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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论“一国两法”与域际法律冲突
【作者】 翁其银【分类】 国际私法
【期刊年份】 1990年【期号】 12
【页码】 1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7683    
   随着1997年和1999年第一个和第二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设立,我国将从“一国一法”变为“一国两法”,从单法域变为多法域,从而各法域之间将出现别具特色的法律冲突,面对这种即将出现的法律现象,我们应作深入细致的超前性探究,寻找最佳对策,使之成为我国走向全面法治的契机。
  一、域际法律冲突的产生
  法律冲突,指不同制度的法律对同一问题的规定不同而导致效力上的抵触。仅就空间而言,法律冲突可分为两大类,即国际法律冲突和区际法律冲突。前者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后者指一国内部不同法律制度的行政区之间的法律冲突。1997年和1999年以后的我国国内法律冲突,当然不是国际法律冲突,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际法律冲突,而是专指在我国大陆(或内地,下同)法域统一实施的全国性社会主义法律与在香港,澳门等特别行政区各法域继续实施的地区性资本主义法律之间的冲突,即特别行政区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如果用“区际法律冲突”加以表述,容易引起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是各自独立的法域,相互之间也有法律冲突的错觉。因此,笔者认为以“域际法律冲突”一词来概括这一奇特的法律现象较为适宜。(国外学者也曾使用过这个词,那是广义的“区际法律冲突”,本文探讨的是狭义的“域际法律冲突”。)与此相关,笔者用“跨域民事商事法律关系”(以下简称“跨域民事法律关系”)取代“涉外民事商事法律关系”,以避免将特别行政区视为“外境”乃至外国的误解或曲解。
  区际法律冲突多存在于联邦制国家,一般不存在于单一制国家(英国的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民法冲突属于特殊情况)。而作为区际法律冲突特殊形态的域际法律冲突,之所以于20世纪90年代将出现在单一制的我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条件。这些背景和条件是由“一国两制”构想的逐步落实而造就的。
  首先是“一国”中的“两制”,意味着1997年和1999年以后,我国将至少50年之内并存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与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即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或称主体法域,和香港、澳门等特别行政区原有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或称非主体法域保持基本不变,这将是“一国两法”条件下奇特态势的法域新格局。由于各法域的法律制度不同,特别是由于主体法域与非主体法域法律制度本质上的差异,在许多同一问题上必然会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如对于婚姻,大陆法律提倡婚姻自由,婚姻自主,凡年满22岁的未婚男子与年满20岁的未婚女子,都可以自主缔结婚姻。香港法律却规定:只有年满21岁的男女才能自主缔结婚姻;年满16岁的男女虽然也可以结婚,但必须征得双方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至于同一行为,某特别行政区法律认为是合法的,大陆法律却可能认为是非法的,同一合同,大陆法律认为是有效的,某特别行政区法律却可能认为是无效的情况,将更为常见。诸如此类对同一问题大陆法律与特别行政区法律的不同规定,以及某一特别行政区法律与另一特别行政区法律的不同规定,是我国域际法律冲突产生的第一个前提条件。
  其次是“两制”下的“一国”,世界上不少地区的法律制度都相歧异,对同一问题的规定更是千差万别,却不一定就构成区际法律冲突或域际法律冲突。只有当这些系同法律制度对同一问题存在不同规定的地区,同属于一个主权国家有效行使其主权的范围之内时,才能而且必然构成区际法律冲突或域际法律冲突。1997年和1999年我国政府分别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并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31条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之后,在“一国”范围内大量跨域法律事实才会将大陆法域与特别行政区法域以及特别行政区法域之间的不同法律规定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我国特有的法律现象——域际法律冲突。因此特别行政区置于我国统一的版图之内,这是我国域际法律冲突产生的第二个前提条件。
  与香港、澳门问题不同,台湾问题纯属我国内政。但是,由于台湾现行的法律是在国民党原在大陆实施的《六法全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六法全书》已于1949年被宣布废除,因此从理论上讲,台湾对内不是一个法域,与大陆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法律冲突。只有当台湾回归祖国,接受“一国两制”方针,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之后,才能作为一个被承认的法域,与大陆法域及其他特别行政区法域并列,从而产生相互之间的法律冲突。
  二、域际法律冲突解决的原则
  1997年和1999年我国第一个和第二个特别行政区设立之后,特别是将来台湾回归祖国,我国第三个特别行政区设立之后,各法域之间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将日益发展,各法域人民在这类活动之中结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将日益纷繁,域际法律冲突必然随之日益突出。与“一国两法”密切联系的我国域际法律冲突,较之一般意义上的区际法律冲突深刻得多,复杂得多,如何加以妥善解决,将成为理论界和司法界面临的一大难题。笔者认为,将来在解决我国域际法律冲突中似应特别注意以下几项原则。
  (一)四域一国原则。在今后特殊单一制的我国,特别行政区再特别,它们仍然只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再大,这些权力和权利仍然只是中央授予的,而不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在今后任何时候,我国仍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只有一部宪法,只有一个国籍,只有一个国际法主体。因此,任何特别行政区都是我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部分;任何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都是今后我国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我国公民都只能具有一个国籍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不能同时具有其它国家的国籍。在探讨和解决今后我国国内法律冲突时,更要始终坚持“四域一国”的原则,决不允许将特殊单一制视为联邦制乃至邦联制,将特别行政区与联邦制国家成员国或邦联制成员国等同看待,决不允许将域际法律冲突蜕变为国际法律冲突。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特别行政区相互之间,尤其是特别行政区与大、陆之间,包括法制在内各方面情况差异极大。即使在1997年和1999年我国政府分别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即使将来台湾回归祖国之后,各法域之间,特别是大陆法域与特别行政区法域之同,人员仍然不能自由流动,进出手续比具有双重国籍的联邦制国家还将严格得多。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2条第4款规定:“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须办理批准手续,其中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定居的人数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确定。”这预示着,在特别行政区之间,尤其在特别行政区与大陆之间,将存在无形的、看不见的东西——域境及与之相关联的域籍(不是省境与省籍。在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省境关卡及与之相关联的省籍)。对此,我们应该注意两点:第一,提防将域境、域籍变为国境、国籍,破坏“四域一国”原则。对这类问题,港台学者也很关切;第二,可以大胆地将“域境”、“域籍”这类新概念明朗化,把它们引入域际法律冲突理论,使之成为域际冲突法的连接点,有利于域际法律冲突的解决。如“域籍”可以作为当事人属人法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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