪法草案时指出:“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他明确写道:“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8、709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与其他法律相比,不仅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而且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既然宪法都要求从现实出发,那么其他法律(包括新闻法)能够违背这个原则吗?
  “超前”立法论者反对立法要从现实出发,主张“超前”,理由是立法活动是一种理性活动,他们强调应当根据“理性的要求”来对待现实。对此应作进一步分析。说“立法活动是一种理性活动”,当然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人们的“理性活动”、“理性的要求”究竟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哪一位“至圣”“先哲”的头脑里生成的吗?都不是。归根到底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认识从实践中来,并且把人们的认识活动分成感性活动和理性活动两个相互联结的阶段。人与客观事物相联系,首先接受的是对它的感性材料,从而形成了感性认识,然后再通过理性活动,即毛泽东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样才能提出“理性的要求”。可见,强调“立法活动是一种理性活动”,不仅不能否定立法从现实出发的要求,而恰恰是这一要求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怎么能够把“理性活动”与“从实际出发”原则对立起来呢?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原则,那么在起草新闻法时,就应该考虑社会主义的法的要求,着力于调查研究我国新闻工作的实际情况,首先是把现实生活中已经获取到的新闻自由和权利,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把多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新闻改革的新鲜经验与文化,上升为法律,而不应该把那些现实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难以实现的东西写进新闻法中去。即使在今后有可能实现的“理想化”的东西,但由于现阶段没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多数人对此又缺乏精神准备,也不必匆匆忙忙地写进新闻法,因为我们制定的是要施行的新闻法,而不是要争取实现的新闻纲领,更不是在进行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
  (二)
  搞所谓的“超前”立法,这个“超前”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不确定的东西。多少年才算“超前”,很可能一个人有一个看法,一个人有一个标准。而“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1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共同准则,不应有不同的和不确定的标准。
  立法从实际出发,不搞“超前”,是我国立法工作的成功经验。建国以来,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1948年制定《共同纲领》时,有些同志曾提出《共同纲领》中要明确写上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个意见经过讨论没有被接受,这并不是否定中国今后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考虑到刚刚解放,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新解放区的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又十分陌生,对搞社会主义不但没有经验,而且缺乏精神准备。五年以后,在1954年宪法中,就明确写上了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共同纲领》总的来说是一个好的文件,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但对比1954年、1982年两部宪法,《共同纲领》个别条文也有“超前”情况。如《共同纲领》的第5条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中,就明确规定人民迁徙的自由权。而1954年宪法、1982年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中,则没有迁徙自由的权利。按照理性的要求,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应有迁徙自由权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07660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