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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互联网法院建设对民事诉讼制度的挑战及应对
【英文标题】 The Challenge of Internet Courts to Civil Action System with Countermeasures
【作者】 郑旭江
【作者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讲师},浙江理工大学网络法研究所{副所长}
【分类】 法院【中文关键词】 互联网法院;管辖;送达;电子证据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10
【摘要】 作为全新的制度设计,互联网法院既是电子法院基础上的全面升级,又是智慧法院范畴下的专门法院,具有内部管理和外在服务的集成性,治理领域和司法应对的专门性,适应时代和创设制度的变革性。互联网法院在实践中主要面临诉讼管辖问题、电子送达问题和电子证据问题的挑战,我们亟待在融合规则和技术的基础上,完善协议管辖中的提示规定和操作流程,重构电子送达中的“同意”方式和“送达”机制,引入新型技术发展电子证据的认证规则和司法实践,从而实现互联网法院追求的高效便捷与权威公正,满足“互联网+”时代纠纷解决在线化的社会需求。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278    
  
  编辑提示:信息和数据技术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司法带来了挑战。为应对挑战,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首次提出了“智慧法院”的概念。2017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智慧法院建设的意见》,并于2017年8月18日在杭州成立了首家互联网法院。互联网技术与司法结合的过程,也是科技挑战传统诉讼理念的过程。如何应对其对传统管辖制度的挑战、电子证据制度如何适用以及电子送达制度如何完善的问题是目前显现出来的三个突出问题。本期特别策划邀请一线法官和长期研究该类问题的学者围绕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其观点既有暗合也有碰撞,更有对智慧法院发展前景的预测和展望,以期通过这样的对话对实践中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借鉴和参考。
  前言
  2017年8月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成立。作为承担司法机关深度拥抱互联网的“先锋”,需在各个诉讼环节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因此,它不能只满足于电子商务网上法庭的“翻版”,不能止步于现实法院的网络“迁移”,而是应成为完善网络治理、提高网络法治水平、探索互联网审判新模式的新起点。但是,互联网法院与电子法院、智慧法院具备何种关系?智慧法院的建设对现有民事诉讼制度会产生哪些挑战?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现有规范和制度改革的潜在张力?这些问题都亟待法律人的深度回应。
  一、互联网法院的性质
  互联网理念和技术对司法制度的影响之一就是现实法院的科技嵌入和机制变革,电子法院、互联网法院和智慧法院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司法应对互联网时代的主要举措。
  (一)从发展阶段看,互联网法院是电子法院的全面升级,具有内部管理和外在服务的集成性
  互联网法院,也被译为“Cyber-Court”,“Virtual Court”或“Internet Court”。虽然电子法院(E-Court )的技术已不新鲜,但我国学界尚未对电子法院有确切的定义。早在1985年,英国迈凯勋爵(Mackay)就创立信息技术与法院委员会(ITAC),专门指导和研究法院电子信息技术。1993年,世界上第一个电子法院雏形诞生在美国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 )。2003年,密歇根州正式设立了美国第一个面向公众的完整电子法院。[1]电子法院一直存在“管理论”与“服务论”的争议。“管理论”以内部管理为基础,强调电子法院是通过信息化建设来进行审判质效评估、信访信息管理与案件管理,无需改变法院传统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原则。“服务论”则以推行电子诉讼为目标,将电子法院定位于以当事人为中心并建立一种在方便的时间、地点为受众提供司法服务的虚拟法院。吉林省“电子法院”,四川省“电子法院”,杭州市余杭区“电子法院”等就是“服务论”理念的例证。[2]世界各地零星设立的电子法院在理念、技术和组织层面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但正是在电子法院的基础上,互联网法院才有了前期的实践经验,使得法院的电子化和信息化建设从分散走向了集成。法院的人、财、物、案以互联网的方式重组升级,司法机关的各项职能行为方可从物理世界延伸至虚拟空间。
  (二)从发展趋势看,互联网法院是智慧法院追求网络空间法治化的本质需要,具有治理领域和司法应对的专门性
  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智慧法院”的概念,其目标就是通过推进法院信息化建设的转型升级,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2016年2月,周强院长在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专题讲座上更清晰地提出智慧法院的宏伟蓝图,发布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的建设规划。[3]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指出,智慧法院是人民法院充分利用先进信息化系统,支持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实现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组织、建设和运行形态。从技术角度分析,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都属于计算机技术范畴下的重要分支,互联网法院和智慧法院都将涉及两大技术。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智慧法院在网络空间治理上的专门应用,通过在互联网经济发达、涉网案件众多的杭州设立专门法院,能够有效回应涉网纠纷解决的司法需求,打造开放包容、协调统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从而在互联网时代建立有效和专门的审判机制。[4]
  (三)从发展特质看,互联网法院是在互联网时代实现高效与公正裁判的司法创新,具有适应时代和创设制度的变革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司法创新源于社会需求。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世界各国都积极探索网络审判的新机制。周强院长在多个场合表示,“信息化建设和司法改革是人民法院工作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从而奠定了当前法院系统的工作基调和发展方向。互联网法院就是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搭建能在网上实现各种诉讼功能的一体化系统。信息化建设对传统法院各个环节的影响、渗透和变革将使得现有的法律体系与互联网法院产生一定程度的脱节乃至冲突。尤其在诉讼法领域,当时的立法者无法想象今时的互联网法院最新形态,就如今日的我们无法预测明日的互联网法院所有细节。但在可预期的未来,互联网法院势必会重构现有的诉讼流程,改变法院的组织结构,重塑法律法规的条文规范并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法律理念、行为习惯以及司法预判。
  二、互联网法院给民事诉讼制度带来的挑战
  (一)诉讼管辖问题
  总体来看,学界关于涉网案件的诉讼管辖问题具有3种解决方案:保守型、革命型与改良型。保守型模式认为既有规范无需改变就可解决涉网案件的管辖问题,革命型模式认为需根据网络无疆域的特点建立全新的管辖制度,而改良型模式则基于网络空间“技术一社会”的双重结构性,主张在传统规范的基础上结合网络空间和涉网案件的特性来改良现有规范。[5]在互联网法院目前涉及的网络民事案件管辖权方面,学界历经管辖权相对论、新主权理论、网址基础论、技术优先管辖论、最低限度联系理论、滑动标尺理论等不同阶段。目前学界已渐趋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通过解释将现有规则适用于涉网案件管辖法院的判断之上。[6]
  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和《关于杭州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的规定,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杭州市基层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下列6类涉网案件:1.互联网购物、服务、小额金融借款等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和《民诉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因此,以位于杭州的网络平台为被告的,原告可向互联网法院起诉。2.互联网著作权和侵权纠纷。根据《民诉法解释》第25条的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因此,信息设备所在地和被侵权人住所地在杭州的也可被互联网法院管辖。3.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人格权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8条和《民诉法解释》第24、25条的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因此,原被告其中一位在杭州或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信息设备位于杭州,原告便可选择互联网法院作为管辖法院。4.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侵权纠纷。互联网法院公布的首批10个经典案例首次明确职业打假人的概念,确定了职业打假人价格欺诈的判断标准;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的地位及责任范围,确立了“通过网络交易平台引发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件,消费者仅起诉网络交易平台的,应追加店铺经营者为被告,否则不予支持”的裁判规则。[7]5.互联网域名纠纷。虽可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ICANN )和《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UDRP )进行域名争议仲裁,但选择诉讼仍是此类争议的重要解决方式。此前的域名纠纷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并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管辖。互联网法院专属管辖杭州辖区内的所有域名纠纷,可谓是一种突破和创新。6.因互联网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实施行政管理引发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统一由互联网法院进行管辖,增强了统一性和便利性。
  综上所述,互联网法院的管辖问题主要涉及特殊地域管辖和协议管辖。以涉网合同纠纷为例,当事人可在众多要素中选择法律事实发生地来作为网络空间和现实法院的管辖连接点。[8]随着互联网经济的持续发展,互联网平台为解决潜在纠纷,往往会要求消费者采取签订包含管辖条款的格式合同的方式来事先确定管辖法院。但目前的协议管辖规则已不足以应对纷繁复杂的商业实践,我们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没有规定当事人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期间,没有说清何为“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更没有说明在已合理提请注意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协议本身是否显失公平。[9]
  (二)电子送达问题
  送达是法院与当事人的纽带,是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更是推动诉讼程序的必要环节。但“送达难”“送达累”和“送达乱”一直是困扰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难题。“送达难”体现在“门难进”“人难找”和“字难签”。“送达累”体现在工作过程琐碎繁杂,人力资源重复低效。“送达乱”体现在各地法院送达方式的紊乱。互联网法院旨在打造“无纸化办公”和“掌中法院”,因此电子送达是其减轻诉累、便利诉讼的首选。
  究其本质而言,送达问题并非技术问题,而是理论问题。早在2015年11月2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通过淘宝平台的数据锁定当事人的常用电话、地址和其他信息,提高送达率。《民事诉讼法》第87条也规定,“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预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更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登记立案时要求当事人确认送达地址”“同意电子送达的,应当提供并确认接收民事诉讼文书的传真号、电子信箱、微信号等电子送达地址”。技术上的电子送达已非障碍,但是同意电子送达的当事人往往不存在送达难的问题,真正有送达难的当事人却往往不同意电子送达。
  为了解决电子送达的挑战,互联网法院对“同意”电子送达和电子送达的“成功标准”的理解将是决定其送达效率和当事人知情权的关键所在。从“同意”方式来看,有明示同意和默示同意之分,明示同意是指受送达人明确以送达地址确认书或其他方式明确同意电子送达方式。默示同意是指受送达人虽然没有明确同意,但在收到电子送达的司法文书后,直接或间接回复该文书,或根据该文书为一定的诉讼行为。从“同意”效力来看,有概括同意与个别同意之分。概括同意是指受送达人一旦同意电子送达后,即表示同意接受法院所实施的所有电子送达行为。而个别同意则指受送达人对法院的每次电子送达行为均需作出同意表示。明示同意和个别同意显然能最大程度上保护当事人的知情权,而默示同意和概括同意则能最大可能上发挥电子送达的便利性。按照《民诉法解释》第136条的规定,“受送达人同意电子送达方式的,应当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予以确认”,我国实质上已采取明示同意主义与概括同意主义相结合的送达模式,一方面通过明示同意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另一方面通过概括同意模式提高送达效率。[10]从电子送达的“成功标准”来看,我国有阅读主义和到达主义之分。《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但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与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日期不一致的,以受送达人证明到达特定系统的日期为准。”《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审理规程》(以下简称《审理规程》)第1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被告已上网查阅了相关材料,但未按规定关联案件,视为已经完成送达”。可见,我国始终采纳到达主义标准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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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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